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ge and the Republic --- The Unfinished 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2026 Jonathan Turley《愤怒与共和国——美国革命未完成的故事》。摘录：野心演变为激进主义，激进主义演变为极端主义，极端主义最终演变为专制主义。不妨将其称为“土星基因”。我们都是土星的孩子，每个人内心都潜藏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冲动——所有凡人都有可能变成怪物。 

微信读书：The Day After 2026 Brian Tyler Cohen。布赖恩·泰勒·科恩是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独立媒体创作者。他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订阅者超过1300万，其YouTube频道观看量已达50亿次且仍在增长中。

他的节目《布赖恩·泰勒·科恩的实话实说》是政界要人的聚集地。他的第一本书《无耻之徒》曾成为《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首。最后一章“尾声”：美国第四十八任总统需要超乎常人的政治勇气。这并非适合意志脆弱之人承担的工作。在经历了四年的肆意攻击之后，恢复我们的民主制度绝无折中之道；面对如此猖獗的腐败现象，也不存在妥协的可能。前提是我们有幸在2028年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并最终选出一位民主党总统。如果权力能够和平过渡，人们就会强烈地想要回到旧有的方式上。当然，少做点事情要容易得多。政治精英们会被变革的速度搞得精疲力尽，因此渐进式的举措会让他们感到如释重负。他们总能用这样一个令人安心的说法来为这些举措辩护：人们只是想回归正常、乏味且规模较小的政治格局，那种不会每天都在新闻推送中引发轰动的政治。毕竟，在特朗普第一任任期结束后，乔·拜登能入主白宫，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这一点。但那并非人们所愿。他们对现状极为不满，对特朗普式的变革也极为不满。这两种美国权力格局都未能解决他们的核心问题，也未能改变他们对自私自利、腐败官员的厌恶。无需花费数百万美元进行民意调查就能知道核心问题是什么。生活成本过高，中产阶级因物价上涨、工资停滞、工作不稳定以及房地产市场僵局而陷入困境。这正是过去二三十年的状况。我们希望有一个为我们服务的经济体系，而不是让我们为经济体系劳苦。这意味着要有足以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意味着要有不会让我们破产且真正能保障我们健康的医疗体系，意味着要生活在不会因洪水、火灾或日益失控的气候而遭受破坏的社区里。除非我们的领导人能够满足这些基本需求，否则他们注定会失败。他们将像之前所有的领导人们一样，被同样的不信任所笼罩：那些MAGA忠实支持者与温和派，所有人都一起被归为腐败和无能的污秽群体。除非我们选出一位能认清挑战的严峻程度与当前形势的严重性的总统，否则这个国家——以及那些跟随它脚步的其他国家——将一直陷入当前的恶性循环之中。我们的制度需要改革，才能实现我们迫切期盼的变革。这意味着要改革最高法院，改革参议院以终结冗长辩论程序，改革总统权力、政府制衡机制以及检察官的权力。这意味着要以正当的方式行使权力，让我们的民主制度得以延续。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要承认我们已经越过了走向专制的临界点。我们可以假装这一切没有发生，可以告诉自己这只是一时的现象，可以回想起美国理念曾给世界带来启发的那些时刻。但我们知道自己在自欺欺人。我们明白现实在规模和范围上都极其庞大。我们也清楚，否认并非解决办法，而只是一种应对机制。恢复的第一步是承认我们的民主制度正在失效。第二步是全面盘点这些失败，诚实地分析其根本原因。这些失败并非仅仅源于民主的敌人，也源于那些自满的民主支持者——他们因恐惧而迟迟不愿采取行动。第三步是要让那些破坏制度、滥用权力的人承担责任，因为不彻底清算就无法实现改革。第四步是为那些赋予领导人权力的人们带来实际成果。只有当制度能改善我们家人、朋友和邻居的生活时，修复制度才有意义。特朗普离开白宫的次日，将为我们历史带来一个独特而短暂的机会。再也不会有如此类似的时刻了。改革力量将会暂时团结起来，期待实现根本性的变革。富兰克林·罗斯福能在上任百日内推动诸多变革，是有原因的——因为之后一切都会变得更加艰难。如果第48任总统不抓住这个时机推行彻底的改革，兑现美国的承诺，我们的共和国必将走向无可挽回的衰落。在特朗普摧毁了民主的殿堂四年之后，已不存在任何不可触碰的“神圣事物”。我们历经数十年的阴谋诡计才走到今天这一步，如今已没有时间来阻止这种衰败。拯救民主的最后机会就在眼前。这不是别人的责任。我们必须准备好书写那些后世会铭记的历史。特朗普下台之日，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坚信能够建设的美国的开始之日。

图1：Insured to Death --- How Health Insurance Screws Over Americans - And How We Take It Back 2025 Neal K. Shah《医保到死：健康保险毁灭美国以及我们怎样挽救》。这本书的读书笔记是8月24日开始的，对美国医疗保险公司的批判痛快淋漓，而且是内行的批判，令人信服。全书三大部分，各有一幅插图。图2是“引言”的插图：响彻整个系统的枪声。“邪恶得逞的唯一条件，就是善良的人无所作为。”——埃德蒙·伯克。这里说的“枪声”，就是那位常青藤联校毕业生枪杀全美最大医疗保险公司总裁的故事。图3，第一部分的插图。医疗保险隐藏了许多普通人完全想象不到的拒赔条款。现在，图4，第二部分的插图，使用人工智能检索合同并找到拒赔的理由，平均每一次拒赔，只需要1秒半的时间。
 

微信读书：The Beginning Comes After the End --- Notes on a World of Change 2026 Rebecca Solnit。

最后一章：卡尔·马克思曾这样描述现代性：“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在技术、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他那个时代看似坚固稳定的事物正在发生巨大变化。马克思似乎偏爱稳固性，但近代受禅宗影响的诗人吉姆·哈里森则写道：“我认定我们生来就是流动的水，而非冰块”——在这种观点中，流动性与变化性被视为生活的美好特质。一种名为“过程生物学”的新学科将世界视为由各种过程而非物体构成，认为一切现象都在不断流动与变化，从而相互交流并彼此转化。该学科认为，将我们自身以及我们所谓的大多数事物视为事件来理解，更为有用且准确。……在关于这一主题的书中，约翰·杜普雷和丹尼尔·J·尼科尔森写道：“理解各个层面的生命世界，正确的方式是将其视为一系列过程构成的层级，而非实体。”他们进一步指出：“生物必须不断与周围环境交换能量和物质才能维持生存。”生命就是一种持续的交换，一个不断吸收、产生并排出物质的进程；我们所谓的“自我”也在不断接纳非自身的东西，不断排出诸如呼出的气息、写就的小说、诞生的婴儿等非自身的事物；它不断整合，又不断解体。在这门新科学以及新的世界观中，事实证明，“我们”并非名词，而是动词。……当然，马克思谈论的是人类社会，而科学家们探讨的是生物学（哈里森则着眼于世界观），但“稳固性”与“稳定性”作为理想状态，曾被用来反对社会变革。许多关于我们个体身份的定义，都试图通过否认那种持续不断的流动——那些维持我们生存的呼吸、饮水、进食，以及更为复杂的交流如性行为与繁殖、对话与互助、社会与社群关系——来描绘一个独立且自主的存在。更不用说我们体内那些对维持基本功能至关重要的微生物，以及我们在其他生存方面所依赖的其他物种了。……变化是永恒的，但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变革的速度加快了，它改变了我们看待自我以及自然与社会世界的根本方式，也改变了谁来定义“我们”这一概念。随着那些将动物与人类、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分开的想象中的壁垒被打破——这些壁垒曾限制着性别的定义和应有的性关系，隔离着不同种族，使等级制度合法化并得以维持——我们中的一些人欢迎并受益于更加流动和开放的社会。而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如果没有固定的类别及其相应的约束，混乱就会蔓延，那些从框架中溢出的东西必须被重新塞回去。但变化终究还是发生了。……我们这一代人是桥梁一代，是紧抓着失控变革之马背的骑手。我们诞生于美国民权运动高涨之际，正值非洲去殖民化进程加速之时；在女权主义和同性恋权利运动大规模兴起之前，在环保运动从保护运动的成败中发展出来之前，在原住民的地位与权利重新获得重视并开始对殖民主义世界观产生强大影响之前，我们出生在一个仍容忍着种种残酷压迫的旧世界，一个许多故事被埋没、被沉默的旧世界，一个存在着对自然及其他事物进行支配与控制的旧世界。那种某种“人类进步”的单向发展模式，其他所有进步都不得不随之跟进，否则就会被践踏或排挤在外；少数掌权者不断强化自己的地位，其他人不仅因他们的权力而必须服从，更因为他们是由被认为优于我们的男性所掌控。……未来的极端不确定性源于我们当下如何塑造未来——取决于我们的行动方式，以及新思想如何被放大并变为现实。但正是过去向我们展示了各种可能性：世界是如何被改变的；力量如何出现在那些原本被认为无力且无关紧要的人群之中；最根本的事物如何被重塑；思想与艺术在改变世界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正如大卫·格雷伯提醒我们的：“世界最隐秘的真相在于，它是由我们创造的，而且我们完全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去创造它。” ……特朗普时代并非充满新生的活力，而是一场哀悼——对白人霸权的哀悼。”对那个只要身为白人、出现在场便足够的时代的哀悼；对那个只要身为男人——不一定是能力出众的男人——就能超越他人的时代的哀悼。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所经历的正是反动。反动。它并非历史的推动力，而是对历史推动力量的反抗。……我始终从过去而非未来中寻找希望，从过去向我们展示变革的规律、那些曾经看似不可能的事物如何变成现实，以及权力究竟是如何以与当权者所宣称的相悖的方式运作的。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也避免那些假装未来早已注定、不可改变的预言，因为未来本应是我们在当下创造——或努力去创造的——事物。我看到了令人欣慰的迹象——些许种子：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为自己的性别与性取向是流动的，或者根本无需定义；新一代人早已习惯与不同种族、宗教和背景的人共处；年轻女性对自己权利的自信程度远超我们这一代人；人们对美洲的真实历史以及原住民的存在有了更广泛的认知；人们越来越珍视自然世界与荒野之地；对动物怀有友善的态度；还有人意识到资本主义既残酷又具有破坏性，存在其他更好的组织方式。……我们知道，自己生活在前人那些或已实现、或已破灭、或仍在实现中的梦想之中。

