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观念拓扑理解框架内，每一个年轻人加盟一家企业，相当于这一年轻人进入了被称为“企业”的一个生态环境，他的人生问题，也就是他的生命能否在这一生态里获得“收益递增”这一问题，取决于他在这家企业提供的生态里能否找到自己的“niche”（将自己的一些属性与生态的一些属性结合为这一生态里以往没有出现过的龛位）。任何生命的收益递增阶段，总是创造性密集（建构新的生态龛位通常必须产生的天才时刻）的发展阶段。这样的生活，对行为主体而言，“意义”也最充实。不过，这只是这位年轻人的视角。在他加盟的这家企业的视角下，依旧必须满足从企业的“资源集”到企业的“愿景集”的“企业家想象”环节，和必须落实这一想象的，从“企业愿景”到这家企业的“产品集”的“创新映射”环节。否则，企业无法生存。这就意味着，这位年轻人为自己建构的“生态龛位”（niche）在形成他的生命的收益递增效应的同时，还应将自己的创造性融入企业的创新映射环节。因为，任何企业的生命力，最终，都依赖于它的“产品”（也是企业未来发展的“资源”）。龙湖集团也不例外，融入于产品的创造性（产品是“天才时刻”的载体）为客户带来足够好的体验，产品才可在市场里形成经济学教科书（我的讲义《收益递增》）描述的收益递增效益。企业才有超额利润，可能持续吸引更优秀的人才。这也是彼得·蒂尔在《从0到1》里论证的“垄断式创新”的合理性，没有超额利润，创新就难以持续。图1：环境与基因型相互作用产生表型 Predictive Methods for Genomics and Evolution --- Towards a New Analytical Biology 2026 Max Garzon, Luis F Garcia, Alexander Colorado《基因组学与演化的预测方法：走向一种新的分析生物学》。这本书对我和童乙伦目前的思路，至关重要。它是我以前在朋友圈推荐过的两本著作（《感性的细胞》与《基于认知的生命演化》）的思路，在生命科学基础研究领域里的扩展。这本书的前两章，冗长译文抄录，可概括为图1所示的两项要素：1）基因多效性，2）表型可塑性。由此发生了无限丰富的生命创造性。

1月6日 沃德利Wardley及其弟子的新书 & 约18000年前的计数 

Wardley Mapping --- The Knowledge Part One --- Topographical intelligence in business 2020 Simon Wardley，事实上，在沃德利2020年著作的第3章和第7章，出现了这幅核心地图。他的女弟子的地图，与这一幅地图，如出一辙，都由“演化”与“价值”两个维度生成。我的“不咋地”这一印象，想必来自他的自嘲：在以往的二十年里，我稀里糊涂地走到了这一阶段。我更喜欢他了，因为他唠唠叨叨说了许多管理学家熟悉的经典故事。例如，在横轴的右端，极端而言就是“六个西格玛”这样的品控阶段，而在横轴的左端，极而言之就是完全不确定的新但可能创造全新价值体系的领域。而且，沃德利很频繁地引述我最熟悉的西蒙的思想。他这本书之所以更经典，因为他不厌其烦地解释孙子兵法的“地图意识”。更让我喜欢的是，他也不厌其烦地列举生物学的案例，生命的活动，才是企业活动的经典模版。

我的跟帖，是这位作者为他的女弟子的新书撰写的序言以及女弟子的自序。

题语：“一个系统绝不是其各个组成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这些组成部分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Russell L. Ackoff

序言：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变革的时代：技术及经济格局正在我们脚下不断变化，各团队与商业模式的进化速度也丝毫没有放缓的迹象。在这种环境下，适应能力已不再是可选项，而成了生存的必要条件。多年来，我目睹人们试图用一些固定不变的框架来应对这种复杂性，但这些框架往往既单一又僵化，最终注定会失败。太多转型项目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忽视了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将组织视为一组独立的部分，而非一个由各种要素相互关联、动态运作的整体。其结果往往是：战略相互矛盾、架构彼此脱节、各团队受自身设计模式的束缚，同时人们还寄希望于某种神奇的框架能解决所有问题。这本书采取了与众不同的写作方式——苏珊娜·凯泽做了件既罕见又极具价值的事：她将多种看待世界的方式结合起来，展示了如何将这些方法综合运用来构建具备适应性的社会技术系统。这并非某种固定的方法论，也不是一种机械的照章办事的过程，而是一种连贯、深思熟虑且实用的方法，它尊重事物的复杂性，并帮助人们在这种复杂性中找到前进的方向。遗憾的是，你在这里找不到所谓的“灵丹妙药”；相反，你会得到一种更有用的东西——一种结构化的思维方式。你将学会如何梳理自己的工作环境及团队架构；理解如何将战略与组织结构、组织结构与软件系统、软件系统与最终目标紧密联系起来；还会明白“流畅性”并非事后添加的元素，而应该是从一开始就设计好的核心要素。这本书探讨了如何协调企业战略、技术架构与团队协作，从而推动变革的发生。它鼓励你审视当前的状况，分析阻碍变革的因素与促进变革的因素，清晰地描绘你所处的运营环境，并规划从现状到理想状态的转型路径。

