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二十年前国内反腐败高潮时流行阅读法国大革命的著作系列，最近，我读了同一位作者撰写的《席勒与德国理想主义的开端》和《叔本华与哲学的狂野年代》，他还有一本歌德的传记，在微信读书我的书架上。此外，我在（5月5日）朋友圈里推荐了《黑格尔的耶拿时刻》。欧陆思想的演化路径，德国与法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有最密切的互动。诚如马克思所言，德国人是行动的矮子和思想的巨人。相对而言，法国人始终热衷于行动。这本书，图1，茨威格 1932 《Marie Antoinette --- Bildnis eines mittleren Charakters》（通常译作《玛丽·安托瓦内特 一个中等性格的肖像》中文流行译名《断头王后》）的德文初版出版于1932年出版社为德国莱比锡的 Insel Verlag 断头王后 张玉书2017中译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另一个中译本是广东旅游出版社2024年的，译者钟皓楠。由于这家出版社的名称，我还没有积累足够的兴趣听这个译本。茨威格在1942年于巴西寓所与妻子相拥而卧，服毒自杀。在法西斯主义最泛滥的时期，他对世界失去了信心。此前，他在伦敦拜访了弗洛伊德的新家（参阅我朋友圈里推荐的中译新书《拯救弗洛伊德》），他们多年来始终心灵相通，见面之后，弗洛伊德对茨威格说，他读过他的全部作品，在茨威格作品当中，尤以“断头王后”最精彩。茨威格的文风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在他写作的著名人物的传记里，读者甚至无法确定这些作品是传记还是评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茨威格文集》共九册，中期之后的作品，《三作家传》（我最喜欢的是“托尔斯泰”）、《人类群星闪耀时》（我最喜欢的是“亨德尔的复活”、“一夜天才”、“滑铁卢决定胜负的一瞬”、“逃向上帝”、“西塞罗之死”）、《三大师传》（我最喜欢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还有他死前完成的自传《昨日的世界》。在我心里，他是永远的茨威格。这样一位文学天才，在维也纳少年成名，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终于跟着“昨日的世界”而去。我以前研究“自杀意念”（suicidal ideation），根据我那时阅读的最新文献，一个人最容易自杀的三大条件是：1）清晨、2）独处、3）室内。当然还要有诱因，当代社会简直有无穷多的自杀诱因。可是，最近，我注意到当一个人的自杀意念形成之后，首先发生的具体问题是：以何种方式结束生命？对许多老人或不治之症患者而言，“安乐死”当然最佳。对许多年轻人而言，这是我在湖畔居“径山厅”与李克和刘莹闲聊时的感悟，一个人的名字里，冥冥之中，早已包含着结束生命的方式。我想到了几个案例，其中，最令人伤心的，就是我在东财跨学科教育实验班被全校公认的天才学生于海跃。我得知他的死讯，很晚，约在一年之后（陈慧不愿让我伤心），直到我偶然获知“海跃之死”。在大连的跨海大桥上，停了一辆无主汽车，经查，是于海跃同学的。“海跃”，向着大海，纵身一跃。唉，回到主题，路易十六的性格，全世界皆知，于是，他这位妻子玛丽的传记，成为理解法国大革命“民众”与“君主”之间关系的一项重要因素。我置顶了这本书，连续多日听完。茨威格有扎实的文史研究功夫，他在《昨日的世界》里承认，少年成名之后，稿酬源源不断而来，于是养成了收藏各类文稿的癖好，而且很快就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路易十六的妻子玛丽，传记资料浩如烟海，伪作极多（参阅这本书的“后记”）。茨威格于是大刀阔斧，稍涉嫌伪造的文献，一律弃置不用。他在后期的作品里，不仅运用心理分析于传记人物，更将心理分析运用于欧洲社会。作为对照，我也读他的同时代人罗曼·罗兰写的人物传记，我认为，高下立见。他俩是朋友，也因此有意识地分工。贝多芬，《约翰·克里斯多夫》，罗曼·罗兰更擅长。虽然，罗曼·罗兰的卒年是1944，仅比茨威格晚两年。但罗曼·罗兰是“巴黎高师”培养的精英知识分子，恪守自己的人文主义和浪漫主义本色。与此迥异，维也纳的少年天才茨威格，在奥匈帝国繁盛的首都形成了更多元的价值观，乃至尼采描述的“虚无主义”。至少，茨威格很少恪守一套不变的价值观。我在研究天才的时期，提出过这样一种观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天才时刻”，而天才人物只不过有更多或更密集的“天才时刻”。我认为我的观点深受茨威格思路的影响。他描写的人物，通常只有“天才瞬间”，涌现之后，复归常态。典型作品，就是这里推荐的《断头王后》，德文初版的副标题是：一个中等性格的肖像。他描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值得诸友优先阅读。我推荐的英文新书《创新者》（David W Galenson 2025 Innovators），参阅汪丁丁“微信朋友圈”2025年9月29日关于这本书作者的简介。作者是研究创新行为的经济学家，值得经济学家关注。他将创新行为划分为两大类，1）观念创新者，毕加索是代表人物；2）实验创新者，塞尚是代表人物。我在2023年出版的讲义《演化与创新》后半部分引用了齐申义的弟子索耶尔《创新的科学》插图：塞尚毕生画作及价格与毕加索毕生画作及价格。毕加索年轻成名，毕生不变，都是那样的风格。很可能因此，他的画作，成交价随着他的年龄增长，由高向低徘徊，他死后，他的画作价格并不跳跃增高。而塞尚的画作，随着他的持续实验而持续有新的风格出现，于是，他的画作价格，随着他的年龄不断增加，他死后，他的画作，在最近十年的成交价，已列入全世界最贵的十幅画作之一。观念创新与实验创新，在乔布斯主持苹果公司时期，我认为，兼而有之，尤其是他与设计师乔纳森·艾维的密切合作。

Rudiger Safranski 2017 Goethe life as a work of art《歌德：人生如一件艺术品》。这位作者的另外两本著作有中译本：《席勒与德国理想主义的发端》和《叔本华与哲学的狂野年代》，ChatGPT：鲁迪格·萨夫兰斯基（Rüdiger Safranski） 是当代德国最著名的思想史作家、哲学传记作家之一。他在德语世界的地位，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把哲学史、文学史与思想传记融为一体的“公共知识分子”。如果说20世纪后半叶德国最善于向大众解释哲学家的人，除了Peter Sloterdijk之外，萨夫兰斯基无疑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出生于1945年1月1日，德国，巴登-符腾堡，哲学家、思想史家、作家、电视主持人。他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几个月，因此属于典型的“战后德国一代”（Nachkriegsgeneration）。1965-1972，在法兰克福大学受教于阿多诺。又在伯林自由大学完成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联邦德国工人文学发展的研究”。专业领域：哲学、德国语言文学、历史学、艺术史。1972-1977，在柏林自由大学德语系担任研究助理和讲师。1977-1982，离开大学，从事成人教育工作。1985-至今，职业作家。他于1988年发表的德文著作《叔本华与哲学的狂野年代》使他在德国读者当中一举成名。随后，他发表了德文著作《一位来自德国的大师：海德格尔与他的时代》，至今仍被认为是关于海德格尔的最优秀传记之一。再后来，他发表了德文著作《尼采：思想传记》，在德语世界销量极高。终于，他的《席勒与德国理想主义的发端》获得莱比锡书展“非虚构类”大奖。图2，仍取自ChatGPT的介绍，他发表德文著作《浪漫主义：一桩德国事务》，在德国思想界影响极大，对荣格研究者尤其重要。他的最新著作，就是今天我推荐的这本书，被认为是近年来最重要的歌德传记之一。在十分冗长的介绍之后，ChatGPT建议我：如果从您近来关注的主题——荣格、柏格森、尼采、叔本华、组织力与生命历程——来看，萨夫兰斯基最值得阅读的并非《尼采》或《海德格尔》，而是《浪漫主义：一桩德国事务》。这本书实际上揭示了从德国浪漫主义到荣格分析心理学之间的一条深层思想谱系，而许多荣格研究者反而低估了它的重要性。

我译听这本书到第28章，仍无法选出可贴在这里的任何文字，因为全部，你必须译听这本书的全部。

6月21日 Peter Sloterdijk德国最重要的原创哲学家之一

今天的冗长书评要从昨天我与ChatGPT的对话开始。它详述了 Sudiger Safranski的出生年份、学历、简历、近况，还提及，当今德语世界唯一能与Safranski媲美的是，今晨我下载的这本小册子的作者。

