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Hegel 2023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1819-1820 trans Alan Brudner《黑格尔“1819-1820”冬季学期法哲学课程的学生笔记》。这是两份流传下来的学生笔记的第二套，比第一套笔记的发现时间晚了三十年，2000年才出版，它更完整也更清晰。1819/20年讲座的听讲者之一是一位名叫约翰·鲁道夫·林吉尔的瑞士法学院学生，他后来成为瑞士某州高等法院的法官，后来当选为瑞士联邦议会议员。林吉尔抄写了黑格尔的讲座，他的笔记最终被存放在巴塞尔的一家私人图书馆，并于1997年在那里被发现。由埃米尔·安格恩、马丁·邦德利和胡南·塞尔曼编辑的林吉尔笔记于2000年由费利克斯·迈纳出版。在1819/20年的冬季学期里，新成立的柏林大学面临着德国境内的动荡局势：一方面有自由主义者们反对专制统治的复兴而发起的抗议活动，另一方面又有排犹主义者们反对犹太人解放的骚乱。与此同时，政府派出的监察人员也在各大学中搜捕那些被怀疑具有颠覆性的人士。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开始了他的第三次关于“法哲学”的讲座。黑格尔总共有七次法哲学的讲座，前两次：1817/18学年在海德堡、1818/19学年在柏林；接下来的三次：1821/2、1822/3、1824/5学年，在柏林。第七次始于1831年，但因黑格尔的去世而中断。1817/18学年在海德堡的讲座内容基于《哲学科学百科全书》，该讲稿已被译成英文，参见G.W.F.黑格尔所著《自然法与政治学讲演录》，由黑格尔档案馆工作人员编辑，J.迈克尔·斯图尔特和彼得·C.霍奇森翻译，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5年。《论法的哲学》，柏林，1819/20年，该书是G.W.F.黑格尔所著《讲演录：精选笔记与手稿》的第14卷。本书即为该卷的译本。众所周知，黑格尔习惯将他的哲学体系概要作为课程教学辅助材料加以出版。这些概要由简练、紧凑且标有序号的段落组成，黑格尔会将它们发给学生，然后在课堂上进行详细阐述。由于这些印刷书籍本就不是独立成篇的作品，因此补充其内容的讲稿被认为与书籍本身一样重要，有助于理解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讲稿出自黑格尔的学生之手，而非他本人所写。正因如此，黑格尔遗作编者将这些学生记录下来的口头阐述视为对黑格尔原文的补充内容而收录其中。然而，这里呈现的这些讲稿与黑格尔在《哲学大纲》问世之前或之后就“法哲学”所讲的任何讲稿都不同。这些讲稿并非像之前的那些讲稿那样是对《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第三卷第二部分的补充，后来的讲稿也是对《哲学大纲》的补充；相反，它们是黑格尔关于法律与政治哲学的独立且完整的阐述。毫无疑问，这些讲稿借鉴了黑格尔几乎已完成的手稿《哲学大纲》的内容，但可以推测，由于它们先于该书的成书而存在，因此也对书的最终定稿有所贡献。无论如何，1819/20年的这些讲演并非是对已印刷的“提纲”的“补充”。它们是独立完整的作品。事实上，既然它们既不是提纲，也不是对提纲的补充，那么可以说，这是黑格尔成熟政治思想中唯一能够独立存在的版本。1819/20年的这些讲演“让黑格尔的政治理论展现出一种新鲜感、具体性和清晰度，这是他其他关于法哲学的著作所无法比拟的。” 

图1：肖邦于1832年在巴黎结交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极大地改善了日常生活，此前，他因不善理财而始终需要父亲的资助。

图2：沃尔克 2022 《肖邦：生平与时代》。图3：音乐学家沃尔克。

图4：Alan Walker musicologist 1930 April-6 his books 88岁发表“肖邦的人生及时代”。

图5：沃尔克2025年5月7日接受布达佩斯李斯特音乐学院荣誉博士头衔，他看上去完全不像已经95岁的人。他是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音乐学教授。

从这本肖邦传里，就算是外行，我也能体会“音乐学家”（musiologist）的涵义。

图6至8，他为中译本写的序言。图9：我的问题：Chopin could be ranked among top ten，ChatGPT的回答：肖邦之为“作曲家”的排名通常在第八至第十二之间，但肖邦之为“钢琴作曲家”的排名必定在第一至第三名之间。沃尔克在1989年发表了三卷本的李斯特传记，三十年之后，才发表肖邦传记。我听了沃尔克这部肖邦传记之后认为，沃尔克应当认为肖邦之为“钢琴演奏家”，排名第一，理由在于，肖邦让钢琴有了灵魂。海涅认为“肖邦是钢琴界的拉斐尔”，舒曼写的评论是：脱帽致敬吧，先生们，这是一位天才。嗯，1830年，当时肖邦20岁。沃尔克这本书里对外行而言最难懂的一章是“肖邦与键盘”，有许多肖邦乐谱的插图和手稿，他要展示肖邦的情感世界。听过肖邦自由发挥的演奏之后，似乎没有人相信世界上还会有另一个人能如肖邦这样演奏钢琴。与欧洲主流的钢琴演奏迥异，肖邦相信每一根手指都有自己的性格和音色，因此不应强求小指和无名指有中指和食指的力度。肖邦超前于时代，他让乐曲成为人体的延伸，他发表的乐谱与众不同。嗯，很可能，这位“病殃殃的天才”的思路受了他从小就虚弱的身体的影响，他大约15岁感染了肺结核。他也许还将肺结核传染给了不少学生，因为他们当中至少两位在十几岁时因肺结核辞世。肖邦是39岁辞世的，他似乎始终面带病容，如这部传记的中译本封面所示。当然，从他的表情还可读出隐隐的愤怒，“每一位波兰人都应准备成为流亡者”。波兰至少两次被它周围的三个大国（沙俄、奥匈帝国、普鲁士）占领或瓜分。1830年华沙起义失败之后，大批波兰人流亡法国。福柯1980年前往波兰支持“团结工会”，再次让读者想到肖邦的法国身世，以及拿破仑解放波兰时征召的10万名波兰人（入侵俄罗斯失败之后仅剩2万人）。 

