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我认为最新出版的特斯拉改变世界，诸友可读，因为，第一作者是中国人（他过于浪漫了），第二作者是塞尔维亚的特斯拉学者。他们于2019年开始收集特斯拉的最新资料，2020年结束。这本书开篇就吸引我的听觉，不能释卷。

这些最新的特斯拉资料显示，列宁曾两次邀请特斯拉访问苏联。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为争夺特斯拉手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以致，美国政府不得不“销毁”全部特斯拉手稿。 

“1941年，苏联第一次使用特斯拉的气象控制武器。当时纳粹德国已经占领了波兰和巴尔干诸国，下一个目标便是向苏联进攻。苏联为了抵挡德军的疯狂进攻，准备首次使用刚刚研究出来的气象武器。十月德军大举进攻莫斯科，朱可夫将军组织莫斯科保卫战，启用了特斯拉的气象控制技术——“台风”计划。一个月暴雨不止，让苏联的土路变成泥沼，坦克和重型武器陷入其中不得动弹，不得不依靠拖拉机或者牛马车来牵引，这极大影响到德军的推进速度。德军步兵在泥泞的路上艰难向莫斯科跋涉，在齐腰深的泥水中拼命往前。没有坦克协同，没有空中支援，重型火炮也被丢在身后。特斯拉的气象控制技术，助莫斯科保卫战大获全胜。德军共有五十个师遭到重创，伤亡近六十万人，损失坦克一千三百余辆，火炮两千五百门，汽车一万五千多辆以及大量技术装备。这是德军自开战以来遭到的第一次大败。据解密的苏联档案，斯大林命令苏联科学家运用特斯拉的气象控制，进行人工降雨。在秋初德国刚开始进攻的时候，苏联很多地方强烈降雨，降雨的作用有两点：一是使天气快速降温，二是使道路泥泞无法前行。果然，这个目的达到了。秋末，苏联开始大幅度降温，莫斯科周边迅速达到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低温。德军的坦克部队被陷于泥泞的路上行进极其缓慢，紧接着气候突然变得异常寒冷，德军重武器和装甲部队全部受困，使希特勒速战速决地占领苏联的战略目标化为泡影。不但如此，莫斯科保卫战也彻底改变了战局。四年之后，苏联军队的战旗飘扬在德国柏林的大地上。这就是苏联第一次使用气象武器所取得的重大胜利。1940年，美国启动了“凤凰计划”，该计划就是按照特斯拉的气象干扰原理而设立的。1943年初，美国一个小分队的士兵突袭德国占领区的波兰，采取人造浓雾的天气来掩护部队进攻。但是，浓雾出现之后，小分队也随之消失了。这之后，美军进入意大利阵地，采取飞机喷洒干扰伏尔加河沿岸地区，人工制造了五千米长的浓雾层掩护士兵渡河。1949年，在杜鲁门总统的授意下，美国军方在佛罗里达的达帕坦湾空军基地建立了著名的“麦金莱”气候控制实验室。在武器实验的同时，实验室也制造了十多种可以在实战中操作的天气武器，可以有效地配合美国军队战争的需要，而这些天气武器也确实在二十世纪末以后的二三十年间派上了用场。曾经担任过美国国防部国际研究和技术协会的专家劳维尔·彭特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曾于1970年对古巴实施了代号为“蓝色尼罗河”的气象战演习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军对古巴“上游”的云层播撒碘化银，使带雨云层在到达古巴之前先把雨降落下来，造成了古巴反常的干旱天气，严重影响了古巴境内的农作物生长，使糖类作物的生产没有完成预定的指标。1976年7月4日，苏联开启了三个巨大的四千万瓦特频率为十赫兹的极低频特斯拉放大发射器，播放巨大的脉冲电磁场，启动气象控制实验。这个信号的特点是像密码机一样，每次敲动十下，然后间隔一秒钟，再次敲动十下。其频率范围更是集中在非常危险的十赫兹极低频段，因此听起来像嗡嗡声或是啄木鸟发出的声音。