Beyond the Biomarkers --- Why Modern Medicine Must Rediscover the Root Causes of Disease 2026 Azlan Adnan《超越生物标志物：为什么当代医学必须再发现疾病的根本原因》。这是一本小册子，呵呵，其实，他写了许多这样的小册子。现在流行AI写作+私人出版。

我每日浏览新书，某一天下载了某一位AI作者写的32本小册子，完全无意义，只为探究这位作者的知识储备，印象很差，作者完全依靠简单的AI检索，几句话，重复几十次，然后是参考文献目录，开篇还有几页“免责提醒”。无奈，我将这些小册子的作者写在这里：George DeCarlo，放在一个文件夹里，图2，文件夹的标题是：AI制作的垃圾书。

回到图1，这位作者，也多次出现在我的视野里，而且，以往我下载的他的小册子，大多与DeCarlo的AI垃圾差不多。唯独这一本，突然有思想了。因为是小册子，微信读书的译文用大字显示，译听也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我不提他的来历，只表扬他在这个小册子里写的思路。至于他的来历嘛，诸友读了这本小册子，到60%，差不多就能猜到了。无可“节选”，因为全书只有两千字，七个部分，前面的四个部分是精要。我可以长篇抄录DS的发言，但我注意到DS最近的发言插入了太多的英文网站名称，让我很不高兴。我的概述（DS提供医学论证）：所谓“生物标记物”，实质是与“疾病”统计显著相关的一些可观测指标。这些统计相关性，很多，甚至不是统计显著的，但因临床诊断太困难，也就勉强成为“生物标记物”。绝大部分生物标记物，既不是疾病的充分条件，也不是疾病的必要条件。其实，“生物标记物”也包括常见的血压、血糖、血脂、……乃至“体温”、“面容”、甚至“体感”……。只要是可测量的，都是。关键是，它们都不是充分的，也不是必要的，仅仅是“相关的”。绝大部分普通人都被医生（通常是护士）给误导了，以为这些指标意味着疾病。个体差异实在很大，千万不可被这些统计指标误导。

图3：Unplugged --- How a Heart Attack at 52 Woke Me Up to the Biggest Lie in Medicine 2026 Mark Kaplan《连根拔起：52岁时一次心脏病发作如何让我觉悟医学最大的谎言》。这是一位参加过温布尔登大赛的网球运动员，毕生遵循专业医师的嘱咐，从饮食到医药。直到心脏病发作。我只节选这本书的序言，因为这篇序言的作者是著名的心血管及心外科专家。序言：……在预防全球头号死因方面，我们的关注点过度集中在一个数字上，而忽视或摒弃了那些更为重要的指标。我们让今年将在美国死于心脏病的70万人失望了，也让马克以及所有与他相似的人失望了。这并非个别医生的失误，而是整个医疗体系的失败。我们围绕着“心脏病主要是胆固醇问题，应通过药物来控制”这一观念，构建了一套由指南、培训及报销制度构成的体系。然而，现有数据从未支持这种简化观点。按照现行标准，75%因心脏病住院的患者其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属于“正常”范围。而真正的致病因素——胰岛素抵抗、慢性炎症、与人体生理结构极不匹配的饮食所引发的代谢功能障碍，以及那些加剧病情的遗传易感性——却很少被检测到，也几乎从未从根源上得到解决。……它呼吁我们不要在眼前的病人状况持续恶化的情况下仍只关注数据。它要求我们衡量真正重要的指标，并让这些数据背后的病人们重新掌握自己的健康控制权，让他们了解自己在饮食和生活方式上能够做出的重大改变。……致所有被告知只有胆固醇才值得担忧的患者：请读一读这本书。致仍在旧有思维模式下行医的医生们：请读一读这本书。致所有失去过“已尽一切努力”之人的人：这就是解释其中原因的故事。

9月13日 26年第四季度医学新书

每年第四季度都会出现第二年的医书和医学教科书。我收集的，都是我喜欢的思路。这些著作，每一部，都值得经常浏览。在“微信读书”我的书架上，它们都被我“置顶”了。我的书架，三千五百本英文新书（2024年-2026年），被我“置顶”的，不到一百本。不久前，我还不愿使用“置顶”功能。可是，也许因为“微信读书”我存放的英文书数量超过两千五百本之后，浏览速度下降很快，常要“重启”我的有2T存储的iPadPro，还常有背板发热的情况。权衡的结果，就是要“置顶”我最常浏览的英文新书。“新书”不同于“工具书”，后者大多不是几十MB的书，而是数百MB的书。还有不少，已不是最近三年出版的。关键是，工具书里有许多必须由PDF格式清楚显示的高清晰插图。目前微信读书的译听功能还很难阅读我的工具书。

图1：Neurological Disorders --- Insights into Disease Biology 2027 Jitendra Kumar Sinha and Shampa Ghosh《神经系统疾病——疾病生物学的见解》。

图2：Management of Dementia from the Preclinical Stage --- An Update 2026 Yuan-Han Yang《从临床前阶段开始管理痴呆症——最新进展》。

图3：Psychosomatic Medicine --- An International Guide for the Primary Care Setting 3rd ed 2026 Kurt Fritzsche《心身医学 --- 国际初级保健指南》第3版。

图4：Disorders of Gut-Brain Interaction --- Diagnosis and Treatments for DGBI 2026 Hiroshi Kaneko, Toshimi Chiba, Shin Fukudo etc《肠-脑相互作用障碍 --- DGBI 的诊断和治疗》。

图5：Nutritional Neuroscience 2026 Reinaldo B. Oria and Joao O. Malva etc《营养神经科学》。图6：Understanding Cancer Biology 2027 Sonal Datta, Anil K. Sharma, Reena V. Saini etc《了解癌症生物学》。图7：The Role of Psychedelics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eligious Practices --- The Innate Human Quest for Transcendence 2026 Denis Pavăl《致幻剂在人类宗教实践发展中的作用——人类与生俱来的超越追求》。

图8：What Curators Know 2026 Hannah Star Rogers《策展人知道什么》。

图9：Natural Kinds and the Science of Perception --- Carving the Mind at the Joints 2026 Henry Taylor《自然种类与知觉科学——在它们的交汇处陶冶心智》。