书中运用了Wardley映射法来梳理复杂的战略格局；借助领域驱动设计将复杂问题分解为易于管理的部分；同时运用团队架构理论确保这些部分能够高效、安全地创造价值。全书将所有这些要素有机地联系起来，但并不假装存在唯一的正确答案。简而言之，这不是一本灌输固定观念的书，而是一本引领人们探索真相的书。这也是一本极具清晰度的著作。苏珊娜对“沃德利映射法”的描述堪称典范——而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自己就是“沃德利映射法”的创始人，对这个领域有所了解。不过，苏珊娜所做的不仅仅是解释各种概念，她还展示了这些概念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如何评估处于动态中的系统，如何识别各种阻碍因素，如何进行以学习为导向的设计，以及如何利用现有资源进行工作而不被其束缚。在这部杰作中，苏珊娜还提醒我们：改进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任务，而是一个持续的适应过程。如果你正试图应对现代系统的复杂性，如果你正试图弥合战略与实际运作之间的差距，如果你正试图推动变革而非抵制变革，那么请继续阅读下去。我们常常会陷入“冒名顶替综合症”的困扰，但在这条道路上你并不孤单；而本书中的理念会为你提供有力的支持。所有的地图都有缺陷，但有些书籍却近乎完美。这本书就是其中之一。Simon Wardley, creator of Wardley Mapping。 

自序：要优化系统的运行效率，就必须认识到系统实际上是由多个相互作用的子系统构成的。康威定律指出，组织的架构设计及其沟通模式（即社会层面）会对系统的技术架构产生重大影响。要想成功实施优化措施，就不能将社会层面与技术层面分开来设计或调整；相反，必须将两者结合起来，将其视为一个社会技术系统。从社会技术系统的角度来看，一个组织由人员、流程、目标、文化、基础设施以及技术等相互作用的子系统构成。在设计和改进系统时，社会技术系统强调必须充分考虑组织中社会层面与技术层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设计并构建那些能够在持续变化的环境中不断进化并持续繁荣的适应性社会技术系统呢？目前已提出了多种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本书所介绍的方法采用了一种整体性的视角，融合了来自商业战略、软件架构以及团队组织等方面的不同观点。从商业战略的角度来看，要实现系统的适应性，就必须了解企业所处的竞争环境，包括所有影响该环境的外部因素。提前预判变化趋势，明确需要投入资源进行创新的领域，同时明确哪些环节应该进行优化或外包，这些措施都能帮助企业获得竞争优势。除了从商业战略层面预判变化外，消除阻碍信息流动的障碍对于实现系统的快速响应能力至关重要。消除这些障碍需要从软件架构与团队组织结构两个方面入手：软件架构与设计方面的优化可通过模块化与解耦机制来消除信息流动的瓶颈；而团队组织结构的优化则有助于通过动态的团队协作与沟通方式，进一步提升系统的应变能力，实现信息的快速传递。 

本书旨在带领读者踏上一段旅程，在这段旅程中，商业战略、软件架构与设计以及团队组织的相关理念与方法得以紧密结合。换句话说，本书旨在将沃德利映射法（用于商业战略规划）、领域驱动设计（以业务为中心的软件建模与设计方法），以及团队架构模型（关于团队组织的架构设计）三者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全新的架构体系。“流程架构”旨在协调业务架构、技术架构与团队架构，消除阻碍流程顺畅进行的因素，从而使组织更能从容应对未来的变化。该架构借鉴了Wardley映射[I.8]、领域驱动设计[I.9]以及团队架构[I.10]中的相关模式、原则与实践方法。它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工具集，用于设计、构建及优化那些能够实现持续价值与反馈快速流动的适应性社会技术系统。尽管本书旨在提供一些观点并将这些观点联系起来，但切勿将其视为一套严格的规则或僵化的框架。本书并不声称所提供的观点是完备的，也不打算将其视为唯一的正确方法。相反，书中描述的方法应被视为对其他各种技术的补充。本书从宏观角度介绍了这三种方法，使读者无需具备深入的知识即可理解并运用这些方法。如需更详细的信息，本书在末尾提供了相关参考资料。