图1：Einzeln Sein 2021 Rüdiger Safranski《独处：一种哲学上的挑战》，这是中译本《叔本华及哲学的狂野年代》和《席勒与德国理想主义的开端》的作者（图2）2021年的德文作品（图3：也是他最新的作品）。

广告语：每个人首先都是独立的个体。这可能带来压力，而群体生活则能保护人们免受这种压力的困扰；但同时，它也能激发人们培养自身个性的渴望。在我们存在的这两个极端之间，一直都有许多令人赞叹的尝试，试图实现真正的独立。吕迪格·萨弗兰斯基在他的新书中讲述了这些故事。他从米歇尔·德·蒙田开始讲起，接着谈到卢梭、狄德罗、克尔凯郭尔、施蒂纳和梭罗，最终延伸到20世纪的存在主义哲学。他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承受“作为个体”的状态——这个问题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Safranski，萨弗兰斯基出生于1945年，他发表这本书的时候，76岁，在这个年龄的学者，思想及表达，都已堪称“凝练”。第一章，“文艺复兴时代”：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但并非每个人都愿意接受这一点，并为此付诸行动。关键在于个人如何面对和承受自己所特有的问题——比如孤独感，或是由生物本能和社会因素所导致的命运安排。是选择接受这些问题，与之抗争，还是试图隐藏它们，不让自己和他人察觉？是发展自己的个性，还是随波逐流、与他人趋同？通常情况下，人们会选择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方式。不过，也有些人选择逃避，融入到“非自我”的状态中，这时没人能保持真实的自我，所有人都变得千篇一律。当一个人发现并接受自己的独特性时，他既希望属于自己，又渴望融入群体。这种矛盾始终存在：人们可能被迫陷入孤独，也可能在追求自我特色的过程中主动选择孤独。在此过程中，与家庭及其他社会关系的纽带往往会变得松弛。作为个体的人虽然处于自由状态，却并不一定感到真正解放，因为他意识到自己仍然在隐秘或公开地依赖他人的认可。坚持自我特性的个体，并不满足于单纯的归属感，他们希望在自己与他人不同的地方得到认可。被认可的应该是差异，而非相似性。从个体特性出发，可以区分不同类型的社会：有些社会鼓励个性的发展，甚至将其视为社会目标；而另一些社会则抑制个性发展。因此，问题不仅在于个人究竟想要和能够承受多少个性表现，还在于这种个性表达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利弊。有很多迹象表明，尤其是在西欧，社会发展一直朝着个体化的方向前进。安德烈亚斯·雷克维茨在探讨后现代社会时提出了“独特性逻辑”的概念。诺贝特·埃利亚斯早已分析了这一发展的基本特征，而雅各布·布克哈特则以意大利文艺复兴为例进行了描述——意大利文艺复兴堪称继古希腊之后，个体文化发展的第二次伟大突破。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也就是通往近代的转折点上，这种强烈的自我中心倾向表现得尤为明显。雅各布·布克哈特描述了人类世界观与自我认知方式发生的个性化转变：在中世纪，意识的这两方面——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与对人类内在自我的探索——仿佛都笼罩在共同的迷雾之下，处于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这层面纱是由信仰、幼稚的心态与妄想编织而成的；透过它看去，世界和历史都显得色彩斑斓，而人却只能将自己视为某个种族、民族、政党、团体、家庭或某种抽象的“整体”。首先在意大利，这层面纱被吹散了；人们开始以客观的态度来审视国家以及世间万物。与此同时，主观性也以强大的力量显现出来：人成为了具有独立精神的个体，并意识到了自己的这一身份。

至今仍被广泛认可的关于“什么是启蒙？”的答案，出自伊曼努尔·康德在1784年的阐述：“启蒙是指人类摆脱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状态的进程。”人类不必盲目追随他人的指令，而应该能够并且应当独立思考。但这需要勇气。因为在康德看来，大众之所以处于未启蒙的状态，并非因为缺乏认知能力，而主要是因为人类的“懒惰与怯懦”。

图1：Transcendence for Beginners --- Life Writing and Philosophy 2026 Clare Carlisle《写给入门者的超越体验：生命写作与哲学》。精装本是2025年的，通常，平装本是2026年的。

 这位作者，图2，Clare Carlisle 1977 April-19，出生于1977年4月19日，今年49岁，让我惊讶的是，她居然是2024年“吉福德讲座”的主讲人。DS：她是英国宗教哲学学会主席。这本书相当于她的吉福德讲座“科普版”，也是她关于“传记写作”的哲学探究。