 9月19日 奥林匹克天才已经取代了达沃斯精英

嗯，我最喜欢这篇文章：奥林匹克天才已经取代了达沃斯精英。……自1959年起，全球最优秀的青少年数学家们（近来也包括其他领域的高才生）会在名为奥林匹克竞赛的国际赛事中一展身手。每年约有300枚金银铜奖章授予数学领域的优胜者，物理、化学和信息学领域的获奖数量则更少。从这些获胜者中诞生了一支资本主义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精英群体——那就是奥林匹克天才。人工智能安全危机本质上可视为“奥林匹克数学天才”群体内部的危机。去年，人工智能模型在数学竞赛中取得了金牌级别的表现。此后的飞速发展甚至导致Anthropic的两名研究人员辞职——这两人在2017年曾组成英国数学奥林匹克队的三分之一成员。Anthropic的创始人达里奥·阿莫代也曾是美国物理奥林匹克队的队员，但并非首发阵容。作为回应，Open人工智能公司任命保罗·克里斯蒂亚诺为其董事会成员。这位在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经验丰富的专家还曾获得过数学银牌。达沃斯精英在二十多岁时便在麦肯锡积累了工作经验，而奥林匹克数学天才则在还未涉足酒杯之前就已能在数学竞赛中大放异彩。（女性奥林匹克数学天才则更为罕见。）极其聪明的孩子往往长大后会变成价值极高的专业人士。2024年，谷歌斥资27亿美元聘请了1994年就取得数学满分的诺姆·沙泽尔。他最近转投Open AI，而该公司的首席研究员同时还兼任美国信息学队的主教练。在2010年代，作为典型达沃斯女性的谢丽尔·桑德伯格曾是Meta薪酬最高的高管；如今这一位置或许已由29岁、刚从美国数学竞赛圈脱颖而出的亚历山大·王接任。那些以奥林匹克数学天才为创始人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包括市值1900亿美元的Databricks、600亿美元的Cursor、480亿美元的Cognition以及300亿美元的Perplexity。奥林匹克天才在金融市场同样游刃有余——早先依靠强壮体格进行场内交易的时代早已过去，取而代之的是那些能以光速编写算法进行买卖的精算高手。大型交易公司Two Sigma的联合创始人曾代表美国参加数学竞赛。另一家交易巨头、也是奥林匹克天才最钟意的雇主Jane Street，在企业债券交易领域甚至超越了银行，这或许是华尔街运动员传统最后的遗迹，同时该公司还涉足风险投资业务（很可能投资于其他奥林匹克天才创办的初创企业）。加密货币领域固然有许多不懂行的投机者，但也存在擅长数学的精英。以太坊区块链的创始人曾在信息学竞赛中获得铜牌，而大型交易所Hyperliquid的创始人则在物理竞赛中摘得金牌。……当他们大多还留在大学里时便是如此，而如今许多人已开始从事职业比赛，这种情况就更明显了——他们往往成群结队地活动。麻省理工学院是其中一个吸引他们的磁石，剑桥大学则是另一个。（在极度崇尚平等的城市中，这两所院校堪称卓越教育的典范。）Menlo Ventures的投资者迪迪·达斯分析了过去25年里的数学、信息学和物理竞赛选手情况，结果显示谷歌雇佣的此类人才最多，Meta紧随其后，而Jane Street以及Jump Trading则是金融领域颇受欢迎的雇主。相比那些在企业里混了数十年如今却处处不受待见的圆滑高管型“达沃斯精英”，选择“奥林匹克天才”显然更有理由。要如何才能成为世界经济论坛的“青年全球领袖”？天知道。而要成为“奥林匹克天才”并在人工智能公司获得高薪工作呢？其实只需通过两项测试罢了。在既轻视又妒忌精英阶层的社会中，能够审视自身实力的能力具有明显优势。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自由市场竟通过共产党设计的体系来颁发最崇高的奖项——第一届奥林匹克竞赛是在苏联阵营举办的，美国直到1974年才开始参赛。“奥林匹克天才”对全球化的愿景比“达沃斯精英”更具吸引力。据土耳其经济学家托尔加·尤雷特统计，2000年代参加过奥林匹克竞赛的人中有一半以上最终选择在国外生活。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热衷于引进这些源自罗马尼亚、中国或印度的奥林匹克人才。研究“奥林匹克天才”也能纠正对移民的错误看法——左派难道不该思考是否应多花精力吸引这类人才而非送餐员吗？右派难道没看到移民在其国家队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吗？若只看名字而不关注他们的背景，很容易将美国的数学队误认为是中国队。威廉·F·巴克利曾说过，他宁愿由电话簿上的名字来治理国家，也不愿由哈佛大学的教员名单来治理。那由奥林匹克竞赛优胜者名单来治理呢？精英阶层本质上就与普通民众不同，但奥林匹克竞赛优胜者更是完全脱离了现实世界。他几乎没有什么员工，更没有不与他背景相似的朋友。他的理性主义哲学在常人看来简直是疯狂的表现（人工智能实验室和对冲基金里到处都是富有行动力的利他主义者）。他的言辞令人费解——并非因为复杂难懂——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常常轻描淡写地谈论“世界末日概率”，即他们的技术可能带来灾难的可能性——而是因为没人愿意相信这些话。投资者认为他是个爱忧心忡忡的人，政客则觉得他对国际事务过于天真。普通民众至今仍未完全理解这个人及其影响力。在能够展现出与其才华相称的卓越表现之前，他最好继续保持现状。

9月20日 牛津领导力手册

这是我放在“工具书”文件夹里的新书，「牛津领导力手册」，图2，版权页。注意，这本手册的主旨超越了几乎可谓“浩如烟海”的领导力新书，它强调的是：真实的领导力是有追随者的，而名义的领导力只依靠外在权威。这批作者探讨现实世界里为何有真实的追随者。图3，第一部分的目录，尽管“大五人格”或可区分追随者与领导者，但更令人信服的理由是在特定情境里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匹配”原理。在AI时代，企业的管理模式迅速“扁平化”，所谓“CEO前置”策略。想象“海豹突击队”的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匹配过程，立即就可理解这本牛津手册的新意。

如果领导者与追随者的身份特征很重要，那么了解其形成因素和前置条件就显得十分重要。令人惊讶的是，研究这些前置条件的文献远远少于探讨身份结果的相关研究。很少有研究将某些特质视为领导者身份的预测因素。例如，有两项研究（在前文中有提及）将“LGO”视为领导者身份的前置条件（Kwok等人，2021年；Middleton等人，2019年）。刘等人（2022年）则研究了自恋倾向，认为同事中的自恋行为会加剧那些具有自恋倾向的员工的对比意识，进而提高他们主动承担责任的可能性。在两项研究中，他们发现同事中的自恋行为会强化员工自身的自恋倾向、比较心态与主动行为之间的关联。Zaar等人（2020年）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发现，商科专业学生的领导者身份与其对领导结构模式的认知以及隐性领导理论密切相关。具体而言，当这些认知模式相互一致时，就能增强其领导者身份认同感。此外，研究还表明，领导结构模式的内容对领导者身份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Hall、Epitropaki和Morgan（2024）研究了新兴成年人在隐性领导理论方面的特征，将其作为领导者身份的预测因素。他们发现，具有变革型或浪漫型领导理论特征的新兴成年人，在领导者身份方面的评分更高。

有两项研究着眼于“理想自我”作为领导身份形成的驱动因素。具体而言，Jennings等人（2022年）探讨了“最佳理想自我”的概念，认为反思自己最理想的领导形象能够激发类似领导者的行为，并通过这种反思所带来的积极情绪来强化领导身份。他们对现任领导者及有志成为领导者的人进行的实验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在那些参与者专注于自己理想中的领导形象的日子里，他们在积极情绪的驱使下，更倾向于付出帮助他人和规划愿景的行为。这种反思进而增强了参与者对自己作为领导者的认同感，表现为更高的领导者身份认同感和所感知的影响力。摩根、布劳恩和埃皮特罗帕基（2025年）将“未来领导者自我”（即对未来自己作为领导者的想象）视为当前领导者身份认同、领导动机及领导行为的重要驱动因素。他们结合“可能自我理论”与“基于身份的动机理论”，通过三项跨时研究证实：未来领导者自我是领导者身份认同、情感驱动下的领导动机以及积极主动领导行为的显著预测因子，并且这些因素之间存在依次关联的关系。