然后是她写的第1章的开篇。构建自适应系统所面临的挑战：构建自适应系统面临着诸多挑战。不断变化的需求、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极高的不确定性，以及在这个日益互联互通、相互依存的世界中持续的技术进步，都要求以技术为导向的组织能够预见到变化，并持续进行调整以推动或应对这些变化。那些试图改变或优化系统以适应变化的举措，通常都是针对系统的各个独立部分进行改进的。这些举措往往侧重于对系统各组成部分的局部优化。然而，从系统思维的角度来看，对各个组成部分进行局部优化并不一定能提升整个系统的性能。系统思维运动的先驱之一拉塞尔·阿科夫博士指出：“一个系统不仅仅是其各个组成部分行为的简单叠加，而是这些组成部分相互作用的结果。系统的性能取决于它们之间的协同方式，而非它们单独行动时的表现。”[I.11] 根据阿科夫的观点，如果忽视了组织的系统性特征，那么“他们为提升系统性能所做的大部分努力都注定会失败”[I.11]。在构建各类系统时，面临的挑战在于既要构建出正确的系统，又要确保该系统的构建质量达到预期标准（见图1.1）。1. 这一表述的灵感源自彼得·德鲁克在其著作《有效的管理者》[I.12]中提出的区分：有效性（做正确的事），与效率（把事做对）。打造合适的产品能解决与产品有效性相关的问题，比如该产品是否真正符合用户需求。为顾客创造实质性的价值对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但这需要企业首先理解问题本质，并与各方达成共识。正确地构建某事物至关重要，这关乎效率——尤其是工程实践中的效率。效率意味着优化工作流程并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利用率。既要创造价值，又要确保能够妥善地将这种价值传递给用户，这两点都十分重要。这其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变更能否迅速实施；变更能否快速且轻松地产生实际效果；以及该组织是否具备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做对事情与把事情做好这两者缺一不可。然而，正如阿科夫所指出的：“把错误的事情做好，远不如把正确的事情做好。”[I.11] 约翰·卡特勒则说：“即使是以可持续的方式快速提供了劣质产品，那依然只是劣质产品；除非我们从中吸取教训并付诸行动。”[I.13]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并始终将效率与效果作为核心目标，从而使组织能够构建出真正符合需求的产品，就必须采取一种整体的视角——这种视角要求我们设计、构建并不断完善那些具备适应能力的社会技术系统，使其能够有效应对快速变化与持续反馈带来的挑战。 

一个具备适应性与进化能力的系统，其业务战略、组织架构以及软件设计与架构都必须具备相应的灵活性与优化能力，这样才能有效预见并吸收各种变化，同时实现持续的信息反馈机制。本书适合所有有兴趣采用整体性方法来设计、构建及完善自适应社会技术系统的人士。对于担任技术领导或管理职务的人员而言，本书尤其具有价值——这些职位包括技术总监、副总裁、工程总监、工程经理、工程师以及技术负责人等。从事架构设计相关工作的人员，如应用架构师、解决方案架构师和企业架构师，也可能对本书感兴趣。虽然书中包含一些代码示例，但并未深入探讨具体的技术细节。如果你渴望理解业务战略、软件设计与软件架构之间的关联，同时希望了解更高层面的团队组织结构，那么这本书非常适合你。 

1月6日

约18000年前的计数：Ishango Bone，c. 18,000 BC，The Math Book From Pythagoras to the 57th Dimension 2025 Clifford A Pickover《数学之书：从毕达哥拉斯到第57维度》。这块骨头在伊尚戈发现，靠近尼罗河源头，这里是旧石器时代早期大量居民的家园，火山爆发掩埋了该地区。骨头上的一列刻痕从三个刻痕开始，逐渐加倍为六个刻痕。四档加倍到八。十个刻痕，一半一半到五个。这可能暗示了对翻倍或减半的简单理解。更引人注目的是，其他列的数字都是奇数（9、11、13、17、19和21）。一列包含10到20之间的质数，每列数字的总和为60或48，均为12的倍数。可想而知，那时的智能生命，留下的一件“产品”，将创造这一产品的生命，几乎是无限地，延续到遥远的未来。

不仅如此，好的产品，我抄录2025年8月26日我的朋友圈：Ten Principles of Good design. According to Dieter Rams, "good design": (1) is innovative – The possibilities for progression are not, by any means, exhauste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s always offer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original designs. But imaginative design always develops in tandem with improving technology, and can never be an end in itself. 