我：请详细介绍Peter Sloterdijk的出生年份、学历、简历、近况。

它：彼得·斯洛特戴克是当代德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也是继 Jürgen Habermas 之后德国公共思想界最具争议和创造力的人物之一。如果说萨夫兰斯基擅长“思想传记”，那么斯洛特戴克则试图重建一种宏大的哲学体系。他最著名的贡献是：• 球体理论（Spherology）• 哲学人类学的新发展• 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 全球化哲学• 现代社会的心理政治学分析。许多学者认为，他是21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原创哲学家之一。

 

出生日期：1947年6月26日•

出生地：德国卡尔斯鲁厄（Karlsruhe） Karlsruhe• 父亲：荷兰人• 母亲：德国人。1968-1974，慕尼黑大学本科与硕士：哲学，德国语言文学，历史学。1975-1976，汉堡大学博士，论文主题：“魏玛共和国时期自传文学的体裁理论与历史”。1978-1980，前往印度，跟随著名宗教导师 Osho，在静修中心（Ashram）生活，这是他思想演化的最重要经历。后来他说：欧洲哲学太擅长批判，却不擅长修炼。他试图整合尼采、海德格尔、禅修传统与现代心理学。与哈贝马斯不同，他始终关注：修炼（Übung）• 自我塑造• 精神训练。后来发展为其名著《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1980年至今，职业思想作家，1983年出版《犬儒理性批判》洛阳纸贵，销量超过百万册。1988年英译本，图2，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 1983 Peter Sloterdijk 1988 Andreas Huyssen。

今晨我检索这位“荷兰-德国”混血哲学家的最新著作，就是这本书，图1，Der Kontinent ohne Eigenschaften Lesezeichen im Buch Europa 2024 April-4 Peter Sloterdijks vielbeachtete Vorlesungen am Collège de France 2024 Suhrkamp Verlag Berlin，德文新书，微信读书可“译听”，标题是：彼得·斯洛特戴克2024年4月4日在法兰西学院的公开演讲，由哈贝马斯长期主持的权威学术出版社苏尔卡普（参阅我为纪念哈贝马斯今年辞世而连续写了七天的微信朋友圈）于同年出版。法兰西学院的公开演讲，从来都是面向公众的，热烈场面的描写，可参阅台湾译本《福柯的多重人生》，

图3，英文原版：Michel Foucault 2004 David Macey 即繁体字版《福柯的多重人生》。当然还可参阅1840年维克多·雨果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场面，有一幅素描传世。不论如何，彼得·斯洛特戴克2024年4月4日在法兰西学院的公开演讲轰动一时，非常受欢迎。他的第二次演讲，标题是“拉丁欧洲”（仿照“拉丁美洲”），极具深意，

我现在抄录微信读书的译文节选：简言之，我们承认：若要谈论欧洲，就必须从本质主义或实体主义思维转向戏剧性或场景化思维。所谓智力或“理解能力”，自古以来就不只是指现代语言哲学家们所认为的符号、词语和句子，它一直也指由富有意义的情境构成的整体局面，而戏剧界人士则将其称为“场景”。智慧最终体现为解读场景或把握情境的能力。以戏剧性和场景化的思维来理解欧洲——这意味着要确定这片大陆上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场所，在那里为后续的发展制定了剧本与导演指示。……此处无需再追溯帝国统治权在近代乃至现代的进一步流转。几乎在所有地方，“帝国主义”或“君主制”的理念都先于“民族性”出现；而“民众的民族化”则是19世纪才出现的现象。直到那个时代，欧洲的版图才变成一个由十个充满敌意的民族帝国主义构成的危险复合体，从里斯本延伸至莫斯科——其中蕴含的紧张局势足以引发不止一场大规模战争。尽管维也纳会议之后，由梅特涅和卡斯尔雷设计的五强共治模式已经确立，并通过一系列首脑会议以“欧洲协调机制”的形式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持续发挥作用，但其职责在于平衡奥地利、英国和俄国这些主要大国之间，以及法国和普鲁士这些局势紧张的次级大国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还有不少其他国家并非完全没有自身的帝国利益，从最早建立海外殖民帝国的航海先驱国家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到丹麦、比利时和意大利——后者的要求虽出现得较晚，但却更为强烈。1871年普鲁士皇帝掌权的德意志帝国成立后，“欧洲协调体系”中的不和谐音愈发增多。1890年威廉二世罢免了俾斯麦，局势进一步恶化。不和谐的声音愈发强烈；以“东方问题”为名被反复讨论了近一个世纪的土耳其问题，彻底加剧了紧张局势。

丁丁：我要强调：智慧最终体现为解读场景或把握情境的能力。 

还要贴一段文字才有关于“拉丁欧洲”的点睛之笔：在此或许应当提醒一下：在古代的“bioi”体裁中，欧洲关于“将存在化为书籍”的乌托邦思想已然出现。它体现在小普林尼所提出的、16世纪人文主义者们经常引用的生活准则上——即“要么以值得书写的方式行事，要么以值得阅读的方式写作”：“行事要让人觉得值得记录，写作则要让人觉得值得阅读！”若将欧洲视为一本“书”，那它自然就是一种成文的作品。作为一部有效的文本，它在不可逆转的时间序列中，为所描述的事件划定了或多或少固定的位置。然而，有些文本——包括此处所讨论的这类文本——具有这样一种特性：阅读它们的人无意间就可能卷入新的版本之中，而且并非偶然。这些文本的写作目的，正是通过一句坚决的“tua res agitur！——这事关乎你自己！”来打破读者那种置身事外的阅读错觉。将政治领域中权力结构的强制性与书籍领域联系起来的是所谓的象征功能。作为软实力载体，书籍属于符号的范畴。在所有符号中，最根本的是以命令式传递的指令。书籍作为温和力量的载体，提出可供接受或忽视的建议，而强力力量则发出带有制裁威慑的命令。在罗马人的语言中，Imperare的意思就是统治。祈使句是那种“世界上存在着具有命令与激励作用的力量——即作为目标导向的呼声与方向指引的信号”这一经验的语法体现。它们构成了从言语到行动与事实的桥梁。自共和国时代起，“Imperium”便指罗马军队最高指挥官在时间与空间上明确限定的指挥权。后来，“Imperium”又演变为所有必须服从罗马命令的区域。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军队的指挥权逐渐演变成了共和政体中的中央权力，最终形成了皇帝这一角色。在屋大维赢得罗马内战之后，最高指挥官被称为“凯撒”，因为这位年轻人曾在盖乌斯·尤利乌斯·凯撒的遗嘱中被指定为其继承人。这个专有名词后来演变成一个通用概念。在《欧洲》一剧中要重新呈现的原始作品名为《罗马帝国》。

再从他的第一讲节选译文的开篇：在近来针对这个名为欧洲的奇特政治实体及其居民的各种指责中——若要一一列举的话，那可是一长串——其中最轻描淡写的恐怕就是指它因无法通过电话联系而引人注目。人们曾将这句玩笑话归咎于2023年11月去世的资深政治学家、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称他不知道如果想与欧洲取得联系该拨打哪个号码。这个故事编得太好了，让人忍不住想继续传颂下去，尽管基辛格并不记得自己曾说过这样的话。他认为这是某位爱尔兰同事说的这句俏皮话——考虑到都柏林相对边缘的地位，这种说法倒也并非完全不可信。基辛格从未反驳过这一传闻，因为那毕竟是个“好故事”。2012年秋天，当奥斯陆的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欧盟时，那种对欧洲陷入近乎僵化的高尚姿态缺陷的微妙批评再度出现。这种缺陷几乎可以被视为一种硬化症。人们赞扬欧盟六十多年来为和平与繁荣作出了贡献，即便是在那些曾视彼此为宿敌的国家之间也是如此——这种赞扬背后暗含着一种惊讶：现代国家竟能和平共处，而不像历史上那样每代人至少会爆发一次战争。显然，在挪威首都，人们难以决定该将这一好消息传达给谁——或许是欧洲议会？那样的话，德国人马丁·舒尔茨就会是接听电话的合适人选。或者也可以试着联系欧洲委员会，由葡萄牙人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代表，或许还可以联系欧洲理事会——那样的话，比利时人赫尔曼·范龙佩的电话就该响起来了。在奥斯陆，他们选择不通知任何人，据说是因为不想让这个消息过早泄露。人们认为，既然欧盟没有为接收外部突然打来的电话准备电话，那么它应该会通过报纸或晚间新闻及时得知自己被授予荣誉的消息。 