 图3，她的跨学科领域是文学与哲学，尤以传记名世：“斯宾诺莎传”和“克尔凯郭尔传”。

我节选这本书的引言：二十年前，在我还没有固定工作之前，我遇到了一个住在印度北部一座山半腰洞穴里的人。那条通往山顶的小路始于达兰萨拉附近，位于喜马拉雅山的山脚下。在英国统治时期，这里曾是重要的避暑胜地，至少有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印度总督将此地作为夏季居所。达兰萨拉的殖民历史使其成为西方游客的理想目的地。大多数时候，都会有一些游客徒步登上山顶再返回。步行几个小时后，就能来到那个洞穴前。那个男人的名字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他在洞穴里开了一家小摊，出售瓶装水和汽水、用铝箔包装的零食和糖果、软巧克力棒以及香烟。有一天，我和在旅馆结识的一位美国女士一起爬上了这座山。返程时，我们在他的小摊前休息，眺望着脚下的山谷和远处的群山。他看起来很内敛、严肃，但在回答我们的问题时告诉我们，他就住在那里。洞穴旁边有一个石制神龛。他称其为“寺庙”；那地方仅够一个人站立，有三面墙，没有门，只有一个屋顶。十六七岁时，他决定离开山谷中的村庄，放弃那些被教导要追求的东西：婚姻、成为父亲、事业成功以及在社区中赢得尊重。他搬进了这个山洞，并在那里建起了自己的“神殿”。沿着山路，没有别的棚屋或住所。他的收入足以维持生活。他现在大约三十岁，比我年长几岁。我在印度待了几个月，见过许多留着长发、赤裸上身和双脚、戴着念珠、穿着橙色纱裤的苦行僧。但这个男人看起来很普通，穿着普通的裤子、有领衬衫和丙烯酸材质的套头衫。几天后，我独自再次沿着那条小路前行。我来到了他的小屋前。他带我进了洞穴。洞穴有一个小房间的大小，整洁而简陋，里面有一台煤气灶、一个锅、一个杯子、一个碗和一个水桶。他的床是用棉花铺在石地上，上面盖着一条羊毛毯子。冬天时，那里非常寒冷。我们回到外面，一起坐在阳光下，望着广阔无垠的天空。他会说一点英语，足以让我了解那些暴风雨之夜的情景——“轰隆隆的响声，威力巨大极了”，他边说边张开双臂，瞪大眼睛。他曾有过几次以为自己会死去的经历。几年前，他曾遇到过一位和我一样沿这条小路而行的欧洲女子，他们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她待了几个月，也许一年吧。我感觉他希望我能和他在一起。这时一只巨大的猛禽从头顶飞过。他问我那只鸟的翼展有多宽——肯定有五英尺吧？然后他又张开双臂说：“哇，真是壮观极了！”此时已是傍晚时分，太阳渐渐西沉，如果再耽搁下去，等我回到镇上时天就黑了。于是我道别后，沿着山间小路返回我的旅馆。我在印度的旅程即将结束：再过几天我就得飞回英国了。在达兰萨拉的最后一晚，我走进一家出售克什米尔披肩和当地纺织品的商店，为家人挑选了一些礼物。我还买了两个绣有树木、动物和鸟类图案的彩色靠垫套——一个给自己，另一个送给山洞里的那个人。……我们又一起坐了几个小时，抽着大麻烟，凝视着山谷和广阔的蓝天。……然后我们道别了。我在明媚的阳光下缓步下山，心中充满着一种既悲伤又甜蜜的情绪。这种感受一直伴随着我，从德里出发，坐飞机前往希思罗机场，再回到曼彻斯特的家。这是我第一次访问印度，而这次经历改变了我。其中最深刻的，是对这个男人的复杂情感——或者说是一种混合着各种情绪的感觉。其中有一种渴望的痛苦，但并非对他个人的渴望，而是我们共同拥有的那种渴望。而他，则用双手一砖一瓦地建造了一座小寺庙，将这种渴望体现了出来，那座寺庙就建在半山腰上。这些年来，我遇到过一些人，他们身上散发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精神气质，有一种罕见的洞察力、深度或宁静感，让人能在他们身边感受到。而山上的那个男人并非如此。真正打动我的是他的选择。这个选择充满了勇气与无悔的爱——但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每当我思考这个问题时，“美好”这个词就会浮现在脑海中，不过我始终不明白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渐渐地，这些印象消失了，我几乎不再想起他。那次印度之行后，我在一所大学找到了工作，买了一套两居室的公寓，还有了一个孩子。我再也没有回到达兰萨拉，也不清楚他是否还在那里。直到去年，我受邀在圣安德鲁斯大学进行吉福德演讲，出于一些当时未能理解的原因，我又开始想起他了。

5月10日 Alvin Roth 2026新书“Moral Economics”

实验经济学的诺贝尔奖得主，罗斯，2026年新书。

我抄录他的开篇，微信读书：2024年3月初，标志性的诺贝尔奖得主、人类决策学者丹尼·卡尼曼在巴黎度过了九十岁生日，并与家人一起度过了一个悠闲的假期。之后，他飞往苏黎世，利用瑞士关于临终医疗援助（MAID）的自由法律，并于3月27日在诊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丹尼的健康状况仍然相对良好，但他希望避免长期残疾的前景。这是他之前向亲密朋友传达的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他无法在巴黎或纽约的家中实施他的计划，因为在这些地方，MAID（也称为医生协助自杀）尚未合法。MAID一直存在深刻的争议，支持者认为它在生命终结时保留了个人的自主权，而反对者则认为它是有预谋的谋杀。在我们这个分裂的社会中，一些最具争议的话题往往围绕哪些行为和交易应该被禁止而展开。争论十分激烈，因为双方的论点往往基于不可调和的道德或宗教立场。在这些道德上存在分歧的问题上，对立双方的支持者有时似乎认为，对手不仅论点糟糕，而且人品也恶劣。

卡尼曼在巴黎接受最后访谈时的答复：从青少年时期起，我就坚信人生最后的岁月里所经历的痛苦与屈辱都是多余的，因此我正按照这一信念行事。我现在依然活跃着，享受着生活中的许多美好事物（除了每日新闻），将会以幸福的心态离开人世。不过我的肾脏功能已接近极限，思维混乱的情况也越来越频繁，而且我已经90岁了。是时候离开了。值得注意的是，丹尼·卡尼曼在身体尚可时选择前往瑞士，这一决定恰恰体现了这一点：如果他等到无法轻易出行时再行动，那么在纽约他将无法获得任何协助自杀的医疗帮助。 

今晨尝试仅用iPadPro完成日常工作，效率降低两倍或三倍。可见，人人都应养一条“龙虾”，虽然，最新一期MIT的“AI Life”报道苹果公司的决策，因“龙虾”这样的“落地”活动的影响，芯片短期似乎成为长期因素，于是，新版的苹果设备将下调高端配置的内存。 

