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苏美尔楔形文字的早期形态，大约公元前6000年，例如，麦子和啤酒的标记以及数量，发货的人，将这块泥板装入一个泥制信封并在封口使用滚筒印章封印。

图2，约公元前2900-2500年，苏美尔早王朝时期的滚筒印章及封印。图3，苏美尔滚筒印章，用青金石制作。 

大约同时期，苏美尔的滚筒印章传播至古埃及，图4、5、6，古埃及国王使用的滚筒印章。 

图7：古埃及第五王朝的金质滚筒印章。图8：古埃及第一王朝的滚筒印章。最后，图9，滚筒印章从两河流域逐渐传播至青藏地区（灰色越重时间越早），演化为今日藏区常见由中国台湾人制作的“天珠”。 

黄霁：珍贵存留，充满想象！漫长演进中各类文化符号的相互影响与渗透。 

汪丁丁：为了回应我的佛学助教黄霁的留言，我今晨与ChatGPT对话：据说西藏的“天珠”源于苏美尔人的“滚筒印章”？ChatGPT的回答：这个说法有一定的文化联系基础，但“西藏天珠源于苏美尔滚筒印章”目前并不是考古学界认可的结论。更准确的说法是：天珠（dZi bead）的某些“眼纹”装饰传统，可能与古代西亚—伊朗高原—南亚之间的远距离贸易和护符文化存在联系；但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它们就是由苏美尔滚筒印章演变而来。为什么会有人提出“天珠来自苏美尔滚筒印章”？因为两者确实有几个令人惊讶的相似点：（1）形态相似苏美尔滚筒印章（cylinder seal）通常是：• 小型圆柱状石器；• 中间穿孔，可以穿绳佩戴；• 表面刻有图案；• 滚压泥板后留下连续纹样。它本质上既是行政印章，也是一种身份、权力和护身符物件。Khan Academy+1而天珠：• 多为玛瑙（agate）或玉髓；• 中间穿孔；• 表面有圆点、眼睛、条纹等符号；• 在藏区被视为护身圣物。Wikipedia所以，从“一个穿孔石珠＋神秘纹样＋护身意义”的角度，两者确实很容易被联系起来。但是，两者功能其实不同这是关键区别。苏美尔滚筒印章：约公元前四千纪出现于美索不达米亚。主要功能：• 证明身份；• 封存财物；• 记录交易；• 代表行政权力。它是一种文字文明的管理技术。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例如，一个官员把印章滚在泥封上，就相当于今天盖公章。天珠：目前最早可靠资料显示，它属于更广泛的：• 南亚；• 伊朗高原；• 中亚；• 喜马拉雅贸易网络中的古代蚀花玛瑙珠传统。它更接近：• 护符；• 宗教用品；• 身份象征。其确切起源仍有争议。真正可能的“祖先”在哪里？很多研究者认为，天珠更可能属于一个横跨西亚—印度河文明—中亚的珠饰传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河文明（约公元前2600—1900年）例如哈拉帕（Harappa）、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 大量生产蚀花玛瑙珠（etched carnelian beads）；• 使用白色线纹、眼状图案；• 通过贸易传播到两河流域。这些珠子甚至在美索不达米亚遗址中发现。因此，一个更可能的传播链，如图2所示。“眼睛纹”为什么如此重要？这里有一个更深层的文化联系。西亚、印度、藏区都存在一种非常古老的象征：眼睛 = 观察、保护、超越普通视觉的力量例如：• 苏美尔神像往往拥有夸张的大眼睛；• 地中海地区有“邪眼”（evil eye）护符；• 印度有“第三眼”概念；

• 藏传文化中天珠具有“护持、镇邪”的意义。所以“眼纹珠”可能不是一个文明单独创造，而是人类早期普遍的象征系统。一个更有意思的历史假设如果从文明史角度看，我觉得更值得研究的是：天珠可能不是“苏美尔技术的后裔”，而是青铜时代欧亚大陆共同形成的一种“视觉—护符文化”的远距离变体。也就是说：• 苏美尔人把神圣图像刻在滚筒印章上；• 印度河工匠把神圣符号刻在玛瑙珠上；• 藏族传统后来赋予这些珠子宇宙保护意义。它们可能共享的是一种更古老的“符号基因”，而不是简单的工艺传承。因此，比较严谨的结论是：“天珠源于苏美尔滚筒印章”——属于民间收藏界常见的大胆假说，目前没有考古证据支持。但：“天珠与古代西亚—印度河—中亚的护符珠文化存在深层历史联系”——这是一个具有相当合理性的研究方向。这个问题其实与您此前关注的苏美尔、乌鲁克、古代符号系统、文明传播网络非常接近：它涉及的不是单一物品来源，而是一个“欧亚早期符号如何迁移”的大问题。 

图2，我最喜欢的一幅地图：牛津古代近东史第一卷“从起源到古王国时期的埃及与阿卡德王朝” 彼得·阿克曼斯 第一章“史前西亚”。公元前9500年至前4000年期间，……我写在地图里的注释文字。

这张地图里的考古遗址和远古城市，是我这里收集的各种地图当中最全的。更值得推荐的，是这张地图不是常见的地图，而是地势图。不如此无法表达黎巴嫩的那些城市背山面海的特征。在人类最早的史诗“吉尔伽美什”里，两位英雄（吉尔伽美什和恩奇都）从这张地图的最东部（靠近波斯湾）远赴这张地图的最西部（黎巴嫩）为获取宝贵的雪松（也译为“香柏”）。雪松之所以宝贵，因为它是苏美尔人修建神庙必须有的主要木材。后来的腓尼基及其殖民地都是这样演化形成的。基于半个世纪的认真研究，楔形文字学术界的主流见解仍是：早期苏美尔只有神庙而没有帝王。宗教感，足以整合大规模的人群。例如，已知规模最大的早期苏美尔城邦，乌鲁克（吉尔伽美什是它的第五代国王）的考古地层，总共十八层，我在朋友圈里介绍过这些考古地层，它们的号码与常见的相反，最上面的编号是第1层，最下面的是第18层，那是两个原始村落构成的，属于哈拉夫文化（约公元前9000年至公元前6500年），但与稍晚的乌拜德文化有些重叠。不论如何，著名的伊南娜神庙出现于第6层至第4层，约公元前4500年至前4000年，那时还没有“文字”（语言学界对“文字”有苛刻的定义），只有象征这位月亮女神的符号。回到图2，这样一个弯曲的区域，称为“新月沃土”，在它的顶端，可见到晚近二十年由德国考古队开发的哥贝克力石阵，可惜，2014年，考古队的队长辞世，此后我没有见到突破性的进展。这一遗址激发了许多颠覆性的假说，例如：游牧族群已有宗教，因为哥贝克力石阵早于农业两千年。饶敦博（参阅我2023年的讲义《演化与创新》）认为，宗教起源于组织合作，大规模的合作需要人们共享的宗教感。哥贝克力石阵有食物残余，因为许多人定期聚集在那里参加宗教仪式，他们需要吃饭。沿着“新月沃土”的左侧向下看，因地势而形成的“死海”和今天的“约旦”，那里有著名的“死海手卷”（晚近依靠AI技术获得部分解读）。继续向下，是“西奈半岛”。从黎巴嫩到西奈半岛，有时被称为“黎凡特”。古希腊人丢失了文明之后，从腓尼基人那里借鉴字母表，发明了希腊文（拼音文字）。从黎巴嫩沿海，最近的岛屿是塞浦路斯，这是希腊世界与近东世界的交流枢纽。这是因为，土耳其境内的阿纳托利亚，地势图，被山脉阻隔。在远古，雪松（香柏）是制造船只的重要木材。图3，取自《古代世界，追寻西方文明之源》，希望诸友还记得他的著作， 

图4，理查德·迈尔斯 悉尼大学古典学教授。大约1990年，一位考古学家正在土耳其西南海岸的乌鲁布伦沉船遗骸上开展挖掘工作。(©Institute of Nautical Archaeology)。感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2020级学习委员解海中的帮助，他找到了这本书的英文版，图5，Ancient worlds --- 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2010 Richard Miles，而且，根据海中的建议，今晨我开始利用腾讯“微信读书”的网络版上传这本书及其它以往上传困难的PDF格式的英文书，都已成功译听。

回到图3，这次考古发现很重要，青铜时代的商船沉没于阿纳托利亚的外海。图6：从乌鲁布伦沉船遗骸发掘出来的“牛皮”铜锭。这种形态很可能已经过处理，因其扁平性使之相对更易于由驮畜来运输。（Tim Kirby拍摄）图7：用于彩陶或玻璃镶嵌的蓝色玻璃锭，出自乌鲁布伦沉船遗骸。（Tim Kirby拍摄）