古欣发言：“现代人的知识管理: 知道何处存放和如何读取，知道谁知道和何处有谁，知道在何种情境下适用何种知识”。十几年前读到丁丁老师关于知识管理的这段论述，借助大模型工具可以实现了，最近在准备借助Obsidian软件建立个人知识库。老师的论断始终领先于时代。 

 

 

 

 

心元校长张爱民在“北大二代教育群”转发了我这篇1997年的《读书》文章。 

我们这一代人的未来

文 | 汪丁丁（原载《读书》1997年8期）

在我面前摆着“我们这一代人的未来”，四十四岁的时候再来讨论“未来”，难免为这个题目罩上一层浓重的阴影。同时，也显得没有必要，人生行旅已经走过一半了，难道还不清楚“前途”吗？不错，人过中年还要讨论“未来”，这是“过渡时期”的现象，它不属于美国或德国，它属于中国，属于一个正在徘徊中寻找自己处理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医疗甚至来世问题的社会。 

现在四十到五十岁的人，正是“建国”前后出生的人，动荡年月里（不论这“动荡”的历史原因是好是坏），受损失最大的总是儿童，因为他们心理成长所需要的首先是经济和人际关系稳定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家庭的稳定，在那个时代是说得过去的。社会环境的稳定就很成问题了，“战争”“土改”“合作化”“大跃进”“自然灾害”“文化革命”。如果我们相信“三岁看小，七岁看老”的说法，那么这些社会动荡对儿童心灵造成的影响现在才逐渐展现出来。心理状况是否“正常”，从弗洛依德以来就被认为是相对于社会而言的。如果这个社会“发疯”，那么儿童跟着“发疯”就是正常状态。不过，儿童形成了的心理，必须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才可能改变，甚至终生不变。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代沟”。依此推断，让社会再发疯的机会是不小的，因为“代群效应”，一群“疯”儿童长大成人，不知道教育出来的孩子是“疯”，还是正常。也许“疯”的形式不一样，不会再是“文化革命七、八年来一次”。 

战争后的和平，总是带来生育高峰，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的兄弟姐妹多，不过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进入生育年龄的时代，正好赶上“一胎化政策”，我们的孩子有兄弟姐妹的少。而由此引出的社会问题的文献可谓“浩如烟海”，仅举述两类：（1）子女教育问题。多子女家庭的儿童教育比较“正常”，因为有所谓“Learning by teaching（由教育别人获得自己的知识）效应”。一群儿童互相教育（通过交流以及竞争），其“正常化”的作用远远超过一群大人教育一个儿童（我甚至不能判断后者是正常还是疯狂）。（2）抚养老人问题。如果社会保障系统不发达，那么老人的抚养主要靠子女。即便社会保障系统发达了，老人生病住院，身边照料的人大多也还是子女。我们的父母生病住院，一群子女轮流侍奉左右，每人请一天假，四个孩子的父母可以住四天医院而不用发愁身边无人照料。不过到了我们老年的时候，一个孩子每天请假，仍然难以照料至少两个老人。若是孩子有了配偶，或是父母的父母仍在，那就不用指望子女侍奉左右了。 

我们这一代人，收入“高增长”的时期是在四十岁以后。从前都是靠“死工资”“平均奖”，储蓄极少，即便有了一些相对于那个时代算是“储蓄”的存款（几十元？几百元？），也早已经被现代的通货膨胀蚀尽了。试想一个简单的情况，在没有建立“pay-as-you-go”体系的时候（一种社会保障支付办法，由年轻一代人支付老年一代人的费用），一个人在四十岁以后才开始储蓄，到六十岁退休，靠了这二十年的储蓄来支持很可能到八十岁以前的生活费用。我能够想象的这个人（假定他是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方式有两种：（1）谨慎计算的。那就必须把六十岁以前的收入分做三份：一份日常生活用；一份将来养老用；一份消耗在从现在到将来的通货膨胀里。这样，他可以维持相当于目前收入三分之一的生活水准。（2）跟随时尚的。也就是说，别人（别的代群里的人）有的东西他要有，别人将来会有的东西，他也希望有。可是，别人要么年轻二十年，可以指望的“高收入”时期多了二十年；要么年长二十年，可以终生享受“铁饭碗”提供的福利（所谓“老人老政策”）。按照时尚生活，属于我们这代人的一个普通人会突然感受到“老之将至”的凄惨和压力。目前正在筹划和已经创立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我看来解决不了这个“代群效应”引出的根本问题。所以，近若干年以来我和老朋友聊天儿，总要顺便问一句：“你给你自己找到一座坟墓了吗？”那个意思就是这里说的，为我们自己安排“老年”。 

与之相关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责任担负。社会动荡，造成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底子原本就薄弱，再加上四十岁以前，这一点点人力资本基本上没有在个人创收方面派上用场，等到该派用场的时代，技术性知识资本已经折旧殆尽。这个特点造成下面要说的另外一个后果，同时导致我们循正常劳动分工和专业化途径创造个人收益的能力低下。在这个收入基础上，我们这一代人“上山下乡”、“晚婚晚育”，事业和家庭都开始得太晚。正当我们身体条件开始恶化的时候我们开始生养孩子并且开始支付昂贵的教育子女的时间。于是我们多数人都会面临这样的两难：要么松懈了教育子女以及照料老人的责任，全力以赴个人事业要么义务至上，尽心照顾孩子和老人，事业平平。一个普通人，难以求两全。 

每一代人都有主要属于自己那一代的问题，例如生育高峰出生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面临与年龄相关的“拥挤”现象。在小学一个年级要分成五六个班；考大学一个名额数十人竞争；找工作竞争，分房子竞争，提职称竞争；面临老年又会有医疗条件的竞争，火化场里的竞争或者墓地的竞争。激烈的竞争，我不喜欢，竞争愈烈，算计愈精。于是与利益计算有关的一切社会制度就充分发展，所谓“工具理性”，市场经济会跟着发达起来。不过人的异化也随之严重，异化了的价值观念也会通过教育和模仿传染给下一代。父母的“自利性”充分发扬出来，难免不使儿童走极端，变成“自我中心”主义者。既然是“自我”中心，那么将来照顾老人的义务是否还会承担就成了问题。 

在我们这一代人未来面临的诸多问题中，我觉得最严重的不是就业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或者住房体制改革这类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我们子女的教育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才是我们的“未来”。如果假定严格的“一胎化”政策，那么我们平均每人只有“半个”子女，所以我们在子女的“拥有数量”方面也面临着竞争。我常常看到父母为独生孩子的一些小问题发生争执。如果父母是和他们的父母住在一起的话，问题就更复杂了。这时候会有我说过的“一群成年人”来争相教育一个孩子。我们如果承认“婆婆太多”的企业不可能经营得好，那么我们不得不想想，“家长老师太多”的孩子是否能教育得好？ 

在“家长老师太多”的问题之前，我觉得还有更重要的问题需要说，作为孩子的家长，我们是否清楚地知道自己孩子的“未来”？这包括两方面“知道”。第一，知道孩子所要生活于其中的未来社会的大致走向（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价值的）；第二，知道孩子未来具备什么样的性格和生存能力。把这两方面的知识结合起来，我们大致可以凭着“经验”判断孩子是否能够适应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适应他们的社会。我认识一些家长，他们想把孩子“塑造”成他们心目中“理想”的人物，可是我们心中的“理想”的孩子是什么样的呢？如果我们不可能知道上面两方面的情况，那么我们注定了不应当去“设计”我们的孩子的性格和前途。

就算不去设计孩子的未来，我们也不得不承担教育孩子的责任。作为孩子的家长，我们是否知道应当教给孩子什么东西，和不应当教给孩子什么东西？老一辈的人几乎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有“传统”。一个传统社会总是把传统的道德，信仰，及其它行为规范通过父母“灌输”给孩子，而不让父母或孩子问“为什么”。可是我们很不幸，我们生在被叫做“现代”的社会，我们自己尚且处于“现代性问题”的纠缠中不得解脱，更不用说把我们已经不太相信的“传统”灌输给孩子了。我们没有“根”，传统不属于我们。可是我们难道仅仅教给孩子那些在学校里讲授的知识吗？或者，如同我见过的不少家长正在做的，教给孩子们“生存竞争”的能力？或者，如同我见过的另一些家长正在做的，培养孩子们“享受人生”的口味，希望他们完全“摆脱”痛苦的斤斤计较的异化？或者，如同我觉得我自己正在做的，让孩子面对“生存竞争”的现实，同时让孩子反抗竞争带来的异化，从而倾向于在精神分裂的危险边缘上生存？ 

