接着上一篇随笔的思路继续写，列宁设想的苏维埃政权，打碎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废除了私有产权，全社会转变为一个大工厂，中央计划委员会承担了社会账簿的会计工作，因为，在资本主义薄弱环节发动武装起义夺取全国政权之后，需要等待一段漫长的时期才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一段时期，就是社会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基本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在激励理论的视角下，各尽所能是一项无法观测从而无法监督实现的目标。可以接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充其量可以重新表述为这样的待定公式：依照按劳取酬的实现方式能够提供的劳动激励，社会成员们在相应程度上各尽所能。因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们穷经皓首试图澄清的或多或少可以实施的分配原则永远围绕着“劳动价值”怎样测度这一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展开。现在多数经济学家相信，马克思搞错了。姑且不承认庸俗经济学家的三要素假说，仅从马克思的立场想象未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无数可能涌现出来的未来秩序当中，马克思当时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一种情形居然占据了主导，那就是德鲁克1994年著作描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即“知识社会”，在知识社会里，不再有资本家和工人阶级这样的非本质性的划分，因为知识社会的财富源泉依赖于于知识如何分工以及每一位知识劳动者掌握的专业知识如何定价。

马克思的思想方式是实践论的（当然不能理解为毛泽东阐释的实践论），故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解释，他不愿意想象未发生的社会秩序从而流于空想。可是，涌现秩序的本质就在于，微观的个体永远无法预见全部可能涌现的秩序。线性历史观的错误就在这里，持有这类史观的人很容易根据他们理解的历史来想象未来。其实，历史怎样被他们理解以及根据他们的理解最可想象的未来秩序涌现出来的概率是否很大，以及，这是最要命的，那些以最小概率涌现的未来秩序，可能突然转化为涌现概率足够高的秩序，可以称为“非线性史观”，或非严格决定论的历史观。很可能，今天看来，恰好因为马克思本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实在影响太大，以致资本主义社会的辩护士们逐渐寻求缓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然后诱致了知识社会的涌现。

回来继续探讨“按劳分配”的实施者们怎样测度“劳动价值”这一社会主义经济学基本问题。在知识社会里，劳动的价值依赖于劳动者头脑里的知识的价值。晚近突然成为当年最热议题的是皮凯蒂的那本《21世纪资本论》，承接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对《财新》记者说他坚持命名这本书为《新资本论》。因为，他和他的美国合作者们多年来的统计分析意味着，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在世界范围内，日益两极化。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是真实的：占人口不足1%的人群掌握着99%的财富。这一发现支持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的预言，虽然，围绕统计分析的这一结论仍有很多争论。

这些争论，最令人信服的一项意见是，在当代美国社会（这些统计分析的数据的主要来源）1%最富的人当中占据显著比例的是互联网精英，而且因为纳斯达克允许创业者持有99%的IPO股份，因此，当1%的流通股即公司股价上升时，这些创业者的财富急剧膨胀。或许，皮凯蒂观察到的仅仅是这些新财富的账面数字，当然，还包括这些互联网公司高管的收入。

不论如何，这里出现的，正是德鲁克在上世纪末叶描写的知识社会。互联网精英的高收入以及财富聚集速度，依赖于他们头脑里的知识，而不再像马克思想象的那样依赖于他们掌握的物质资本存量。关于知识社会的经济学原理，目前还在被发现的过程中。我的论述和分析，为使结论不敏感依赖于正在形成的原理，不宜显著依赖于这些原理。

可信赖的结论是，中国社会改革以来的经济发展，显著依赖于知识社会的发展，以及中国进入知识社会的程度。因此，当社会正义成为目前中国人普遍关注的议题时，财富分配的两极化现象在多大程度上源于知识社会的上述分析，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应当慎重判断的。我自己相信，财富分配在中国的两极化过程主要源于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以及由此而来的权力寻租和财富不正当聚集。如果我相信的真确，那么，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必将受到毫无进展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拖累，甚至，因为精英失灵而陷入长期停滞，最终可能导致政权解体。

我们看到，一方面，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则，不论执政党坚持的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还是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必须尊重知识社会的财富原则。另一方面，本应在2003年或更早阶段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至今不能展开，以致权力寻租成为官场文化和官僚行为的核心预期。在这一局面之内，反腐败运动既不能整体搁置官僚机器又不能允许官僚机器像以往那样按照权力寻租的预期运行。唯一的出路，其实我们早已说过多次，就是依靠市场，让那些早已瘫痪的官僚机器彻底瘫痪——解雇相关的公务员，将部委权力还给市场。我承认，这一思路可能导致休克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