图8：埃及神灵托特(Thoth)的巨像，地点位于埃及库恩（Khmun，后世名为赫尔莫波利斯）。托特通常被刻画为一副拥有人身却同时长有一颗狒狒脑袋或朱鹭头颅的形象，此两种动物对埃及民族而言甚为神圣。托特尤以善恶的仲裁者而为人熟知，他同时也是多条知识分支的源头及文明政府的原始出处。这些雕像高度超过4.5米，由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III，公元前1388年至公元前1350年）竖立。（Chris O’Donnell拍摄）。诸友回忆《埃及亡灵书》里最著名的插图，亡者由一位神祇带领进入冥府，经过许多关口之后，如果他或她生前有足够充分的心性训练，可顺利通过这些关口（它们的数目远超后来《西藏亡灵书》描述的那些关口和神祇），然后就要面对冥府判官，一台天平，亡者的心（在制作木乃伊的时候被单独装入一个瓮）“灵魂”，置于天平的一端，标明重量单位的羽毛在天平的另一端，托特站在天平旁边，他是文字与正义之神。如果灵魂的重量超过了羽毛，就是罪太重，不得进入冥府。于是，继续轮回，也许是藏亡灵书所述的六道轮回，也许还有其它方式，总之，亡者于是见不到冥府之王欧西里斯。罪重的亡灵徘徊于何处？西方后来的宗教描述了“地狱”，但古埃及人没有这类地方。

图9：马里“总督”埃本伊尔像（约公元前2400年）。埃本伊尔于胸前紧扣双手，以苏美尔人传统的姿势进行祷告。这是一件质量上乘的艺术品，内嵌的青金石让雕像的双眸有一种特别的栩栩如生之感。(Louvre/Giraud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现在肯定超过两千字限制了。

 8月10日 《阿奴那基的启示》

图1，Anunnaki Revelation --- Hidden History, Altered States, and the Mystery of Humanity 2026 Heather Lynn《阿奴那基的启示：隐秘的历史，另类国家，以及人类之谜》。这是今年的新书，我从年初拖至昨天尚未推荐，我认为这是典型的“民科”著作，今天推荐它，因为我有了更“学院派”的理由。

图2，这本书的作者：希瑟·林恩 (Heather Lynn) 博士是一位历史学家、兼职教授、博物馆馆长，也是《阿努纳奇联系》、《邪恶考古学》和《巴风特揭秘》一书的作者。希瑟拥有考古学、信息技术和历史学学位，以及新英格兰大学的教育学博士学位。她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揭示古代神秘学校和现代技术之间隐藏的联系，并追踪古人使用的相同的意识改变技术现在如何在人工智能和大型科技中武器化。

图3，Relief of Apkallu holding a pinecone --- Anunnaki Revelation 阿普卡鲁拿着松果的浮雕 --- 阿努纳奇启示录。图4，Apkallu 浮雕手部的细节，这是一种保护神，戴着手镯并拿着水桶进行宗教仪式。注意手腕的佩饰，那是罂粟花的象征，图5的左下方。

图6：公元前865年的这幅浮雕描绘了亚述国王阿舒尔巴尼帕尔二世在生命之树前举行宗教仪式。图7：苏美尔的敬神者 2900-2350 BCE。

图8，对刘莹和羽彤目前的作业也许有帮助：众神的手镯，皇家陵墓中发现的宝藏金手镯，描绘了罂粟花和执行胡吉尔仪式的圣贤。

最后，图9，这是我所说的学院派的理由：The Anunnaki --- The History and Legacy of the Ancient Mesopotamian Deities 2024 Charles River Editors《阿奴那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神祇的历史与传说》。这本书的作者身份，是著名的“查尔斯河编辑部”，晚近十年崛起成为引人关注的出版机构。这幅插图是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关于阿奴那基的“古代宇航员”假说。这是昨天我介绍的苏美尔人的滚筒印章的展开图，我写了注释文字在图内。确实很像是一艘宇宙飞船，上面有三个人形在注视地球上的事务，而地球上的苏美尔国王和大祭司（他们中间是一株生命之树）也在观望这艘宇宙飞船。最近一次冥王星与海王星运行轨道的交错时段，腾讯“混元”答复：冥王星最近一次"穿入"海王星轨道内侧的时间段是 1979 年2月7日 — 1999年2月11日。……下一次冥王星再次进入海王星轨道内侧，要等到约 2227 年。我的记忆略有差异。不过，姑且承认混元的正确性。在最近这次“冥王-海王”的交错运行期间，地球的秩序被普遍颠覆了。下一次颠覆地球秩序，大约在两百年之后。关于苏美尔的阿奴那基诸神的研究，也是在上世纪末叶成为热潮的。我记得当时流行的假说是，根据辛钦的研究，大约二十万年前，一群外星人“阿奴那基”降临地球，开采黄金（用于治理外星的气候），后来，他们改编了猿类的基因，形成了人类，让人类成为矿工，开采了足够量的黄金之后，阿奴那基就离开了地球。图9显示的场景，也许是阿奴那基离开地球时发生的。让人类替他们开采黄金，费时费力。据说需要十多万年的时间，在最后一次冰盛期，气温适合人类的，是尼罗河上游的努比亚地区，恰好那里盛产黄金。总之，阿奴那基诸神在“新仙女木事件”之前离开地球，是合理的想象。那是大约12500年之前，新仙女木事件之后，地表温度始终保持在目前水平，于是才有了农业。查尔斯河编辑们的这本书，标题就是“阿奴那基”，故而，我有了接近学院派的理由，同时推荐图1和图9所示的两本书。

8月11日 临床心理学家的书Gravitational Psyche 

图1：Gravitational Psyche --- Further Developments of the Psychoanalysis of Unstable Objects 2026 Todd Anderson《引力心理学：心理分析与不稳定客体的进一步发展》，这样的标题是无法直译的。

这位作者是资深的临床心理学家，图2，Todd Anderson 安德森博士毕业于圣安东尼奥医学院德克萨斯大学健康科学中心，在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健康科学中心/斯科特与怀特医院完成了精神病学住院医师实习，在那里他担任精神病学首席住院医师以及住院医师院长。他曾在美国空军服役，在那里他获得了飞行外科医生的资格，并担任过许多领导职务，包括中队指挥。他曾在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健康科学中心医学院、莱特州立大学布恩绍夫特医学院和美国空军航空航天医学院担任教学职务。他的主要兴趣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航空医学精神病学、情绪谱系以及焦虑症。

我译听这本书很多天，至今也无法确定我是否理解他的思路，我的读书笔记累积至2026年8月6日，姑且节选一部分。“德尔菲循环”，也许最适合刻画他的思路：德尔斐循环：……认识自己就意味着进入一个循环：进行认知的“自我”是谁？又是什么在认知着那个自我？而在试图了解它的目光之下，还有哪一部分自我是无法被看见的？……女预言家并未给出答案。她吸进大地升腾的水汽，用谜语般的话语发声。她不在清晰之中寻找真理，而是在矛盾的炽热之中寻觅。她给予的是碎片、格言与警示：万物皆有度，不可过量。你只是凡人，就连太阳也有瑕疵。她的每一句话都兼具象征意义与诊断功能——并非事实，而是门槛，引领人并非走向确定，而是进入象征性的递归之中。……求诊者前来是想了解自我。但他们寻求的并非信息，而是方向感。认知的过程不会通向核心，而是形成螺旋。认知越深入，人们就越能意识到那些无法知晓的事物。奇点抗拒直接的凝视。过于直接地追寻它只会导致崩溃。……因此，“德尔斐之言”依然是分析最纯粹的隐喻：在无法被表征的事物周围循环，而不陷入其中。认知变成了一种轨道运动，诠释则成为一种回归的仪式。洞见并非终结这个循环，而是使其愈发深入。……心灵并非由思想构成，而是由各种张力构成的：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张力、在场与表象之间的张力、可言说与不可言说之间的张力。……我们总得从某个地方开始。而每一个开始都意味着一种割裂。……通过时空、轨道和奇点的视角来描述心灵，并非在宣称某种真理，而只是寻求一种有用的扭曲方式。与所有分析性框架一样，这也是一种符号选择的行为——一种将宇宙分割开来以便让某些事物显现出来的方式。但每一份切片都会掩盖它未能揭示的东西。……任何类型学——强迫型、分裂型、自恋型、偏执型——都并非固定的身份，而是在面对无法消化的事物时所采取的递归性姿态。风格并非一个人的本质，而是其心理在难以把握的重压下发生扭曲的方式。……诊断也是如此。它并非真理，而是拓扑结构；它不是名称，而是一种追踪——一种标记心理如何折叠、迂回与崩溃的方式。诊断的伦理要求是以能够促进变化而非固化现状的方式来实施。……因为每一种认知体系都存在封闭的风险。而每一位患者早已因过早、过度、错误地被了解而背负重担。再次对他们进行界定是一种风险，但拒绝界定则意味着抛弃。……因此我们进行框架构建——谨慎地、暂时地、矛盾地。我们观察其运行轨迹，感受其引力，追踪其踪迹——同时明白我们所看到的仅仅是一种更核心、更浓缩、更隐秘之物的表现：自我的奇点，它永远无法被直接认知，只能通过周遭的体验来感知。 