「知识产权的迷人历史」，2026年出版，作者的身份是“自由撰稿人”。我节选第二章：西巴里斯位于意大利“靴子”的脚掌处，地处两条河流汇入爱奥尼亚海的肥沃地带。它是公元前六世纪著名的希腊殖民城市之一，富有、开放包容，且以极度崇尚享乐著称。据记载，西巴里斯人极其追求舒适生活：他们甚至禁止公鸡在城里鸣叫，好让民众能安静地入睡；他们发明了夜壶，免得宴客时打扰用餐。而据希腊历史学家菲拉尔库斯的说法，他们还做出了古代世界其他人从未想到的事情。他们赋予厨师垄断权。故事是这样的：如果在西巴里斯，有厨师能做出一道极具创意的菜肴——这道菜美味非凡、别具匠心，完全不同于城里人以前尝过的任何美食——那么这位厨师就能获得独家权利，可以独自制作并销售这道菜一年时间。其他厨师不得模仿，也没有餐厅能窃取其食谱。在整整十二个月里，这道菜完全属于它的创造者。这一制度仅持续了一年，适用范围也仅限于食物领域。它存在于一个城市中，而该城市在公元前510年被邻国摧毁，再未重建。然而，西巴里斯人所发现的这一理念——即创作者因其原创作品应获得短暂的独占性回报——正是当今世界上所有专利、版权和商标法的基石。人类长期以来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坦率地说，古代世界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法。当时人们所遵循的，是一套更为古老、更基于本能的规则——这些规则因文化与时代的不同而大相径庭，涉及创造力、所有权以及复制行为的道德准则等方面。第十二章的标题：第十二章 谁掌握生命权？生物技术专利领域的竞争态势。图二，这本书的目录。

谁拥有生命？2013年，最高法院的答案是：大自然创造的生命不属于任何人。而人类从这种生命中创造出来的东西——药物、检测方法、经过改造的生物体、合成序列等——则是另一回事。这是一个法院、专利局、立法机构以及受其决策影响的各方群体需要长期争论的问题。

它划出了一条界限：一边是属于所有人的自然世界，另一边则是可以被占有的发明创造领域。这条界限存在争议、并不明确，且始终受到双方势力的不断冲击。但它确实存在。在这样一个人们渴望为一切事物申请专利、占有一切、从生命的基本构成要素中获取版税的领域里，这条界限的存在显得尤为重要。

这个故事的起点，正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这项协定是在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中达成的，于1995年1月生效，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始性文件之一。……将知识产权合规问题纳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体系，这意味着未能达到《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标准的国家可能会面临贸易制裁。……《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主要是由美国、欧盟和日本推动制定的——这三个经济大国的企业拥有全球绝大多数最具价值的知识产权。制药业、娱乐业、软件业以及农业生物技术产业都大力游说支持该协议的通过，因为他们希望借此将自身的知识产权保护范围扩展到那些此前几乎不提供或完全不提供相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市场。……历史上首次，知识产权保护不再仅仅是国际礼让或自愿条约承诺的事项。它成了参与全球贸易体系的必要条件——而发展中国家若想发展经济、减少贫困，就必须融入这一体系。……制药行业的兴趣尤为强烈。美国和欧洲的制药公司投入巨额资金研发药品，而这些药品却被印度、巴西、泰国等国的仿制药制造商未经授权生产出来。这些国家的专利法要么不涵盖药品领域，要么提供的保护力度低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要求。如果《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能按其起草者的意图得以实施，这种状况将得到终结——发展中国家将不得不为药品授予专利并加以保护，从而使药价上升到专利持有者所能控制的范围。 

我们一起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历程。从西巴里斯那位获得其食谱一年独占权的厨师，到威尼斯参议院制定世界上第一部专利法，再到英国议会通过《安妮法令》确立版权制度，从美国开国先贤们对思想本质的探讨，到工业革命时期的激烈专利争夺战，再到国际知识产权法的诞生，以及数字革命对传统法律基础的颠覆——这一切都见证了我们共同走过的道路。所有这些历史发展共同构成了如今规范着你创造性作品的制度——就在你阅读这段话的此刻，无论你是什么领域的创作者，无论使用何种媒介进行创作，都受这一制度的约束。而你，也是一名创作者。这正是我们在本书中所讨论的这一代人的显著特征之一。如今，20到28岁的人群是第一代可以将创作和传播内容——无论是音乐、视频、文字、摄影、代码、艺术作品、游戏还是播客——视为一种常规文化参与方式的人。对他们来说，这种创作活动并不需要昂贵的设备或行业门槛。你可以发布作品、分享创意、打造自己的粉丝群体，并能与那些从未谋面的人跨越平台和时区进行合作。无论你是否意识到，你都身处人类历史上最复杂、影响最大的知识产权环境之中。……版权在你创作出作品的那一刻就产生了。不是在注册时，也不是在发表时，更不是在加上©符号之后。只要作品以固定形式存在——无论你是保存了文件、按下录制键、点击发布按钮，还是动笔写作——你就拥有了该作品的版权。这就是我们在第八章中提到的《伯尔尼公约》所确立的原则——自动保护原则。美国最终在1989年加入《伯尔尼公约》时采纳了这一原则。在现行制度下，版权无需通过注册即可产生。不过，如果你想在美国起诉他人侵犯版权，就必须进行注册——没有注册的版权是无法提起联邦版权侵权诉讼的。此外，如果在侵权行为发生之前或作品发表后的三个月内完成注册，你就有权获得法定赔偿；这种赔偿即便没有实际经济损失的证据也能获得较高数额，而不仅仅是那些难以计算的直接损失。实际意义在于：如果你创作的作品具有商业价值——无论是写作书籍、作曲、制作电影、开发软件还是创作视觉艺术作品——都应注册版权。这项手续成本低廉、操作简单，可通过美国版权局在线完成。注册后，你将拥有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否则是无法获得这些权利的。如果你创作的作品属于低风险范畴——比如社交媒体帖子、随意拍摄的照片、个人博客文章等——正式注册可能不值得花费时间和精力。但你应该清楚，这些作品归你所有。

这是台湾2026年的繁体字中译本，图1至3。原书是2022年英文版， 

图4。台湾这个译本的电子版没有各章的标题，图5，微信读书的译文，英文版各章标题。

这本书大幅度更新了我年轻时读的那套弗洛伊德传记。尤其是，这位作者完整收集了弗洛伊德六个子女的传记资料，以及，在第一章列出的参与拯救弗洛伊德的每一个人的传记资料。这些人都是上世纪“精神分析运动”的核心人物。其次，这位作者引述了弗洛伊德学派核心人物对荣格的评论。所以，这本书成为我课堂讲解荣格的重要补充。 

