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两篇文字引出的更深入议题包括：（1）民主集中制为何注定不能用于求解中国社会基本问题？（2）独立思考的人为何日益不能与民主集中制这样的组织原则相容？（3）列宁主义的政党为何难以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

巴黎公社之前，马克思想象的思路是，资本主义发展或迟或早将社会主体人群贫困化为无产阶级，于是养育了它自身的掘墓人。巴黎公社起义被镇压之后，马克思稍许拓展了这一想象，即无产阶级必须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这一拓展了的想象，导致了武装斗争的思路，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依旧坚持议会斗争的思路。列宁想象的思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俄国二月革命意味着或许在资本主义发展最薄弱的环节，例如俄国，可以首先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当无产阶级以暴力夺取了全国政权之后，必须等待世界革命的成功——在资产阶级包围之中。列宁的思路缺乏逻辑彻底性，不足以说服党内理论家诸如布哈林，或许也不能说服红军缔造者托洛斯基。故而，在列宁活着的时候，布尔舍维克党内存在至少两个合法的反对派。张闻天也是在这一时期深受列宁影响，并在他领导江西苏维埃政权时期倡导一种温和的革命路线。张闻天的经济思想以及他在延安主持的社会调查和后来他在东北局主持的经济建设工作的思路，无疑影响了邓小平，至少塑造了马洪的经济思想，也因此，张闻天是文革结束之后开始的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先驱。

毛泽东充分懂得民主集中制的逻辑缺陷，因为，一方面，他反复强调过，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另一方面，民主集中制要求少数服从多数。于是，逻辑地，{少数人知道真相}+{少数服从多数}={群体性谬误}。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生活中，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基本原则之外，必须强调的是另一原则——允许保留不同意见。由于逻辑不通，或许恰好由于逻辑不通，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得以发挥作用。少数保留不同于多数的政治见解但必须服从多数决议。这样的革命党怎样组织武装起义？实践表明，它必须非常地依赖于密谋——全体党员对外保守秘密（即内部政见分歧这一秘密）并且持有不同政见的党员必须与多数党员一样甚至更加准备为全党统一的行动献出生命。事实上，革命党的生存环境越是凶险，革命党内部就越难以容忍叛徒或可能的叛徒或少数持有不同政见的党员。清党或肃反，是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保持革命党的行动能力的组织手段。

所以，我写过的关于“阴谋论为何不正确”的论点，适用于论证革命党为何不能扩展为社会大党。因为，参与阴谋的人数越多，维持民主集中制的健康实践也就越难。康生主持了延安肃反（抢救运动）但立即被党中央制止，因为肃反迅速扩大化导致国统区青年对他们向往奔赴的革命圣地望而却步。国民党是中国社会的大党，也可能成为人数众多的大党，因为它先天就成分复杂，哪怕经历过多次改组，也还是无法成为共产党这样组织严密的政党。故而，国民党的主要策略不可能借助于密谋而实现。也因此，国民党其实比共产党更适应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这一身份转换。遗憾的是，或许因为主要领导人的性格，或许更多地因为邹谠所言之局限于政治革命框架内的不彻底性，总之，1925年至1948年，基本的事实是，国民党的主要策略失败了。至于台湾国民党是否还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大党，我存疑。

如果民主集中制逻辑不通而它在实践中受到中国传统实用哲学重塑成为上述的实践原则，那么，它要求政党及其党员具备何种品质？首先，无需再次论证，它要求革命党从马克思主义政党转变为列宁主义政党。其次，如果政治生态不很严酷，或党员的人生态度不很严肃，当然这两者是相容的，那么，陈公博可能继续带未婚妻参加党的代表大会，或者向警予不再爱蔡和森，诸如此类的浪漫生活与严酷的政治生态并存，不可能是均衡状态。不难想象，均衡状态要求党员严肃认真地对待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生命这样的誓词，而且，他们不仅以天下为己任，还要尽可能抛弃私利和私念。这样的党员，我确实见过而且感受真切，也就是说，不是虚伪。但是，他们很痛苦，尤其是当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

此处需要引述韦伯关于卡里斯马魅力的影响逐渐消失之后，群体秩序的维持必须依赖于官僚机构，于是产生理性官僚的统治，以及诸如此类的韦伯“政治社会学”理解框架。

关于少数服从多数这一民主原则的逻辑基础，我提醒读者回顾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的一项基本原理，即越是重要的议题就越要遵守全体一致同意的原则。陈公博一边度假一边参加第一届党代会，这意味着在他而言，议题并不很重要，而且他并不在意他自己的那一票是否受到充分尊重。

为避免文章冗长，我只要写这篇随笔的结论：当革命党的组织原则不能适应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这一身份转换时，它应当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从而，必须放弃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