Gilgamesh --- A New Verse Translation 2026 Simon Armitage《吉尔伽美什：一次新的逐行翻译》。

我认为，这才是2026年最值得期待也最符合期待的新书。它综述了以往的各种译本，它只翻译这首伟大史诗遗存的11块泥板，当然，第12块泥板“下到冥府”，激发了更多文学创作，例如，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名篇《安娜尹在世界坟墓里》。从数百种译文和数千块泥板的“苏美尔故事集”，这本新书只提供了吉尔伽美什的最新译本。每一块泥板之前，作者写了内容概述，然后是可破解的诗句。我的节选，不根据原来的顺序：这首诗的核心讲述了两个人之间的友谊：乌鲁克——羊圈之城的首领、女神宁苏恩的儿子吉尔伽美什，与乡村里的野人恩奇都。但它也是一部关于众多角色的诗篇：爱与战争之神伊什塔尔、大洪水幸存者乌塔-纳皮什提、雪松林中令人畏惧的守护者洪巴巴，以及数十位其他角色。除了通过名字和头衔来呈现他们外，还可以从他们在故事中的角色来概括：狂妄自大的英雄、骄傲又忧心忡忡的母亲、忠诚的伙伴、被抛弃的恋人、睿智的长者等等。我们或许会认为他们是原型（考虑到这首诗的年代，这确实如此），而且他们把各自的角色演绎得十分出色。然而在故事的关键时刻，他们的行为却出人意料，做出不可预知的抉择，进而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吉尔伽美什》在一段漫长的旅程与非凡冒险的叙事中探讨了权力、忠诚、爱情与失落等主题。最初是一场为追求世俗荣耀的英雄之旅，最终却演变成一场徒劳无功的永生追寻。其中涉及的是人类存在这一无法解开的谜题，而除了深刻的哲学思考之外，这首诗还因其细腻的描写与敏锐的观察而令人难忘：精美的珠宝、腐烂的尸体、精制华丽的武器，以及充满野兽与鸟鸣声的神奇森林。从某种程度上说，《吉尔伽美什》的故事发生在现实世界中，有着可考的地理环境与可追溯的历史背景，其中所描绘的情形、情感、行为与反应，对我们今天而言与在那个时代一样熟悉。但从另一个层面看，这首诗将我们带入一个幻想的世界：战士们能完成超人的壮举；怪物潜伏其间；生命可以从黏土块中创造出来；而众神则对人类进行审判，他们既无法克制自己，也无法保持中立，总是干涉凡人事务，且往往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些脱离现实的情节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古代神话的诸多面貌，也让我们得以窥见美索不达米亚人的思维方式。同时，它们也提醒我们：人类的体验并不局限于日常生活的种种束缚之中。想象力同样值得被尊重与呵护；诗中出现的众神、长牙的食人魔、石制划桨手以及蝎子头守卫，都是我们对梦想、欲望与恐惧的再现。……显然，它的古老性正是其迷人之处——它仿佛蕴含着关于原始与本源的讯息，是一扇通向那个文字乃至文学尚处萌芽阶段的世界的窗口，宛如一封来自文明起源时期的信件、一个时间胶囊或一个宝箱。……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诗歌之一，《吉尔伽美什》诞生于约四千年前。它能流传至今实在令人惊叹。更难得的是，这部作品不仅探讨了永恒的奥秘，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简直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其核心讲述的是友谊、悲伤、追寻，以及无法逃避死亡这一事实的故事。尽管其中包含诸多奇幻元素——石制划桨手、天界公牛、泥塑之人、天上的众神——但它却以惊人的清晰度揭示了作为人类的真正含义。《吉尔伽美什》是一部充满鲜明对比的诗篇：背景既包括真实的自然景观与想象中的宇宙，既有宏大的幻想元素，也有日常的现实生活；既涉及英勇的暴力行为，也蕴含深切的悲伤之情。它之所以能经久不衰，不仅因为其悠久的历史，更在于其令人震撼的情感与心理复杂性。……那么，这部惊人的作品从何而来？又是如何流传至今的？在诗歌的开头几行中我们得知，吉尔伽美什是半神，三分之二是神，三分之一是人类。但在他的名字成为神话传说之前，他很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苏美尔王表》（一部刻在泥板上的文献，记载了古美索不达米亚城邦的神话与历史领袖）中提到过他在公元前2800年至2500年间的乌鲁克统治者身份。多年来，关于他功绩的口述传统和歌谣逐渐形成，之后才被记录下来。约在公元前2000年，与吉尔伽美什相关的第一批文本开始以苏美尔语的形式出现在南巴比伦尼亚。巴比伦常被视为“文明的摇篮”之一，即位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也就是如今的伊拉克境内。该地区拥有众多独立的城邦，如尼普尔、舒鲁帕克和拉尔萨，每个城邦都围绕着守护神的庙宇而建。在《吉尔伽美什》故事的开端与结尾之处——乌鲁克，在其鼎盛时期曾是重要的人口中心，很可能是当时地球上最大的“城市”区域，其城墙内及周边地区可能居住着多达十万人。在这首诗中，乌鲁克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存在，因为它被反复提及，并且构成了叙事的开端与结尾，以此提醒人们：这样的社区为居民提供了重要的身份认同与生活目标。随着河岸和洪泛地带可持续农业的繁荣，文字也得以发展，最初是作为用于记录和档案管理的行政工具。苏美尔语似乎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语言，与其他任何语言都无明显关联。它通过楔形文字来表达——这种文字字面意思即为“楔形”符号，有时刻在石头上，有时铭刻在蜡上，但更多情况下是用斜切的芦苇在黏土上压印而成。菱形或三角形的笔尖会被压入湿润的泥板上，从而形成表意符（代表单词的符号或字符）和音节符（代表音节的书写或绘制的符号），之后这些泥板会被置于阳光下晾干，或放入窑中烘烤，以获得更坚硬、更持久的质地。接触过这些泥板的人常形容它们形状如同小枕头，大小与普通书籍相当，两面都有文字。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最早的《吉尔伽美什》诗篇，这些诗篇最初是关于这位国王所经历的种种考验与磨难的独立篇章，后来被整合进一部更长的史诗中，用以填补后续版本中的空白。这些诗篇统称为《苏美尔版吉尔伽美什诗篇》，共计五篇：《吉尔伽美什与阿卡》、《吉尔伽美什与胡瓦瓦》、《吉尔伽美什与天牛》、《吉尔伽美什与冥界》以及《吉尔伽美什之死》。在这一时期，学生们在学习读写、历史以及后来被归类为文学的课程时，需要重新创作诗歌。学校里通过将诗歌从一块泥板抄写到另一块泥板上的方式，为我们保留下《吉尔伽美什》的实物版本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之后的时代，这些诗歌则由熟练的抄写员和学者们复制，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名声，或在宗教、王室或政治体系中获得更高地位，尤其是当某首诗似乎能将当代的强大统治者与故事中的古代英雄联系起来时。 

而且我必须同时推荐这本新书：The Art of Intentional Living 101 Lessons from History’s Greatest Minds 2026 Connect With GROWTH《专注于当下的艺术》，我不喜欢它的副标题，涉嫌炒作。这本书其实很优秀，承接了“一行禅师”的思路。注意你的两个念头之间的那一瞬间，这里才有你的本真存在，即“宁静”。在注意力稀缺的时代，我们每天越来越少地体验在两个念头之间的人生。副标题之所以有“101”，是因为这本书总共101章。我很喜欢最后一章的标题：活着，让死亡发现你依然在世。呵呵，编辑部还增加了一段“附言”，它是这样开篇的：大多数读这类书的人都会深受触动。他们会给书中内容划线，心想：对，就是这个，终于找到了。他们能感受到有人将真相说出口所带来的清晰感。然而合上书本后，那种清晰感便消失了，六个月后，这本书仍静静地放在书架上，一切如常。这是一个优秀的编辑部，它注意到西方人获得东方智慧的最关键环节：实践。孔子和老子，毕生都在实践，偶尔才对弟子们讲话。否则，颜回绝不可能是孔子的大弟子。 

汪丁丁：死亡有两种。第一种是生理上的死亡，心脏停止跳动，呼吸停止，身体回归大地。第二种则是存在意义上的死亡，从未真正活过便走向终结。第一种是不可避免的，第二种则是一种选择。 

8月12日 古代释梦

今天只推荐一本新书：The Ancient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 Early Greek Hermeneutics and Its Sources 2026 Mirjam E. Kotwick《古代释梦：早期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及其源流》。

其实，我昨天在评论最新版的“吉尔伽美什史诗”时跟帖取自这本书的微信读书译文：对亚里士多德而言，理解梦的原理与理解隐喻的原理相同：即发现原本不同的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根据我的解读，这再次表明亚里士多德将“梦具有强烈的隐喻性”这一传统观点融入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诸友应细读这本书的目录1和2，我译听第7章，其实，全书的思路是一致的：古代释梦，基于“相似性”原理。休谟对这一原理有最简明的解释，也符合“统计学”的原理：我们从相似的原因观察到相似的结果，于是我们从相似的结果推测它们有相似的原因。我从年底为E25授课的心智地图截图相似性原理的局部解释，图4、图5、图6。尤其是图5：隐喻（metophor）、类比（analogy）、寓言（allegory），数学原理是这里显示的二元关系的一种应用。

