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虽多，好书很少，不过3%。今天只推荐这一本《与塞涅卡共进早餐：斯多葛哲学的人生艺术》， 2026，大卫·菲德勒。焦虑是当代的全球大流行病，西方人最常用于对治焦虑的文化遗产就是“斯多葛主义”（中国人最常用于对治焦虑的文化遗产是佛家与道家）。我年轻时知道（卡尔·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马克思的名言：“斯多葛是基督教的舅舅”。后来，我多次返回罗马的历史（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缔造了现代世界），记得尼禄的导师是塞涅卡。现在这本书，对我而言，十分精彩。菲德勒读塞涅卡，不像我读英译本，他读塞涅卡的拉丁文原著，原汁原味，写在这本小册子里了。

财新：《AI能提高发文、引用量，但可能限制自然科学的整体发展》文、设计｜财新 张梅婷，杭明溪（实习）26年2月24日

这篇研究报告（如上题目）披露了“AI辅助科研”的现状，很及时，值得深入探讨。三年前，大语言模型还未成风潮，已有研究报告显示以往半个世纪发表的有突破性的原创性论文占发表的论文总数之比，呈下降趋势。事实上，也许康德写那篇“科系之争”文章时就有端倪，不论如何，到了19世纪下半叶，西方的大学与科研体制开始全面官僚化，引发了华伦斯坦（年鉴派史学领袖）的公开批判。两次世界大战，破旧立新，西方思想最为活跃。然后，“二战”以来的长期和平，社会治理再度陷入韦伯描述的“官僚化铁笼”之内。自由是制度的灵魂，官僚化是自由的天敌。韦伯描述的官僚化，核心特征就是追求完备的指标体系（所谓“量化管理”或资本主义“理性”）。爱萨克斯的爱因斯坦传记，两卷本，张卜天的中译本，基于最新披露的爱因斯坦信函，详细描写了爱因斯坦求职遇到的学术官僚化状况。目前的AI（确切而言是“基于辛顿前馈与反馈的神经网络算法”）最有利于迎合全套指标体系考核下的教学与科研，而最不利于“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考”。所以，仍健在的量子计算之父去年的一次访谈视频，标题是：如果爱因斯坦还活着，他不可能找到科研经费！

 3月13日

图1：AI工程大模型应用开发实战 2026 奇普•萱 2025 英文版。 

图2：AI工程大模型应用开发实战 2026 奇普•萱 目录。 

图3：AI工程大模型应用开发实战 2026 奇普•萱 作者简介。

图4至图9：AI工程大模型应用开发实战 2026 奇普•萱 中译本的赞誉 等待精彩评论。

AI工程大模型应用开发实战 2026 奇普•萱 英文版赞誉。O‘Reilly这套著名的技术丛书，几年以来，很少出现这样通俗的专业科普。诸友不妨看看目录，直到第七章，都是目前最常见的术语。关键是，这位计算机科学家还是一位作家。她在第八章解释“微调”的时候承认，这是她最感困难的一章，因科普与专业之间在这里很难平衡。我认为诸友在AI话语熏陶下，直接读这本书的第七章，关于“RAG”，就算是进入专业科普的门槛了。况且，例如，豆包答复，它的“AI阅读”模式也是基于RAG方法的，它还列出了三种“强迫”豆包读完全书的方法。我试了两次，很麻烦。第一次，它就死锁了。第二次，它只读45%。第三次，它读了88%，并答复我说它给出了“全书”的深入解释，只不过，表达为“88%”。我浏览之后，同意豆包的答复。然后，我转到手机同一个豆包账户，让豆包朗读这篇全书详述，写完了这篇朋友圈文字，它仍在朗读，确实很长，足够完整。而且，我发现，它的朗读，声音很好听。顺便说一下：它详述的这本书，就是昨天我推荐的，Murray Stein 1998 《荣格的心灵地图》英文版。我现在继续听豆包朗读，她的声音远超“微信读书”译听里最好的声音。

RAG 是人工智能里的检索增强生成（Retrieval-Augmented Generation），简单说就是：让大模型先去查外部资料，再回答问题。 

这本书是今年出版的，作者目前仍主持旧金山大学医院的工作。他有足够丰富的认知科学和计算机科学训练，又有足够丰富的医师经验和记者经验。故而，我很看重他的这本书。开篇描写梅奥诊所的主席向他演示梅奥医院的放射科主任医师的“数字分身”面对一位患者如何耐心讲解诊断病情时使用的术语。数字时代的医疗服务，因医疗资料的数字化而将医师的接诊行为异化到只有时间面对屏幕研究相关数据而没有时间面对这位真实的患者。损害医患关系的第一个“敌人”，是不信任感。数字分身的最大优势在于，它使医师有时间研究屏幕上的各种相关数据，同时不失去患者的信任。事实上，绝大多数医生，在走出医学院大门时，就必须更新所学知识的至少三分之二。德鲁克大约三十年前，写了这一预言。今天，由于大数据的冲击，每一位临床医生的行为，时刻要做的选择，就是在面面前这位患者与电脑屏幕之间如何分配短暂的接诊时间。