回到前面的话题，如果两个家长争相教育一个孩子，那么最常遇到的问题是：谁的教育应当被当做权威？在一个孩子与两个甚至更多的“家长老师”之间，不能不存在着一种我称为“家庭政治”的关系。而且可以推断，一个孩子的政治操纵力往往可以超过（如果老师之间不能充分协调的话）任何一个“老师”的权力。更加难堪的情况在于，当这些“老师”们在为自己道德立场的“权威性”互相争执时，尤其是当这种争执演变为破坏了“师道尊严”的时候，孩子已经开始模仿并接受这场权威争执博弈揭示出来的“道德”了。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的孩子倾向于“早熟”。早熟的标志是性格内向，轻易不发表意见，懂得察言观色，投其所好，以及欲擒故纵、纵横捭阖这一套手腕，那么我们是否应当在孩子面前“带上面具”，维护自己和其他老师的道德尊严呢？这又是一个没有结论的问题。“面具”是必要的，但家庭里的“面具”难免令人沮丧，觉得生活太沉重，那么应当让孩子参加到我们成年人的人生游戏中来吗？似乎对孩子又太残酷，让他们过早失去童年的欢乐。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孩子的教育问题是最难解决的也是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是动荡的产物，也是动荡的原因，或者“我们就是动荡”，孩子属于未来。我们看不见“未来”。看不见未来的人可以有孩子的未来吗？ 

图1，The Impossible Factory --- The Remarkable True Story of Kelly Johnson and the Lockheed Skunk Works, Americas Innovation Machine 2026 Josh Dean《不可能的工厂：关于凯利·约翰逊和洛克希德的臭鼬工厂的令人惊叹的真实故事》。

能在2026年读到洛克希德飞机公司的“内史”，是我的幸运。我在一个星期里，每天早晚译听这本书，有时还舍不得一次听完，听完了之后，拖延了一个星期，没有想明白如何推荐这样一个精彩绝伦的真实故事。前天，我浏览为E25课程准备的心智地图时，恍然发现，这本书恰好是《苹果公司的半个世纪》2026年新书的“姊妹篇”。众人皆知乔布斯，却鲜知凯利。我们这一代人，在文革期间，家喻户晓，美帝国主义的“U2”高空侦察机。

图2，约1955年的早期U-2飞机。凯利·约翰逊是密西根大学工程系公认的天才，毕业不久就加盟洛克希德飞机公司，而且很快就升任“首席工程师”，他主持的研发项目，为避开五角大楼的官僚主义，直接由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我们这一代人似乎对这个名字还有一些印象）提供局长特别资金。凯利有一种天才想象力，让我想到特斯拉的想象力，几乎可在餐巾纸上设计飞机草图，要知道，特斯拉想象的是电机，不是飞机。

图3，1951年凯利在午餐时间绘制的苏联米格战斗机草图。凯利设计的高空侦察机必须在75000英尺的高空飞行，而目前的民航飞机，例如全日空，从东京到檀香山，巡航高度是42000英尺。二十年前，跨越太平洋的民航班机飞行高度通常是33000英尺。在75000英尺高度飞行，要求飞行员穿戴宇航服。首次侦查苏联领空，美国总统异常担心可能破坏冷战秩序，而且，凯利认为，迟早，苏联的导弹将可达到这样的高度。大约五年之后，苏联导弹达到了同样的高度，并击落了一架“U2”侦察机，飞行员跳伞被俘，并于两年之后与美国交换。

图4，1960年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的飞机被击落之后，《时代》杂志刊登的关于此前一直保密的U-2飞机的文章。凯利最优秀的设计，图5，时速3马赫的超音速飞机，俗称“载人导弹”，正在飞行中的SR-71“黑鸟”侦察机。黑鸟采用了通用设计，可担任侦察机、战斗机、截击机、轰炸机、……。紧接着黑鸟系列的投产，凯利开始构思“隐形”飞机。原理很简单，雷达波碰到飞机时反射回去让雷达能发现飞机，但若飞机的表面凹凸不平呢？显然，这时，雷达收到的反射波是零碎的小光点，与噪音无法区分。

图6，正在飞行中的F-117“夜鹰”战机。这一设计的直接机型就是F-22，

 图7和图8，它也是波音公司拖延至明年才投产的F47隐形战机（图9）的原型。

凯利·约翰逊的秘密人生，直到1983年退休之后才逐渐被美国媒体披露。他主持设计了美国空军60个机型的35个或更多。他退休时，从五角大楼来了太多的将军们参加晚会，以致一位知情人询问：五角大楼今天休假？回答是：如果不是任务缠身还要有更多将军前来参加呢。返回图6，超音速战机以这样奇怪的外表，当时没有任何一位流体动力学家相信它可能飞行，于是，他们称它为“毫无希望的钻石”（hopeless diamend）。确实艰苦，这要归功于凯利创建的“臭鼬工厂”，完全没有官僚化程序，三个保密车间，1）总体设计，2）工程实现，3）加工组装。反叛官僚管理的传奇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凯利的总体设计师们有资格从第1车间可直接进入第2和第3车间，第2车间的工程师们可直接进入第3车间，而在第3车间的师傅们通常与来自前两个车间的工程师们共同讨论他们遇到的问题。臭鼬工厂每一天的工程进度，在五角大楼需要半年时间才可走完程序，在中央情报局也要三个月。于是，凯利与杜勒斯找到一位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也是他们的共同朋友，由他坐在中央情报局内部，管理凯利的一切要求。臭鼬工厂的传奇故事，直到凯利退休才被外界知晓。想想乔布斯与乔纳森的团队，再看看臭鼬工厂，从“企业家想象”到“最终产品”，这样的创新映射，就是这样实现的。凯利的设计思想，至今仍未被超越。据说，这种落后局面，主因就是五角大楼的官僚主义，诸友不妨细读图9的英文说明。

6月23日 The Origins of Victory相当于是当年马歇尔报告的增订版

关于各国军事技术的研究专著，这位作者是1990年代末期美国国会“国防战略委员会”成员，参与起草了影响深远的“马歇尔报告”。现在，他这本书相当于是当年马歇尔报告的增订版。这本书的标题，尤其是副标题里的关键词“disruptive”（也特别引述了克里斯坦森的工作），让我有了译听的冲动：The Origins of Victory --- How Disruptive Military Innovation Determines the Fates of Great Powers 2023 Andrew F. Krepinevich《胜利之起源：颠覆性军事创新如何决定伟大权力的命运》（很难将“great power”译为“强权”）。

微信译文，我的节选，选两千字，太难了。所以，我只贴出这本书“引言”的节选：现代武器系统的高速、远程打击能力以及强大的互联互通性，使得交战方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多个作战领域展开战争。在这样的冲突中，指挥控制、情报收集、行动与机动的同步协调以及部队补给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以足够快的速度进行，才能应对那些具备极快速度与超远射程的武器。——美国太空军，《太空力量：太空军作战理论》。20世纪90年代末，我任职于国会授权负责审议美国国防战略的国防委员会。在审议过程中，我们中的一些人前往远东地区，即中国、日本和韩国。在东京期间，我们与日本防卫省、外务省以及自卫队的高层官员进行了交流。当时，美国的国防议题大多围绕军事革命与“转型”展开——即一旦认为战争形态正发生或即将出现颠覆性变化，就需要采取相应措施来“改造”军队。国防部长威廉·科恩也赞同这一理念，而我们的盟友自然很想了解全球最强大的美军究竟有何规划。当时我正在研究“隐形战舰”的构想——即将部分即将退役的美国三叉戟导弹潜艇改造成常规巡航导弹舰。我将这一想法告知了我的日本同事，他们难以理解：即便每艘改装后的潜艇能搭载150枚以上的巡航导弹，拥有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为何还需要这样的潜艇。我突然想到一个类比或许能说明问题。我说，想象一下你们要再次打响中途岛海战。假设美日两军舰队相距800英里，美方拥有数艘尼米兹级航空母舰，而你们没有航空母舰，只有四艘改装过的潜艇，每艘都搭载着装有1000磅弹头的巡航导弹。再假定双方的“侦察”力量实力相当。在这种条件下，美军的航空母舰在装甲和火力上具有优势——其舰载机群能够携带更多更重的炸弹，远超日本潜艇的巡航导弹。而日本潜艇部队则具备隐身优势，这也就意味着侦察上的优势：它们比航空母舰更难被发现。此外，这些巡航导弹的射程也超过了美军航母舰载机的作战范围。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你们的潜艇会先发现美军航母，从而能在对方进入攻击范围之前发动袭击。于是我问道：“那么，谁会赢得第二次中途岛海战呢？”我们的讨论让我开始思考：在战争形态发生重大变革的早期阶段，那些具有创新性的军队所看重的性能特征是否存在某种发展趋势？如果存在的话，这些趋势或许能为我们在日益成熟的精确作战革命以及正在兴起的新型军事变革中，识别出更具价值的属性提供启示。自工业时代开始以来，我们已经看到了军事能力的巨大进步，包括系统和通信的速度和范围的增加，侦察和反侦察能力，防护装甲，以及集束和精确火力。世界还见证了发动战争的领域显著增长。本章研究这些现象，重点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的四个破坏性军事变革时期:铁路、步枪和电报革命，海上领域的费舍尔革命，战间（机械化、航空和雷达）革命，以及精确战革命。目标是确定趋势，以帮助消除一些不确定性，即军队在投资开发新的竞争优势来源时应将“大赌注”放在何处。
 