(2) makes a product useful – A product is bought to be used. It has to satisfy not only functional, but also psychological and aesthetic criteria. Good design emphasizes the usefulness of a product whilst disregarding anything that could detract from it. (3) is aesthetic – The aesthetic quality of a product is integral to its usefulness because products are used every day and have an effect on people and their well-being. Only well-executed objects can be beautiful. (4) makes a product understandable – It clarifies the product’s structure. Better still, it can make the product clearly express its function by making use of the user's intuition. At best, it is self-explanatory.

(5) is unobtrusive – Products fulfilling a purpose are like tools. They are neither decorative objects nor works of art. Their design should therefore be both neutral and restrained, to leave room for the user's self-expression. (6) is honest – It does not make a product appear more innovative, powerful or valuable than it really is. It does not attempt to manipulate the consumer with promises that cannot be kept. (7) is long-lasting – It avoids being fashionable and therefore never appears antiquated. Unlike fashionable design, it lasts many years – even in today's throwaway society. (8) is thorough down to the last detail – Nothing must be arbitrary or left to chance. Care and accuracy in the design process show respect towards the consumer.

(9) is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 Design makes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t conserves resources and minimizes physical and visual pollution throughout the lifecycle of the product. (10) is as little design as possible – Less, but better. Simple as possible but not simpler. Good design elevates the essential functions of a product.

拉姆斯的第一原则，寓意深远：好的设计（产品），它本身也富于创新，它携带了未来的创新（创新的潜在可能性）。熊彼特定义：企业家是正在从事创新的人。熊彼特立即解释：如果一名企业家退出了创新过程，他就不再是企业家。在这一定义里，企业家的生命意义在于创新。创新者希望由自己的产品延续自己的生命（产品携带着未来可能涌现的创新），到几乎无限遥远的未来。 

思想也如此，它延续思想者的生命，如果它携带着未来可能涌现的新思想的话。晚近的生命科学界，有了这样一种观点：有一种观点认为，生命本身就需要某种形式的认知能力（这种认知能力不一定是意识，即使是在没有神经系统的生物体内也是如此）；在这种认知能力的驱动下，像活细胞这样的系统会持续进行自我再生，这一主动的自我生成过程，同时也会伴随着另一种平行过程：通过破坏自身的某些部分，这些系统会创造出与不断变化的环境相适应的新互动方式。人们用“自创生”这一术语来指代这种结构生成机制。 

昨天上午，ChatGPT 5.2 对这段文字的评论，开篇是这样的：你概述的这一路观点在当代生命哲学、认知科学与理论生物学中非常核心，而且表述得相当准确。我试着把它系统化、定位其理论谱系，并澄清其中几个关键概念的严格含义。它这样总结自己的评论：生命是一种以自创生为核心的最小认知过程：它通过持续的自我再生产来维持身份，并通过对自身结构的可控破坏，不断生成与变化环境相容的新意义与新耦合方式。

然而，我认为它迷失了自己的正确思路。我的表达，正确的思路是：生命几乎从原核细胞开始，就始终依赖于与生态环境的“交流”（认知）才可能“界定”它自己的生命过程。我认为，这才是霍兰德《信号与边界》的核心思想，图2，可惜，他生前的最后这本书，似乎仍没有中译本：John H Holland 2012 Signals and Boundaries --- Building Blocks for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 The MIT Press，霍兰德，2012，《信号与边界：复杂适应系统的建构模块》，MIT出版社。

图3：Peter Drucker’s distinction between effectiveness (doing the right thing) and efficiency (doing things right) 第1章图1 对建构系统的挑战 Adaptive Systems With Domain-Driven Design, Wardley Mapping, and Team Topologies Architecture for Flow 2025 Susanne Kaiser《领域驱动的设计，沃德利映射，团队拓扑架构：可带来心流的复杂适应系统设计》。勉强，我给出这一标题。这位女性作者创造性地发挥了她借用来的沃德利映射方法。后者的著作，我听了，不咋地：Wardley Mapping --- The Knowledge Part One --- Topographical intelligence in business 2020 Simon Wardley《沃德利映射：知识的第一部分：企业的智力地图》（勉强有这样一个标题）。