第八章也是最后一章，我摘录其中的重要文字：在旧金山几个雨季的冬季里，我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中心的医院内科部门担任主治医师，与一组住院医师和医学生密切合作。我从事这一工作已有近四十年：前二十年是在没有电子病历系统的情况下行医，后二十年虽然有了电子病历，但人工智能提供的辅助却寥寥无几。在那段时间里，我负责照料约四十名住院患者。我不仅充分利用了包括现代人工智能在内的所有数字工具，还尽力想象——以一个普通人的能力范围——未来的人工智能工具能实现什么功能。在病房工作期间，我尝试利用GPT-4o来辅助我与患者及其家属进行敏感话题的讨论，比如是否需要开始透析、是否应入住重症监护室、是否要接受新一轮化疗，或是转为临终关怀。这些人工智能工具为我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建议和提醒；对于新手来说，它们的帮助作用无疑更大。然而，尽管它们能起到指导作用，我还是难以想象有患者或家属愿意与算法而非人类同行探讨这些关乎生命的重要决定。我很容易就能想象到人工智能如何改善患者在医院的体验。食物和药品可以由机器人送达。对于意识模糊的患者，床边可以有机器人陪伴者，给予安抚、交谈，甚至在患者试图下床时轻推提醒。生理指标可通过传感器采集并自动传输至电子病历系统，以便及时发现异常情况。患者和家属能够随时查看关于自身病情和治疗方案的最新信息（包括那些不时走进病房的穿白大褂陌生人的资料），同时也有便捷的工具来规划出院后的生活。令人头疼的呼叫按钮——往往让人感觉毫无用处——可以被能解答患者诸多需求和疑问的聊天机器人取代，尤其是当其与多功能机器人结合使用时。不过，仍然需要护士亲自安慰患者、与家属沟通、协助患者使用便盆、观察病情变化并及时处理紧急情况。在病房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确信，现有的AI工具提升了我的诊疗能力，而未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它们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每当我就诊断或治疗方案向AI寻求建议时，GPT和OpenEvidence总能给出可靠且有用的答复——它们已然成了我随时可用的得力助手。不难想象，AI工具将在病历记录、病历总结、药物管理以及出院计划制定等方面提供帮助，这些实用工具不仅能提高我的工作效率和诊疗效果，很可能还能改善我的工作态度。但这种技术支持，尽管令人赞叹——或者很快就会如此——也仅能触及我在医院日常工作的边缘。 

临床护理的核心依然是要在不确定性中做出无数决策、与患者及家属进行细致沟通、执行各种操作程序，以及协调复杂多变的医疗团队以应对时间紧迫的任务。没错，人工智能确实提升了我的工作效率，但提升幅度大概在5%到10%左右，远非80%。十年后，我认为这一比例可能上升到25%——如果应用到整个医疗领域，那将带来巨大的好处。不过，我依然会有自己的工作。我试着想象，即便是一个拥有超级智能的聊天机器人，也难以应对我在与患者及其家属相处时所面临的那些复杂而令人心痛的对话场景——尤其是在他们最脆弱的时刻。我试图设想AI如何处理那些没有明确“正确答案”的情况，比如当我们需要从两个各有风险和权衡的糟糕选项中选择较优者时的情形。我也想了解AI如何整合内科医生、专科医生、护士、病例管理员、家属以及患者本人的意见，制定出一个能尊重各方观点的完整护理计划。这些并非单纯的技术难题，而是涉及人性层面的挑战，需要同理心、直觉、经验与智慧才能解决。至少在我对医疗行业的未来展望中，情况仍将如此。我衷心希望我的女儿、女婿，以及目前在我内科住院医师培训项目中学习的183名年轻医生，都能体验到我职业生涯中所获得的那种深刻满足感：与患者之间丰富而复杂的互动；与同行医生及其他医疗工作者之间的紧密协作；教导优秀且充满热情的学员带来的喜悦；破解疑难病例时的兴奋感。正如我所希望阐明的那样，我坚信人工智能令人惊叹且不断发展的能力将以我们如今难以想象的方式改变医疗行业，为患者和医护人员带来巨大益处，让我们的医疗体系终于能够正常运转起来。通过处理繁重的行政事务、帮助患者独立完成诸多医疗任务，以及让医护人员能更充分地发挥专业能力，人工智能有望让我们的医疗体系变得更完善、更安全、更便捷，同时也降低成本。但我同样坚信——尤其是对于那些患有急性或复杂慢性病的患者而言——始终需要有人类的引导者：这样的人不仅具备深厚的医学知识与精湛的临床判断力，还拥有识别并缓解患者无形恐惧的情感智慧；具备协调多支医疗团队共同为患者提供治疗的领导能力；拥有应对医学领域种种不确定性及医疗体系官僚主义困境的耐心与智慧；更拥有超越理性与算法的、源于人性的深切同情心。同时，这个人还要能够接受那些无法用言语表达感激的患者所献上的吻。他们需要一名医生。 