开始人们都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信号。但后来美国气象组织突然发现，北美天气在出现这种信号后经常发生异常，于是才开始重视起来，把该信号命名为“俄罗斯啄木鸟信号”，同时开始寻找其来源。经过多方侦查后才发现，原来这个信号来自苏联地区乌克兰境内的基辅。该地架设了一面特大的发射架，不停地向空中发射极低频电波，在空中形成巨大的阻断层，使高空的气流改变路径，并且将正常天气气流的前锋阻断。这些特斯拉发射器产生巨大的“站立式”极低频波，形成一个巨大的高压阻挡系统，改变喷射流的正常模式，迫使它向北，并实际上减慢系统的正常流动模式来改变天气。根据1981年2月的《步调新闻》报道，苏联人曾经在1980年将他们的极低频“啄木鸟”信号关闭了一小段时间。报道说：“在这段电波沉睡时期，北半球的高空气流归于正常。但随着苏联极低频发射的恢复，气流又一次受到持续的高压脊影响而发生偏离。”这是极低频控制天气形势的又一实证。《窥镜》杂志描述了俄罗斯的极低频效应：某些频率的电磁信号可以通过地球传播，根据使用的频率、聚焦、波形等，可以诱发各种影响，例如：引起地震；遥远的集合点，目标区域上层大气的严重干扰和异常的天气影响……这些被称为特斯拉最初发现的“特斯拉效应”。在俄罗斯实验开始一年后，美国政府进行了一项极低频实验，在威斯康星州北部六个县制造了巨大的降雨。高达每小时一百五十七千米的风速摧毁了一个广阔的区域，极低频产生的风暴摧毁了威斯康星州的菲利普斯，还摧毁了三十五万英亩的森林，并造成了五千万美元的损失。行星清洁能源协会（PACE）《时事通信》描述了这场风暴：“暴雨活动被描述为当雷暴云的顶部倒塌导致大量风力直降时发生。美国政府的发射器发出大约一百二十万瓦特能量进入地面。接地连接位于天线的两端，另一端连接形成一个天线环。通过改变频率来发送信号。天线在下午一时开始传输，从七十六赫兹转换为七十二或八十赫兹脉冲，速率为每秒十六次。设置共振电路的极低频变送器的动作重复了雷暴活动期间在自然界中发生的过程。”气象干预在美苏之间越发不可收拾，世界各国的担忧也越来越重。1976年10月10日，联合国通过了“禁止军事或者任何其他敌对性利用环境改造”的条约。该条约在1978年10月5日正式生效。1992年，联合国又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再次肯定禁止改造气象用于军事的条约内容及其意义。麦克·卡苏度沃斯基于2000年11月26日发表了《气候变化：华盛顿的新世界秩序武器》一文，他说：“美国人和俄罗斯人已经具备了操纵世界气候的能力。”世界著名科学家汝萨利·博通博士证实：“美国军事科学家正致力于将天气系统作为潜在的武器。”戈科纳前哨基地，位于美国阿拉斯加州威廉王子湾以北，被悄然建造。这项价值三千万美元的项目委婉地命名为HAARP（高频主动极光研究计划），旨在将超过一千七百兆瓦（十亿瓦）的辐射功率发射到电离层——地球大气层上方的带电层。最近的科学证据表明，HAARP已全面运作，它是作为战略防御计划的一部分，并有可能引发洪水、干旱、飓风和地震。从军事角度来看，HAARP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可能构成一种征服工具，能够有选择地破坏整个地区的农业和生态系统。该装置是射电望远镜的逆转，只是传输而不是接收。它将“沸腾高层大气层”，在扰乱电离层后，辐射将以长波的形式反弹回地球，穿过我们的身体，地面和海洋。HAARP系统旨在操纵电离层，电离层位于地球上方约三十千米处。地面上的发射器或HAARP设备是一个相控阵天线系统、一个大型天线场，设计用于聚焦射频能量以操纵电离层。射频能量可以通过其他发射器永远不可能的方式或在新设施的功率水平上进行脉冲、整形和改变。天线阵列被称为电离层加热器。大多数情况下，电离层加热器由大学和研究机构运营。斯坦福研究所（SRI）国际公司利用国防核能机构的资金开发了许多高频传输程序。然而，为HAARP建造的最新的多用途工具是从菲利普斯空军基地开始的。” 