Gloor、Rehbock和Kark（2023）的另项研究表明，关键人生事件在塑造工作与领导身份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通过对男女职业生涯早期的研究发现，无论是积极的（如结婚、生子、获得新工作）还是消极的关键人生事件（如离婚、死产、被解雇），都会随着时间推移影响人们在工作和非工作领域的身份认同。此外，这些关键事件还会影响不同生活领域中身份认同的显著性，且这种影响在年轻女性身上比年轻男性更为明显。工作身份的显著性进一步与领导地位、职业抱负及身份认同相关联（Gloor等人，2023）。这些关键人生事件为未来探讨领导与追随者身份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研究方向。也有研究着眼于自我调节的预测因素。正如前文所述，Lanaj、Gabriel和Jennings（2023）研究了心理疏离感、以情感为导向的沉思等与恢复相关的变量，以及它们对领导者身份的影响。通过经验取样法，他们发现心理疏离感有助于提升领导者身份，而沉思则会阻碍这一过程，且这些效应会受到领导者经验水平的调节。Cunningham、Sonday和Ashford（2023）则将“预期形象风险”（即人们认为领导行为可能损害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的担忧）视为领导者身份形成的前置条件。他们发现，预期形象风险会降低人们对领导者身份的认同度，也会阻碍领导者的脱颖而出。此外，那些认为领导能力是可以培养的人，在形成领导者身份或成为领导者时，受形象风险的负面影响较小。

关于追随者身份的问题，正如前文所述，过去的研究主要关注领导者的行为和举动（如愿景传达、个人魅力、身份型领导风格）作为影响追随者身份的主要因素（例如Stam等人，2014年；Steffens等人，2020年）。社会身份与身份型领导理论则特别强调了领导者在塑造追随者身份中的作用（例如Haslam等人，2022年）。我们尚未发现近期有研究关注影响追随者身份的个体因素或其他背景变量。总体而言，关于领导者和追随者身份形成机制的研究仍然有限，而这有望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在领导者与追随者身份的研究中，时间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考量因素（Ancona等人，2001年；Day，2014年；Blagoev等人，2024年）。领导者身份理论中的某些基本假设都体现了这种“持久性”的特征。例如，有观点认为，领导者身份的内化有助于不同发展阶段中领导能力的提升（Day & Halpin，2004年；Lord & Hall，2005年），这意味着一旦这种内化过程完成，个体就会持续保持这种领导者身份。此外，稳定性也是近期对领导者身份研究提出的一个重要假设。McBride等人（2024年）对领导者身份研究的批评中强调了两个假设：(a) 领导者身份总是积极的、有益的；(b) 领导者身份应当被牢固地持有。这两点都体现了身份的稳定性特征。

领导者和追随者的身份确实可能是长期稳定的（例如，Day & Sin, 2011；DeRue等人，2009；Johnson等人，2012；Venus等人，2019），这种身份是由长期经历塑造而成的，并成为个人自我概念中持久的一部分。同时，其动态性也已被多次强调（Day等人，2009；DeRue & Ashford，2010；Epitropaki等人，2017；Kark & Van Dijk，2007；Lord & Chui，2017；Lord等人，2016；Lord等人，2020）。Day等人（2009）描述了领导者身份发展的螺旋式变化过程以及“获得”与“失去”的动态过程，从而突显了其动态特性。当人们身处领导角色时，这种经历要么会强化其领导身份的显著性和核心地位（如果体验是积极的），要么会削弱这一身份（如果领导经历是负面的）。DeRue和Ashford（2010）在他们的“主张与认可模型”中认为，领导者和追随者的身份是存在于关系和群体背景中、通过动态协商而形成的状态。Sy和McCoy（2014）进一步描述了在特定情境下领导者与追随者身份的动态转换过程。在2017年的研究中，我们还强调了领导者与追随者身份的情境敏感性，描述了当情境发生变化时身份转换的过程（例如，管理者会根据交往对象——是直接下属还是上级领导——而在领导者与追随者身份之间切换）。

最近，有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研究开始探讨领导者身份的状态特征及其日常变化。Lanaj及其同事通过运用经验抽样法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如Jennings等人，2022年；Lanaj等人，2019年、2021年、2022年；Lanaj、Foulk和Jennings，2023年；Lanaj、Gabriel和Jennings，2023年），这些研究一致表明，领导者身份具有阶段性特征，并且会每天发生波动。他们的研究还指出，让管理者经常想起自己作为领导者的角色，有助于强化其领导者身份（Lanaj等人，2019年）。即使是那些处于正式领导职位的人，他们对自身领导角色的认同感也会每天有所变化——有些日子他们感觉自己与领导角色的契合度更高，而这些变化会影响到他们在工作和家庭中的行为及情绪反应（Lanaj等人，2021年）。

Nieberle等人（2024）将时间动态性与事件系统理论相结合，将领导者身份的动态变化定义为“个体领导者身份在时间推移中的内在变化”（第758页）。他们认为，相对于追随者身份而言，个体领导者身份的变化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起伏波动的动态过程。个体领导者身份与其追随者身份之间的相对重要性会围绕一个基准水平或“身份平衡点”波动，从而导致日常中的细微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领导者身份的动态变化可以通过测量个体内部变化的速度以及该速度的变化率（加速度）来加以量化。他们利用经验抽样数据和动态系统建模方法，研究了这些身份变化的速率与加速度。分析结果显示：在日常生活中，强烈的事件会促使领导者身份出现积极变化；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强弱不一的事件序列会形成类似的领导者身份波动模式。这种规律在熟悉与不熟悉的情境中都同样存在，两种情境下并未观察到明显的差异。

这些研究标志着领导者身份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进展，它们支持这样一种观点：领导者和追随者的身份是动态且多变的，往往是根据具体情况和日常经历“即时构建”而成的。同时，从长远视角和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研究领导者与追随者的身份现象，也能带来重要的启示。研究个体从青少年到晚年的关键生命阶段中领导者与追随者身份的发展过程十分重要，因为在这些阶段中，人们会经历对身份认同、领导能力以及作为追随者角色的自我认知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发展事件（Epitropaki & Hall, 2022）。本书中有两章专门探讨了领导者身份研究中的时间动态问题（Braun等人，第五章；Johnson & Murphy，第四章）。

认识到个体应被理解为一个“多重自我的集合体”（米德，1934年），许多关于身份的研究都强调了审视多重身份及其重要性。人们会根据性别、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以及工作与家庭角色等因素，拥有多种身份或自我定义（拉马拉詹，2014年）。这些身份中有一些可能会同时显得突出且重要，并以多种方式相互作用（阿什福德与约翰逊，2001年）。此外，学者们还提出了关于多重身份之间的网络结构模型（拉马拉詹、伯杰与格林斯潘，2017年）。当然，不同的身份之间也可能存在冲突（霍顿等人）。身份冲突可能源于一个人在自身不同的重要特质之间感到左右为难（Horton等人，2014年）；而当多个同时凸显的身份所代表的价值观、信念、规范和要求相互冲突时，也会引发这种冲突（Ashforth与Mael，1989年）。这种冲突会让人感到疲惫不堪（Horton等人，2014年；Ramarajan、Rothbard与Wilk，2017年）。相反，当两种或多种身份能够和谐共存时，通常会带来积极的体验——因为这些身份特征相互补充，能提升人的精力并激发积极情绪（Ramarajan、Rothbard与Wilk，2017年）。

在领导者与追随者身份研究领域中，新兴的概念性与实证性研究成果强调了将领导者（或追随者）的身份与其他重要身份进行比较的重要性。例如，Hammond等人（2017年）研究了跨领域的身份特征，以及领导者在工作与非工作场景中身份的演变过程；而最近的一项研究则探讨了工作之余进行的严肃休闲活动与领导者身份之间的关联（Bunea、Kark和Hammond，2023年）。Epitropaki、Mainemelis和Kark（2023）研究了创造性身份与领导者身份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现象，指出了导致身份冲突的重要因素，如隐性领导理论与隐性创造力理论之间的矛盾、创造性角色与领导者角色要求的差异，以及不同制度逻辑之间的冲突。Gatti、Zheng和Epitropaki（2024）进一步探讨了职业身份与领导者身份之间的冲突及其对工作意义的影响。本书中有三章专门讨论了身份冲突的问题（Croft等人，第22章；Epitropaki和Gatti，第15章；Sheep和Uhl-Bien，第14章）。

研究领导者与追随者在其他重要身份认同背景下的关系、交叉性议题（如Sanchez-Hucles与Davis在2010年的研究），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或协同效应，是未来研究的一个很有前景的方向。这一研究领域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人们在组织环境中如何应对复杂的身份认同状况。

关于领导者身份的研究一直受到批评，因为这些研究过分强调积极的结果，且秉持“成为领导者是件好事”的观点（McBride等人，2024年）。这一观点在该领域确实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在理论构建方面（如Day和Harrison，2007年；Lord和Hall，2005年），还是在大量实证研究中都是如此（Day和Sin，2011年；Kwok等人，2021年；Mischenko等人，2017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2017年的综述中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不过，最近有一些研究开始探讨那些被过度强调的领导者身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动机下降和自我牺牲行为的增加（如Lanaj等人，2021年；Savani等人，2019年）。此外，本书中有两章也采用了批判性的视角来进行分析（Alvesson和Gabriel，第九章；Learmonth和Mautner，第七章）。