3月16日  哈贝马斯传记

图1：Jürgen Habermas 2017 法文版 Stefan Müller-Doohm。

图2：德文版的作者，Stefan Müller-Doohm German author 出生于1942年 11月13日。

 图3：Jürgen Habermas 2017 伽利玛出版社 法文版 Stefan Müller-Doohm 2014 苏尔坎普出版社 德文版

“序幕：同类中的另类”标题插图，尺寸被放大的人物，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主持者霍克海默，他担任“社会研究所”的所长，直到1965年。在这幅漫画里，霍克海默羽翼下，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三位核心思想家，左边是阿多诺，右边是哈贝马斯，中间是马尔库塞。序幕之所以名为“同类中的另类”，因为，哈贝马斯很少真正属于这样的法兰克福学派。

“前言”：近几十年来，于尔根·哈贝马斯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称谓： “现代性的捍卫者”与“传播学大师”、“德国政治文化的公共良心”以及“联邦共和国的黑格尔”、“美因河畔的权威人物”、“法兰克福的倔强学者”和“德国的导师”等等。这些只是人们用来形容他的部分称号而已。人们可以轻松地继续列举出这些形容哈贝马斯的称谓，而这些称谓其实并不完全都是溢美之词。这恰恰表明，媒体赋予了哈贝马斯极高的“新闻价值”。尤其是考虑到他作为学者和当代社会批判分析者的影响力，可见他确实毫不缺乏公众关注度。既然如此，为何要为这样一位人物撰写传记呢？更何况，这本传记并非着眼于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普通人的生活（他的私生活其实鲜为人知），也不是为了在他八十五岁生日之际为他树立一座“思想大师”的纪念碑。毕竟，我们生活的时代，正如哈贝马斯本人所说，既不需要英雄，也不需要反英雄。促使这位社会学家投身传记研究并再次尝试从事传记写作的原因在于：他坚信，像于尔根·哈贝马斯这样的人生轨迹所留下的痕迹，能够以一种尤为有效的方式，帮助我们探讨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而这种关系，正是社会学研究自诞生以来一直试图揭示的终极主题。一个人在日常与他人的交往中如何成为真正的“个体”？只有通过面对所处时代，并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才能为自己的传记赋予独特性和特殊性。人们很可能会倾向于将这种人生描绘成一段非凡的成功故事。但这样做不仅是在试图填补这段人生道路上那些已为人所知的“阴影地带”，更是与哈贝马斯所过的生活背道而驰——因为至少从表面上看，那是一种平凡的、符合传统规范的中产阶级生活。在谈话中，哈贝马斯始终强调，自己大致上呈直线发展的职业生涯与那一代人的历史轨迹并无二致，也没有超出当时人们实现个人抱负所能拥有的可能性范围——毕竟那是一个人们重新获得自由的年代。如果按照他对自己的这种描述来理解的话，那么他的生活显然就是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一个阶段接着另一个阶段，这正符合一般传记所描述的那种发展轨迹。的确，这条人生轨迹的特点是生活平稳顺畅，而且能够依靠那些基本得到保障的生活条件来维持：童年、学校教育、学业、婚姻、子女、职业等等。不过，与其它人的生活一样，这段人生中也有转折点、挫折和变故。那么，这条人生轨迹的独特之处究竟何在呢？也就是，在平凡之中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毫无疑问，哈贝马斯职业生涯中的非凡之处显而易见：他的专著和大量文章被编成多卷出版物，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作为学者，他在国内外都享有极高的声誉；而作为作家，他的作品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学术界。由此不难推断，他的传记其实应该就是对其著作的描述。不过，尽管他的生活令人着迷，但它绝不仅仅是一堆学术著作的集合体而已。的确，这位学者始终不愿局限于学术界的舒适圈，而是选择以激昂的辩论者的身份介入其中，从而对德国的思想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他的影响确实不可小觑。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其生平事件的重新梳理，某种程度上构成了这部传记的核心脉络。这些核心内容包括：一方面是对他在主要职业活动与次要活动之间不断往返的描述；另一方面则是探讨这位哲学家思想发展与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在当时历史事件中的种种作为之间的相互关联。无论传记作者采用何种方式，无论他做出怎样的选择，都难免犯下越界的过错。而他必须承认这一点。因为，撰写传记本质上就需要一定程度的“不请自入”；事实上，将传记写作视为一种带有敌意的行为也是可以接受的。传记作者别无选择，只能将他人的私生活作为自己窥探的对象。不仅如此：他还要深入探究那些被他作为研究对象的个体的人生历程。同时，他必须自行决定：哪些事件需要详细叙述，哪些只需简单提及，而哪些则应毫不犹豫地省略。他必须确定：在这些人生的不同阶段中，哪些部分可以跳过不谈，哪些细节可以忽略不计；并且要权衡何时、以何种方式用西奥多·W·阿多诺所说的“精确的想象力”来填补这些人生的“空白”。在这样的时刻，传记作者与小说家并无太大区别。就像马克斯·弗里施的小说《镜子的沙漠》中的主人公一样，传记作者也在黑暗中摸索着，试图弄清自己通过对所研究的人生进行回顾而获得的那些见解的真正含义——他不断追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了面对人生的种种历程、转折点与困境，传记作者会像弗里施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样假装失明：“我想象着……”正是从这时起，对“故事背后的故事”的探索便开始了。在这一过程中，传记作者比小说家更有优势，因为他可以依靠一系列史料来引导自己的叙述。因此，传记至多只能具备一定的可信度，而绝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确定性。在我看来，试图在传记中逐日记录真实人生的历程，哪怕只是片段式的记录，也是注定要失败的。正因如此，这本传记并不宣称自己掌握了终极真相。它必然会让许多读者失望——因为他们通常期望通过这类书籍能够直接了解传主的一切，或是获得关于他的惊人发现。本书揭示了尤尔根·哈贝马斯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历程，打破了那种认为可以通过“肖像画”的方式来把握一个人真实本质的幻想。相反，这部传记采用了多层次的解读方式。简单来说，首先会介绍相关事实，然后再探讨这些事实的创造者——即哈贝马斯本人。我主要关注的是哈贝马斯作为哲学家所留下的痕迹，以及他作为那些推动政治发展的知识分子代表所发挥的作用。这些痕迹保存的机构场所自然是档案馆。我所拥有的哈贝马斯档案就属于此类，其中包含了多份被认为具有重要价值的资料，这些资料多年来一直被持续更新。这些档案包括哈贝马斯公开发表的作品、部分书信往来、访谈记录以及自传体文本的草稿，此外还有他自1953年以来在报纸、周刊和文化杂志上发表的大部分文章。此外，还有大量照片和其他插图资料，以及与哈贝马斯的同行们和同时代见证人进行的访谈记录。这些个人档案中资料的筛选、系统整理与利用方式，以及其他来自不同档案馆的资料的运用方式，都是基于一个贯穿整个传记写作过程的疑问而确定的。这个疑问可以概括为：哈贝马斯是如何成为沟通理性哲学的代表人物，同时又成为一位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至于知识分子参与公共讨论的方式，我并不关注哈贝马斯的个人特质，而是着重考察他在公共领域中的具体行动。在这些旨在吸引公众注意力、力图让某种解读占上风的斗争中，各种分歧是如何发展的——哈贝马斯不仅始终积极参与这些斗争，有时甚至还是其中的发起者。此外，我还想了解这位思想争论的参与者究竟运用了哪些话语手段或政治-智识策略。最后，我想探究的是：在各种知识干预过程中，哈贝马斯作为左翼自由派舆论领袖的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当然，前提是确实可以这样称呼他。哈贝马斯活动的特点在于哲学思考与知识介入的紧密结合，正是这种特性构成了这部传记的结构。