布利特还跟比德尔讲述了他在一九二五年和佛洛伊德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当时布利特没有提前通知，便径直来到伯格街十九号，但被告知佛洛伊德身体不佳、不接诊新病人。布利特做了自我介绍并递出名片，楼上的佛洛伊德显然是听到了声音，所以下楼迎接他；他表示久仰布利特大名，如果对方有意建立长期关系的话，他很愿意破例看诊。那一天标志着这两人友谊的开始，这段关系一直持续到佛洛伊德去世。而在营救佛洛伊德的行动中，布利特也扮演了关键性角色。

这两个男人，一个是声名鹊起的精神分析大师，一个是未来的美国高级外交官，他们因为精神分析而相识，而且两人还有另一个共同点：厌恶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凡尔赛和约》。布利特讨厌威尔逊，是因为他年轻时想为世界和平献力的雄心壮志受阻了；佛洛伊德则认为，这位美国总统傲慢又无知，他曾经大谈要建立公正的战后秩序，如今却放任复仇心切的胜利国肆意惩罚战败国，尤其是奥地利。

只有三个人可以在佛洛伊德面前直呼其名，而不用在前面加上「博士」（Herr Doktor）或者「教授」（Herr Professor）这样的头衔，布利特就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人分别是英国作家ＨＧ韦尔斯，和佛洛伊德家族的好友、法国卡巴莱歌手伊芙特．吉尔贝（Yvette Guilbert）。虽然布利特比佛洛伊德年轻三十五岁，但是两人的感情很好。和未来救援小队的其他成员一样，这段关系将在一九三八年受到最严苛的考验。

布利特主要是以他在一九三〇年代的外交角色而为今世所知。一九三三年，小罗斯福总统正式承认苏联后，他委任布利特作为美国首任驻莫斯科大使。后来，布利特又担任了驻法大使，当时恰逢希特勒开启早期的征战行动，包括把奥地利并入第三帝国的「德奥合并」，佛洛伊德也因此陷入困境。在这两项工作中，布利特都身处于极权国家崛起的漩涡中心。

布利特是担负这些工作的完美人选。年轻时就职于莫斯科大使馆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曾在布利特手下工作，后来也成为知名的外交官和历史学家，他写道：「布利特迷人、聪明、知识渊博又思路开阔，是一个通晓世故之人，论头脑不输给任何人。」

凯南认为：「布利特是那一群优秀美国年轻人的佼佼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了他们的人生。他们是非凡的一代，才华横溢、活力十足。」这群人当中包括文学巨匠海明威和史考特．费兹杰罗、作曲家科尔．波特（Cole Porter）以及美国共产主义者约翰．里德（John Reed），他们全都和布利特有过交集。 

玛丽．波拿巴的生活什么都不缺：她扛着欧洲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姓氏（她是拿破仑．波拿巴的曾侄孙女）；她透过婚姻获得了王室头衔；她继承了大笔财富；而且她的情人无数，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阿里斯蒂德．白瑞安；此人曾十一次出任法国总理，并和德国外长古斯塔夫．施特莱泽曼（Gustav Stresemann）一起获得了一九二六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自从一九二五年佛洛伊德开始为她治疗「性冷感」以来，玛丽就努力学习，并在短时间内成为优秀的精神分析师，并为这个全新的领域发表许多著作。她还进入了大师的核心圈子，成为他最忠实的门徒以及后来的营救成员。

然而，正如欧内斯特．琼斯指出，欧洲上层社会的身分反而成为她职业生涯的巨大绊脚石。她只要按照那个时代社会期许的生活，扮演好皇家贵妇的角色，就可以活得安稳自在，被富人名流所环绕，也永远不用在事业和学识上挑战自我。

琼斯写道：「玛丽．波拿巴选择从事科学研究，无异于自己跳入火坑，有如那些自愿挨饿的穷苦艺术家们。虽然看似两个极端，但她与他们面临的困境是一样的。纵观历史，在这种环境下获得成功的人并不多见。更重要的是，她没有抛弃自己原有的世界，而是在两个世界都大放异彩。这纯粹是她个人魅力的胜利。」换言之，玛丽既能在上层社会与名流贵族谈笑风生，也能在全新的学术领域中与专业人士打成一片。

最重要的是，她与佛洛伊德一见如故，大师对她也是这种感觉。从他们早期的对话、通信和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她迅速地从佛洛伊德的病患转变为知己。回忆起第一次在伯格街十九号见到佛洛伊德，波拿巴说：「他给我的印象超出了我所有的预期。首先是他无比的慈爱，然后是他巨大的力量。你能感觉到，他非常理解人性、也同情全人类的遭遇，而个人只是其中微小的一份子。」

很快，佛洛伊德也对波拿巴产生了类似的感觉。他说：「我才认识妳三个礼拜，但我向妳倾诉的事情，比我对认识两年的人说的还多。」 

这样的封面截图，更清晰地呈现我毕生使用的这种记忆法，我称之为“三要素”记忆法：标题、出版年份、作者姓名。这本书的作者在最后一章试图彻底纠正本末倒置的西方医学思想，结果是，他被医院管理委员会解聘了。这本书总共二十章，我试着节选几个章节，仍用“跟帖”之法。 

第三章：了解大脑的运作机制为诊断和治疗神经可塑性相关疾病提供了宝贵的手段。有一位女性因走路时出现背痛和腿痛而来到我的诊所就诊。她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每次走路时都会产生疼痛感。这种疼痛是大脑根据“汽车事故”的假想情境所引发的反应，实际上并不存在真正的身体损伤。不过检查结果显示，她的疼痛并非由结构性问题引起，因为没有明显的医学原因可以解释这种疼痛，而且疼痛的出现也并不规律。当她明白是自己的大脑产生了疼痛感后，便采用了疼痛再处理疗法：在行走时给自己传递平静与安全的信号，从而降低对行走的恐惧。这种思维方式的改变向大脑发出了正确的信号，使大脑能够调整其错误预测。接下来的一周里，她发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现象：当她从家门口的人行道右转并顺时针绕着街区行走时，会感到剧烈疼痛；而左转逆时针行走时则没有疼痛感。她通过改变大脑的预测方式来重新调整其神经连接，最初取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些初步变化进一步证实了疼痛是由她的大脑引起的。最终，她完全康复了。