领导者身份研究还因可能助长自我膨胀和扭曲对卓越的认知而受到批评（McBride等人，2024年）。如果成为领导者是一种理想目标，那么实现这一目标可能会导致人们高估自己的重要性。不过，近期有一些研究着眼于领导的潜在风险（Cunningham等人，2023年；Zhang等人，2021年）以及人们对担任领导角色的抵触情绪（Aycan等人，2024年；Epitropaki，2018年），这些研究表明，并非所有人都渴望成为领导者。领导地位并非“圣杯”，也不是普遍追求的目标。即便具备领导潜能和能力的人，也可能因为认为个人代价过高而犹豫是否要承担领导职责。关于“领导冒名顶替现象”的最新研究（Kark等人，2022年）也揭示了领导者身份的脆弱性。

此外，领导者身份还被批评为过于个人主义，过分强调“自我”而忽视“集体”，且具有英雄主义特质（Haslam等人，2022年）。我们认为，领导者身份研究凸显了个人的能动性，或许比社会身份视角更倾向于一种民主化的领导力发展观念。并非只有典型的领导者才能在群体中脱颖而出，引领他人并塑造（被动的）追随者的身份。每个人都可以培养自己的领导者和追随者特质，在正式与非正式场合中灵活切换领导与追随的角色，并动态地行使领导与追随的职能。

需要强调的是，领导者和追随者的身份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其积极或消极的性质取决于多种个人和情境因素。要想获得更深入的见解，我们必须研究各种边界条件及关键调节变量。这些变量包括人格特质（如谦逊、自恋倾向）以及动机因素，比如领导欲望、权力需求和亲社会动机。例如，当社会规范驱动下的领导动机或亲社会动机较强时，某种突出的领导者身份可能会带来积极结果；而当自恋倾向或权力需求较高时，则可能引发负面后果。隐性领导与追随者理论也值得研究（Epitropaki等人，2017年）。例如，当个体具有较高的专制倾向和男性化特征时，其领导身份所带来的影响可能与那些具有高度敏感性及奉献精神的人有所不同。此外，隐性认知与自我描述之间的一致性或不一致性（Schyns等人，2020年）也会影响领导者和追随者的身份认同。

领导者身份与结果之间的曲线关系也值得进一步探讨。领导者身份可能呈现出“过犹不及”的特征，这一现象在智力（Antonakis等人，2017年）和魅力（Vergauwe等人，2018年）等概念中也有体现。此外，还需要将领导者身份与追随者身份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无论是领导者与追随者身份的一致性或差异性（Bartels & Wellman，2023年），还是身份的转换过程（Sy & McCoy，2014年），或是共同塑造身份的过程（Jaser，2021年）。工作设计、行业特点等情境变量（Johns，2024年）也会对身份形成产生影响。例如，在层级分明、传统的组织环境中，人们需要塑造鲜明、独特的领导者身份；而在富有创造力、结构扁平且灵活多变的组织环境中，则更需要灵活的领导者-追随者身份。

尽管我们在过去八年中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见表1.1）。除了前文提到的问题之外（例如，需要系统地研究领导者与追随者身份的形成机制及影响结果；应关注多重身份、身份间的交叉关系以及身份网络；还需进一步探讨领导者与追随者身份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在这里特别指出三个其他重要问题：(a)测量方法，(b)身份的内涵，(c)身份的构建与解构过程。

 9月22日 客观心理现实

微信读书：Objective Mental Reality --- The Dark Matter of the Social Sciences 2026 Sergey Ernestovich Polyakov《客观心理现实——社会科学的暗物质》。谢尔盖·埃内斯托维奇·波利亚科夫，（生于1956年）是一位拥有四十余年临床与研究经验的精神病学家及心理学家。1979年从皮罗戈夫俄罗斯国立研究医学大学以优异成绩毕业之后，他将临床工作与精神病学研究相结合。

1986年，他完成了精神病学领域的副博士论文答辩，此后在莫斯科精神病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继而升任首席研究员。1991年，他在莫斯科创立并领导了一家私立多学科医疗诊所。自21世纪初以来，波利亚科夫一直致力于构建一种完整的原创现象学心理学理论。这一理论构成了一个用以阐释心理现象本质的系统性科学框架，其核心要素之一便是“客观心理现实”概念——即由社会塑造的、存在于主体间的心理层面，它决定了人类的世界观、思维方式以及行为模式。其理论体系的核心在于这样一种信念：心理并非仅仅反映世界，而是以稳定实体与结构的形式主动构建世界。这一视角使得不同的实验数据、实证结果及观察发现能够被整合为一个统一的体系，尤其注重通过语言表达与混合表征来实现共识与集体知识建构。他是多部专著的作者，其中包括《现代心理学的神话与现实》（2004年）、《心理表征的现象学》（2011年）、《意识的概念与其他建构》（2017年）、《社会科学的“暗物质”》（2024年）、《感官表征的现象学》（2024年）以及《符号表征的现象学》（2025年）。这些著作共同奠定了新现象学心理学的基础，并凸显了其对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重要意义。最后一章“结论”：人们普遍认为，没有社会便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这并不奇怪，因为语言思维只有在儿童掌握语言之后才可能出现。当他人与儿童一同探索世界，并为世界中的各种事物赋予名称——也就是教导儿童语言时，概念与观念才能在儿童的心智中形成。从理论上讲，一名成年人，甚至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技术学习装置（毫无疑问这类装置将在不久的将来被发明出来），就足以帮助儿童发展语言思维。无论如何，只有他人成熟的意识（或对其的完美模拟），才能将自己的语言思维内容传递给仅具备对周围世界感官认知的儿童意识。除了关于世间各种事物的语言表征之外，他人成熟的意识还会向儿童传递这些事物之间极为复杂的关联、关系与互动等体系。如此一来，语言便与这些表征一同传递出了关于拟人化世界或客观精神现实的各种要素构成的、以语言为主体的完整认知网络。同时，它还会基于儿童对世界的感官表征以及由此形成的个人客观精神现实，教导儿童如何与“自在的现实”进行互动。意识的本质与起源由其生物学特性决定，但其语言表达内容则由社会环境所塑造。另一方面，针对高等灵长类动物的多项实验表明，能够处理意识中产生的符号化心理内容这一能力本身也是生物层面预先决定的。高等灵长类动物处理符号化表征的能力较为有限，而唯有人类具备高效运用符号的能力——包括对周围世界的语言表达——这正是人类社会中存在客观心理现实的体现。因此，人类智慧的诞生需要两个要素：一是人类大脑的生物机能；二是身处拥有客观精神现实的人类社会之中，这为个人客观精神现实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先天”知识与“先天”观念的问题自古至今一直是科学文献中的永恒主题。简而言之，由于客观心理现实的存在使得语言表达形式（知识、信念、误解、对世界的假设等）能够以非遗传方式传递，因此“先天”观念这一假设便显得多余——研究者们所认为的那些现象都可以通过客观心理现实来解释。……我们习惯于认为心灵能够反映周围的实际世界。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因为我们的许多观念所呈现的其实是仅存在于时间连续体中的现实元素。可以说，我们的心理中存在着两种平行却又不同的“自在现实”表征：一种是关于当下即刻、可被感知的物质物理现实的最为精确的感官表征；另一种则是关于那些无法被完全感知、在时间维度中展开且空间上远离我们的现实的表征。 

图1：Blood Dawn --- World War II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sia 2026 Hans van de Ven《血色黎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当代亚洲的塑形》。作者是荷兰著名汉学家，中文名，维基百科繁体字版，“方德万”，相当拗口，不如依照商务印书馆外国人名地名通用翻译词典，直接译为，“汉斯·范·德·文”。或者勉强用他给自己的汉译名：范德万。

 图2：范德万（荷兰语：Hans van de Ven，1958年1月10日出生）是著名的荷兰汉学家、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研究的权威。他的妻子是苏珊·卡尔，两人育有三名子女，他的岳父马尔科姆·卡尔是著名的中东问题学者、贝鲁特美国大学校长，于1984年在贝鲁特被暗杀。图3：范德万出生於北荷蘭省的費爾森，於萊頓大學修讀漢學，並於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他目前擔任數個劍橋大學的教職，包括現代中國史教授、聖凱薩琳學院東方研究總監、東亞及中東研究學院主席等，曾指導的學生包括鄺智文。 