郑州大学教育学教授庞振超评论：当这段文字终于出现知识分子这个词，我心中关于哈贝马斯的印象才渐渐获得了一个印象。不论如何，思想者需要出现，也需要被不断地重写，否则年轻人如何成长，没有天空的世界将一片黑暗。 

《政治》2016书评：美国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在这位伟大的欧洲思想家八十岁生日之际写道：“尤尔根·哈贝马斯不仅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在世哲学家。现在，经过多年的深入研究以及与同时代人、同事和哈贝马斯本人的深入对话，斯特凡·穆勒-杜姆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呈现了第一本全面的传记。从哈贝马斯在西德的政治和哲学觉醒，到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关系，穆勒-杜姆巧妙地追踪了塑造哈贝马斯思想发展的主要力量。他展示了哈贝马斯的生活和工作是如何受到战后德国重新获得自由的独特环境中为他这一代人提供的可能性的影响的。然而，哈贝马斯的职业生涯之所以令人着迷，恰恰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部学术著作，无论它多么具有原创性和影响力。因为这里有人不断地离开大学的保护空间，以便在有争议的公共辩论中扮演参与者的角色——从大屠杀的意义到欧洲的未来——并以这种方式寻求在比学院更广泛的舞台上影响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发展。哈贝马斯多年来许多著作的重要性和精湛技艺也得到了充分而专业的记录，从他早期关于公共领域的著作到他最近关于交往行动、世界主义和后民族状况的著作。这本传记生动地描绘了我们这个时代一位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位独特的思想家，他做出了巨大而持久的哲学贡献，但当他意识到社会没有发挥其为所有人创造自由和公正条件的潜力时，他就成为了社会最严格和坚持不懈的批评者之一。 