 生命在文明发端之前的数十万年乃至数百万年的漫长体验，在充满日常生活的不确定性之外，首先感受到的是日出日落的循环，其次是气候波动。截止目前，已知的生命当中，似乎只有人类形成了抽象表达的能力，于是我可用二元等价关系来刻画古往今来全部命理学（当然也包括释梦）的基本原理。图7，也来自年底授课的心智地图，苏美尔人的神庙与中国人的龙，都是象征（符号），都要依靠二元关系才具有说服力。

注意，图7的右侧还显示了冯时（研究古代天文学的社科院学部委员）强调的，中国人至少八千年前就有的“立表测影”（即“日晷”）。日常生活，这一案例表明，很容易演化形成更深层的隐喻，“天人相应”。

 索性，我截取另外两个局部贴在这里，图8，音乐也许是天人相应的最早案例，目前的考古发现，远早于中国八千年前的骨笛，斯洛文尼亚的骨笛是数万年前的。 

图9列出了二元关系的定义，结尾是二元等价关系的定义。 

我现在节选这本关于希波克拉底释梦原理的新书：《希波克拉底论饮食》大概写于公元前400年左右，至少在以下三方面具有开创性：(a)它是现存最早以解梦为核心主题的论著。该书的第四卷包含了大量梦境案例、对其的解释，以及基于这些解释而提出的饮食建议。(b)其作者似乎是第一个系统运用解梦方法来服务于医学领域，尤其是诊断目的的人。这里的解梦用于识别做梦者体内可能出现的疾病，而非预测其身体之外即将发生的事件。(c)在我看来，这是现存最早试图不仅解释梦的起源及特定梦境的含义，还解释为何梦会以某种方式表达其含义的文本。同时，该文本延续了早期及同时代思想家们关于梦境的理论中所呈现的传统与趋势。与德谟克利特、安提丰以及希罗多斯笔下的阿尔塔巴努斯一样，这位希波克拉底时代的作者并不将其为医疗目的而解读的梦境归因于神圣起源。不过，他也明确没有排除“神圣梦境”的可能性（《论饮食》4.87）。但他认为，他所关注的那些梦境源自我们的身体，是存在于体内的灵魂所产生的产物。在为梦境提供新的自然主义与生理学解释的同时，又赋予其某种预示未来的潜在能力，这位作者实际上是在与德谟克利特、安提丰等思想家进行对话（见第五章）。不过，虽然德谟克利特的理论允许预测他人的想法与意图，但这位作者的理论更接近安提丰的观点，即梦境用于揭示做梦者自身的状况。然而，与安提丰的观点有所不同的是，这位希波克拉底时代的作者认为，梦境主要反映的是做梦者身体的健康状况，并能预示可能出现的疾病。对他而言，梦是通往我们身体内部不可见状态及其健康状况的通道。尽管有这样的具体说明，希波克拉底的作者与安提丰在描述我们身体处于静止状态时感知梦境的过程时，所用术语极为相似。此外，两人都认为，虽然梦源于我们体内的生理过程，但它们具有重要意义、具有认知价值，并且具有诠释上的挑战性。具体而言，梦是以隐喻的方式呈现的，因而需要被解读。像希波克拉底的作者或安提丰这样的思想家，从悠久的解梦传统中继承了“梦境具有诠释潜力”这一观念。他们沿用了该传统将梦境视为隐喻性表达的基本诠释方法。这种方法的依据在于寻找梦境——尤其是其语言与内容——与其所谓含义之间的相似之处。关键的是，希波克拉底的作者并非仅仅接受并默认这种基于相似性的诠释方式，他还解释了为何梦境会以隐喻的形式出现。在本章中，我试图从梦的诠释学视角来解读《论饮食》。我将要论证的论点包含两个部分。首先，作者将传统梦的诠释学背后的逻辑——即通过识别原本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作为解释整个宇宙的关键方法——视为理解世界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基础原则。事实上，在该作者的宇宙观中，不同领域之间的相似性便成为推导出世间统一性与多元性的重要基本原则。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天空中恒星的运行、人类的日常活动以及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尽管显然是不同的过程，但在诸多方面却存在显著相似性。因此，将结构与过程上的相似性作为宇宙层面的基本原则，使得作者能够为自己的医学实践——即运用这些相似性进行梦的阐释——提供解释，乃至依据。换言之，我认为作者之所以能够为其基于梦境解读的诊断方法获得说服力，是因为他能够解释为何梦境会以那样的方式呈现，同时也因为梦境完美地融入了一个更宏大的宇宙结构之中，在这个结构中，我们世界的不同领域彼此之间存在有意义的相似性。其次，《论饮食》中对梦的诠释学探讨也涉及语言问题。具体而言，这位希波克拉底时代的作者关注词语在用于不同领域的概念时的多义性及语义变化，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词语的比喻或象征性用法。我认为，作者认识到了语言的这些基本特征，并将其用来为自身的宇宙观以及梦的解读提供依据。对这位作者而言，词语体现了贯穿整个宇宙的相似性；因此，词语的语义延伸便捕捉到了构成宇宙基础的相似性形而上学。与五世纪早期关于模糊梦境的讨论不同，对于这位希波克拉底时代的作者来说，多义性并非问题，反而是理解梦境与宇宙的关键。 

 

 

 

 

Lost Worlds --- How Humans Tried, Failed, Succeeded, and Built Our World ---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Through Trial and Error 2026 Patrick Wyman《遗失的诸世界：人类尝试了的、失败了的、成功了的，并建造了我们的世界 --- 一部基于试错法的文明史》。这个标题太冗长，但似乎有必要。