还是他这位女弟子的新书，远富创新精神。图3，这是德鲁克的思想，“有效性”就是做正确的事，而“有效率”就是将事情做好。她将德鲁克的这一思想表达为图3所示的框图。当然，将事情做好，可以是将错误的事情做好，例如，经济学家经常被阿玛蒂亚·森这样嘲讽：我们（因为他也是经济学家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看到有人正在杀人，我们递给他一把更锋利的刀，并说，这样杀人，效率高。德鲁克提醒企业家，首先是“有效性”，其次才是“有效率”。

图4，这张图是沃德利从《孙子兵法》里抄来的，他自己这样写：偶然间，我捡到了一本孙子的《孙子兵法》。说实话，我买了好几本不同的译本子，因为书商建议说没有一本完全一样。这是个意外之喜，我欠那个书商，因为正是在读第二本译本时，我注意到我在理解战略时遗漏了一些东西。孙子描述了两个对手之间的竞争中有五个重要因素。粗略地说，它们是：目的、地形、气候、教条和领导力。我在图1（就是这里的图4）中将它们画成一个圆圈。李零认为：先秦百家，源于兵家。中国的兵学，对全世界的管理学而言，始终是最核心的学说。兵家“任势不任人”，兵不厌诈，诸如此类，都是管理学的经典。

图5，这位女弟子的创新：第1章图6 企业的构件 Adaptive Systems With Domain-Driven Design, Wardley Mapping, and Team Topologies Architecture for Flow 2025 Susanne Kaiser，她刻画了任何一家复杂适应性的当代企业的二维演化地图：横轴是“演化”，有两个方向，向左，进入极端不确定性的领域，向右，进入产品的稳定（饱和或收益递减）阶段；纵轴是“价值”或企业在价值链上的演化定位。根据这张地图，又根据“分形”原理，从宏观到微观，都依照这一模式，画出了丰富的演化地图。我再贴两幅。图6：第1章图7 企业在已知和未知两个方向的演化。图7：第1章图13 效率创新与价值体系的创新。现在已超过两千字限额，只好跟帖。

今晨收到王培教授的来信。他的著作《智能论：适应的逻辑》，2026年上架，图1和图2，封面，图3至图8，各章的目录。王培是国际AGI（通用人工智能）领域的权威人物，他的AGI基本架构，称为“纳思”。注意这本书的副标题：“适应的逻辑”，第2章第5节“智能与适应”，第4章第1节“自组织即学习”。

我在授课时的观察，大多数EMBA学员和大多数DPS学员，都有顺利的职业生涯。但是，我仍要推荐这样一本书，总共17章，我只贴九幅。

图1：Your Turn --- A CEO’s Guide to Leading a Business Turnaround 2026 Bas Bergmans《轮到你了：首席执行官拯救企业指南》第0章图1 九十天拯救窗口。

图2：第2章图2 成功拯救企业的前提条件。

图3：第3章图1 拯救企业的可选思路。

图4：第3章图2 危机管理的七步骤。

图5：第3章图3 整合模型与危机管理。

图6：第5章图2 韧性领导者的聚焦领域。

图7：第7章图1 评估脆弱性。

图8：第7章图3 交流的模型。

图9：第8章图1 首席风险管控官的角色。

图1：What if you are a pixel in a higher-level consciousness 2025 Dec-4 The Nested Observer Window Model Explained，意识不是单一的“意识流”，而是分层的许多意识窗口，最小的意识窗口也许由相互交流的一些细胞组成，许多最小的意识窗口之间的相互交流“涌现”为较高层次的意识窗口，……。这是他的“元意识”实验室最近提出的假说，2025-2026年，根据ChatGPT的综述，这一假说正在收集实验数据。 

图2：他找不到合理的根据来否定他的肠道或肾器官不能有各自独立的意识。

图3：他，Jonathan Schooler，是心理学与神经科学“杰出教授”，

图4，已发表两百多篇学术论文并被引用超过四万五千次。

图5和图6，他在下列专题上的开创性研究“meta-awareness”（元意识）、“心智漫游”（俗称“走神”）、“记忆”，使他获得今天的名望。

也许，我认为，在这一冗长的视频里，最关键的是图7，当然是我的理解：自下而上的涌现意识和自上而下的抽象控制。

图8：Jonathan Schooler，UC Santa Barbara，直到这一截图，他的身份才被写明，是我在2011年《行为经济学讲义》里着重介绍的加州大学圣芭芭拉校区的演化心理学学派（两位创始人的姓名是Tooby and Cosmides）。今天，这位杰出教授，也许是那里的第二代核心人物。他的意识理论，是2024年发表于《意识的神经科学》杂志的这篇论文，“分层的意识：鸟巢观察者窗口模型”。图9，昨天下午，ChatGPT 5.2据此给出了最新进展的综述。