在场的大学教员们一致给予了积极评价，这也意味着这篇以“精英理论与民主”为主题的博士论文通过了答辩。随后，哲学系的系主任与哈贝马斯握手，授予他政治学领域的授课资格。不过，一些挑剔的同事指出，出席的教员人数不足，因此这一程序存在问题。这一正式的异议首先导致大学方面拒绝承认其资格并颁发学位证书。整个程序眼看就要夭折了。但阿本德罗特作为一位出色的法律专家，立即威胁要向行政法庭提起诉讼。最终，他成功说服了对方，因为他指出：授予教学资格的书面文件等同于一种法律承诺——这约束着大学方面必须履行义务。就这样，1961年12月，哈贝马斯迎来了他大学教师生涯的第一堂课。在上课之前，系主任亲自向他颁发了学位证书。诚然，他是按照程序办事的，但这一举动无异于立即离开教室——这无疑是对他的羞辱，也让本已恶劣的氛围更加恶化。在6月7日写给“亲爱的佩施克先生”的信中，哈贝马斯痛斥道：“德国大学的非理性现象在资格认定程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程序完全占据了申请人的时间，让他再也没有精力从事任何理性工作了。” 

3月18日 哈贝马斯 

取自《纽约时报》2026年3月15日“哈贝马斯辞世”的讣告，

图1：Jürgen Habermas holding a discussion at Frankfurt University’s philosophy faculty in the late 1960s Photograph Sueddeutsche Zeitung Photo Alamy。

 

图2：Habermas standing by a bust of Heine at the Heinrich Heine Institute in Düsseldorf  Germany 2012。

第一张照片摄于1960年代后期，当时的欧洲，处于战后最激烈的动荡时期，1968年巴黎的“五月风暴”，在德国1967年就开始了，而且更极端，导致“红军”（激进学生组织）绑架并杀害了当时德国最有影响的一位检察长。哈贝马斯是德国大学生“社会主义联盟”在照片所示的这次集合上邀请的四名左翼教授的最后一位，因为，他从始至终就不属于欧洲的正统马克思主义阵营，他深受阿多诺的影响（哈贝马斯是阿多诺终于从霍克海默那里获得经费在法兰克福“社会科学研究所”聘请的第一位研究助手），他认为阿多诺是真正的天才，阿多诺毕生不愿走出自己的童年，他以儿童的感通能力在真实世界里阐述黑格尔辩证法，这样就不可能有“僵化”的趋势，而当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早已僵化。哈贝马斯从来没有被欧洲学界认为是阿多诺那样的天才，尽管他很年轻就已成为公认的左翼思想领袖。在这次著名集会的激烈辩论进行到午夜时，哈贝马斯离开会场打算回家，但正要开车时，他又想起要补充发言，于是走回会场，对那位学生运动最激进的领袖说：你今晚鼓吹的，我称之为“左翼法西斯”思想。会场里大约50%的听众报以嘘声，另外的50%则报以掌声。这是哈贝马斯中年之前的典型风格，在对话中创新自己的观念并立即说出来，语不惊人死不休。在德国人当中，他有这种少见的快速应答且深刻程度超人一等的能力。由于他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紧张关系（同类中的另类），由于法兰克福学派与德国各大学之间的紧张关系，还由于学生运动与德国联邦政府（大学教授是政府公务员）之间的激烈对抗甚至武装对抗的紧张关系，哈贝马斯在中年之前的教授申请及名誉教授申请，两次或三次，被婉拒或直接拒绝。他出生于1929年，他的家人及他自己，与大多数德国人一样，被纳粹裹挟着，参战并在战后面对全世界的审判。他带着这样的精神创伤（在与我长谈时仍带着这样的忧伤）成长为“哈贝马斯”。大约在1980年前后，哈贝马斯的事业，与欧洲的演化路径一致，开始走向鼎盛。大约在1990年，他在全世界的名望达到顶点。他在加盟法兰克福学派之前，大学毕业就失业，只能成为记者和独立撰稿人。霍克海默允许阿多诺聘用一位研究助理的时候，哈贝马斯的月薪是：当时德国的社会福利最低收入+1马克，大约700马克。他那时已结婚并有一个孩子，而且即将有另一个孩子。不要以为我记忆力超常，我这两天始终在微信读书里译听我发布在3月16日朋友圈里的那本书，2014年德文版的2017年法文版《哈贝马斯思想传记》。这本书格外吸引我，因为作者熟悉当代欧洲思想运动，他将哈贝马斯的思想演化嵌入紧密地于欧洲和德国的历史事件之内，于是，我更深切理解了我读过的哈贝马斯著作。