作者是有名的历史博客，也是记者，在“局外人”的视角下，他能更全面地综述人类演化的成功路径和许多失败路径，主旨是要防止以往主流叙事的“幸存者偏差”。我喜欢这本书的第3章，关于哥贝克利石阵如何演化的叙事。我节选微信读书的译文：11000多年前，人们开始反复造访位于土耳其南部、托罗斯山脉脚下的那座突出的山丘，也就是今天的戈贝克力石阵。他们在此建造建筑并举行庆典，烤制大量捕获的瞪羚，将野生的单粒小麦和大麦磨成粥或发酵制成酒类，在星空下跳舞，还在开凿于山坡上的巨型建筑中举行庄严的仪式。几个世纪以来，他们陆续建起了由巨大的T形石灰岩柱支撑的巨大圆形结构或围合空间。这些石柱上刻满了神秘的象形图与浮雕，内容涵盖人类手臂、抽象符号以及各种动物，包括狮子、瞪羚、蛇、蜘蛛和鸟类：有准备扑向毫无防备的野猪的蹲伏猛兽，有从无头尸体上叼走头骨的秃鹫，还有相互缠绕的蛇群图案。这些雕刻与象形图的质量与精细程度、其创作中所体现的艺术水准，以及开采、搬运和竖立这些巨石所需的大量劳力，实在令人难以想象。……柱子上的雕刻与图案所反映的信仰究竟是什么；那些前来此处建造建筑并举行庆典的人群在其余时间居住何处；是否有常住者留下来维护这些建筑；最关键的是，为何人们要在这一地点耗费长达一千五百年的时间和精力。他们是谁？为何要这么做？这一切对他们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在被称为前陶器新石器时代A期的初期，当戈贝克力石阵的建造者开始雕刻那些石灰岩柱时，已有定居的农耕者们在村庄里建造成群的永久性房屋，并种植原本野生生长的草类。他们所处之地紧邻肥沃新月地带北端的托罗斯山山顶——那正是家养动植物即将出现的区域。然而在戈贝克力石阵却找不到任何家养动植物或食物生产的痕迹，遗址中散落的各类动植物遗骸在形态上均为野生类型。此外，这里也并非供大量人口永久居住的聚居地，而只是一处仅在短暂且密集的时段内才有人驻足的山区圣地：从这些羚羊骨骼的年龄分布来看，遗址中出现的众多羚羊都是在一年中的特定时段被猎杀的。显然，戈贝克力石阵的访客们应当知晓，在他们南面不远处，已然存在着越来越多的永久性村落以及稳定的小麦种植。然而，这些人却建造了一座历经千年仍屹立的纪念碑，这座建筑必定在他们的世界观与信仰中占据核心地位；他们投入了巨额的时间与精力来创造如此之物，与其周边正在发生的一切形成了鲜明对比。戈贝克力石阵的一切都迫使我们重新审视从采集狩猎向农业过渡的过程。……但他们其实同属一个世界，甚至很可能就是同一批人。共同的技术、食物来源以及符号与信仰将他们与陶器时代前新石器时代A期的定居村落联系在一起，但来到戈贝克力石阵的人却出于不同的目的。该遗址的布局、艺术作品、所体现的价值观与习俗，尤其是它与该地区其他遗址及发展脉络之间的关联，都让我们得以一窥那个充满活力且复杂的失落世界。……在11500年前之后的某个时刻，居住在戈贝克力石阵周边地区的采集者们开始在山顶建造巨大的纪念性建筑。他们从附近高原的采石场开采出庞大的石灰岩柱，将其拖上山顶并排成圆形，再用高大的石墙将它们连接起来。这些建筑的中心还矗立着更高大的石柱，有的高达18英尺，重达15吨。这些中央石柱经过最精细的雕刻，上面饰有动物图案，且被安放在直接开凿于山体岩层中的基座上。这些石柱具有独特的T形结构，大多数学者认为这象征着从侧面观察的人体形态，而许多石柱上出现的手臂、手部及衣物的浅浮雕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观点。目前已有五座承载着这类石柱的圆形建筑被完全发掘，还有几座通过地磁勘探被发现。这些发掘工作表明，这些建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建造、改造与使用状态。其中被标记为C建筑的圆形建筑，其最内层的墙壁是分四个不同阶段建成的。人们从最古老的建筑中拆下石柱，将其重新用于较新的纪念性建筑中。当建造者认为这些建筑已到使用寿命终点时，便有计划地用碎石、泥土和废墟将其填满。作为停止使用这些建筑的一部分措施，人们还故意将雕塑埋入填充物之中。稍后，戈贝克力石阵的居民在附近建造了大小不一的矩形建筑。部分圆形建筑可能仍在使用，但另一些则已停止使用，因为那些矩形建筑就是直接建在填平后的旧建筑之上的。这些新的矩形建筑同样配有雕刻石柱，但其象征手法却大不相同：动物图案减少，而人类手臂和手部的图案则更多。在戈贝克力石阵被使用的时期大约过半时，其建筑风格与艺术表现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转变与该地区考古学上划分的两个时期相吻合，即所谓的陶器前新石器时代A期与陶器前新石器时代B期之间的分界。到了后一时期，有目的的农作物种植以及定居村落生活变得更为普遍，这标志着人类从探索阶段过渡到以农业为常态的生活方式。……每年特定时节，这座山丘上会聚集大量人群。根据该遗址发现的动物骨骼生长痕迹判断，仲夏至初秋之间最有可能是这类聚会的时期。从那里发现的动植物遗骸数量以及工具存量便可明显看出戈贝克力石阵周围临时聚居点的规模之庞大。考古学家并未发现任何食物储存的迹象——从瞪羚到一粒小麦，所有食物都在山丘上就地加工。为研磨谷物，人们使用了大量设计规格统一的手制磨石。这些谷物很可能是从南方平原采集而来，因为那里可食用的野生草类十分丰富。而那些手持弓箭、配备由当地燧石制成且样式多样的箭头的狩猎队，则会在附近的平原和山丘上捕猎大量动物（尤其是瞪羚）。但为何如此？戈贝克力石阵究竟发生了什么才吸引了如此众多的人？答案必然在于某些社会与仪式活动，它们通过共同的行动与信仰将戈贝克力石阵周边更广阔的社区凝聚在一起。最显而易见的因素便是那些宏大规模建筑的首次建造、后续的重建，或许还有定期举行的集会，以及配有大量食物的盛宴。发酵饮料几乎可以肯定也是这些盛宴的组成部分，舞蹈同样如此——它可是无陶器新石器时代艺术中常见的主题。对于生活在肥沃新月地带北部的那些相距甚远的社群而言，其中一些人可能已经开始种植野生草类，而另一些人则仍以采集为生，戈贝克力石阵正是他们聚集的地方。……作为戈贝克力石阵最独特的标志——T形石柱，在山顶周围相对较小的区域内就发现了大量此类遗迹。这些石柱在规模与装饰上均无法与戈贝克力石阵中的巨型石柱相媲美，且仅有少数经过全面发掘，但显然都源自相同的世界观与传统。……类似的符号以不同形式出现在方圆百英里内的诸多地方。石制工具的制造风格，尤其是箭头，展现了最遥远的关联——在这些遗址存在期间，从戈贝克力石阵周边约120英里的范围内，可发现多种地方性及区域性类型的工具。……戈贝克力石阵并非孤立地坐落于某座荒凉的山顶之上，实际上处于一系列相互交织的区域网络中心。我们可以通过艺术传统、T形石柱以及箭头等实物形式看到这些网络的体现，但其本质终究是人际互动的网络。……死亡似乎是一个重要且反复出现的主题，在该遗址还发现了多具经过改造的人类头骨及头骨碎片。或许并不存在一种统一的宇宙观，而是存在多种不同的认知方式：不同的纪念性建筑中雕刻着不同的动物——A区有蛇，B区有狐狸，C区有野猪，D区有鸟类——而且每个区域可能都居住着拥有不同信仰与习俗的独立群体或部落。 

The Fall of Republics --- A History from Ancient Carthage to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2026 Thomas F. Madden《共和政体的衰落：从古代迦太基到美国宪法》。封面设计彰显了标题的本义。Thomas F. Madden，1960年6月10日出生，密苏里州圣路易州斯圣路易斯大学历史系前系主任，圣路易斯大学“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研究中心主任。图3，他已发表的著作。我译听了几个星期，我认为，这是一部西方“政体史”的科普著作。

按照（图4和图5）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西方通史：从古代源头到20世纪》）的理解，民主化浪潮从西欧扩散，十八世纪末叶开始的“第一波民主化浪潮”、十九世纪末叶至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第二波民主化浪潮”、以及本世纪初叶阿拉伯世界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更广阔的视角下，人类这样的社会性哺乳动物，在数百万年无数尝试过的演化路径当中，遗失了的世界（参阅汪丁丁微信朋友圈2026年8月13日），数量远超幸存至今的世界。

再回到我2023年的讲义《演化与创新》，我补充饶敦博（Robin Dunbar）的思路，任一灵长类社群包含的个体数量，从5到15，从15到45，然后突破上限，从50到150，再到450，又在互联网时代突破上限，从500到1500。个体情感能够支持的合作秩序的规模，始终难以突破最初的上限45-50。据此，亚里士多德和奈特都探讨过的“社会治理”（social governance）模式，很难突破希罗多德在公元前5世纪描述的“君主-寡头-民主”的三极循环。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视角下，三极循环，根据统治者的“动机”而成为在六种可能性之间的循环。以天下为己任的统治：君主-贵族-共和；以私利为动机的统治：暴君-寡头-民粹。在西方学界研究罗马史的规模颇大的作者群体里，与我对于研究中国史的规模更大的作者群体的态度类似，首先，我偏爱那些能够汲取最新考古发现的作者。其次，我看重出版社的权威性和作品在学术界已获得的权威性认证。例如，读日本史，我推荐“岩波日本史”丛书。读欧洲史，我推荐“企鹅欧洲史”丛书。读苏美尔史，我推荐“牛津近东古代史手册”（五卷）。回到图1，这本书的标题不应是“共和政体的衰落”，而应是“政体的循环”。或者更彻底一些：“政体循环的逻辑”，或更接近黑格尔思路的表达：“政体演化的历史与逻辑”。我偏爱这一表达，我认为金岳霖（《知识论》）也偏爱这一表达，他所谓“既通且真”的学问。而且，我和他都认为，若逻辑底“通”与历史底“真”不能兼而有之，我们宁可求其真。再回忆我在《新政治经济学讲义》里详述的奈特（Frank Knight）名篇，“科学、哲学、社会过程”（science, philosophy, and social procedure《伦理学》1942年第52卷第3期），图6，取自我的这部讲义，集体行动，首先是过程（历史），其次才是逻辑（理性）。

奈特所说的“社会过程”，适用于一切社会，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在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里，由一群个体组成的“集体”，在“行动”之前，首先要对他们面对的最重要议题有所表达，因为在理解之前先有表达。如果每一个体都要表达自己感受到的重要议题，就有了某种“集体决策”过程，也称为“社会选择”或“公共选择”。两大维度，六极循环。首先是参与决策的个体的数量，其次是参与决策的个体的动机。奈特是布坎南和阿罗的老师，他的概括比两位弟子都更简单：在演化论的视角下，首先，一个群体之内被认为“重要的”的那些成员，参与决策过程。其次，这些重要的社会成员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自由对话”（free discussion），决定了他们采取的政体（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性质。故而，奈特名之为“governance by discussion”（基于讨论的治理）。传统社会也有讨论，主要是关于“经典”的讨论，偶然也有“离经叛道”之说。现代社会的讨论，究竟允许多大程度的离经叛道之说，可衡量“自由讨论”之自由的程度。Sen（阿马蒂亚·森）1970年的名篇“一种帕累托自由之不可能性”（The Impossibility of a Paretian Liberal）给出的案例表明，哪怕只有两个人，他们的集体决策，在相当合理的假设下，也不可能同时满足帕累托效率与每一个体的最小程度的自由。回到“六极循环”，这些被群体认为重要的社会成员带着各自的重要性感受参与他们的自由讨论，假如他们提出来的重要议题完全没有表达他们代表的社会面临的重要议题，我称之为“精英失灵”，那么，这一群体很可能在它目前的演化路径上失败，或者发生“路径断裂”（理论或实践的“革命”）。通常，社会实践的“革命”，要求将那些感受到了对社会具有根本重要性的议题的社会成员接纳为被认为重要的社会成员，并与其他参与决策的社会成员足够自由地讨论。至于是否在六极循环的某一更好的极点，是事后的表达。奈特认为，那些描述都是“外在事件”（overt event），不重要。我抄录我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图7：据说森是左派，就我阅读的森而言，他首先是自由派。也许因为他主张复杂一些的思维方式，他常常被误解为左派。例如，他在诺贝尔奖演讲里介绍自己的两方面贡献：其一是社会选择理论的，其二是饥荒研究。他特别指出，他研究饥荒得到的主要结论是，诸如孟加拉“大饥荒”（据他统计饿死200万人）这样的灾难性饥荒，从未发生于民主国家。为什么呢？因为民主制度可以让饥民及时发出声音，不论是求援的声音，还是批评的声音。