湖南科技大学童乙伦教授的评论：意识的神经学结构是一种多尺度、鸟巢式、分层的神经元窗口涌现模式。

1月8日 《超越天才们：科学中激情与争议的诺贝尔故事》

Beyond the Genius --- Nobel Stories of Passion and Controversy in Science 2026 Virginia Shepherd and Charles Brau《超越天才们：科学中激情与争议的诺贝尔故事》。这本书，2026年1月开始发行“预读本”。虽然，它在下载时标明是2025年出版的，很可能是精装本。这本书很精彩，不愧是新年的礼物。

我节录“微信读书”的译文：尽管每年都会出现奖项颁发延迟、一些值得获奖的人被遗漏、奖项被错误地授予他人等问题，但诺贝尔奖依然被视为科学界最负盛名的奖项。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许多诺贝尔奖的评选结果都存在争议；有些奖项事后看来确实是错误的，或者至少是欠考虑的。例如，安东尼奥·埃加斯·莫尼兹在1949年因“发现前额叶白质切除术对某些精神疾病的疗效”而被授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这种手术如今已经被广泛弃用。还有一些发现最初获得了诺贝尔奖，但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约翰内斯·菲比格因“发现由肠道寄生虫引起的癌症”而被授予19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然而，后来的实验结果证明他的结论是错误的——这种癌症实际上是由维生素缺乏引起的，只不过这种缺乏现象发生在被寄生虫刺激的部位。埃林·诺尔比将菲比格获得诺贝尔奖这一事件称为“卡罗林斯卡学院犯下的最大错误之一”。其他一些奖项也被认为毫无意义、价值不大。1912年，古斯塔夫·达伦因“发明了可与储气罐配合使用、用于灯塔和浮标照明的自动调节装置”而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仅凭一项提名就获得了这一奖项，因此这个奖项至今仍被认为是所有科学奖项中最为不起眼的。有人认为，选择达伦是因为评审委员会在马克斯·普朗克等更优秀的候选人之间难以做出决定，又或者是因为他们希望有一位瑞典人获得诺贝尔奖。有很多例子表明，某些奖项在科学家去世之前未能及时颁发。首先将各种元素按顺序排列在元素周期表中的门捷列夫，在获得荣誉之前就已经离世了；而亨利·莫塞利虽然通过X射线光谱分析最终使各种元素得到了正确的排序，却在一战期间丧生，因此未能获得任何奖励。如果罗莎琳德·富兰克林没有在1958年因卵巢癌去世，她肯定也会与沃森和克里克一起被公认为DNA结构的发现者。2005年，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洛克菲勒研究所的拉尔夫·斯坦曼，但不幸的是，斯坦曼在奖项公布前几天就已经去世了。由于在宣布奖项时委员会并不知道斯坦曼已经去世，他们最终还是决定授予他这一荣誉。

尽管诺贝尔在遗嘱中明确规定，他设立的这个基金所产生的收益“应每年以奖项的形式颁发给那些在上一年度为人类作出了最大贡献的人”，但实际上，许多奖项都是在相关发现发生数年甚至数十年之后才被授予的。事实上，在过去60年里，从发现到获奖之间的时间间隔几乎增加了一倍，如今科学家们往往需要等待20年以上才能获得奖项。在20世纪的前半叶，获奖者通常在30多岁的年纪，但如今这种情况已经变得极为罕见。造成这种延迟的一个可能原因是，那些具有重大影响的发现较为罕见，而且要评估这些发现所带来的影响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即便是像CRISPR这样的重大发现，从被发现到最终获得奖项之间也间隔了八年时间。有人认为，在颁发奖项之前，必须先确定这一发现的价值，甚至必须验证其正确性。例如，为了解释太阳发出的紫外线光谱，马克斯·普朗克在1900年提出了“量子”的概念——这一理论其实是他在绝望之中提出的。但是，当时的诺贝尔委员会成员（以及大多数其他科学家）并不相信量子的存在。直到18年后，普朗克才因为这一发现而被授予诺贝尔奖。实际上，爱因斯坦正是利用普朗克提出的量子理论来解释光电效应的，从而在普朗克发现量子概念的短短几年后就证明了量子的真实性；不过，爱因斯坦本人直到16年后才获得诺贝尔奖。 