去年北京海淀区的极端天气，专家也说，是从电离层开始的，垂直雷击，毁灭了圆明园公园里数百棵大树。 

“莫斯科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对美国开发一种定性新型武器的计划表示担忧。“根据高频主动极光研究计划（HAARP），美国正在制造新的整体地球物理武器，可能影响整个地球。”国家杜马在发布的呼吁中说。吉姆第二天给他发了一份传真，上面写着HAARP是军事机构选择的首字母缩略词，用来命名他们的项目，其中包括地面上的大量天线，在调频上射出数十亿瓦的电磁能量穿过大气层。这将是世界上最大的载波！吉姆担心这个HAARP项目所发出的电磁能量会对飞机上的机载系统产生什么样的电子干扰。那天晚上，克莱尔坐在他的短波设备前向无线电操作员询问HAARP发射器的事情。他了解到，也有其他国家将类似的电磁能量发射到高空进行实验已经很多年，但是HAARP将是最强大的，在高层大气层中具有前所未有的能量粒子功率水平。”

“1943年1月13日，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最高领导人发来了唁电，高度评价了特斯拉伟大的一生。

全文如下：

尼古拉·特斯拉，一个幻想家、发明家，也是世界上第一台实际可用的交流电发电机的发明人。他的一生，改变了全世界电能的大规模开发和应用，从直流电系统变成交流电系统，现在到处在使用。他是交流电机和感应电机的创造者。他是发明、设计、制造、运行输送和接收无线电设备的先驱，他不仅仅是第一个采用无线的方式输送大量电能的人，也是第一个以他自己的方式，利用他的无线输电站，从远处将交通工具成功移动。他所用的交通工具是船只，完全采用无线电传输的电能运行和控制。他是“特斯拉线圈”的发明人和制造者，开发了超高压的电能和电流，他成为该研究领域最勇敢的实验者，因而成为人类第一个传输上百万伏电压电流的人。

他是第一个掌握制造紧凑和重量极轻的高速蒸汽发电设备的人，他也是第一台高速、转碟、粘性汽轮机的发明人和制造者。他作为一个闻名于世的有高度使用价值的机械和电力设备的杰出制造者，在无线电和电子领域，毫无疑问他是一名杰出的先驱。他明确预见，远远早于其他人，开发了许多后来和现在都在使用的设备。他是在整个应用物理领域最有先驱性的人物。尼古拉·特斯拉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个电气方面发明家之一，在他自己的领域，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交流电和高压电流方面的天才。

尼古拉·特斯拉，列宁的朋友，艺术家，哲学家，勇敢的科学探险家，人民深切悼念您，您所给予人们的远远超过你所得到的，在发明和科学界的同行将怀念您，您是一个无法替代的人。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团主席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首席工程师和发明家

罗伯特·肯普执笔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纽约办事处主任

特洛伊送达” 

我长篇摘录特斯拉最新传记的最后一章，是要引出下面这一段文字，它来自吉尔伯特·西蒙东1967年讲稿的2023年英译本《想象与发明》的“意象”部分的结论：结论：发明在形式上类似于环境的改变（寻找新环境的愿望实际上是失败的发明的替代品），它与先前的形象的区别在于，它在数量级上发生了变化；它不是作为其精神装备的组成部分停留在生物体内，而是跨越生物的时空界限，与它所组织的环境联系起来。实际上，通过发明实现的超越个体主体的倾向，几乎包含在图像周期的前三个阶段中；在体验对象之前，动机的放大投射是隐含的世界内部部署的假设；作为接收事件信息的主观系统的知觉类别，假定了一种普遍的应用；最后，记忆图像的象征性联系，虽然它以向心的方向表达主体对构成其历史的情况的依恋，但它也为可逆性的使用做好了准备，即将这种联系转化为通向事物的途径。在其产生的三个阶段中，心理图像都没有受到承载它的个体主体的限制。这种相对的外在性体现在发明中，即创造物作为环境组织者的位置。创造物不是物质化的形象，也不是像世界中的其他物体一样被随意放置，以便用人为的补充来压倒自然；它（通过其起源）仍然是（通过其功能）生命与其环境之间的链接系统，是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交流的双重点。在社会物种中，这个点是三重的，因为它成为了个体之间关系的一种途径，组织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三重点也是社会组织者。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创造对象的系统——在与自然的关系的双重视角下，通过该系统的运作，倾向于成为兼容领域的有组织的超级集，以及与社会的关系的有组织的超级集，这些超级集可以作为协同作用来组织——构成了个体的外壳。 

袁景琳：汪老师，去年7月那场极端天气暴雨，树倒伏事件是这个特斯拉天气原因吗？好像清华也有树倒伏事件。

汪丁丁：我这只能推测，没有任何证据，根据的是休谟的“相似性原理”。

袁景琳：收悉，谢谢您的解惑！ 

汪丁丁05:15：斯密《国富论》唯一正确的命题，斯蒂格勒在两百年之后对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学生们讲过，就是第1册第1卷的第1、2、3章的劳动分工命题。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教授“逻辑学与修辞”，同时，休谟在巴黎迅速成为“沙龙宠儿”。稍后，斯密跟随一位公爵访问巴黎，结识了法国“重农学派”的核心人物，并意识到魁奈（宫廷内科医师）发表的“经济表”就是自己试图构思的经济学。斯密回到苏格兰，立即辞去教授职位（他服务的公爵为他提供了优厚的年奉），努力撰写《国富论》。斯蒂格勒表扬的唯一命题是这样的：劳动的分工有三大好处，1）提高了手的技巧，2）节约了转换工序的时间，3）增加了发明工具的机会。然后，在第3章，斯密指出，劳动分工的深度受到市场广度的制约。斯蒂格勒就此撰写了一篇重要文章，“division of labor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他手绘的那幅插图，出现在我几乎每一年的心智地图里，因为那是收益递增经济学必须面对的插图。