8月15日 Steve Jobs in Exile

图1：Steve Jobs in Exile --- The Untold Story of NeXT and the Remaking of an American Visionary 2026 Geoffrey Cain《史蒂夫·乔布斯的流亡岁月 NeXT 鲜为人知的故事与一位美国梦想家的重塑》。

这本书的英文版权页明确写了“2026年出版”。我试着听了这个中译本，QQ的朗读很差，时常听不懂。所以，我直接输入英文版，在“微信读书”译听。我喜欢的卢卡斯影业的团队管理人卡特穆尔为这本书写了感人的“后记”：后记：……在这些年里，我目睹了史蒂夫经历了一段“英雄之旅”。他被逐出自己的“王国”，被迫在荒野中艰难奋斗，但正是在这种磨砺中，他蜕变为一位举世罕见的领袖。这一转变过程本身就令人着迷，但它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特质促使一个人在努力创造永恒价值的同时，也追求自我成长呢？……在他担任皮克斯上市公司CEO的十年间，我们的董事会会议便是明证——那些讨论总是异常激烈而富有活力。当史蒂夫决定解雇两名董事会成员时，他的理由让我惊讶：这些人从未与他意见相左。他反问道：“如果他们从不反对我，那他们对公司又有什么价值呢？”史蒂夫始终乐于接受尖锐的反馈，并据此作出调整。……在工作会议中，他那以严厉著称的态度会变得温和起来。虽然他从不会回避棘手的对话，但他学会了谨慎地表达意见，明白自己的话会对对方产生影响。当电影导演们因他的言论而感到受伤时，史蒂夫会陪他们在校园里散步，倾听他们的想法并给予安慰。……史蒂夫练就了更敏锐的商业头脑，个人层面也成为了更出色的领导者。那个曾让NeXT联合创始人们纷纷离职的反复无常的CEO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幽默、更有同理心、让人愿意与之共事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摆脱了“高管流动率极高”的名声。到了九十年代末，他手下的大多数高层管理人员都成了会与他共事一辈子的人。……在签署收购皮克斯的文件后，史蒂夫拥抱着我和我的同事阿尔维·雷·史密斯。为了避免重蹈在苹果公司时被赶下台的覆辙，他对我们说：“在这件事上，我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我们要彼此忠诚。”史蒂夫完全履行了自己的承诺，甚至做得更多。在皮克斯于1995年上市前的九年里，他个人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540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我记得当时每个月都要去NEXT的办公室，向他汇报进展，并竭力说服他再次开出一张支票来维持我们的运营。后来我得知，史蒂夫对皮克斯的投资约占了他当时净资产的一半，这实在令人惊叹——因为他同时资助着两家处于困境中的公司。这两项巨额投资都需要他的全力投入，而它们所孕育的成果最终都改变了整个行业。……史蒂夫不参与皮克斯的日常管理工作，这使他能够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创作过程。令人惊叹的是，尽管他并非电影人，却对叙事技巧有着深刻的理解。作为房间里思维最快的人，他总能用自信的态度表达自己的观点，让众人信服。事实上，皮克斯的电影中常有他不喜欢的元素，但他从不认为自己一定正确，反而乐于接受不同的意见。我们的团队明白，分歧绝非针对个人——只要能说服史蒂夫认同你的想法，他就会立刻全力支持。……我衷心感激史蒂夫对皮克斯始终如一的支持。我十分钦佩他谦逊的态度、强烈的求知欲以及从失败中学习的决心。正是这些品质使他实现了本书所记载的个人蜕变。我认为，也正是这些特点让史蒂夫的领导力显得与众不同。对我们其他人来说，教训很明确：不要试图模仿史蒂夫的最终状态。相反，应积极投身于自我提升的过程。培养从错误中学习的强烈好奇心，并据此调整方向。将自己的想法与他人进行对比，勇于接受被证明是错误的结论。最重要的是，当失败时，要始终愿意重新开始。 Ed Catmull 埃德·卡特穆尔 Cofounder of Pixar 皮克斯联合创始人。图2：斯卡利希望乔布斯辞去苹果公司CEO职务，1984年1月24日 加州库比蒂诺 苹果公司年会。

图3：乔布斯离开苹果公司之后，1985年9月21日，他三十岁。

图4：乔布斯的NEXT公司高级成员，1988年10月12日，Back row (left to right) Larry Sonsini, Rich Page, Steve Jobs, George Crow, Gary Moore, and Bud Tribble；Front row (left to right) Dan’l Lewin, Susan Barnes。前排的男士为这本书写了“前言”。前排的女士是著名的苏珊·巴恩斯，乔布斯重返苹果公司之后，她担任高级副总裁，主要工作是帮助那些被乔布斯严厉批评的员工恢复情绪，并且，她有权直接驳斥乔布斯的任何言论。图5：乔布斯对产品无限挑剔，1987年。图6：谷歌检索列出的“DAN’L LEWIN”照片。他为这本书写了“前言”。不过，我认为卡特穆尔写的“后记”更感人。虽然，如果你读前言，也许认为前言的作者更具权威性。毕竟，卡特穆尔的名望还没有超越“动画”艺术界。图7：乔布斯1993年。图8：乔布斯夫妇第77届好莱坞电影学院大奖与皮克斯的卡特穆尔和他的女儿，以及皮克斯的其他高管。图9：2001年12月19日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时乔布斯与他最信任的高管合影。左一就是苹果公司首席设计师乔纳森·艾维。 

我最喜欢的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今年写了这样一本书，试图挽救美国于颓势，他建议的“主义”是：劳工阶级自由主义。二十多年前，那时我担任北京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可是我太懒惰，常不去主持研讨会，两年就被免职了，那时，2005年，我在主持某次天则研讨会时说过，这位土耳其裔的MIT经济学家只要坐着等待诺贝尔奖就可以了。我的预言，2024年实现了。我之所以最喜欢他，首先因为他在伦敦经济学院读博期间就被认为才华优异，在我收集的关于他的文章里，有一幅课堂照片，他特别高大的身材坐在小椅子里回头张望着，提出自己的问题，那时他是研究生。不过，他很快就开始在那里授课，图2，阿西莫格鲁的学历及博士论文标题。从这份简历可知，他在伦敦经济学院三年获得博士学位，图3，从1992年开始在那里授课。

我喜欢他，最主要的理由是我认为他视野异常广阔，同时，思维异常深切。兼有二者的经济学家，当代世界，罕见。图4，我2014年收藏的阿西莫格鲁简历，学术研究兴趣：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经济理论、技术，收入，工资不平等、人力资本与培训、劳动经济学、网络经济学。十年前，他在MIT讲授网络经济学，引发学界关注。我那时的想象是，这样一个土耳其青年，想必出身富贵之家。昨天询问腾讯“混元”：他究竟是怎样从战火纷飞的土耳其到了英国的？得知，他是亚美尼亚裔的土耳其人。诸友必须记住，亚美尼亚，在黑海和里海之间，是所谓“白人”的发源地，也是（根据晚近的一份权威考证）葡萄酒的发源地。六千年前，那里是“地灵人杰”的，近代衰落，向外移民并贡献给西方人诸如张五常的老师“艾智仁”（他的名字是为了纪念“亚美尼亚”）这样的经济学家。回来谈论阿西莫格鲁，他上一本著作，2023年出版，图5，有台湾的中译本，

图6：權力與進步 科技變革與共享繁榮之間的千年辯證 Power and Progress --- Our Thousand-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 2023 戴倫 · 艾塞默魯 Daron Acemoglu。台湾的译名：戴倫 · 艾塞默魯，完全认不出是“达伦·阿西莫格鲁”，北大学生称他“大龙”。