第十章：“你抗拒什么，它就会持续存在”这句话出自卡尔·荣格之口，其实这源自佛教的经典教义。

第十一章：康妮多年来一直有轻微的焦虑症状，但其他方面都很正常。2022年，她感染了新冠病毒。除了咳嗽和发烧外，她还出现了头痛症状。所有急性新冠症状都在一周内消失了，但头痛却持续存在。疼痛感时有时无，严重程度在3到8分之间。一个月后，她去看神经科医生，医生诊断她患有偏头痛，并开了药。……她开始服用抗抑郁药，……但她担心会出现更多副作用，于是不再去看精神科医生。疼痛、焦虑和抑郁的症状持续了一年之久。……找了一位神经可塑性康复教练进行指导。在九个月的时间里，她的状况逐渐好转。……

第二十章：2022年底，我希望能减少在医院的工作负担，聘请一位年轻医生来协助我发展以神经可塑性研究为重点的诊疗业务。……医院支持了我二十年，似乎也很认可我的工作成果，不过……有一天，我被邀请参加与医院管理层的会议，原本以为会是讨论聘用助理医生的计划。但实际上，会议的目的是告知我：医院决定不再与我续签合同，而我的合同一个月后就会到期。我非常清楚医院面临着严重的财务困境，同时也明白自己的诊所收入并不高。毕竟，我所做的工作并非需要开刀或进行那些能获得保险公司高额赔付的手术。我的职责只是与患者进行长时间的沟通。他们向我保证：“这并非针对我个人，他们很感激我为医院所做的贡献。”

最新一期人工智能管理杂志，推荐五种AI技能，以及大模型的最新排名。

确实，我注意到，现在Perplexity对同一问题的解答，似乎超过了GPT。例如：“心无定志”的出处？答：这句话出自《孟子·公孙丑上》中的语境，常见完整表述是：“**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心之所志，气即从之。**”其中“心无定志”可理解为“内心没有固定志向”这一意思。如果你想要的是它所在段落的**完整原文**，我也可以继续帮你整理出来。我想到了郭店楚简。答：你想到得很对，这句应当出自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的开头一段。原文常见写法是：“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前后文还有：“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性自命出，命自天降。”如果你要，我也可以把《性自命出》这一段按通行释文完整抄给你。

5月16日 The Brain , in Theory 脑，理论视角

图1，「脑，理论视角」，姑且这样翻译这个标题。

这是今年新书当中最符合我的思路的，生命本身就是认知过程，不论是原核生命还是更高级的生命，所以，最近出版的几本书的作者们认为，生命可定义为认知过程。我认为，这样的定义有些偏激，生命过程毕竟还包含认知以外的其它事。图2至6，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的截图，诸友认真看看，微信读书的译文，还可以。这位作者建议的正确思路。图7至9，最后一部分的目录。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6，「狐狸、鼩鼱与人类：大脑是如何进化的」。

我们周围到处都有不同的大脑。它们让我们着迷不已。与任何生物系统一样，大脑也是进化的产物。由于从共同祖先经过演化而来，当今世界上每一个大脑既与其他所有大脑有某些共性，又具有独特的特性。通过比较不同大脑的结构，并了解其演化过程中所经历的各种环境因素，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的大脑以及它与其他大脑之间的联系。当前，人类对大脑的认识正处于一场革命之中。在这些篇章中，我希望分享我们最近取得的一些新见解，并有望打破一些错误观念。但在那之前，让我们先确保大家都熟悉相关的基础概念：进化论、比较生物学以及现代神经科学。……海鞘并不是一种迷人的动物。它的拉丁学名是Ciona intestinalis，意为“肠道状的生物”，说实话，考虑到成年海鞘的外貌，这个名字倒也恰到好处。海鞘生活在海底，一生都附着在某一处不动。它们属于滤食性生物，通过身体让水流过，从而过滤出有用的物质。水从管状结构中进入体内，然后再排出体外。在此过程中，海鞘那袋状的身体会从水中过滤出营养物质。海鞘的生命周期常被用来解释动物为何需要大脑。海鞘的幼体并不像“肠道柱”那样外形奇特。它的幼虫类似小蝌蚪，通过摆动尾巴在海底移动。当幼虫发育完全后，它会选择海底一个合适的位置固定下来。在新环境中，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吃掉自己的大脑！显然，当动物不再需要移动时，大脑就变得没有用了。神经科学家丹尼尔·沃尔珀特开玩笑地将这一现象比作学者获得终身教职的情况：一旦找到了安逸舒适的环境来度过余生，大脑也就不再必要了。这个故事的寓意是：虽然海鞘的大脑非常原始，但它对运动至关重要。如果不进行移动，大脑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倒也合乎情理——毕竟植物不会移动，因此也没有大脑。 

大数据以及“循证医疗”在这里接受作者的批评，但我认为不够彻底。AI时代，如何使医疗真正成为“个性化的”，这是我推荐这本书的理由。这本书的主旨在最后一章：本章旨在阐述“更完善的”个性化医疗究竟会是什么样子。正如本书前几章所阐述的，个性化医疗并非一个单一的整体，而是由众多不同的项目、技术和基础设施构成的体系。这些项目、技术和基础设施正在不同地区同时被规划、开发、实施、测试和应用。不过，它们之间存在着诸多共性，尤其是在核心理念和以数据为驱动的策略方面。正因如此，我们可以在本章中提出一些总体性的见解和建议。当然，这本质上是一种规范性且带有政治色彩的论述。我们对“更好”的定义，既借鉴了本书前几章所描述的案例，也基于这样一种理念：正如医疗保健领域总体情况一样，个性化医疗也应服务于公共利益。我们反对那种认为仅通过商业创新推动经济增长就能最好地（甚至唯一地）实现公共利益的观念。在高收入国家，创新政策往往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即对创新的私人掌控最终会通过市场力量的“无形之手”来服务于公共利益。然而，医疗保健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健康权是一项基于需求而非支付能力而应得到保障的基本人权。我们对“公共利益”的理解源于团结、共同责任等价值观，更强调以关怀精神取代消费者选择逻辑。这意味着需要实现创新治理的民主化，让公众能更多地参与技术设计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流程——包括技术的研发、推广、使用、评估、维护和处置。