恩斯特·鲁斯卡在发现这一现象与最终获得诺贝尔奖之间经历了更长的等待时间。1929年，当时还是一名电气工程研究生的鲁斯卡，提出了电子显微镜的概念并进行了相关实验——如今这种仪器被称为透射电子显微镜。然而，尽管这一发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他直到1986年才获得这一荣誉。当时，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格尔德·宾尼希和海因里希·罗勒，以表彰他们“在扫描隧道显微镜的研制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在这种情况下，诺贝尔委员会实在无法忽视鲁斯卡这一更为重要的发明，因此，在这一发现问世约56年后，鲁斯卡因“在电子光学领域所做出的基础性贡献，以及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的研制工作”，被授予了1986年诺贝尔奖的一半奖金。当时鲁斯卡已经80岁了，两年后他便去世了。

另一方面，有些奖项的颁发似乎有些仓促，甚至带有政治动机。例如，斯坦利·普鲁西纳在1997年获得的诺贝尔奖，是“因他发现了朊病毒这一新的生物感染机制”，而实际上这一发现在当时仍存在争议——这一点在本书的后续章节中会有详细讨论。然而就在那个时候，“疯牛病”正在令全世界陷入恐慌，卡罗林斯卡学院的诺贝尔委员会也确信这一发现是正确的，因此决定授予他这一奖项。他们这样做，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鼓励人们进一步研究这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并支持那些旨在防止其传播的政治措施。同样，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弗里茨·哈伯因自己的发现而获得了诺贝尔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奥托·哈恩也因类似的成就而获奖。哈伯成功合成了氨，这一发现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制造弹药提供了必要的硝酸盐来源；而当他获得诺贝尔奖时，弗兰德斯的战场上仍然弥漫着毒气的气息。哈恩发现的核裂变技术则直接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原子弹的研制，而在他获奖之际，人们脑海中仍然清晰地浮现着原子弹爆炸后形成的蘑菇云景象。这两项发现以及做出这些发现的两位获奖者，确实都是这些奖项的合适人选；但似乎诺贝尔委员会还怀有政治目的——他们希望这些奖项能够帮助德国在战后重振科学事业。对哈伯的颁奖尤其具有争议性，以至于与马克斯·普朗克和弗里茨·哈伯共同登上颁奖台的苏格兰物理学家查尔斯·巴克拉甚至表示：“瑞典科学院或许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根据诺贝尔的遗嘱，一项奖项不能授予超过三个人。起初，这并没有什么问题：190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就是授予威廉·伦琴的，以表彰他“发现了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X射线”。但到了第二年，该奖项被两个人共同获得；再后来，又有三个人共同获得了这一奖项。从那以后，虽然也偶尔有个人获得该奖项，但由于科学事业的不断发展，以及交流与合作方式的不断改进，要确定哪三个人或更少的人最值得获得这一奖项，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不可避免地，一些值得表彰的人会被排除在外，而有时候，一些不那么值得认可的人却会被纳入评选范围。物理学家莉泽·迈特纳与化学家奥托·哈恩合作了数十年，正是她率先开展了那些最终导致核裂变现象被发现的科学研究。然而，由于她是犹太人，在这一发现得到最终确认的几个月前，她被迫离开德国。由于战争期间通讯渠道不畅，再加上诺贝尔委员会可能存在某些偏见，尽管她获得了许多提名，但她仍未获得194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该奖项最终被颁给了哈恩一个人。

有时候，那些实际从事研究工作并真正做出重要发现的人却被忽视了，荣誉反而归到了他们的“上司”手中。例如，1967年，当时还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研究生的乔斯林·贝尔发现了“脉冲星”——这种天体会发出无线电脉冲信号。然而，她的研究结果最初被她的导师安东尼·休伊什视为无线电干扰而不予重视。后来，随着其他无线电辐射源的被发现，休伊什的贡献得到了认可，他因此因“在脉冲星发现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而获得了197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贝尔被人们遗忘了整整50年，直到她因为发现脉冲星而获得了300万美元的基础物理学特别突破奖，她的贡献才再次被人们所铭记。同样，罗格斯大学博士生阿尔伯特·沙茨的不懈努力也促成了链霉素的发现。他的导师塞尔曼·瓦克斯曼因“发现了第一种对结核病有效的抗生素——链霉素”而获得了195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阿尔伯特·沙茨却被忽视了。虽然诺贝尔委员会忽略或忘记那些应该获得奖项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某些想法或发现即使在被提名的情况下也会被忽视。显然，如果1912年古斯塔夫·达伦发明的灯塔用气体调节装置确实值得获得诺贝尔奖，那么1903年威尔伯和奥维尔·莱特发明的飞机，也完全应该因为“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而获得奖项——毕竟诺贝尔在遗嘱中正是这样规定的。他们分别在1909年和1913年被提名，但却从未获得诺贝尔奖。 