图3：《分裂的西方》 2019 Jurgen Habermas 上海译文出版社 郁喆隽 译。

这本书的译者（复旦大学的教授）写的“译序”相当于全书概述，使中国读者不必面对哈贝马斯嵌入于具体历史情境里的那些发言。

图4至图9：“译序”全文。注意，我放大了图7，因为很重要，值得认真阅读。

 

1986年7月11日，《时代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一种辩护倾向——德国当代历史编纂中的辩解风气》的文章。该报的“专栏”负责人特意将这篇文章放在头版刊登，并称其为一份“宣战书”。哈贝马斯在文中明确反对那些在他看来具有修正主义和相对主义倾向的、关于近代德国历史的论述方式，他主张应以“批判性的态度来继承传统”。他坚决反对彻底抛弃过去。文中，哈贝马斯指责希尔格鲁伯美化了德军在东线的防御战斗；批评施特默带有意识形态目的；并指出诺尔特完全缺乏政治洞察力。他犯下了极其恶劣的历史伪造罪，散布这样一种观点：即犹太人大屠杀的独特性仅体现在使用毒气这一技术手段上。哈贝马斯继承了卡尔·雅斯贝尔斯的立场，强调德国人对纳粹主义罪行应承担的责任。在他看来，这种责任要求人们铭记那些被德国人杀害的人。“这些死者有权要求我们给予双重的团结支持——尽管这种团结的力量微弱，难以抵挡被遗忘的诱惑。而子孙后代唯有通过不断唤醒记忆来延续这种团结，这种记忆往往是令人绝望的，但无论如何都不可或缺。如果我们忽视了本雅明的这一遗产，那么犹太公民，以及那些被杀害者的子孙后代，就再也无法在我们国家安心生活了。”德国人的道德尊严与他们承认“集体连带责任”所带来的责任密不可分。哈贝马斯反对一切形式的历史辩护，他指出：“在奥斯威辛之后，我们的民族意识只能从经过批判性审视后重新诠释的历史传统中最优秀的部分中汲取。”这种面对历史的方式表明，德国人已经从过去中吸取了教训，一种后传统的身份认同已经形成。这种认同与一种“后民族的宪法式爱国主义”紧密相连：“这是一种植根于对普世宪法原则的认同之中的奉献精神。”这位哲学家认为，在西德，这些原则是德国值得自豪的政治成就。 

3月19日 哈贝马斯《关键概念》

尤尔根·哈贝马斯无疑是当今德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也是全世界最杰出的社会理论家之一。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的继承者，一提到批判理论，他的名字必定首先浮现在人们脑海中。与前辈们一样，他的影响力遍及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各个领域。此外，他堪称公共知识分子中的典范：他经常为各大报纸撰写评论文章，并与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理查德·罗蒂等学者，以及后来的拉辛格红衣主教（即本笃十六世）等进行公开对话。他是一位思维极其系统化、善于综合各种理论的学者，能够将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中的各种概念融会贯通——正因如此，他的著作往往难以理解。……过去五十年间，他创作了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这些作品在其所涉及的领域留下了深远影响，常常决定着人们思考的方向与方式。他的影响力在批判理论和社会政治哲学领域尤为显著。不过，正如本书中所收录的文章所展示的那样，交往行动理论及其关于语言化理性的论述，也为伦理学、认识论、心灵哲学和语言哲学等领域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他最重要的著作当属《沟通行动理论》。在这部作品中，哈贝马斯全面阐述了他的社会理论、现代化理论与理性理论，这些理论为他后来关于道德理论、政治理论及法律理论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第一个阶段大致从他的博士论文完成到《知识与人类利益》一书出版为止。这一时期的重要著作包括《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年[1989年重版]）、《理论与实践》（1963年[1973年重版]）、《社会科学逻辑研究》（1967年[1988年重版]），以及收录在《哲学-政治论集》中的文章们（1971年[1983年重版]）。在这一阶段，哈贝马斯对德国唯心主义（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以及胡塞尔现象学中所体现的“先验主体”概念进行了批判性探讨。受解释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启发，他摒弃了以意识哲学作为社会理论的出发点，转而强调社会演变与人类历史的重要性。在批判理论及文学研究的经典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他对18世纪咖啡馆文化的详细分析表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在特定的历史物质条件下形成的，并与当时发生的经济变革（如资本主义、全球贸易等）紧密相关。这意味着，公共领域的各种结构本身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当然也确立了公共领域作为哈贝马斯毕生研究主题的地位，并预示了许多后来理论的发展方向。例如，他对文化商品化的批判可以看作是后来“生活世界被殖民”这一论点的先声；同时，他早已开始关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关系，以及那些将在20世纪80年代被他更深入探讨的主体性社会建构问题。