The Kissinger Tapes --- Inside His Secretly Recorded Phone Conversations 2026 Tom Wells《基辛格录音带：他秘密记录的电话内容》。

亨利·基辛格是美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既备受赞誉又遭人诟病。许多人推崇他为外交与现实政治的大师，他巧妙地维护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保持了国际力量的平衡。他推动与苏联的缓和关系，与苏联签署了首个军控协议，并与共产主义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期间以及此后在中东开展的“穿梭外交”也赢得了众多赞赏。这一切都需要非凡的外交技巧和坚韧意志。然而，许多批评者认为他的外交成就被过度夸大，还有人指责他犯下了战争罪行及其他违法行为，或是对此负有责任。据称，这些罪行包括越南战争期间发生的种种暴行、尼克松政府支持的巴基斯坦军事独裁政权在东巴基斯坦实施的种族灭绝、颠覆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政权的行动，以及后来对凶残的皮诺切特独裁政权的支持，此外还有在其他国家的类似行为。许多人谴责他在尼克松白宫下令的17起针对官员和记者的秘密非法联邦调查局窃听事件中扮演的核心角色。基辛格最激烈的批评者认为他应当为这些罪行受到起诉。而他的忠实崇拜者们——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则将他视为美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中间立场。本书收录了基辛格在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期间被秘密监听或录制的电话对话（主要是录音）。在尼克松政府中，他担任总统特别助理（1969–1974年）和国务卿（1973–1974年）。这些谈话记录是从数千段通话中精选出来的。我觉得它们最能反映基辛格处理事务的方式以及他的个性特点，不过有些内容我收录主要是为了增添趣味性。这些记录并非供公众查阅或审查之用，而是供基辛格本人使用并由其掌控。基辛格录音的动机多种多样：一方面是出于管理需要——正如他的前助手亚历山大·黑格所说：“他忙得不可开交，如果没人帮他整理电话记录，他就会在行政事务上陷入巨大麻烦”；另一方面则是为回忆录写作收集素材。当《华盛顿邮报》的一名记者得知部分录音记录后询问基辛格是否打算用它们来写回忆录时，他回答说：“这些记录仅用于总统档案，我并无写书的打算。”但实际上，这些材料在他的回忆录中随处可见。事实上，他大量使用了这些录音记录，其回忆录中有不少章节与录音内容完全一致，这充分证明了他的动机。当尼克松总统指示司法部助理部长罗伯特·马迪安将联邦调查局关于秘密窃听事件的记录转交白宫，以防信息泄露并避免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用这些记录敲诈他时，基辛格称自己一直保留着电话录音以便用于撰写回忆录，随后又笑着说现在不再这么做了。他很可能还打算在必要时利用这些录音记录来对付官僚对手——将他们的言行记录下来并要求其负责——或者为自己免于内部指控或信息泄露风险做准备。“我和那些人的每一次谈话都应该录音，”他在与尼克松的顾问约翰·埃利希曼通电话后对助手说道，还拿对方的录音系统开玩笑，表示自己会安装自己的录音设备。国家档案馆指出，“这些电话通话的目的是为了落实基辛格博士所做的承诺及达成的共识”，但这只是基辛格自己的解释，而且并不全面。（他的助手们后来半开玩笑地说，他得记清楚自己对谁说了什么谎。）

《直视战争的女人 记那些在杀戮年代追踪真相的天使》 Looking at Women Looking at War --- A War and Justice Diary 2026 维多利亚・阿梅莉纳 Victoria Amelina 著 朱奕云译。所有乌克兰人都知道维多利亚正在记录这场战争。她开始拍摄学校与文化场馆的废墟，记录幸存者与暴行目击者的证词，重拾自己的说书人身分，一笔一笔写下本书的雏形。只因为她相信，写作就跟笔电、相机、国际法与M777榴弹炮一样重要。她以英语书写，希望能结合访谈、日记、田野调查、乌克兰历史与诗歌，让世人铭记这场战争，帮助受害者伸张正义，究责那些犯下战争暴行的罪犯。2023年6月27日，一枚俄军飞弹精准击中维多利亚与外国友人用餐的披萨餐厅。维多利亚伤重不治，年仅三十七岁。维多利亚的亲友延续她的遗志，将这本未完书稿以最原始也最真诚的样貌出版，不经遮掩，也未加修饰。在这本书里，你能读到维多利亚已经写好的前半书稿。她用优美的散文，记录自己人生因为战争而出现天翻地覆的变化，记录她对文学写作的反思，她对家庭与乌克兰的情感，以及好几位像她一样的女性战争纪录者，在无情战火下追踪真相的动人故事。书稿中段，思绪、文字与结构皆逐渐溃散而凌乱，你会读到更多维多利亚组织到一半的访谈文字，更多随笔及支离破碎的笔记，更多不及整理的史料证据。这些断简残篇，既呈现出战争带来的可怕影响，也反映了一名文字工作者将超现实环境转化为现实文字的不懈努力。

维多利亚·阿梅莉娜，1986-2023，她出生于1986年，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2024或DPS2024学员的平均年龄相比，她小两岁。她的故事让我将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名篇“社会学的想象力”2025年繁体字中译本封面贴在E25心智地图里。米尔斯在这本书里探讨“个人命运与人类历史的关系”及相关的各种理论（想象）。 

今天推荐的这本书，与前天推荐的《基辛格录音带》，都为我年底的E25课程主旨“广义互补性”提供了诺斯定义的“企业家”案例。

诺斯定义的“企业家”，包括经济的与政治的，皆承担“创新”功能。我所谓“企业家三要素”（敬业、创新、合作），在移动互联网的时代，组织合作的能力尤其重要。Boss Lincoln --- The Partisan Life of Abraham Lincoln 2026 Matthew Pinsker《老板林肯：亚伯拉罕·林肯的政党人生》。