可见，斯蒂格勒认为斯密《国富论》五卷能留存于世的只有“劳动分工的三大好处”这一命题。两百年来，学院派的经济学家们，几乎每隔十年就要发表至少一篇重新考察斯密这一命题正确性的论文，标题里常见“the pin industry”这类短语。这是因为，斯密很少深入调查劳动分工，他唯一调查了的，是他称为“制针业”的几家工厂。 

1993年我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演讲时，引述了斯密的上述命题，然后对听众解释：手的技巧之改善，就是后来的“人力资本”理论。转换工序的时间之节约，就是后来的“产业布局”理论。发明工具的机会，就是后来的“资本理论”。其实斯密并不知道后来有这样伟大的发展，他当时只希望尽快出版这本书，抢在重农学派之前。与休谟相比，斯密的功利心太强，这是思想史家的共识。可是学院派的经济学家务求使每一理论寻根到斯密，所以才有了上面的三大发展。 

现在我请诸友想象，制针业的“针”这一观念里，究竟有什么样的具体的针？

我理解诸友很忙，原本周末四个半天的课程，居然变成连续三个月的微信讨论！好的。

秦瑞：上传《收益递增》37页拍照 

汪丁丁：@秦瑞 哈哈哈，秦瑞读书认真！不过，我的讲义，没有说，他们在制作的是什么样的“针”。我现在要将这个课程群的全部讨论，回顾一次。

秦瑞：我记得看过这一页，翻出来再看一次。

我目前了解的针，有缝衣针、大头针、手术针、老唱片机针。

当时的针有可能是缝衣针，从钢材到拉伸成针，再到针头，针孔，包装。。。人员增多，工序增多，分工越来越细，效率越来越高，产量越来越大，于是有了人力资源的岗位职责，再往后就是自动化对工具的要求出来，然后是老师说的产业布局和资本的介入。局限性在于，很难同时做好各种市场的针，因为市场调研、规模经济和成本问题约束。 

其实这个图，我不是很理解。就是关于“市场广度如何制约劳动分工”，如何收益递减和递增？ 

汪丁丁：表扬秦瑞！你不理解斯蒂格勒这张图，太正常了，因为，我只能在课堂上讲解他的思路。其实，我在讲义里解释了。斯密考察的制针业的“针”，咱们几乎不可能想象出来。于是，我在准备E24心智地图时，直接询问Perplexity，它建议我到史密森学会去找找。果然，我见到了美国总统华盛顿从伦敦购买的“针”，并截图如下。 

另一个案例，也许更好。乔布斯重返苹果公司之后设计的第二款伟大产品就是iPhone，这款产品结合了以往没有被整合在一起的几项功能，成为后来全世界手机的模板。在这些功能当中，彻底改变了手机使用习惯的功能，称为“多点触控”屏幕技术。可是，乔布斯在刚主持苹果工作时，曾取消了这一研究项目，直到他萌生了iPad的“意象”。在美国专利局2010年接受的专利申请当中，有一项，至今被学界认为是荒唐的申请。那就是，乔布斯和艾维以及另外八名苹果员工联名的专利“圆角屏幕”设计。此后，例如，现在我们看到的国产手机，大多不是圆角的，否则，就要缴纳专利费。我细看华为的两款手机，和荣耀手机，除了第一代非凡大师很接近苹果ipad的圆角设计，后来的手机，都不再接近苹果圆角，你们看看国产的各种“平板”也都如此。回到核心功能：多点触控屏幕。苹果在收购了那家加拿大的小公司“fingerworks”之后，将单点触控屏幕改善为多点触控屏幕，而且，将以前乒乓球台大小的触控屏幕缩小为手机屏幕的尺寸。总之，消费者迅速喜欢上了这种没有键盘的手机。 

吴扬：@汪丁丁 丁丁老师，这个案例非常有“体感”。乔布斯推出了苹果，是我当时在一个核心理念发生改变及持续性的思考。即“需求”与“供给”相互之间决定关系，这里讲得不是相互的调节，而是绝对关系。