与此同时，哈贝马斯对科学中的实证主义提出了批判。他与意识哲学持相似的观点，认为科学中存在的“虚假客观性”源于其非历史性，以及未能充分认识到文化在塑造人类本质方面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那种超验的、脱离现实的主体与客观的、无偏见的、同样脱离现实的科学家形象被取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有血有肉、处于特定历史背景中的人类认知主体，这种主体是社会文化进程演化的产物。因此，这样的主体的认知能力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后天习得的。哈贝马斯的长期同事兼好友卡尔-奥托·阿佩尔将研究这些认知能力及其形成过程的学科称为“认识人类学”，即一种关于认知的人类学。

《知识与人类利益》也为未来的理论奠定了基础。哈贝马斯认为，人类利益构成了人类知识的各个领域，并指出了三种具有根本意义、能够构成知识的利益：技术利益、实践利益和解放利益。这种“对技术控制的追求、对生活交往中相互理解的向往，以及从看似‘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渴望”（《知识与人类利益》：311页），即便不能完全对应于后来提出的理论、实践和审美话语之间的三分法，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真理、规范正当性和真诚性三种真理标准，但也预示了这种三分法的雏形。或许最重要的是，《知识与人类利益》将语言视为“我们能够了解其本质的唯一事物”（314页），从而预示了后来成为沟通行动理论基础的语言学转向。不过，该书也提出了一些方法论问题，并未能为哈贝马斯提供一个合适的理论框架，使其能够构建出一个既具有实证依据、又能对现代性进行规范性批判分析的社会理论。 

在《知识与人类利益》之后，哈贝马斯开始借鉴系统理论（卢曼）、发展心理学（皮亚杰、科尔伯格）和社会理论（韦伯、涂尔干、帕森斯、米德等）来改造和更新马克思主义。他的著作《合法性危机》（1971年[1973年出版]）、1971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高斯讲座内容被收录在《社会互动的语用学》（1984年[2001年再版]）中，而发表在《沟通与社会演变》（1976年[1979年出版]）中的文章也属于这一时期的作品。这些著作标志着哈贝马斯思维方式的重大转变，以及他对合适概念框架的探索。正是在这时，他提出社会理论应进行“语言转向”，认为人类的行为与理解可以从语言结构的角度加以分析。这一重新构建社会理论基础的初步尝试最终促成了1976年那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什么是普遍语用学？》（CES：1–94；OPC：21–103）。在这篇论文中，他为自己的交往能力理论奠定了基础。 

在《沟通行动理论》中提出的理论模型的核心，是哈贝马斯关于“沟通理性”的概念，以及“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的对立关系。哈贝马斯将社会演进视为一种社会学习过程，而这种学习成果会沉淀为各种社会制度。随着这些制度的日益复杂化和分化，它们便拥有了自身的逻辑，不再受个体或集体社会行为的掌控。相比之下，社会化与个体化过程则发生在“生活世界”中——这一概念源自胡塞尔的学说，但哈贝马斯用形式-语用学的视角对其进行了重新阐释。 

在《沟通行动理论》出版后，哈贝马斯继续深入阐述理性与现代性的理论，并巩固其概念基础。他对后现代主义、怀疑主义、历史化相对主义以及实证主义教条主义提出了批判。在《真理与正当性》（1999年[2003年出版]）中，他重新阐述了关于真理的观点，并提出了自己的“弱自然主义”理论（详见下文）。同时，《沟通行动理论》所构建的概念框架因其广泛的涵盖范围和宏大的目标而能够应用于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在伦理学与社会政治哲学领域，哈贝马斯运用这些理论构建了自己独特的道德体系，具体表现为话语伦理学、协商民主理论以及法律的话语理论。在这三个领域中，他不仅分析各种话语与理性形式的规范，还探讨了培养能够参与其中的人所必需的社会结构。 

这一时期的重要著作包括《道德意识与交往行为》（1983[1990]）、《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5[1987]）、《后形而上学思维》（1988[1992]）、《正当性及其应用》（1991[1993]）、《他人的包容》（1996[1998]），以及他在政治与法律理论领域的奠基性著作《事实与规范之间》（1992[1996]）。 