译文节选：然而，政党建设正是林肯毕生致力于的事业。要理解作为政治家的林肯，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与其说是个追求官职的人，不如说是个政党建设者，而他独特的政党管理才能正是其政治生涯发展的推动力。我们并不记得他被称为“林肯老大”，但本应如此。林肯并非那种在中西部掌管类似草原式坦慕尼协会的“老大特威德”，不会要求下属效忠并中饱私囊。相反，他是一位“人和政策”的大师——这一术语在当时用于强调，要想让政治运动取得成功，就必须将利益输送与政策制定相结合。在从政期间，林肯帮助建立了三个政党组织：辉格党、共和党和统一党。本书探讨了林肯制定并实施这些政党建设策略的过程，这些工作大多在幕后进行。由此呈现的，是一位政党领袖的传记，重点关注他那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抉择，包括那些帮助拯救分裂国家的决策。我们更为熟悉的公众形象——那位演说家、辩论家和作家——也确实出现在书中。但我的焦点在于那位在政治暗处活动的政党领袖：他在私人会面、漫长的马车之旅以及其他难得的闲暇时刻，以及通过大量的私人书信来开展工作。在私下场合，林肯的表现与公开场合大相径庭。他不会给党内的同僚们朗诵散文诗，也很少使用那些流传于民间的亲切通俗的语言。作为政党领袖的林肯十分严厉——他会大声下达命令、给出建议，并督促他人认真完成任务。这位以邋遢著称的草原律师在政治组织工作上却极为有条不紊。虽然偶尔仍会流露出一丝幽默，但作为政党领袖的他更多是运用讽刺式的机智来推动事务进展。而他想要实现的，无疑是围绕持久的原则构建并维持一种能够获胜的政党战略。当时的党派策略围绕着两种相互对立的倾向展开：极端主义与融合主义。极端主义主张以核心选民群体或特定政策为核心来整合党派组织——这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基本盘”。极端主义影响了参与者对人物、政策乃至两者的看法。传统的辉格党人将他们的政党视为一种兄弟会，排斥新成员，尤其是移民。此外还有意识形态上的极端分子，比如主张为非裔美国人争取解放与平等的“激进”共和党人。他们还要求对南方联盟发动更猛烈的战争，并批评林肯未能清除联邦军队中那些最可疑的民主党军官。极端主义模式通过设定党派标准来净化政治目标。融合主义为更为内向的极端主义策略提供了一种向外拓展的替代方案。融合主义者试图通过吸纳旧时的政治对手或第三方力量，构建更广泛、更具可行性的选举联盟，从而扩大而非强化自己的运动影响力。改善河流与港口的治理工作也属于融合主义的范畴。战前的共和党运动起初也是如此，其推动者试图在自由州范围内将前辉格党人与前民主党人联合起来，形成反奴隶制的统一力量。融合主义者往往过于务实，因此在当时人看来常常带有机会主义色彩。不过他们并非跨党派人士——虽然会跨越党派界限，但大多只是为了最大化本党的利益。在林肯的党派生涯中，他先是从一种策略转向另一种策略，之后才学会更灵活地交替使用它们。年轻的林肯最初以独立人士身份进入政坛，试图通过迎合几乎所有人来在新兴的杰克逊主义政党中立足。不久后他选择了辉格党，并在其党内迅速晋升。他钦佩该党的创始人亨利·克莱，但更倾向于成为辉格党的融合主义者，而非克莱的忠实支持者。正因如此，他在1840年支持威廉·亨利·哈里森争取辉格党总统提名；而在1848年，他在唯一的国会任期内也主要致力于推动扎卡里·泰勒而非克莱获得提名。哈里森和泰勒都赢得了选举——他们是唯一在国家级选举中获胜的辉格党人——但他们的胜利最终让该党，尤其是林肯本人感到失望。林肯决定加入共和党，是出于对辉格党政治的失望。到了19世纪50年代中期，他长期秉持的融合主义立场使他成为伊利诺伊州新兴共和党最有效的组织者之一，该党试图以反奴隶制原则团结曾经的党派对手。随着林肯和共和党在伊利诺伊州的选举成绩逐渐好转，他的党派策略也发生了变化。林肯从来都不是反奴隶制的激进分子，但却成了极端的共和党人。在19世纪50年代末，他致力于净化伊利诺伊州乃至全美共和党内的成员与政策。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坚决反对与参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及其北方的民主党支持者合并的提议。1857年和1858年，道格拉斯因堪萨斯领地的奴隶制问题与总统詹姆斯·布坎南及其他全国性民主党人决裂。东部的一些共和党领袖企图利用这一分裂，让道格拉斯转投共和党。林肯在反对这一企图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不仅使他几乎在1858年获得美国参议院席位，最终还助力他在1860年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林肯在战前积累的党派工作经验也为他日后成为一位出色的战时总统奠定了基础。在进入白宫之前，他的从政经历仅限于担任四届州议员和一届国会议员。1849年离开华盛顿后，直到1861年就任总统之前，他再未担任过任何公职。但在担任辉格党和共和党领袖期间，他学会了组建联盟的技巧。作为总统后，他运用这些技能来领导这个分裂的国家。起初，林肯试图双轨处理内战问题：作为政府行政首脑，他支持共和党的政策并给予恩惠；同时作为总司令，他又动员各派支持者参军作战。但由于共和党领袖们对这一策略存在分歧，这种平衡局面很快便难以为继。像国务卿威廉·苏厄德这样的共和党人主张一种更广泛的爱国团结理念，即“此刻无需党派之分”，旨在实现战时的两党合作。而财政部长萨尔蒙·蔡斯等更为激进的党派领袖则坚持“无条件”的联邦主义，主张采取强硬的战争措施并彻底废除奴隶制。到1862年末，总统形成了一套主要由他自己设计的党派框架。该框架将民主原则置于首位，将拯救联邦的目标与拯救民主等同起来；同时以极端化的反奴隶制措施为前提，致力于实现各党爱国人士的政治融合。这正是《解放黑人宣言》背后的党派策略，后来也通过“联邦党”的出现改变了北方的政治格局。联邦党人在1862年和1863年结成了正式的政治联盟，实际上取代了共和党。这些篇章讲述了那次关键性政治重组的历程，重点聚焦葛底斯堡——从1863年军事行动背后的政治考量，到林肯随后在墓地发表的那篇令人难忘的演说。 

今天我推荐老友王丰的最新著作：中国的丰裕时代 起源、崛起与余波 Chinas Age of Abundance Origins, Ascendance, and Aftermath 2026 王豐 Feng Wang 著 郭乙萱 譯。这是台湾的繁体字中译本，

作者简介：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校区社会学杰出教授，首位当选意大利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华裔人文社会科学学者，2024年古根汉学者。研究涵盖中国现代人口转型、比较社会人口史、社会不平等的结构性根源，以及全球视野下人口变迁与制度演化的互动关系，对理解国家政策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动态机制产生了重要影响。曾担任联合国、世界银行和世界经济论坛的政策专家顾问，并曾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及布鲁金斯—清华公共政策中心主任，推动学术研究与全球政策议题的深度对话与知识转化。

1985年初，我从北京飞赴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王丰的妻子杨海鸥受段纪宪的委派到檀香山机场去接我，但没有接到。我自己乘出租车直接到夏威夷大学校园，入住东西方中心的国际学生宿舍。临行时，我在中科院系统所的导师秦化淑从抽屉里拿出二十美元放在我口袋里，她刚从华盛顿大学访问回国，这是她的结余。杨海鸥带着我和我口袋里的二十美元，步行到附近的超市，采购食品，并分别放在学生宿舍共享的几个大冰箱内。我很好奇，一个人怎么能够在吃饭时从各大冰箱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食品。稍后，她介绍我认识了她的丈夫王丰。当时，王丰在密西根大学读博，带了一台手提计算机（不要忘记那是1985年），他说自己的博士论文与微观行为密切相关，需要“计算机仿真”。那时，我还在读理论经济学，但我从王丰的言谈，隐约感受到了未来我定义的“行为经济学”三大方法之一。几年之后，我再次在夏威夷遇到王丰。他当时在“加州理工”访问，借助中国家族谱系研究历史人口问题。更早些年，他参与东西方中心人口研究所“中国人口”研究项目。密西根大学培养的社会学家，基于那所大学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确立的学术传统，格外倚重调查数据和定量分析。以往的十几年，我很少见到王丰的作品。上一次见到，是在我推荐给国内经济学家们的文集《中国经济的奇迹》，收录了王丰与我在东西方中心人口研究所的指导老师安德鲁·梅森的合作研究报告，“中国人口与中国储蓄”。解释中国经济的“奇迹”，是以往几十年中国经济学家的一种使命，却少有令人满意的成果，也许要等候百多年才有。王丰是坚持不懈的一位学者，他的这本新书，在描述中，也有评论。

湖南科技大学童乙伦教授的评论：汪老师：莫非从外部来观察更有优势？在外华人学者往往出不一样的作品。我答复：取决于学者的个人气质和敏感依赖于个人气质的重要性感受。童乙伦答复：我感觉做学问取决于三识：学识、胆识和见识。其中，胆识应该是您强调的问题意识！学识也可以从师，唯有见识得自己努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2020级学习委员解海中的发言：关于“丰裕”这个话题，我记得湛庐出版过一本译作，是贾拥民翻译的，书名是《富足：改变人类未来的4大力量》，原作是英文版，2012年，作者是Peter Diamandis& Stevev Kotler. 