传统市场，是讲需求决定供给，影响生产者偏好。

现代市场，则是供给带动需求，引导消费者习惯。

这个经济学理论，在上学就学习过，到现在每个阶段的表现都有一定差别，这个问题看似是一个很“简单”或者是说很直接的问题。而我却认为这个问题很有深度，并且对绝大部分的市场、行业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决策意义。

这里想听听丁丁老师的见解��� 

汪丁丁：表扬吴扬！@吴扬 马歇尔为现代经济学奠定的分析基础，被称为“局部均衡分析”，他在附录里绘制了单一商品市场的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他假设构成这两条曲线的人群，相互独立。你看，这就是问题。当时就有一位神父，威克斯蒂德（参见附录二），撰文批评马歇尔，他画了一幅图，他假设商品的总量不变，例如，古董或其它文物，或邮票，或短期内不变的住房总量。然后，他证明，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相互影响。我在“经济学思想史讲义”里介绍了他的插图，为了提醒北大本科生，不要轻信马歇尔。

当代社会，股票市场更是如此，股民可能突然抛售自己的股票，如果价位太高的话，也可能纷纷买入股票，如果价位很低。

1980年代，经济学家开始追随“阿罗和德布鲁”，从芝加哥学派的马歇尔经济分析，转向“一般均衡分析”。也就是说，他们关注的不仅是一个市场里的供求均衡，而且更重要地，必须关注全部市场里的供求均衡。在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里，如果假设所有的资源都是私人占有的，并且所有的商品都有完全竞争的市场，那么，在一些符合常识的技术性假设下，存在“一般均衡”，即全体市场都处于均衡状态。而且，阿罗证明了“福利经济学”的两大基本定理。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我在这里不写了，参阅我为本科生写的《经济学思想史讲义》。

但是，以上的分析框架，都不能容纳“新产品”，也就是说，不能容纳创新活动。参阅我为研究生写的《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在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中，价格是从市场之外给定的，供求双方独立行为，根据给定的价格调整自己的行为，直到市场出清。因此，这样的分析要求存在一个全知全能的外部定价人。这就是后来在美国进行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大论战”的开端。在一般均衡分析中，我们不再需要外部定价人，所以不再需要中央计划者。只要我们能证明一般均衡的存在性，我们就可放心让市场自己找到一般均衡的价格与数量。并且，这样的一般均衡必定满足帕累托最优原则（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

理论经济学家也探讨了可容纳新产品的一般均衡分析，但那就要假设商品空间的维度是无穷大的。然后，在希尔伯特空间里讨论收敛性。这里需要抽象代数的知识，我就不赘述了。 

而且上面的思路，我认为不正确。我已批评过因证明创新一般均衡而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Paul Romer。 

在认识论视角下，逻辑分析不能容纳创新活动。因此，目前的经济分析框架不能容纳企业家活动。也因此，目前的经济分析框架不应出现“利润”。因为，利润是对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回报。 

吴扬：我与您有同感。一般均衡貌似要在一定的假设下才有效。而这种假设就现代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已经存在明显牵强性。 

汪丁丁：事实上，我在读博期间就开始批判西方的经济学了。以致我的博士论文导师不得不对我说他不能指导我的论文，他推荐了另一位导师。

经济学家能够证明的，无非是许多许多的“不可能性”定理。所以，周其仁在担任院长任内有一次毕业典礼，特别提醒毕业生们，不要跟着教授走，要跟着企业家走。因为，只有企业家，专门从事教授认为不可能的事。 