图1，封面，2026年出版。图2和图3，目录。

图4至6，自测“脑健康”量表。

马吉德·福图希博士是一位开创性的神经学家、神经科学家兼作家，他在大脑健康、记忆功能、神经可塑性以及阿尔茨海默病预防领域拥有超过三十年的研究经验。他的职业生涯涵盖了前沿科学研究、临床创新以及公众教育等多个领域。福图希博士于1992年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神经科学博士学位，随后在哈佛医学院接受医学培训。他回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完成神经病学住院医师培训。此后多年，他在哈佛医学院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同时担任教职。目前，他是乔治华盛顿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兼职教授。福图希博士著有多部著作，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传播者，以将复杂的科学知识通俗化、激励读者主动关注自身认知健康而闻名。他对医学教育的贡献使他获得了美国神经病学学会颁发的杰出教学奖。Fotuhi博士将其研究成果发表在经过同行评审的科学期刊上，并在美国神经病学学会及阿尔茨海默病协会国际会议等重要场合进行展示；他的研究成果被全球数千名科学家引用。NeuroGrow脑健康中心的创始人兼医学主任Fotuhi博士设计了一套为期十二周的综合性治疗方案，该方案已帮助数千名患有记忆丧失、脑雾、脑震荡、轻度认知障碍及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康复。Fotuhi博士的报道出现在50多家国内外媒体上，包括CNN、NBC新闻、《今日秀》、ABC新闻、《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泰晤士报》（伦敦版）。他成功地向全世界数百万人普及了神经可塑性的重要性。在临床实践和公开演讲中，福图希博士都强调：培养新的脑细胞、增强大脑储备能力、恢复认知活力永远都不为时过。他提出的五大要素方法——包括健康锻炼、充足睡眠、合理营养、积极心态以及认知训练——为维护终生大脑健康及预防阿尔茨海默病提供了实用的指导方案。在职业生活之外，福图希医生喜欢与妻子和两个女儿共度时光。他的爱好包括交际舞、长途骑行、烹饪、滑雪和网球。图7至9，时隔三年，又买到（在日本超市Nijiya）北海道评级最高大米，2026年1月中旬产。不过，这次涨价30%，2公斤45美元。

这本新书极大地补充了我发表于「读书」2000年的“释梦百年”长文，关于梦境的研究综述。这位作者是资深心理学家，研究领域宽广，今年近九十岁，还能有这样宏富的作品。G·威廉·多姆霍夫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荣誉杰出教授兼研究教授。他于1958年从杜克大学获得心理学学士学位，1959年从肯特州立大学获得心理学硕士学位，1962年从迈阿密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1962年，他成为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助理教授。1965年7月，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成立后，他加入了该校的教职团队，目前同时隶属于心理学系和社会学系。1993年，他被授予杰出教授称号，并于2019年春季学期结束后退休。他曾先后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巴黎第八大学文森纳斯-圣德尼分校以及科尔盖特大学的客座教授。多姆霍夫教授撰写了五本关于梦的书籍：《梦的神秘世界》（1985年）、《在梦中寻找意义》（1996年）、《梦的科学研究》（2003年）、《梦的起源》（2018年）以及《梦的神经认知理论》（2022年）。他还在政治社会学领域撰写了17本书籍，其中不乏独著或合著作品，例如《谁统治美国？（1967–2023）》；《上层精英集团》（1970）；《波西米亚丛林与其他隐居地》（1974）；《掌权者》（1979）；《权力精英与国家》（1990）；《国家自治还是阶级统治？》（1996）；《新政时期的阶级与权力》（2011，与迈克尔·J·韦伯合著）；《权力精英中的多样性》（2018，与理查德·L·茨威根哈特合著）；以及《二十世纪的企业富豪与权力精英》（2020）。我节选前十章，但只能以跟帖方式，试着贴在这里。

本书的目的是将一种关于梦境的最新理论版本，置于新的睡眠理论与新的意识理论的背景下进行阐释。这三种理论——关于梦境的神经认知理论、关于睡眠的适应性静止理论以及关于意识的多元状态分层模型……这三项理论都在2019年至2023年间形成了现行的表述形式（Domhoff, 2022, 2023；LeDoux, 2019, 2020a；Siegel, 2022b, 2022d）。……关于梦境的神经认知理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通过对睡眠中大脑的神经影像学研究，以及关于脑部损伤对梦境影响的新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Domhoff, 2000b, 2003, 第1章）。该理论尤其关注夜间睡眠过程中出现的4到6次“快速眼动”阶段，同时也着眼于那些“能够引发梦境产生的概念体系与框架”（Domhoff, 2003, 第9页）。……这一理论后来在大量清醒状态下进行的神经影像学研究、关于快速眼动睡眠期神经影像学研究的元分析，以及更多关于梦境内容的定量研究的基础上得到了更新（Domhoff, 2022）。现代的神经认知梦境理论认为，梦境基于一种被称为“模拟”的认知过程，这种过程被定义为“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即通过想象将自己置于假设情境中，探索各种可能的结果”（Schacter等人，2008年，第42页）。模拟也可以被理解为“对假设事件或情境的想象性构建”（Buckner等人，2008年，第20页）。事实上，这些定义似乎正是为描述梦境而量身定做的。因此，梦境的本质特征在于：人们感觉自己正身处一系列正在发生的事件之中，或是作为观察者旁观着这些事件。这些模拟出来的事件通常发生在生动的感官环境中，而且几乎总是涉及其他人或动物（关于梦境的这一定义，参见Domhoff，2022年，第8页）。此外，人们在醒来后的几秒钟内，有时仍会将其视为真实的经历，尽管他们至少部分意识到那并非真实发生过的情景。鉴于这种对梦境独特体验的描述，如果参与睡眠梦实验室研究的受试者在实验人员唤醒后报告看到了母亲的影像，那么这就不算是一场梦。这类影像很可能是出现在“非快速眼动3期”（N3期）睡眠中，这一阶段也被称为“慢波睡眠”。而如果受试者报告说想起了前一两天与兄弟姐妹的对话，那则属于另一种心理体验。这类报告通常出现在从“非快速眼动2期”（N2期）睡眠中醒来之后，因为N2期比N3期处于更活跃的睡眠状态。……这些现象包括“夜惊”和“睡眠瘫痪”等令人恐惧的情况，它们都可能被误认为是梦境（例如，Avidan, 2017；Domhoff, 2022, 第6-8页对夜间各种非梦境体验进行了简要概述；Iranzo, 2022；Yale Medicine, 2024）。