图4：方德万著作的中译本。

 图5：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Hans van de Ven --- 2025年12月4日 A Cambridge Historian’s Enduring Passion for China（他于2025年12月4日在北大分享一位剑桥历史学家对中国的激情）。

图6：他的第一次研究访问是在 1986 年，当时他获取了博士论文的材料。 2022年受北京大学历史系邀请为客座教授。他教授近代史课程，包括“二战中的亚洲”，并通过讲座揭示了战争期间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Van de Ven has shared close ties with PKU throughout his academic career（范德万在学术生涯里始终与北京大学密切分享他的学术纽带）。

图7：从康河岸到未名湖畔，他始终对以西方为中心的二战叙事保持警惕。他提醒学生，即使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亚洲许多地区的战争仍在继续，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这些事件是战争的一部分。

图8：汉斯·范德文 (Hans van de Ven) 在莱顿大学攻读汉学本科学位，随后前往哈佛大学攻读中国现代史博士学位，随后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后奖学金。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在剑桥大学工作。他的最新著作是《与过去决裂：海事海关服务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4 年）。范德文的第一本书《从朋友到同志：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1）荣获加州大学出版社颁发的菲利普·李林塔尔亚洲研究最佳处女作奖。

图9：Hans Van De Ven 教授 FBA 1850年以来的近代中国史，特别是中国的战争史、全球化史和革命史。

返回图1，我抄录他这本新书的“导言”。其实，第一章最精彩，可惜这里有两千字的限制，不能抄录。

导言：从亚洲视角审视第二次世界大战，会得到截然不同的理解。在这一视角下，这场冲突更类似于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场战争终结了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罗曼诺夫王朝统治的俄罗斯三大帝国，同时促使东欧、南欧和中东地区诞生了许多新的民族国家。这些帝国的解体所带来的冲击波贯穿了整个20世纪，至今依然存在，俄乌战争以及以色列与邻国的冲突便是明证。亚洲地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摧毁了英国、荷兰和法国的帝国统治，促使越南、老挝、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锡兰和巴基斯坦等新国家诞生。而这场冲突的后果至今仍在持续产生影响。台湾海峡、克什米尔、朝鲜沿38度线的非军事区以及南海，正是源于亚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突出问题，且仍有可能引发严重的动荡。从这一视角来看，亚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核心主题并非击败轴心国，而是将长期处于欧洲帝国统治下的地区转变为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区域。对许多亚洲的政治、文化及知识界领袖而言，这场战争的目的从来不只是抵抗日本侵略，更是要将本国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修复帝国列强对其社会与经济造成的破坏，同时挽回西方科技优势曾给其精英阶层带来的信心危机。正因如此，印度国民大会党才坚持除非获得独立否则绝不支持同盟国；中国也因在战争中被视为次要存在而感到愤怒。在印度尼西亚，苏加诺等民族主义者甚至欢迎日本人的到来，因为他们视日本为实现独立梦想的最佳途径。缅甸的昂山与印度的苏巴斯·钱德拉·博斯等人也作出了类似考量，试图通过与日本结盟来打破殖民统治。在所有这些案例中，亚洲的独立运动都争取并获得了重塑社会、建立现代经济体系，以及改变那些被视作导致社会衰落的文化传统的权力。从这一视角来看，亚洲地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核心斗争并非以日本的投降而告终。西方试图恢复战前帝国秩序的期望——正如1945年的投降仪式所体现的那样——几乎在有关日本投降的报道送达民众手中时便已破灭。盟军战后的战略设想是美国占领日本并主导太平洋地区，而英国、法国和荷兰则收回其战前殖民地，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则重新掌控整个中国。这一构想在1946年夏季之后便不复存在——中国爆发内战，苏加诺领导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起兵对抗重返的荷兰人，印度境内的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暴力冲突也演变成了实质上的内战。对亚洲而言，反日战争的结束并非新的开端，甚至谈不上从暴力中得到喘息，反而只是该地区长期反抗帝国主义遗留问题的斗争史中的新篇章。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印度率先独立，随后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相继独立，亚洲的历史才告一段落，新的时代由此开启。在战后最初的几十年里，随着欧洲帝国解体以及冷战的兴起，亚洲的变革并未引起西方的太多关注。尽管亚洲反殖民运动的领袖们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但他们的国家仍被视为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落后、贫穷、无力且人口过剩。然而如今，这些梦想已变为现实。以日本为榜样，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这四只“亚洲四小龙”成为了先进的工业强国。中国的经济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飞速发展，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印度也在沿着类似的路径前进，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同样实现了显著增长。亚洲大部分地区的预期寿命和生活水平要么已经赶上欧洲和美国，要么将在不久的将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个崭新的亚洲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变革，若要理解当代亚洲的外交紧张局势、亚洲人民对其建国历史的认知，以及他们为摆脱帝国遗留问题而持续进行的奋斗，了解这段历史是必不可少的。这正是本书的深层目的。《血色黎明》通过重现亚洲各民族与国家在二战前后交织交织的历史叙事，为那些以欧洲为中心的简化战争解读提供了重要纠偏，也为理解亚洲人如何经历这场战争以及如今如何铭记它奠定了必要框架。若没有这一框架，20世纪与21世纪亚洲的崛起便难以被理解，推动亚洲各国发展的动力也将依旧模糊不清。此外，亚洲摆脱西方霸权的历程，更是关于个体、民族与社会重获自主权、捍卫自我决定命运的权利，并为这一目标付出巨大代价的动人写照。《血色黎明》中的记述并未削弱反抗纳粹德国与军国主义日本斗争的重要性。我们皆应庆幸自己并非生活在其战时意识形态与计划所构建的社会中。然而，大多数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书依然以西方为中心，主要聚焦于美国和英国，或许还会提及东线的惨状。这样一来，它们便忽视了那个在当今日益重要的战争舞台与世界历史片段。通过将亚洲纳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叙事，我们能够更全面、更细致地理解这场冲突，使其“世界大战”的称谓与其全球性影响的现实相契合。 

今天我推荐的这本新书，在我的桌面上搁置了几个月之久，因为，我始终不能决定是否在2026年12月课程的心智地图里深入讨论神经科学。图1：Mathematical Concepts in Single-Neuron Dynamics 2026 Richard Bertram《单个神经元的动力学的数学概念》。

图2，单个神经元的动态过程示意图，我已将注释写在示意图里。

图3：Uri Alon 2020 Systems Biology --- Introduction 2nd ed Design Principles of Biological Circuits《系统生物学引论：生物回路的设计原理》。图4：Uri Alon

2024 Systems Medicine --- Physiological Circuits and the Dynamics of Disease《系统医学：生理回路与疾病动力学》。 

 我在两年前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2023的课堂上介绍了Uri Alon的这两本书。图1所示的新书，作者自述，沿袭了以色列学派 Uri Alon 创立的系统生物学和系统医学思路。图5：Uri Alon，1969年出生，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魏兹曼研究所。

图6：Uri Alon的研究工作被引率最高的是他关于基因表达、神经信号反馈回路、以及生物网络的设计原理的报告。 

图7：Uri Alon 是耶路撒冷魏兹曼研究所的分子细胞生物学教授。

图8：Uri Alon 2023 Systems Medicine --- Physiological Circuits and the Dynamics of Disease 第164页 导致人体系统衰老的因素。

图9：Uri Alon 2024 Systems Medicine --- Physiological Circuits and the Dynamics of Disease 第2章图14 rheostasis in the circuit motif，我已将译文写在图内，这是系统生物学与系统医学的核心示意图，不过，我在2024年的课堂上无暇展开解释这些生物体内的控制回路。今年的课程，试着我努力找到时间来解释这张图。

Uri Alon 2024 Systems Medicine --- Physiological Circuits and the Dynamics of Disease 第7章图21 饮食对风险的影响远超其它因素。

Uri Alon 2024 Systems Medicine --- Physiological Circuits and the Dynamics of Disease 第7章图20 哺乳动物的干细胞突变率与平均寿命成反比。

Uri Alon 2023 Systems Medicine --- Physiological Circuits and the Dynamics of Disease fig 6-7：

The mass-longevity triangle fig 6-14 生命史理论示意图 Uri Alon 2023 Systems Medicine --- Physiological Circuits and the Dynamics of Disease

the Hodgkin-Huxley model 微分方程组 Mathematical Concepts in Single-Neuron Dynamics 2026 Richard Bertram。
 