乔布斯如果听我的，肯定不能成为乔布斯。我之所以琢磨出一套“观念拓扑”框架，无非也是要容纳企业家创新活动，至少容纳“创新”。今天我聊天暂时停留在这里。 

余娜：今天（9月9日）上午丁丁老师授课从“斯密《国富论》”知识引入，以有关“创新”的议题结束。在学习完微信群讨论的内容后，我认为自己处于“不知之知”的状态。

“不知之知”产生的根源。结合丁丁老师留下的议题，我重新温习了《国富论》第一编前三章的内容，试图在“温故而知新”中回答丁丁老师提出的问题：“现在我请诸友想象，制针业的“针”这一观念里，究竟有什么样的具体的针？”但是，我在看完前三章内容后，认为自己列出的解析不足以支撑这个议题的宽度和客观性。于是，我想着“以问题为导向”去寻找答案。斯密的《国富论》对马克思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非简单的继承，而更多是一种批判性的吸收和超越。在北京联合出版社出版的《资本论》扉页后有一张《西方经济学派源流简表》（附件），上面详细列出了从17世纪到20世纪下半叶西方经济学派流的发展脉络。其划定标准为，依据其理论观点、所采纳分析方法以及所推行的政策主张三个方面进行综合考评。但是，当我浏览完这张流简表后，涌现的重要性感受是：知道不同时期每一位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却又只剩下混沌的整体。而后，产生的观念是：在不同时代和所处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学家的主张和著作必然与其当下的客观性紧密相关。如同斯密《国富论》初版1776年问世，而美国《独立宣言》也是在同年发表，西方学者把这两部巨著称之为“产业自由宣言书”的著作。我认为，由于受到经济学家所处时代和历史时期的客观性的影响，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以“今日之视角”去论“昨日之历史”，恐有待商榷。当然，从演化论的角度来讲，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特征，决定了我们要从实事求是角度（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去讨论和创造适合当下发展的经济学伦理和分析框架。如同丁丁老说所讲：“经济学家能够证明的，无非是许多许多的“不可能性”定理。所以，周其仁在担任院长任内有一次毕业典礼，特别提醒毕业生们，不要跟着教授走，要跟着企业家走。因为，只有企业家，专门从事教授认为不可能的事。”“我之所以琢磨出一套“观念拓扑”框架，无非也是要容纳企业家创新活动，至少容纳“创新”。因此，我的初衷是从历史视角和当下客观的角度去理解这个问题。

关于创新，我想引用两位历史伟人的观点。一是比较文艺的一句话，鲁迅在《故乡》结尾：“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二是毛泽东同志1957年4月在《关于请胡乔木阅读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一文的批语》第三点：“我们的经济事业和其他工作不能停留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上，它们应当而且也必然会有高度的发展。”

综上所述，为个人学习心得。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汪丁丁：这张《西方经济学派源流简表》不完整，少了许多重要人物。参阅我为研究生写的《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附带的心智地图的第二讲。 

9月10日周三  一个观念的最小属性集

汪丁丁：昨天到今天，我浏览2025年英文新书，关键词：“leadership”，惊讶于如此多的领导力新书，如此少的智慧。即使在西方思想传统里，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也仍应是名言：智慧之人寻求共同的善。

现在公司的主流是所谓“Z-世代”。在近80种领导力新书里，我选了10种，微信读书“译听”，标题尚可，但内容仍沉湎于具体的操作。也许Z世代与战后出生的那一代人相比，远远不懂领导力？不过，群体创造性，是最后一讲的主题。 

我注意到，只要我开始讨论“观念”，诸友就犯困，而且，还有两位同学吓跑了。这让我想到去年，我告诉DPS24学员们：人工智能留给人类的时间窗口大约不到15年，在这一时间窗口里，大语言模型可大幅降低各专业领域的进入壁垒，这也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可借助大语言模型将经验注入于观念拓扑并开始系统性地从事创新工作。如果你们认真考虑过自己的观念拓扑里的任何两个观念之间的交集究竟是否为空集，你们就会意识到，这时，大语言模型可以帮助你们思考。或者，你们借助大语言模型思考。因为，例如，我写书的时候，常要为某一观念提供明确的定义，也就是明确这一观念的“内涵”，因为我的经验只能提供它的“外延”，而大语言模型，目前国内最可靠的是豆包和元宝，感谢它们背后的雄厚资本。人工智能给出的任何“内涵”定义，都不是哲学家要求的那种内涵（本质），而是，“关系数据库”理论要求的“一个观念包含的全部经验对象的通有属性的集合”。例如，“生命”的通有属性，我在观念拓扑里也称之为“最小属性集”，国产的五个大语言模型给出的定义大同小异，都由七个到十个属性构成。又例如，“苹果”的通有属性，大约是两个或三个。 

这就是当务之急，争取在不长的时间窗口里，建立你经验所及的每一观念的最小属性集。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观念拓扑软件来保存这些最小属性集，不过，我认为，很快就会有这样的App。剩下的工作，只能由技术发明家来完成，只要观念拓扑App列出全部非空交集之外的观念交集的空集。

其实，任何一个人的全部经验，都可表达为许多观念。然后，由大语言模型给出每一观念的内涵定义。我想象，这个App可能逐渐占用手机或电脑的较大存储。我们用这个App向大语言模型提问。然后将我们认为正确的回答，存入这个App，对应于相应的“观念”。自从我得知刘莹研究宝石，我也开始收集宝石与矿物的专业手册。如果你有一个观念拓扑App，你的宝石经验就可存入这个App，是私人知识，因为，你可能格外熟悉某些首饰或宝石的属性而这些属性并不是宝石通有的属性从而不会存入“最小属性集”。但每一次创新都必定是从空集涌现的新技术，也就是说，必须是在最小属性集之外的某些属性（姑且称之为“特殊属性”）。