5月20日 The Revolutionary Center

5月21日 The Papal Curse The Medieval Origin Of The European Syndrome 2026 Laurent Guyénot

这本书对正在“出海”的中国企业家们理解西方各国，尤其是中欧各国，至关重要。The Papal Curse The Medieval Origin Of The European Syndrome 2026 Laurent Guyénot。 

。。。在欧洲历史上，帝国与其他政治形态（如古代城市、城邦、民族国家等）相比，究竟有什么特殊性。纵观其政治历史，我们会发现欧洲是两种主要政治形态——民族与帝国——形成、发展并相互冲突的舞台。民族概念的出现早于王国，……要理解帝国的真正本质，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将其与民族或民族国家的概念进行比较。……首先，帝国并非以领土为核心，而是一种理念或思想。其政治秩序的确立并非基于物质因素或对某片地理区域的占有，而是源于某种精神或政治法律理念。因此，认为帝国与民族的本质区别在于规模大小、或是“比其他民族更庞大的民族”，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中世纪，人们通常将“权威”（即道德与精神上的优越性）与“权力”（即通过法律手段行使的公共政治权力）区分开来。在加洛林帝国以及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中，这种区分构成了皇帝作为特定民族君主所拥有的权力与其帝国职能所赋予的权威之间的区别。例如，查理曼既是皇帝，也是伦巴第人和法兰克人的国王。因此，对皇帝的效忠并非是对某个特定民族或国家的臣服。在奥匈帝国，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忠诚仍然高于民族或宗教纽带。……相反，民族的起源在于王国宣称主权的意愿，这种主权并非基于某种原则，而是与特定领土相关联。这一起源可以追溯到《凡尔登条约》对加洛林帝国的分割。从那时起，法国和德国开始走上不同的道路：德国延续了帝国传统，而法兰克王国则通过君主制逐渐演变为现代民族。16世纪时，“国王在其王国内即皇帝”的观念，与让·博丹所提出的新主权理论直接相关。但精神原则与领土权力之间的对立并非唯一需要考虑的因素。另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帝国与民族对政治统一的认知方式。帝国的统一观念最早由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但丁和库萨的尼古拉等人提出，这种统一是一种超越国家边界的有机整体。作为一种理念的体现，帝国所追求的统一仅存在于这一理念层面。而民族要么创造自己的文化，要么依靠既有的文化来塑造自身；相比之下，帝国则包容多种多样的文化。民族试图让人民与国家保持一致，而帝国则将不同民族凝聚在一起。其基本原则是自治与尊重多样性。帝国追求在更高层面实现统一，同时不压制各种文化、民族和群体的差异性。其主要特征在于它旨在凸显这些差异。主权是分散的，只要不违背普遍法律，各种民族、文化、宗教和习俗上的特殊性都得到法律认可。……由于国籍与公民身份并不等同，政治意义上的“人民”不应与种族意义上的“民族”相混淆，但两者并不相互冲突。换句话说，帝国的原则旨在调和“一体”与“多元”、“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关系。在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罗马本身首先是一种理念、一种原则——它能够让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而无需让他们改变信仰或丧失自身特性。这种“帝国原则”在共和时期的罗马就已存在，它使得外来宗教和多样的法律体系能够被接纳。罗马法仅适用于不同民族之间的个人关系或城市之间的交往。人们可以自称“罗马公民”……同时不必放弃自己的国籍。作为一个超国家机构，中世纪的帝国本质上是多元化的。它允许各民族过着自己的民族生活，并保留各自的法律法规。以奥匈帝国为例，尽管少数民族占其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达60%），其中包括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犹太人、塞尔维亚人、鲁塞尼亚人、德国人、波兰人、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和匈牙利人，但这个帝国仍能高效运转数个世纪之久。相反，民族国家的特征在于其不可抗拒的中央集权与同质化趋势。民族国家在疆域上的体现首先体现在对其拥有统一政治主权的领土的划定上。这种同质性最能体现在法律领域：领土的统一源于法律规范的统一性。14至15世纪是这一进程的转折点。……无论是在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下，民族国家的逻辑都倾向于消除一切可能阻碍中央政权与个人之间联系的因素。其目标是将所有人统一纳入同一法律体系之下，而非让各个社群保持自己的语言、文化和传统。国家的权力作用于个体公民，因此它总是试图摧毁或限制各种中间社会形式的特权。……同样也是在大革命时期，欧洲各地开始普遍认同：一个国家的边界应当与某种语言、政治权威及民族的疆域相一致。帝国在原则和宗旨上具有普遍性，但并不具备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普世主义”含义。其“普遍性”并非意味着它注定要扩展到整个世界，而是指一种基于具体政治组织、旨在将特定文明范围内的各民族团结起来的公平秩序理念，这种秩序并不包含消除差异的目标。从这个角度看，帝国与假想中的世界国家或那种认为某些法律与政治原则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观念截然不同。在我们这个时代，当“大空间”和“文明国家”再次成为思考国际关系的基本概念时，当俄罗斯帝国和北约部队在乌克兰发生冲突时，当新沙皇统治俄罗斯、新苏丹统治土耳其、新皇帝统治中国时，帝国可能还没有说完最后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