可以说，避孕药同样“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却从未得到诺贝尔奖的认可。1960年，当这种避孕药开始被广泛使用时，它彻底改变了女性的生活，使她们摆脱了“家庭、厨房和教堂”这三重束缚；同时，由于它降低了出生率，或许也使世界免于陷入马尔萨斯所预言的饥荒之中。然而，包括梵蒂冈在内的许多机构都反对使用这种避孕药，而诺贝尔委员会可能也是在这种压力下做出了决定。那么，数字计算机又是什么呢？威廉·肖克利、约翰·巴丁和沃尔特·布拉顿因“在半导体领域的研究以及他们对晶体管效应的发现”而被授予195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而杰克·基尔比则因“在集成电路的发明中所做出的贡献”而获得了200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一半奖金。这些发现是数字计算机硬件技术的基础。那么软件呢？存储程序的概念其实早在艾伦·图灵及其在布莱切利公园的团队在二战期间破解德国密码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但图灵证明了所谓的“通用图灵机”能够解决任何计算机问题。他的研究成果正是所有现代计算机的基础。这样的成就真的值得获得诺贝尔奖吗？1950年，图灵就人工智能展开了讨论，他还提出了一种测试计算机智能的方法——“图灵测试”：如果人与计算机进行对话后，无法判断对方是人类还是计算机，那么就可以认为这台计算机具备智能。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现在是否已经达到了这个标准呢？对于已经去世的图灵来说，现在再获得诺贝尔奖已经为时过晚了，但人工智能领域的新发现呢？或者，这类成就应该归入数学范畴——毕竟图林本身就是一位数学家，而数学领域目前并没有设立诺贝尔奖。 

最近颁发的两项诺贝尔奖似乎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首先，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被授予约翰·霍普菲尔德和杰弗里·辛顿，以表彰他们“在人工神经网络领域所做出的基础性发现与发明，这些成就为机器学习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次，2024年诺贝尔化学奖被授予大卫·贝克，以表彰他在计算蛋白质设计方面的贡献；同时，德米斯·哈萨比斯和约翰·詹珀也因在蛋白质结构预测领域取得的成就而获得这一奖项。这些研究成果都是通过他们开发的人工智能程序得以实现的。总而言之，尽管诺贝尔奖存在种种缺陷、错误以及疏漏之处，但它仍然属于世界上最为人熟知、最具声望的奖项之一。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奖项，比如数学领域的阿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物理学与化学领域的沃尔夫奖，以及医学领域的拉斯克奖。所有这些奖项都在各自的领域内享有极高的声誉，但没有任何一个奖项能比得上诺贝尔奖的声望。最后，如果在结束这一章时不至少简要提一下“搞笑诺贝尔奖”，那未免有些不妥。这个奖项的宗旨是“表彰那些先能引发人们笑声，随后又能引发他们思考的成就”。自1991年以来，搞笑诺贝尔奖每年都会颁发一次。显然，这个奖项是对诺贝尔奖的一种戏仿，但其目的只是为了娱乐，并非为了贬低“真正的”诺贝尔奖。事实上，人们对待搞笑诺贝尔奖相当认真：在哈佛大学举行的颁奖典礼上，诺贝尔奖得主们会亲自为获奖者颁发奖项，随后获奖者们还会在麻省理工学院进行公开演讲。2000年，安德烈·盖姆和迈克尔·贝里因成功实现活青蛙的磁悬浮现象而被授予“搞笑诺贝尔物理学奖”。后来，盖姆因发现石墨烯而于2010年真正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而贝里也获得了包括爵士头衔在内的其他多项荣誉。有时候，那些看似荒诞或微不足道的成果，实际上也会带来实际用途。例如，2006年有一项研究指出，疟疾蚊子——冈比亚按蚊对林堡奶酪的气味和人类脚部的气味同样感兴趣，这项研究因此获得了“搞笑诺贝尔物理学奖”，而这一发现后来也被应用于蚊香器的制造中。尽管如此，比起这些奖项本身，更为重要的是那些发现以及做出这些发现的科学家们。在本书的后续部分，我们将讨论八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一位被许多人认为本应获得这一荣誉的科学家。选择这些人物及其发现，不仅是因为他们对科学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还因为他们的成就在某些方面引发了争议，而这些争议恰恰反映了科学与社会所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这些人物按时间顺序排列，部分原因也在于他们体现了自诺贝尔奖设立以来一个多世纪以来科学所取得的进步。他们本身就构成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