汪丁丁：王丰的这本书，英文原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2024年发表，是严肃的学术著作。他只描述中国社会经济在四十年前的各种“初始条件”，然后描述以往四十多年的发展绩效，并探讨究竟是哪些机制发挥了更具决定性的作用。戴蒙德的思路，代表了西方学界的“长期发展的地理决定论”。目前的环境危机，要求中国学者提出代表东方思路的发展理论。

嗯，王丰这本书完全没有我说的这个意思。他主要依靠各类数据说话，严谨而有寓意。例如，我抄录王丰这本书的第一章的一个论点：无论在新闻报导还是学术研究中，人们往往将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归因于其丰沛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中国确实拥有庞大且工资相对低廉的劳动人口，这支勤奋工作的「廉价劳动力」队伍，无疑是中国经济一飞冲天的关键历史基础之一。若要寻找中国繁荣的最佳指标，莫过于这批劳动者生活水平的实质改善。然而，将成就简化为「廉价劳动力」，不仅未考虑了中国劳动人口本身所具备的核心素质，也忽略了这批劳动力之所以「廉价」的制度性安排。本书指出，中国当时不仅仅拥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更重要的是，这批劳动力还具备良好的素质，他们不仅强烈渴望改变现状，对此也已做好准备。……广大农村人口长期处于极为不利的社经地位，先是被制度性地限制在乡村地区，后来又被驱动着流入城市，从事非农业型工作。这道深刻的城乡分野，加上普遍健康且具备识字能力的人口基础，共同构成了中国迈向繁荣的重要基石。……当时的中国农民生活在一个社会分层严重的制度体系之下，正是这套制度，让他们的劳动变得「廉价」。然而，正是在这样一种不平等的社会安排中，农村人口凭借自身的勤劳与智慧，不仅改善了自己的处境，也提升了整体中国社会的生活水平。他们并非因为「被扶贫」而脱离贫困，而是胼手胝足、在制度性歧视的重重阻碍下，奋力挣脱贫困的束缚。他们，才是缔造中国奇迹的真正主角。……中国的农村人口带动国家走向繁荣的这套论述并非首创。农业生产力的提升、乡镇企业的重要性、以及农民工进入城市等现象，早已是相关研究的重要主题。本书的论述尤其受到两位学者的启发。其一是戴慕珍（Jean Oi）的《中国农村的起飞：经济改革的制度基础》（Rural China Takes Off: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Economic Reforms），此书深入探讨地方政府在中国农村经济转型中所扮演的角色。其二则是黄亚生的代表作《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该书明确以农村中国为「中国奇迹」的核心，强调乡村产业在经济转型中的关键作用。黄亚生的此书与后续著作，是理解中国经济成长与转型的重要起点，本书所呈现的新材料与其观点形成呼应，并进一步拓展其论述。……然而，尽管有上述缺陷，这类调查所提供的消费资料仍相对不易遭到误报，尤其是针对家电、计算机、汽车、房产等项目。使用这些统计数据的过程，往往如同在迷宫中穿梭，或进行一场侦探推理。然而，正因为有如此庞大且丰富的数据可供运用，我才得以记录并分析中国的物质繁荣时代。这些材料共同勾勒出一幅中国从物质匮乏，走向富裕与繁荣的轮廓，就像透过不同面向，拼凑出那头大象的形貌一般。

图1：川普的智囊團 重科技、戰文化、固霸權 重塑世界規則的美國新右派思想版圖 2026 井上弘貴 2025。这是一位日本年轻学者，

图3至图7，他潜心钻研美国政治，

图2：建议诸友从第三章开始听这本书，图2，第三章的核心示意图。不过，前两章的内容也很值得听。因为，目前特朗普集团的这批“思想家”大多在大学时期亲历了美国自由主义教授们的“丑陋表演”，幻灭之后是批判。 

我现在节选第三章：构成第三代「新右派」的其中一股思潮，是被称为「民族保守主义」（National Conservatism，简称「NatCon」）的评论者们。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以色列锡安主义者约拉姆．哈佐尼（Yoram Hazony，一九六 四～）。哈佐尼于二○一九年与伙伴们共同成立了「埃德蒙伯克基金会」（The Edmund Burke Foundation），以推广民族保守主义，并在美国及欧洲持续举办国际会议。他主张，以「民族国家所组成的世界」才是最理想的国际秩序，并提倡建立一种不依赖自由主义，而是立基于《圣经》宗教──也就是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传统与价值──的「保守民主主义」。虽然哈佐尼的重心主要放在民族主义，但在构想支撑民族国家的政治原理时，他认为不必依赖自由主义。正是在这一点上，让他与后自由主义右派步调一致，形成了思想上的连结。 

现在我节选第四章，这里的核心人物是彼得·蒂尔：如今在科技业的创业家当中，和川普阵营关系最为密切，并对右派重组产生广大影响力的，就是特斯拉的伊隆．马斯克。不过，在第三代新右派之中大放异彩、并率先成为美国右派重组当中先驱角色的，其实是以 PayPal 共同创办人身分闻名的彼得．蒂尔（一九六七～）。众所周知，范斯过去曾经是他的下属。提尔在二○一六年总统大选时全面支持川普，甚至进入政府交接团队，扮演着川普与大型科技企业（Big Tech，科技巨头）之间的重要桥梁。之后一段时间，他曾与川普保持距离，但随着二○二四年总统大选川普东山再起，蒂尔的心境似乎也开始出现了变化。第五章的核心人物是雷诺·加缪，第六章的核心人物是艾隆·马斯克。我节选第六章的一段文字：安德森写到了马克．祖克柏和伊隆．马斯克也接受过训练的综合格斗MMA（Mixed Martial Arts）。这原本是潘克拉辛（Pankration），也就是古希腊士兵训练的现代版，不过根据安德森的说法，这并非单纯的格斗技巧，而是能培养纪律、情绪控制、对他人的尊重，以及对责任的深刻理解。

图3-图6

图7

 6月29日亨利五世的传记及其引发的有关生命复杂现象思考

亨利五世 扭轉百年戰爭之局 奠基英法版圖的傳奇王者 Henry V The Astonishing Rise of England’s Greatest Warrior King 2024 丹・瓊斯 Dan Jones 著 2026 苑默文 譯。 

作者写的“序章”：……十多年前，我出版了《金雀花王朝》（The Plantagenets），这是部叙事体历史著作，涵盖了该王朝自一一五四年亨利二世即位，至一三九九年兰开斯特革命、理查德二世被废黜的历史。两年后，我又推出了《空王冠》（The Hollow Crown），此书从一四二○年起笔，止于一五二五年。在这两部作品间，留下了关于亨利五世的空白。这绝非我对该主题缺乏兴趣，恰恰相反，这个主题对我非常有吸引力，只是想等写作经验更为丰富时，再来着手创作。 

我很喜欢听这位英国史家的叙事，不乏味，不像许多“英国史”那样填充了无休止的战争名称却不探讨为何英国历史里有这样多的战争（频繁的程度似乎远超法国或欧陆其它区域）。根据我出版于2015年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里重点介绍的 Charles Tilly 及一系列相关著作，首先是英国，其次或许是瑞士，是全世界超过八十个样本当中仅有的两个样本（甚至唯一的样本），满足他示意图里的顺利地从左下角（弱国弱民）演化至右上角（强国强民）的国家。在国内的世界史教科书里，英国“光荣革命”确立了的君主立宪体制（民国时期译为“虚君制”）成为政治体制演变的楷模。这位作者提及的前两部著作，早已有“甲骨文”系列中译本，《金雀花王朝》和《空王冠》。从金雀花王朝过渡到都铎王朝，然后到斯图亚特王朝，至少在中世纪的千年里，满是战争，亨利五世确实优秀，富于洞察力（重要性感受），在错综复杂的内外战争中，他知道哪些关系最重要并且知道怎样在恰当时机以恰当方式处理这些关系。诺斯认为优秀的政治人物是“政治领域的企业家”，抱歉，我替他增加了“优秀的”这一定语。其实，政治人物的“优秀”或“卑劣”，通常要等待几百年才有初步的结论，也未必就有结论。亨利五世，14世纪-15世纪的政治人物（在那时他首先是军事人物），获得了英国和法国的双王冠。但也被后世史家批评为隐藏了“英法百年战争”的祸端（他之后那段历史被冠以《空王冠》的标题）。这种智慧，中国最丰富，审时度势。亨利五世的业绩，很大程度上，因为法王查理六世长期而频繁的精神病发作，“君不君则犯”（来自外部的和来自内部的“干犯”）。个人在历史中的地位，通常微不足道，风云际会，偶然获得某种重要性。深究“幂律”之所以不同于“高斯律”（正态分布），不论事后如何解释从无数微观活动涌现的宏观活动的“主角”，当初具备这些主角特征的微观主体的样本量必定也足够大，至于哪一个微观主体涌现为宏观的主角，史家总可在他们的个人生活里找出某种“必然性”。但浏览“生物物理学”著作可知，就微观行为主体而言，根本没有这种“必然性”。我从我为E25准备的心智地图里截图一个局部，图2，这本书已有中译本，而且，我推荐诸友优先阅读叶盛的中译本推荐序：塑造生命的4大物理原理 2024 拉古维尔·帕塔萨拉蒂 Raghuveer Parthasarathy 2022 So Simple a Beginning --- How Four Physical Principles Shape Our Living World。