吴扬：（回应）丁丁老师的这段话，很有哲理。且有很通俗易懂，已收藏，可以作为某种成长或突破的底层逻辑工具使用。[悠闲]

汪丁丁：于是，刘莹（DPS24）让元宝列出  

实验室宝石与天然宝石通有的属 

性。居然有七项之多。 

余娜：“观念”再次读了丁丁老师这篇文章《观念的观念史》（收益递增附录7），较上次讨论有了新的认识，思想史叙事。但我想结合“观念拓扑”试图画一个图示，不过现在还没画出来。丁丁老师觉得可以通过图示来表达吗？[害羞]

汪丁丁：我画过这幅示意图，那时iPadPro的手绘App，2010年，很初级。

现在的iPadPro还有这个app: paper。

好的。但我仍希望返回“空集”：在iPad的案例里，乔布斯与艾维的团队围绕“多点触控”这一属性，完全改变了平板电脑的使用习惯，但是，为什么以前这里是空集，现在这里涌现了“多点触控”这一属性与“显示屏”这一属性的结合呢？这就是创新的基础，一项新的技术发明。苹果购买了加拿大的初创公司“fingerworks”，只不过，那是这项技术的开端，单点触屏技术。要将它改进为多点触控技术，需要一套算法来计算五个手指接触屏幕时产生的五个位置上的电压差（这是因为手指与屏幕之间的空隙形成一个电容），这五个电压差的轻重缓急，必须尽可能符合人性。通常的“人体工程学”，在这里需要更精致，需要体会人类情感。 

所以，在观念拓扑框架里，空集里涌现的创新映射，需要研发新的技术，否则无法将以前没有结合起来的属性结合在产品里。 

在第三单元，我会介绍“创造性”的定义与测度。大致而言，日常生活也充满了创造性活动。否则，哪里会有这样丰富的菜肴？ 

秦瑞： 创新来源于空集，是否可以＝延续现有的集合的商业模式和产品模式，不可能出现创新？要么产品创新，流程创新，或者营销模式创新，总要改变些什么，才能有收益递增。

汪丁丁：在观念拓扑里，空集就是集合论所说的空集。我在这里的一贯思路是：经验之流绵延不绝，那是一切可能的创新的来源。但经验之流必须注入观念，否则你很难理解你的经验。这是怀特海哲学，我说了许多次。如果你问豆包：茶叶与大麻的交集是空集吗？答案是肯定的。但你能找到一种新技术，让某些新产品从茶叶与大麻的交集里涌现。你如果不是农业专家，你没有这一领域的经验，你当然很难发明这一技术。同样的道理也使用于解答秦瑞的问题。经验，这是唯一的来源。 

我觉着阿那亚的马寅在多次演讲中引述我的思想，很到位。例如，他说汪丁丁老师说过：在理解之前，先要有表达。阿那亚的表达，举世皆知，而这样的表达，恰好为人们提供了理解阿那亚社区的线索。阿那亚的经验，由马寅持续地表达出来。 

黄霁：经过反复装入我自己遇到的各类案例来验证，与创新、观念、经验相结合的观念拓扑新理论，可以涵盖诠释一切创新行为，同时可以无误的量化你是否走在创新的路上，这是新理论是否有鲜活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汪丁丁：黄霁有判断力。今年为E24授课，是我第一次冒险尝试全面讲解观念拓扑与创新。往年，不敢冒险。由于我的“偶数定律”，我对E24期望很高。