他很可能并非出自“富贵之家”，我抄录“混元”的考证：阿西莫格鲁从土耳其到英国，本质上是一次19岁时的求学迁移：1986年，他从伊斯坦布尔的高中毕业后，直接赴英国约克大学（University of York）读书，从此离开土耳其的学术体系。时间线与路径• 1967年9月3日，生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个亚美尼亚家庭，父亲是商业律师，母亲是小学校长• 1986年，高中毕业后离开土耳其，赴英国约克大学攻读经济学，1989年以数理经济学学士学位毕业，其间获亚当·斯密纪念奖和系主任特别奖• 1990年，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获数理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硕士学位• 1992年，在LSE完成博士学业，论文题为《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论文集：契约与经济绩效》，获罗伯特·麦肯齐奖• 1992—1993年，留LSE任经济学讲师一年，随后于1993年转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所以从地理上看，他的轨迹是 伊斯坦布尔 → 约克（英格兰） → 伦敦 → 剑桥（MIT），而"土耳其到英国"这一跃，发生在他19岁那一年。为什么是英国，而不是留在土耳其。这一点资料里没有他自己详尽的公开自述，但从流传较广的传记性描述看：1980年代的土耳其高校受政治与官僚氛围影响较深，他认为不太适合做严肃的学术研究，而英国离土耳其不远，又有深厚的学术积累，于是把目光转向了英国。约克大学当时在经济学的数理训练上颇具实力，给了他扎实的数理经济学本科基础；随后LSE更是当时计量与理论经济学重镇，让他在三年内连拿硕士和博士。一个常被忽略的细节：MIT 其实早在1992年前后就给他发过录取，但没有提供奖学金；正是这个"财政原因"，让他改去LSE，并在LSE完成了博士，也正是在LSE任教期间，他结识了日后长期的合作者詹姆斯·罗宾逊。某种意义上，当年MIT没给奖学金，反而让他在LSE多沉淀了几年。一段迁移，三段国别。阿西莫格鲁的人生轨迹跨越了三个国家，也对应着三种学术身份：1. 土耳其——出生与基础教育，伊斯坦布尔的亚美尼亚社区背景；2. 英国——19岁起的本科与硕博训练（1986—1993），奠定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学术底色；3. 美国——1993年加入MIT，从此在美国学术体系中成长为顶尖经济学家，并于2024年10月14日以"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繁荣"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图7，取自我2015年的收藏，Daron Acemoglu，Turkish-American economist 1967年出生。说他是“土耳其-美国”经济学家。他是MIT的“学院教授”（相当于“大学教授”，有资格在校园里的任何院系开设自己想要讲授的课程）。

图8，2026年8月14日，他接受“布隆布格商业周刊”视频节目的访谈，标题是：We are at the Cusp of Losing Liberal Democracy 2026年8月14日阿西莫格鲁在布隆博格商业周刊视频节目探讨“劳工自由主义”。图9，他开始谈论自己的这本新书。我节选这本书的第一章和最后一章，可是仍太长，需要大幅度删减。所以，我索性跟帖。

最后一章的译文节选：第一项挑战便是重新认识社区作为自我治理、实践探索与信息共享枢纽的价值。社区本就深植于我们的本性之中。即便某些社区的价值观与自由主义存在差异，我们也不应将其视为不可逾越的障碍，更不能以此为借口忽视社区所承担的核心作用。第二点是回归自由主义的根本理念：言论与选择自由、宗教自由、结社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滥用权力与绝对权力，坚定致力于帮助弱势群体并遏制压迫性的不平等现象，同时普遍推崇进步——即相信人类在物质与社会层面都能得到改善是可行且值得追求的。第三点是构建一种能够凸显不同群体共同点的统一叙事，从而使自由主义价值观通过理性讨论自下而上地传播——正如第三章中爱尔兰公投的例子所示。传统上，公民身份概念一直是形成此类认同的最常见方式，而如今自由主义也必须努力打造类似的共同认同。第四点是制定重振共同繁荣的规划，通过建立更完善的制度与技术，为具备不同技能的劳动者创造大量优质就业机会。第五是致力于提供普及且高效的公共服务。无论在何处，美国与欧洲的自由主义都需努力将自身在应对这些挑战时取得的（令人期待的）成果作为连接工薪阶层诉求的桥梁。共享繁荣、更优质的公共服务以及对于公共利益的共同认知，都将有助于让工薪阶层重新回归自由主义的阵营。不过，自由民主制度还必须设法在包容社群与保护个人自由之间找到恰当平衡，同时也要兼顾那些反自由主义社群所带来的压力，以及个体脱离此类社群的权利。本章将依次探讨这些挑战，同时分析尤为棘手的移民问题如何与它们相互关联。此外，我还会论述社交媒体、金钱在政治中日益重要的作用、工业化社会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以及全球化等若干重要趋势对自由主义议程的影响。最后，我将阐述劳动阶级自由主义为我们的未来带来的希望。

后来，在1953年的《思想日记》——即她首次探索自己思维的“思想之书”中，阿伦特将海德格尔形容为一只被困在自己哲学巢穴里的狐狸。而在1946年，她对其轻率行为的批评更加直接：正是因为逻辑混乱，海德格尔才会让自己落入一个如此明显的陷阱；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所有头脑清醒的人都能看得明明白白，唯独那些不切实际之辈对其视而不见。图1：Lyndsey Stonebridge 汉娜・阿伦特的爱与反抗 我们可以自由地改变世界 2026 We Are Free to Change the World --- Hannah Arendts Lessons in Love and Disobedience，中译本是2026年出版的，英文版是2024年的，图2，获得当年一个奖项，次年又获得美国的“笔会”传记奖。图3，作者是英国伯明翰大学英语文学教授。图4，以及人文与人权跨学科主任 Lyndsey Stonebridg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nglish Literature Interdisciplinary Chair of Humanities and Human Right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图5：a world-leading interdisciplinary scholar and public advocate for the arts and humanities（世界领先的跨学科学者和人文艺术公共倡导者）。

图6，她已出版的著作，其中有一本烹饪书。

图7，她在2025年7月19日的视频里介绍自己这本书，这次视频的标题：Thinking with Hannah Arendt 2025 July-19 Lyndsey Stonebridge（与汉娜·阿伦特一起思考）。 

图8，她主持“阿伦特部落”的定期讨论。图9，真与假不再容易分辨甚至不再重要的时代，阿伦特的意义。关于阿伦特的传记，我上一次发表的评论，发表在舒立新闻团队的“财经”书评栏目里。那位作者是弗洛伊德派的精神分析师，伊丽莎白-杨·布鲁尔。她写的阿伦特传记，标题是“爱这个世界”。不过，她是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师，她将阿伦特与几位男性导师的关系理解为幼年失怙的恋父情结。她是阿伦特的学生，腾讯“混元”：她生于1946年3月3日，卒于2011年12月1日。她在多伦多一场音乐会散场步行回家途中因肺栓塞突然离世。我后来多次引述这本传记的思想，例如，阿伦特为什么重要？因为她有一种超常能力将新鲜的生活经验注入陈旧观念从而让那些观念从怀特海所说的“inert idea”焕发生命力，成为怀特海所说的“vital idea”（怀特海《论教育之诸目的》）。眼下这本书的作者很会讲故事，开篇就吸引人，讲到阿伦特55岁那年在纽约的出租车里思考问题时被一辆大卡车迎面撞上，眼睛和鼻子完全走形，六根以上肋骨折断，在医院病床上醒来，突然意识到一种喜悦（重生的喜悦），然后决定继续活下去，……因为那几年真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让她很难坚持活下去。很会讲故事的这位作者，我认为她的姓，最好记作“石桥”（Stonebridge）。虽然，中译本必须按照商务印书馆外国人名地名翻译标准手册，译为“斯通布里奇”。为节省记忆力，我称她为“石桥”。返回今天评论的开篇，那段引文直击要害，海德格尔之所以成为纳粹党徒，不是因为他智商低，也不是因为他哲学功夫不深，而是因为，至少直接的原因是，阿伦特所说，他的逻辑学很差，而他最著名的技能是“话语”机巧，能将年轻时的阿伦特迷惑得神魂颠倒，投怀送抱，而且战后仍为他辩解。话语机巧的人，孔子认为“鲜仁矣”（不是美食之鲜而是罕见之“鲜”）。识别海德格尔这样的人，孔子的教导最有效。但对西方人而言，既然不熟悉孔夫子的教导，那就最好依靠逻辑与常识，二者是互补的。这是因为，我喜欢引述罗素：因为存在无数逻辑可能的逻辑体系，而它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与现实世界相关。任一逻辑体系与现实世界的“相关性”（relevance），取决于它的“常项”。如果一位哲学家巧舌如簧，那么，我们首先就想到他的哲学是否与现实世界相关，在英语口语里，“不相关”（not relevant）是很严重的评论，近似于骂人。海德格尔巧舌如簧，很容易沉迷于他自己的话语，自得而不自知。至于更深层的原因，我认为，他成为纳粹党徒，是他根深蒂固的“德意志情结”被1919年（那一年他三十岁）“巴黎和会”强加于德意志民族的耻辱而激活。诚如凯恩斯所论，巴黎和会对德国的态度非常不理智，几乎必定导致另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共产党发动1919年起义时，德皇威廉二世逃往比利时。关于巴黎和会，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让青岛向日本投降，带给我的耻辱，超过让柏林向沙俄投降。根据德鲁克的回忆录，第一次世界大战毁灭了老欧洲精英的三分之二。至于剩下的三分之一，他不说，但意思明显：也多是蝇营狗苟之徒。正是剩下的三分之一，参与了巴黎和会。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2015级黄明芳的评论：认同“阿伦特为什么重要？因为她有一种超常能力将新鲜的生活经验注入陈旧观念从而让那些观念从怀特海所说的“inert idea”焕发生命力，成为怀特海所说的“vital idea”（怀特海《论教育之诸目的》）。”，收藏今天的这一整段。丁丁师的朋友圈始终珠玉。 

汪丁丁：我喜欢阿伦特的思想，在我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里，“阿伦特”出现了47次！抽象而言，自由与民主，无非是“权力”在人群中的分布模式。 