进入21世纪后，哈贝马斯重新回归了哲学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开始探讨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关系。在论述话语伦理时，人们常常会面临一个核心问题：为何要理性行事、做道德上正确的事？哈贝马斯因其对认知与行为主体抱有过于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康德式观念而受到批评。不过，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的肉体性以及由此带来的脆弱性。这一最新观点始于他在2001年德国图书贸易协会颁发的和平奖颁奖辞《信仰与知识》。这篇演讲稿与一篇题为《关于人类物种伦理自我理解的辩论》的长文一同收录在《人类本性的未来》（2001年[2003b]）一书中。他反对克隆技术和胚胎植入前基因检测，理由是：我们人类拥有一个为所有有道德的人所共有的伦理自我理解，而道德正是根植于这种自我理解之中的。他大致担心的是，干预未来个体（其无法表达同意）与生俱来的生物学特征，可能会威胁到我们以及该个体对自主性的认知，也会影响我们将自己视为自由主体的体验。除了参与生物伦理学的讨论外，哈贝马斯还探讨了自由意志的问题以及宗教在所谓“后世俗”社会中的作用。他指出了“现代性中那种经过哲学启蒙后的自我理解与各大世界宗教中的神学自我理解之间的特殊辩证关系——这些宗教作为现代性过去遗留下来的最顽固的因素而存在于其中”（哈贝马斯，2010：16，译者修改）。他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2005[2008]）一书中提出的后形而上学哲学立场，以及其关于道德、民主和法律的程序主义论述理论，都与他所认为的现代社会的“后世俗自我认知”高度契合。 

在达尔文、马克思和皮尔士的影响下，哈贝马斯认真对待这样一种观点：我们的实践活动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具有历史性；从生物学和文化演化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进化历程中存在着一些决定我们身份特征的事实。 

3月20日 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考：在形而上学与理性批判之间》

Jürgen Habermas 1988 德文版 1992英文版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 Between Metaphysics and the Critique of Reason《后形而上学思考：在形而上学与理性批判之间》。我带着这本书，1996年，从科隆到慕尼黑的火车，也许因为当时罢工的影响，拥挤且行驶缓慢。许多人站着。妻子和女儿有座位。我似乎是站在车厢走廊里读这本书的。今天回顾，这是哈贝马斯在59岁时完成的，根据各种传记资料，我认为，那是他思想的“全盛期”。在我自己用的心智地图里，我写了这样一段文字：全部思想史或可划分为两种思潮的共生演化：1）观念论或“形而上学”；2）经验论或“反形而上学”。这一段文字当然是在呼应Alfred North Whitehead 1925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古今中外，总有一些务实的人专注于研究那些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同样，也总有富有哲理的人致力于构建普遍原理。正是这种对具体事实的热切关注与对抽象概括的同等投入的结合，构成了我们当代社会的新特点。然后：哈贝马斯的后形而上学思考，返回“对话”（逻各斯）及“交往理性”：Jürgen Habermas 1988 德文版 1992英文版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 Between Metaphysics and the Critique of Reason。这张心智地图的标题是“丁丁的课程大纲”，是仅为我自己准备的，断断续续思考，断断续续绘制，每天都可能大幅扩展或大幅修改。最适合这种工作方式的，不是“iThoughtsX”（研发这款App的公司已于2024年停止运营），而是更常见的“Xmind”（仍跟着苹果系统更新）。我自己用的心智地图完全不必有插图，更重要的是“结构”。例如，“常识”在“直觉”之前，而“直觉”在“无意识”之前。

回到哈贝马斯59岁完成的这部著作，他多次指出，普罗提诺的神秘主义也属于“观念论”传统。我没有注意到他是否讨论了起源更早的“苏美尔-埃及-巴比伦”神秘主义传统。据我回忆，他列出的第一位观念论思想家是巴门尼德，最后一位是莱布尼兹。中国早期的巫史传统，在他的分类中，更可能是经验论的而非观念论的。我的理解是，与苏美尔楔形文字传统相类，中国思想传统既不是观念论的也不是经验论的。不论如何，哈贝马斯试图建构的，是基于他的交往行动理论的“后形而上学之思”基本框架。他的交往行动理论，初衷就是要返回古希腊的“逻各斯”（我在三十年前的文章“启蒙死了 启蒙万岁”里概括为“对话的逻各斯”）。逻各斯的本义是经由对话而呈现真相，但这一涵义在后来的两千多年里被遗忘了。因此，我只好同义反复地提出“对话的逻各斯”。我认为，这是哈贝马斯全部思想体系的源头，也就是他自述其理论体系之“根本性的直觉”。一个人的根本性直觉，往往如影随形，毕生都跟着他，是他的原创思想的源头。不过，一个人通常只在学术鼎盛期才可完成最重要的理论著作。随后的时光，尽管很漫长，如哈贝马斯的人生，大多表达为他的“时政评论”或更直接的政治参与。我认为，哈贝马斯返回“逻各斯”不仅建构了他的“对话理性”（包括后来的“协商政治”）学说，而且挽救了僵化的欧洲正统马克思主义，因为，他的对话理性，有他的“广义语用学”前提，就是对话者参与的社会实践。我们共同的社会实践，提供了话语的主体间正确性的判据，从而我们之间才有相互理解。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DPS2017级徐元区的评论：1988年正是欧洲马克思主义即将崩塌的前夜…估计哈贝马斯对时局有了强烈的重要性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