图2：蒂莫西·布莱宁 2018 追逐荣耀 1648-1815。

图1：这本书2007年英文版封面。

图3：这本书2018年中译本版权页。图4：这本书的中译本目录。

图5：他出版的三本书的书评。

图6：他的著作列表之一，

图7：他的著作列表之二。

图8：T·C·W·布萊寧 (T. C. W. Blanning) 英国历史学家 1942- wikipedia。图9：T·C·W·布萊寧 (T. C. W. Blanning)英国历史学家 1942 Aprip-21。 

企鹅欧洲史的系列丛书，听到这本书，我才意识到这套丛书的新意：让读者获得欧洲历史的沉浸式体验。这种写作方式，要求作者掌握大量的考古学及相关文献的研究成果，才可为读者提供日常生活的细节描写。启蒙时代的日常生活，对当代西方读者与对当代中国读者，几乎同等遥远。余英时自述，迟迟不能下笔写他理解的“朱元璋”，偶然受启发于中国明史权威吴晗的视角，才开始获得“朱元璋世界”的沉浸式体验。沉浸式体验不仅对于读者，更对作者而言至关重要。这是思想史方法：1）关于当事人世界的沉浸式体验，2）超越当事人的历史局限性。当代西方的所谓“理性世界”，塑形于启蒙时代。或者，按照布莱宁的理解，塑形于“启蒙理性”与“宗教信仰”相互纠缠的两个世纪，直到“三十年战争”（1618-1648）结束（基辛格认为1648年至今四百年的现代世界秩序仅当中国崛起之后才可能被颠覆）。布莱宁是剑桥大学现代欧洲史荣休教授，长期研究现代欧洲的起源问题。那么，当代中国读者至少应读一读这本书以便熟悉可能被“中国崛起”颠覆的世界秩序有哪些优点和缺点（所谓“西方价值排序”）。我在朋友圈推荐了不少关于欧洲历史的当代著作，也推荐了关于日本借鉴欧洲崛起的著作，虽然，日本经验远不足鉴。福山被读者嘲笑，因为他太急于发表“历史终结论”。果然，三十年之后，历史仍未终结，或者，从西方特殊历史回归普遍世界历史（目前流行的“全球史”有待补足理论基础）。 

年底课程“伦理学”部分的标准参考书，也是这一领域的经典教科书，第11版，2027年，图1：Leadership --- Research Findings, Practice, and Skills 11th ed 2027 Andrew J. DuBrin《领导力：研究发现，实践，技巧》。

我抄录这一版的新意：……领导力正从过去那种由个人或特定角色承担的旧模式，向一种新的模式转变——在这种新模式下，领导力是一种遍布在人际网络中的集体行为。图2，这本书的核心示意图，领导力的三大维度：（1）领导者的气质、行为、风格；（2）团队成员的气质与行为；（3）具体情境——内部的与外部的。这三大维度影响领导力的“有效性”和“等度公平”。

注意，这是一部经典教科书的第11版，它一如既往地关注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并提供实践提示。我在以往授课时引用的许多领导力著作（经典的和最新的），我概述为四大要素：“人性”、“公平”、“愿景”、“能力”。诸友不妨与我上世纪在香港大学经济系主持华人企业家研究项目时发表的许多关于企业家精神的文章对照。企业家精神，在西方文献里，我的概述，三大要素：敬业、合作、创新。在东亚实践中，我增加了第四要素：济世。许多作者认为乔布斯缺乏合作精神，但晚近发表的乔布斯传记资料表明，他并不缺乏合作精神，只不过，他是为实现自己的愿景而合作的。更多的作者认为乔布斯缺乏公平，这是有根据的（典型如他对待“苹果II”之父“沃兹”的不公平甚至欺骗行为）。我认为，乔布斯仅为实现自己的愿景而服从公平原则。至于“人性”和“能力”，乔布斯当然是有的，也因此才吸引了他周围的那些朋友们。可见，对乔布斯和马斯克而言，“愿景”在价值排序里始终占据最高位置。但是对东亚的企业家而言，更常见的情形是，“愿景”依赖于团队成员的气质与行为模式以及他们所处的情境（兵家任“势”）。否则，在东亚社会，他们很难有“发自内心”的追随者。气质相合的几位朋友，如我常说的，在中国社会，成事的基本原理是：因人设“事”，因事设“制”；事过而境迁，事去而制弃。郭店楚简：所善所不善，势也。西方有大批的僵尸企业，中国也有，理由不同而已。回来继续讨论图2，初创企业失败率极高（通常认为成功上市的不足万分之五）。企业家精神三要素不足以让初创企业成功上市，企业家或多或少还要有领导力四要素。这是我写给风险投资家的警句。我观察的风险投资家，他们遵循的“第一性原理”就是辨识初创企业家的“人品”。

 9月27日 戴蒙德Jared Diamond2026关于领导力的新书

著名的戴蒙德Jared Diamond今年居然发表了一部关于领导力的著作。他的著作，以往，激发了许多最优秀的作者。例如，我立即想到的，最优秀的经济史家，Gregory Clark，图2，Gregory Clark 在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工作，現任南丹麥大學丹麥國家研究委員會經濟學教授。图3，克拉克的著作。我在讲义里引述的就是图3所示的第一本，“告别救济：世界经济简史”，

 图4，这本书的封面。在2007年的这本书里，克拉克说自己的这本著作深受戴蒙德思想的影响。戴蒙德的思想，可大致纳入“地理决定论”这一大思想流派。黑格尔是这一流派的开创者。如果诸友不喜欢这一流派，那就读一读另一大思想流派的著作，我称之为“意志决定论”。两大流派，各有利弊。我直接译听戴蒙德2026年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尾声”，这是因为，他这样的思想家写书时，曲折展开自己的思路，往往要在最后一章才揭示自己的初衷。这一次，他的初衷是：人类社会的演化是否需要领导者？也许，在漫长的数百万年演化中，人类根本不需要领导者。或者，至少在他看来，领导者在社会演化中的作用被我们放大了。呵呵，这里继续有地理决定论的影子。这一派思路只因黑格尔《历史哲学》而被称为“地理决定论”，公平而言，这一派思想只是更关注社会演化的初始条件。因为，社会演化常常有强烈的路径依赖性，于是，初始条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你看看周围，有多少当代中国人认为自己是西方人？有多少当代中国人认为“先秦思想”乃至“巫史传统”不再重要？黑格尔最早分析了“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的本质差异。前者被后代学人认为是“专制主义”的起源，而后者被认为是“民主主义”的起源。我记忆里，黑格尔《历史哲学》（根据两名听课学生的笔记整理出版的）也提及“草原文明”。当代世界深受这样三大文明的塑形，以致，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主张全盘西化的中国精英们根据黑格尔这一思路拍摄了《河殇》。图5：历史哲学 经典通读 黑格尔 2006 张作成 车仁维 编译。我整理北京大学我的办公室时发现了那时我在北京的地下读书会借阅一天的王造时（民国七君子之一）翻译的《历史哲学》的录音带，共九盘。那时，我白天在北京市第一商业局商业机械研究所的电子车间工作，只有下班之后的时间用于研读这本书，但只一晚是不可能研读黑格尔的。故而，我买了两盒录音带，用极快的语速对着“板砖”录音机，从晚饭之后到黎明，读完了这本书。这些带子被我保存了几十年，2017年左右，我买了一台“学习机”翻录这些老旧的录音带。当然，我始终没有机会听一听几十年前我的语速。因为，那时已有《历史哲学》电子版了。不过，我对这本书的关注，是毕生的，在香港大学任教时，也买了它的英文版（两个译本）。我在上世纪预言：如果本世纪是康德世纪，那么下一个世纪是黑格尔世纪。大约在2009年之后，我开始同时批判地理决定论和意志决定论，因为，我的思路，在2001年我创建浙江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的研究纲领里写了，是基因与文化的共生演化思路。2023年我的讲义《演化与创新》的附录，提供了这一思路最新文献的综述。走笔至此，微信读书居然仍在译听戴蒙德这本书的“尾声”，显然，他善于“跑偏”。图6：賈德·戴蒙 (Jared Diamond) 美国生物学家，今年89岁。尽管如此，他是演化生物学家。我认为，现在的演化理论研究者，必须有神经科学和数学训练。