微信读书：The Blind Spot --- How Oligarchs Dominate Our Democracy 2026 Jeffrey Winters。作者简介：杰弗里·温特斯是西北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及前任系主任，同时担任该校巴菲特全球事务研究所“平等发展与全球化研究项目”的负责人。

他因在研究寡头政治与精英群体领域的开创性成果而广受赞誉，所著著作《寡头政治》将这一概念重新引入现代读者的视野，并为他在比较政治学领域的杰出贡献赢得了美国政治科学协会2012年的卢伯特奖。温特斯曾在欧洲、拉丁美洲、亚洲和美国多地举办过众多讲座，其研究成果亦见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纽约客》，以及国家公共广播电台、ABC新闻、NBC新闻、CBS新闻和PBS电视台等媒体。

“导言”：……直到进入大学，我才有机会系统学习民主与不平等问题。能考上大学纯属侥幸——一年的学费就相当于我父母两人的收入总和，而我们家族中从未有人读过高中。按常理，我应该像在俄亥俄州长大的其他同龄人一样成为计时工。但幸运之神眷顾了我，让我得以脱离那种命运。我原本只是个平平无奇的高中生，直到某天偶然与班上成绩最优异的三名学生同桌吃饭，他们与我结为好友，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进入大学后，我在经济学与社会学课程中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美国的财富规模远远超出了我在家乡所见。那些开着漂亮汽车的人其实并不富有。事实上，就连沙克尔海茨那些令人惊叹的豪宅，充其量也只属于富人阶层的较低层级。大三时，由于得到了一份优厚的勤工俭学机会，我与另外600名学生一同乘船前往国外学习一个学期。三个月间，我们一边航行环游世界，一边上课。当我的出租车抵达旧金山的码头时，我惊讶地发现前方挤满了豪华轿车。在海上时，那些富有的学生还会玩扑克，赌注高达25,000美元以上。在开罗停留期间，有名学生甚至买了三匹埃及阿拉伯纯种马并将其运回美国。终于，在这里我亲眼见识到了极度的财富——尽管当时我还未能理解这些财富所能带来的巨大政治影响力。……几年后，我再次接触到父亲关于民主与富人的观点——这一次是在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美国民主研究学者之一罗伯特·达尔举办的最后一次博士研讨会上。令我惊讶的是，尽管我父亲与这位著名教授在教育水平上存在巨大差异，但他们的简单结论与学术分析其实并无太大分歧。达尔用“民主”一词来指代美国及其他开放的政治体制，但他见识极为广博，根本不认为美国或其他任何地方存在真正由人民执政、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达尔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多元政体”——这一术语仅在学术界流传，用以描述我们实际生活的由精英主导的体制。即便在那些拥有强大民权、普遍选举权、自由选举以及法治的“民主”社会里，政治权力与影响力的巨大不平等依然普遍存在。在达尔看来，欧洲和北美的国家之所以还能被称作“民主国家”，只是因为其精英阶层缺乏团结。没错，他们确实掌握着权力，但由于彼此意见不合，且部分人偶尔还需在民众中争夺选票，因此掌权者之间存在着分歧与“多元性”。这正是民主社会治理中至关重要的“多元”要素。也许如此。但在我看来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达尔仅关注“精英阶层”——即从乔·拜登到甘地、马丁·路德·金这类权力与财富无关的官员或公众人物。但他忽视了寡头集团——另一个处于权力顶端的群体，其力量源自财富，从乔治·索罗斯这样的知名人物到蒂莫西·梅隆这样的隐居者都属于这一类。由于未将寡头纳入考量，达尔无法解释富人为何能掌握如此大的政治控制权，也无法说明为何财富会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如果像我们合理推测的那样，大多数人——甚至达尔所说的精英们——都不愿生活在极端物质不平等且动荡不安的社会中，那为何两个世纪以来日益自由的选举制度未能阻止贫富差距的扩大？为何民主没有起到作用？我整个学术生涯都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我的结论是：现代民主无法解决财富不平等问题并非缺陷，而是刻意为之——民主从诞生起就被设计为与寡头政治相辅相成。这令人惊讶，因为我们通常认为这两种制度是相互对立的——民主兴起则寡头势力衰落，反之亦然。但现实却是二者紧密相连，富人正是通过民主制度而非无视民主来支配我们。要理解这一现象为何可能发生，我们必须从政治的两个主要领域来思考。其一是财富与寡头统治的世界。与那些受到各种不同意识形态影响且彼此制衡的精英阶层不同，寡头们因对维护自身财富的执着而更为团结。无论他们在其他问题上存在何种分歧，他们都拥有反对财富再分配的共同政治目标。寡头统治并非一种政府形式，而是财富防御本身的政治实践。有时寡头会像封建时代的国王、领主和骑士那样通过直接统治来实现这一目标，但寡头统治并不一定需要直接统治——他们可以利用财富力量，在包括民主制度在内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中保护自己的财产。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他们都全神贯注于这一政治目标，因此在面对威胁其财富的挑战时，获胜的次数远多于失败。许多人——比如我的父亲——早就怀疑事实如此。但当两位著名的政治学家给出确凿证明时，公众依然震惊不已。马丁·吉伦斯与本杰明·佩奇对美国1,779项重大政策问题进行了定量分析，重点研究那些富人与非富人利益存在分歧的联邦层面案例。他们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当富人的政策偏好与其他人相冲突时，普通公民获胜的频率是多少？令人震惊的答案是从未有过。当富人对某项问题极为关注时，选民“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微乎其微，几乎为零，从统计学上看毫无意义”。即便拥有压倒性多数优势，民众依然会落败。吉伦斯和佩奇指出，多数派根本无法真正掌权。在第一个以财富为关键要素的寡头统治领域里，民主实际上是为少数人服务的——也就是说它已名存实亡。但在第二个领域中，民主依然能够发挥作用。那是构成政治与治理体系的其余所有方面的范畴，在这里富人不会面临威胁。这里存在着大量可能与社会财富结构有所关联、但并非其存在之必需的议题与政策，比如堕胎、宗教在政治中的作用、枪支持有权、性别定义与权利，以及种族与民族等等。正因寡头们要么相互制衡、要么毫不在意，民主才能在这个空间里自由地为多数人服务。由于民主在处理非富人群体之间的各类横向问题时行之有效，我们便错误地认为它也能解决经济平等等纵向问题。我们依旧勤勉地投票、游行、参加市政会议，但财富却持续向少数人集中。无论选出自由派还是保守派，状况都愈发糟糕。我们仍不断投票、游行，期望只要更多人出现在投票站和集会中，民主就能带来改变。这种错觉正是我们的集体盲点——即相信现有的民主制度能带来我们所需的变革。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将民主与寡头统治结合在一起的奇特体制中：作为选民我们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力，但我们的选票却必须与体制内固有的、不平等的寡头财富力量竞争。这种相互冲突的组合在政治史上实属罕见。解释这一现象并探讨应对之策，正是本书的核心任务。
 

8月19日 Thomas Meyer对阿伦特的研究

图1：Hannah Arendt --- A Life of the Mind 2026 Thomas Meyer《汉娜·阿伦特：一种心智生活》这本书的德文原版是2023年完成的，今年有了英译本。作者是慕尼黑大学教授，图2：梅耶教授2003年获得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 博士论文主题是恩斯特·卡西尔。他于2009年以论文“1933-1938期间的犹太哲学与神学”在慕尼黑大学获得讲师资格。他2020年开始主编阿伦特德文著作的十二卷平装版（2025年出版了最后一卷）。

图3：Hannah Arendt --- Life of a Thinker of the Century 2026 June-13 With Professor Thomas Meyer。今年6月13日的视频，他介绍自己的新书，视频的标题是，汉娜·阿伦特，本世纪一位思想者的生活。图4：根据以前未公开的档案材料，迈耶纠正了广泛流传的神话：从她实际的出生地汉诺威附近的林登，到她在柯尼斯堡的犹太资产阶级出身，再到她是唯一从新教男子文法学校毕业的外部学生。图5：背景包括魏玛时代大学的反犹太主义、沃尔特·本雅明在边境的自杀、她与玛丽·麦卡锡的终生友谊，以及她对极权主义分析的开始（《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迈耶还讨论了阿伦特对犹太身份的理解——例如，她后来与格肖姆·肖勒姆的决裂以及他对缺乏“以色列的复兴”的指责——她在 1967/68 年才获得第一个永久教授职位，并从 1950 年起返回德国，为犹太文化重建服务。

图6：Thomas Meyer 2025 On Hannah Arendt's Synthesis of Particularism and Universalism。图7：Public Lecture by Prof. Dr. Thomas Meyer as part of the Summer University 2025 继续相信犹太民族之为被选中的？还是让这一神话现代化？阿伦特关于犹太特殊主义与哲学普遍主义的综合。 

图8：the New Yorker  2026 Aug-10 book review --- David Denby is a staff writer at The New Yorker《纽约客》2026年8月10日关于这本书的书评。图9：哲学教授托马斯·迈耶揭示了为什么她的想法在今天仍然如此重要，以及她的流亡岁月如何塑造了这种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