我在这一局部写的核心命题是，图3：广义演化论的三原则：1）演化发端于少数“要素”的大量相互作用；2）从上述过程可涌现无穷多可能的宏观结构；3）在每一具体情境里涌现的无数可能的宏观结构当中，只有少数是稳定的从而强化系统的“功能”（生命）。 

图4：So Simple a Beginning --- How Four Physical Principles Shape Our Living World 2022 Raghuveer Parthasarathy，这是图2所示中译本的英文原书封面。

图5：Physiology, Biophysics, and Biomedical Engineering Volume 1 Human Biophysical Physiology 2nd ed 2026 Andrew W Wood and Joseph Ciorciari etc。晚近的思路大致如此，不再深究微观个体的性质，转而考察从无数微观个体根据简单规则相互作用涌现出来的宏观现象，哈耶克“复杂现象论”（冯克利的中译本）应当是最早探讨这一主题的社会科学家。霍兰德在辞世之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我真希望有中译本，英文标题是“信号与边界”（以前我多次推荐了这本小册子），是在哈耶克之后，于21世纪（2012年出版）最富洞察力地概述“涌现”（他也是这本小册子的作者）出来的无数宏观现象当中极少数具有稳定性从而成为“宏观结构”的两大要素。他辞世之后，至今已十年，关于“复杂性”（他也是牛津极简系列《复杂性》的作者）的研究，未见任何突破性的进展。我写过一个场景，他与布莱恩·阿瑟在新加坡南洋理工的演讲，阿瑟1960年代在加州理工被认为是天才学生，他在新加坡介绍霍兰德的时候，承认自己的天才远逊于霍兰德。那是2012年，他们两位都挺老的了。但霍兰德发言时，语速和思路，仍让我应接不暇。嗯，与这样的语速和思路相比，2016年我在湖畔居接待阿瑟时，我感觉他确实“远逊于”霍兰德。

汪丁丁：不论英国史家怎样说，检索“英法百年战争”，标准答案是：1337-1453，总共116年。可见，亨利五世只在中间。 

同时推荐三本新书，图1：Food Fix Uncensored --- Inside the Food Industry’s Biggest Cover-Ups 2026 Mark Hyman《食物问题非删节版：食品工业最被遮蔽的内幕》；

图2：Feed the People --- Why Industrial Food Is Good and How to Make It Even Better 2026 Jan Dutkiewicz and Gabriel N. Rosenberg《喂养大众：为何工业食品是好的以及如何让它变得更好》；

图3：Food Therapy 2026 Luis Mojica《食疗》。

 6月30日 推荐五本书

熟悉欧洲历史的读者，必定被这样一个标题激发情感：图1，《拒絕消失的波蘭 從不存在的國家到重返歐洲 一段追尋自由的千年史》 Poland The First Thousand Years 2026 派翠絲・達布羅夫斯基 Patrice M. Dabrowski 著 黃星樺 譯。

另一本书也值得推荐，图2，風水之理 從法律、環境到近代化 清帝國的地方治理與社會秩序 Laws of the Land --- Fengshui and the State in Qing Dynasty China 2026 張仲思 Tristan G. Brown 2023著 陳牧謙 譯。这位作者，图3，Tristan G. Brow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hinese history at MIT history department，是MIT历史系的年轻教授，看照片，确实还年轻，但阅历足够广泛，在欧亚美各地拜访中国风水专家。图4，英文原版：Laws of the Land --- Fengshui and the State in Qing Dynasty China 2023 Tristan G Brown。图5，此书获得美国历史学会颁发的“费正清奖”：A groundbreaking history of fengshui’s roles in public life and law during China’s last imperial dynasty，授奖理由是，他开创性地提供了关于清代中国公共生活与法律中的堪舆学之作用的历史。

 图6：Hayek's Bastards --- Race, Gold, IQ, and the Capitalism of the Far Right 2026 Quinn Slobodian《哈耶克的杂种：种族，黄金，智商，以及极右翼的资本主义》。

 图7，这本书的概述：How neoliberals turned to nature to defend inequality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新自由主义如何转向自然而为后冷战时代的不平等辩护。最后，仅仅为了纪念这位48岁辞世的俄罗斯斗士，我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发布。

图8，愛國者納瓦尼 普丁唯一怕過的人 留給世界的武器 Patriot --- A Memoir 2026 艾列西・納瓦尼 Alexei Navalny 著 楊詠翔 譯，

我抄录这本书的最后部分，他的最后一篇日记及编辑注释：……二零二四年，一月十七日: 距今剛剛好三年前，我在遭到毒害後接受治療，然後返回俄羅斯，在機場被捕。自那之後，我已經在監獄裡待了三年。這三年以來，我一直在回答同樣的問題。獄友會用直截了當的方式問、獄中人員則會在關掉錄音設備後小心翼翼地問：「你到底為什麼要回來？」我感到挫折的點有兩個：第一，對自己頗為不滿，因為我似乎始終找不到一個一勞永逸的回應方式，可以既讓大家了解又同時終結這沒完沒了的詢問。第二，我對俄國這幾十年來的政治風景頗為沮喪。憤世嫉俗的態度和種種陰謀論在社會中越發深植，使得大家壓根就不相信任何直率的動機。他們似乎認為，你會選擇回來，背後一定是和誰達成了某種協議，只是最終沒有成功，或是還沒成功。一定有什麼隱藏的計畫，涉及克里姆林宮的派系。因為在政治上，沒有任何事情是表面上看起來那麼單純的。可是真的沒有什麼祕密，也沒有任何隱藏的含義。一切真的就是這麼簡單。我有我的國家，我有我的信念。我不想放棄或背叛我的國家。如果你的信念是真實的，那你就必須準備好捍衛它，並在必要時做出犧牲。如果你沒有準備好要這麼做，那你其實沒有真正的信念（conviction）。你只是以為自己有。但那並不是信念或原則，只是你腦中的一些想法罷了。當然，這也不是說現在不在監獄裡的人都沒有信念。每個人都在付出自己的代價。對許多人而言，即便沒有被關，代價也很沉重。我曾經參選，角逐政治領導者大位。我的呼告對我而言有著很不一樣的意義。我踏遍這個國家，並在各地舞臺上大聲疾呼：「我向你們保證，我不會讓你們失望，我不會欺騙你們，也不會拋下你們。」回到俄羅斯，是在履行我對選民許下的承諾，俄羅斯必須要有人不會對他們說謊。結果，在俄羅斯公開捍衛自己的信念，竟然要以單獨監禁作為代價。我當然不喜歡待在那裡，但我鐵定也不會放棄我的信念和我的家園。我的信念並不古怪、排他、激進。我所相信的一切都是奠基於科學及歷史經驗。掌權之人應該要輪替，選出領導者的最佳方式則是藉由公平公正的自由選舉。每個人都需要一個公正的司法體系。腐敗會摧毀國家，政治審查制度也不應存在。未來有賴於這些原則的維繫。可是目前的掌權者卻是排他性的邊緣派系。他們毫無信念可言，唯一目標就是死死抓住權力。徹底的虛偽讓他們能夠跟變色龍一樣移形換影：淫亂之人變成了保守派、前蘇聯共產黨黨員成了虔誠的東正教徒、擁有「黃金簽證」與海外帳戶者則成了激進的愛國者。謊言，這全是謊言。這一切終將傾頹，普丁之國不可能永續。總有一天，我們抬頭回望，會發現它已不復存在。勝利終將到來。但在此之前，我們不能放棄，必須堅守自己的信念。編註：二○二四年二月十六日，莫斯科時間上午兩點十九分，聯邦監獄局對外宣布艾列西．納瓦尼於北極圈內哈爾普鎮的嚴格戒護管訓營中猝逝。图9，拿破仑大帝 全2册 Napoleon A Life 2014 Andrew Roberts 2016 安德鲁·罗伯茨。拿破仑溺爱他和玛丽·路易丝的儿子“罗马王”（未来的赖希施塔特公爵），罗马王21岁时死于肺结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