今天我以下面的对话结束我的聊天： 

 请写出“幸福”观念的最小属性集，多于最小属性集的属性，将排除一些幸福感，而少于最小属性集可能错将不幸福的感受纳入幸福这一观念。腾讯混元深度思考：嗯，用户让我写出“幸福”观念的最小属性集，也就是说要找出构成幸福的最基本、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果属性太多，可能会把一些不幸福的情况误判为幸福；太少的话，可能无法准确涵盖幸福的核心。我需要仔细分析提供的搜索结果，看看哪些要素被多次提到，哪些是基础。  首先，看看搜索结果里的各个资料。比如，结果[1]提到了富裕感、愉悦感、期望感、安定感、归属感、自由感、情谊感、向心感这八个要素。结果[2]和[3]都提到了塞利格曼的PERMA模型，包括积极情绪、投入、人际关系、意义和成就。结果[4]列出了七要素，包括亲密关系、心理健康、身体健康等。结果[5]提到十个要素，如健康、家庭、事业、社交关系等。结果[6]强调财富、亲朋好友、健康、自由、慷慨。结果[7]的十大要素包括健康、目标、自尊、控制感情、乐观等。结果[8]则提到社会关系、意义感、掌控感、身心健康、居住条件。  我需要找出这些资料中重复出现的核心要素。比如，健康被多次提到，几乎每个结果都涉及。社会关系或人际关系也是高频出现的，比如归属感、亲密关系、朋友等。心理健康和积极情绪也是常见的。自由感、意义感、成就感、经济基础（财富）这些也反复出现。  接下来，要确定哪些是最小属性集。最小属性集应该是最基础、不可再分的要素。比如，健康是基础，没有健康很难幸福。社会关系是另一个基础，人类是社会性动物，缺乏关系会不幸福。积极情绪或愉悦感是主观体验的核心。意义感或目标感，让人有方向。自由和控制感，能够自主生活。经济基础提供基本的安全感。可能还有归属感，属于社会关系的一部分，但可能需要单独列出。  需要排除那些可能被包含在更广泛属性中的次要因素。比如，慷慨、环境、时间管理这些可能属于更高层次的需求，或者属于具体实现方式，而不是基础属性。例如，慷慨属于利他行为，可能属于社会关系或意义感的一部分。环境可能影响幸福感，但属于外部因素，可能不是核心属性。  所以，综合各资料，最小属性集可能包括：健康、社会关系、积极情绪、意义感、自由与控制、经济基础。这些覆盖了身体、心理、社会、经济等基础层面，缺少任何一个都可能影响幸福感的判断。比如，没有健康，其他方面可能难以实现；缺乏社会关系会导致孤独；没有经济基础可能带来压力等。  需要验证这些属性是否在多个来源中被共同强调。例如，健康在[5][6][7][8]都有提到；社会关系在[1][2][3][4][6][8]出现；积极情绪在[1][2][3][7]；意义感在[2][3][4][8]；自由在[1][6]；经济基础在[1][6]。因此，这些属性确实是最小且核心的。  如果多于这个集合，比如加入慷慨、居住条件等，可能会将某些不具备这些条件但依然幸福的人排除。如果少于这个集合，比如只保留健康和社会关系，可能忽略经济压力或缺乏自由带来的不幸福感。因此，这个最小属性集应该是必要的。

“混元”正式回答：“幸福”观念的最小属性集  基于多学科研究和跨文化视角，幸福的最小属性集需满足以下核心条件： 

1. 基本生存保障    

◦ 健康（身体与心理健康）：无重大疾病或长期痛苦，具备维持正常生活的生理机能。    

◦ 安全（物质与心理）：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如食物、住所），且无持续威胁（如暴力、贫困）。  

2. 社会联结    

◦ 归属感：与他人建立稳定、互信的关系（如家庭、朋友、社群），避免长期孤独。

3. 主观体验    

◦ 积极情绪：对生活有正向情感体验（如愉悦、满足），而非长期压抑或麻木。

4. 意义感   

 ◦ 目标与价值：感知生活有意义，行动与个人价值观或社会贡献相关联。 

5. 自主性    

◦ 自由与控制：对生活有一定决策权，能按自身意愿行动（如职业选择、时间管理）。  

 ------  为何此集合为“最小”？  

1. 排除冗余属性   

 ◦ 财富：虽能提升安全感，但超过基本需求后对幸福感的边际贡献递减。    

◦ 成就：可能依赖外部评价，未必直接关联内在幸福感。  

◦ 环境：需通过健康、安全等属性间接影响幸福，非独立必要条件。

2. 避免误判风险   

 ◦ 若缺少上述任一属性，个体可能陷入结构性不幸福（如疾病导致痛苦、孤独引发抑郁）。  

 ◦ 若额外添加属性（如“慷慨”“自由时间”），可能将特定价值观下的幸福强加为普适标准（例如：牺牲健康追求事业者可能误判自身幸福）。  

 ------  补充说明

 • 文化差异：部分属性（如“社会联结”）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可能更强调家庭，而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侧重独立关系，但核心逻辑一致。

 • 动态平衡：最小属性集需随个体生命周期调整（如青年更重视自主性，老年更依赖健康与归属感），但基础框架不变。  此集合旨在为幸福提供最低共识标准，实际应用中可结合具体情境扩展属性权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