图7和图8，戴蒙德发表的著作。图9：戴蒙德出生于1937年，这张照片，摄于2016年，他即将80岁。

 上世纪我在三联咖啡厅里结识的企业文化专家郭梓林的评论：大河文明依托农业生态，与土地深度绑定，偏向稳定与保守，社会追求恒产安居，重秩序传承；海洋文明以航船为载体，天然带有开拓冒险的特质，向外探索的同时，也伴随掠夺扩张；草原文明则与骏马共生，生产生活呈现流动迁徙的流浪特质，受自然条件约束极强，一旦遭遇灾荒，为维系族群生存，往往会走向掠夺。三种文明依托各自核心生存载体，孕育出截然不同的行为逻辑与社会性格，这便是大河、海洋、草原三大文明最本质的分野。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2020级学习委员谢海中的评论：无论是地理决定论还是意识决定论，都过于单纯粗暴，视野没有足够的打开，忽略了很多人类文明演化路径上的复杂性，我支持老师的基因与文化共生的演化思路。

图一，为中美元首达成“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我推荐这本书。图二，它的英文版是2022年的，繁体字中译本是2023年的。市面上已有至少三本英文书，标题都是“why we fight”。足见这样的标题吸引读者，有炒作价值。但只有这本书，副标题写了“战争的五大原因”。图三，第一章之后，列出了五大原因：既得利益集团的贪婪，对战争果实的想象，不切实际或不再符合现实的承诺，认知的错误，不确定性。未来的战争，或我想象的“大国战争”（“代理人战争”不是大国之间的直接战争），最可能的原因，按照我想象的重要性排序：不确定性，错误的认知，贪婪。 

A–Z of Memory 160 Essential Concepts 2026 John P. Aggleton《记忆：160个关键概念》。我很喜欢这本书，因为，记忆研究在21世纪的第一个四分之一世纪取得的进展（尽管还没有突破），截止于2024年发表的参考文献，大致收录在这本词典里了。

我先抄录关于“酒精”对人脑记忆的损伤报告：……适量饮酒（乙醇）会干扰大多数大脑功能，包括记忆功能。其引发的急性反应多种多样，包括对谷氨酸受体（尤其是NMDA受体）、GABA受体以及胆碱能中间神经元的改变，同时还会影响多巴胺和各种离子通道。这些初始作用会进一步引发一系列对神经活动的次级影响。接触酒精还会改变参与突触传递的蛋白质的功能。虽然酒精通常被视为一种神经抑制剂，因为其会降低整体大脑代谢水平，但这一情况并非在所有脑区都成立。例如，功能性成像研究表明，虽然小脑等某些结构的活动会减弱，但腹侧纹状体的活动却可能增强，这与多巴胺含量增加有关。这种反应与酒精带来的愉悦感和成瘾性有关（Engel & Jerlhag, 2014）。……急性酒精会影响多种心理功能，其中注意力、视觉运动控制以及情绪相关功能尤为敏感。酒精对记忆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会导致记忆的编码、巩固和提取过程受损。由于其作用范围广泛，急性酒精能够扰乱工作记忆、情景记忆和语义知识，也就是所有显性记忆的组成部分（Mintzer, 2007）。随着酒精浓度的升高，海马体等关键脑区的可塑性会变得越来越脆弱，其结果之一就是无法将正在发生的事件与相应的情境信号联系起来并加以存储。更糟糕的是，酒精还会扰乱睡眠，进而进一步损害记忆的巩固。……最后，酒精也是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因素。此前认为适量饮用红葡萄酒可能具有保护作用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证伪。事实上，任何程度的饮酒都对大脑健康没有益处（Nutt等人，2021年）。无论是过量饮酒还是适度饮酒，都会导致整体脑容量及局部灰质体积下降，同时还会改变白质的微观结构。即便每天仅饮用1到2单位酒精的人也存在这些负面影响，且随着饮酒频率的增加，这些影响会愈发严重。这一词条之前，我继续抄录：此处将“记忆”定义为：1）仅存在于具有神经元的动物体内；2）涉及内部表征的形成；3）要求该表征能够超越最初的感官或认知体验而持续存在；4）该表征具备引发变化的潜力。……根据不同的定义，衰老可能从出生时就开始，甚至从受孕之时就存在，但此处重点关注的是生物体达到成熟状态之后的变化。此后，衰老通常被视为功能随时间逐渐衰退，并伴随有害变化的逐步积累。那些追踪人一生中记忆表现变化的研究表明，健康的衰老过程往往伴随着各种形式记忆能力的下降。此外，衰老也是许多神经系统疾病的最大风险因素，包括那些会影响记忆功能的痴呆症。……人群中“超级老人”的比例取决于所采用的标准（Nyberg & Pudas, 2019）。一种定义认为，这一术语适用于那些在记忆表现上达到或超过年轻成年人的平均水平，并且能够长期保持该水平的老年人。例如，一项瑞典的群体研究最初发现，70岁以上人群中约有8.0%的记忆表现达到或超过同龄年轻人的水平。然而，五年后（此时他们的年龄为75至90岁），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仍能保持这一水平。按照这些严格的标准，真正的“超级老人”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可能不到3%（Habib et al., 2007）。与更高的智商和更长的受教育年限相关。这些关联被认为反映了个体拥有更强的“认知储备”。所谓“认知储备”，指的是运用高效的认知和神经策略来抵消衰老影响的能力。关于认知储备的证据来自对那些大脑健康状况看似相似、但随年龄增长认知衰退速度不同的个体的比较。 

9月30日 取舍法则 选择与改变的神经科学 & 情势：找到使你成为最好的那些环境

图1：取舍法则 选择与改变的神经科学 What We Value --- The Neuroscience of Choice and Change 2026 艾蜜莉・福克 Emily Falk 2025 呂玉嬋 譯。图2：这本书的英文版是2025年的。这位作者很活跃，图3，与行为经济学关系密切，她是研究选择与改变的神经科学家。

图4，维基百科“Emily B. Falk”词条。

图5：Emily Falk Vice Dean of the 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宾夕法尼亚大学传媒学院副院长），她的主页。

图6：Emily Falk Professor of Communication（传媒学教授）, Psychology, Marketing, and OID (Operations, Information, and Decisions)，心理学，营销学，运筹、信息与决策。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假设偏好（价值排序）不变，假设“可选方案的集合”不变。这样的理性选择模型有严谨的逻辑基础。行为经济学奠基者之一，赫伯特·西蒙，放宽了上述假设（于是不再有严谨的逻辑基础），他假设行为人持续探索可用的资源（于是可选方案的集合是演化的），他的学派进一步假设行为人的价值排序是演化的。由他开启的行为经济学不再假设完备理性而是假设“有限的理性”、“有限的意志力”、“有限的自利性”。参阅我2015年的著作《行为经济学要义》。Emily Falk 研究人际交往（宾大的传媒学院）影响下的选择与改变的神经科学。因此，她这本书不同于上述的行为经济学思路，她引入了“社群”视角。图7：取捨法則 選擇與改變的神經科學 What We Value --- The Neuroscience of Choice and Change 2026 艾蜜莉・福克 Emily Falk 2025 呂玉嬋 譯 目录。

在这份目录里，她不仅讨论“我”是谁，而且讨论“我们是谁”。第四章，要改变观念，先改变关注的焦点。她在此处的叙述，让我可介绍另一本新书。图8：Situated --- Finding the People and Places That Bring Out Your Best 2026 Duckworth Angela《情势：找到使你成为最好的那些环境》。这位作者是美籍台湾人，她的母亲在台湾师从后来成为艺术大师的朱德群，在朱德群的鼓励下，她到费城学习艺术。

图9，她学习绘画初期的作品。在她女儿写作《情势》的时候，她91岁生日，创作了一幅抽象风格的丙烯作品。我现在谈她的女儿，她的性格，显然随了她的母亲。她是心理学家，成名作《坚毅》（Grit），进入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成为商学院的教授。她的这本新书的主旨，她说是“超越坚毅”。因为，她成名之后继续研究企业家的成败过程，她重新发现了“孟母三迁”的原理。故而，超越坚毅，实在应当译为“坚毅之外”。用毛泽东的语言表述：人的成败，总可有主观原因与客观原因，或“内因”与“外因”。她的成名作，强调了内因，“坚毅”。她这本书强调了外因，情势。核心示意图就只有一幅，翻来覆去地运用在这本书里，其实太简单，以致我不想贴在这里，只说“孟母三迁”。注意，是三迁。随着儿子的成长，多次“择邻而居”，不断改变能激发儿子正确发展的情势。我在课堂上经常展示一幅手绘示意图，其实是德布鲁《价值理论》第“0”章的一个数学命题，我用EMBA学员们可理解的图示，一个人在“参量空间”里，给定一个点，决定了他在现实世界里的“可选集”，在可选集里，他有最优选择集，并且这个最优选择集连续依赖于参量。若要求得突破，他通常必须让参量发生“跃变”。否则，他很可能只在“舒适区”里徘徊。这就是孟母三迁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