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08年出版的《经济学思想史讲义》开篇写过这一命题，在2019年出版的《思想史基本问题》开篇又郑重写了这一命题：任何学问的也许唯一正确的开端是这一学问的思想史。

 

思想史，是“intellectual history”的汉译。常见于英语的另一名称是“history of ideas”（而不是“history of thought”），汉译是“观念史”。基于我收集的文献，我认为，观念史是思想史最宽泛的名称。此外，比“观念史”历史更久的是各领域的学术思想史（术与学的混合）。经济思想史，它的宽泛名称是“经济学说史”。艺术史论，艺术史与艺术理论的混合。数学史或数学思想史，二者很难分离。哲学史，黑格尔说，哲学就是哲学史。

 

根据凯莱（Donald R. Kelley）2002年和2017年的《The Descent of Ideas — the Histor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标题直译：观念的血统——思想史的历史），“观念史”这一名称的正式开端是维柯在《新科学》里借用的J. J. Brucker（布吕克尔）1718年著作的1723年修订版，《Historia philosophica doctrinae de ideis》（标题直译：观念教义之哲学史）。也就是说，至今，“观念史”这一观念的历史是三百年。

 

根据常见的历史教材，在“全球史”视角尚未影响教材编写时，“近代”始于1500年前后。北宋的活字印刷术，元代传播到欧洲。谷腾堡于1450年之前研发改善并建厂印刷圣经，极大降低了书籍的成本。路德1517年发布的宗教改革论纲之所以有强烈的冲击力，技术原因在于圣经普及，教会很难继续垄断“上帝”观念。达芬奇的传记资料表明，观念传播成本足够低，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技术前提。近代世界的崛起，常简称为“2R”——意大利文艺复兴（“Renaissance”）和路德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

 

观念传播成本迅速降低，至18世纪初期，观念史不再局限于宗教思想史。苏格兰启蒙，1690年代至1790年代，被誉为“天才辈出”的时期。那些特别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动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因素，偶然聚集于18世纪初期的苏格兰。关于这一命题，最新的参考文献，见插图，2019年出版：David Philip Miller，2019，《The Life and Legend of James Watt — Collaboration, Natural Philosoph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team Engine》（标题直译：詹姆士-瓦特的生平及传说——合作，自然哲学，蒸汽机的改善）。观念的冒险，借用怀特海的术语，苏格兰启蒙时期，“观念冒险”成为时尚。那时，走在街上遇到朋友时的寒暄，几乎必定引出各自后院里正在进行的各种实验装置。

 

休谟是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常与莱布尼兹（不是牛顿）或歌德（不是康德）并列，称为“千年一遇的天才”。又与常见的早夭天才不同，休谟恰好性情宽厚（心宽故而体胖），又恰好有一位足够有影响的保护人，得享“巴黎贵妇沙龙最期待的嘉宾”之誉。也因此，休谟毕生思想沿袭着他年轻时的创见。假如他不是千年一遇的天才，则他的创见就更容易为同时代人接受，于是他可转向其它领域或超越自己年轻时的创见。然而他的创见确是千年一遇的，超越时代太远，他只好毕生讲解自己年轻时的创见。关于休谟的创见，最佳读本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或罗素的小册子《哲学问题》。休谟26岁时的著作《人性论》，因不被理解而陷入精神危机。他37岁时的著作《人类理解研究》，确实更温和也更容易理解。休谟的创见将康德“从十年迷梦中唤醒”，引出康德的“三大批判”。

 

休谟的观念学说始于“印象”（impressions）——这是我们人类的知觉（perception）里面最新鲜活泼的内容。例如，我刚读完加德纳全球艺术史关于两万五千年前岩洞壁画的讨论，在我印象里，依稀可见——视觉记忆尚未消失或已转移至海马区，那幅壁画里有两只身上布满斑点的野马，以及壁画周围的五只手掌印。休谟继续写（1748年《人类理解研究》2007年米尔肯编辑牛津版第18节），印象，在记忆里很快就蜕化为“思想”（thoughts）或“观念”（ideas）。知觉的经验于是可分为两大类：印象与观念。然后，休谟指出，由观念而有的想象与创造，除非陷入绝对的矛盾，真是无边无际的。不过，休谟断言，我们心智似乎漫无边际的想象其实是各类经验的复合，例如，“金山”的素材是我们关于“山”与“金”的经验。故而，他的结论是：我们全部的观念以及基于观念的奇幻想象都是印象的复制品。然后，休谟开始讨论“上帝”观念的经验来源。在他那个时代，如此彻底的怀疑论或“自然神学”，很难被认可。

 

金岳霖1914年赴美学习，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之后，1919年的博士论文选题是格林的政治学。他在清华讲授逻辑学的缘由，写在他辞世前两年的回忆文章里：赵元任本来在清华大学教逻辑，不教了，要我代替，就这样，我教起逻辑来了。我也只好边教边学。1931年，我又有机会到美国留学一年，我就到哈佛大学谢非先生那里学逻辑。我告诉他说，我教过逻辑，可是没有学过。他大笑了一阵。金岳霖在另一回忆文章里说他故意将Hume译为“休谟”，意在凸显这位怀疑主义者抹杀全部的“谟”。检索《汉典》，这个“谟”字，古文与“谋”字通，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据此，我推测金岳霖回忆文章的整理者误解了原意。金岳霖故意用“谟”字凸显休谟抹杀全部的“理”，只保留谋事在人的“谋”。可是这样解释了之后，我仍觉不妥，计谋，总是不符合休谟的宽厚性情。

 

贺麟1945年撰写《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这样评论金岳霖：他本来研究格林（T. H. Green）之政治思想，进而研究格林所批评之休谟哲学。……他的系统中许多问题，都是从批评休谟出发。譬如，他分析出来，观念（idea）本有二义，一为意象，为想之对象；一为意念，为思之对象。由于休谟只知道可想的意象，而不承认抽象的思想，所以他对于哲学问题，特别因果问题或秩序问题无法谈得通。又如他提出“理有固然，势无必至”一原则，他认为休谟从经验上发现“势无必至”是对的，但进而否认“理有固然”便错了。一些过分信仰科学的人，以为“理有固然”，复进而肯定“势有必至”，亦陷于一偏。

 

中文“观念”一词的使用，可能受唐代佛学译著的影响。我检索《四库全书》及《四部丛刊》所得最早文献，公元7世纪，以五言诗名世的宋之问，“游法华寺”（《全唐诗》收录）：“观念幸相续，庶几最后明。”足证“观”与“念”两字的联用，早于明治维新时期的“和制汉字”潮流。检索《汉典》，“观”字的甲骨文字形“観”，左边的“雚”字，古同“鹳”。故而，“观”字的意象，是“观赏白鹳”这一场景。中文的“念”字，《说文》解为“常思”。甲骨文的字形，心在碑前，思念祖先之意。佛学译著，“观念”，来自静坐冥想的实践，俗语所谓“观察念头”，逐渐修入“无念”之境。释迦摩尼修行七年“非想定”，又修行七年“非非想定”，遂于菩提树下明心见性。宋之问的描写，“观念幸相续庶几最后明”，只有前七年而不知有后七年，实非究竟之论。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三位的究竟之论“静以通天下所感”，返回《庄子》“大宗师”描写的颜回“坐忘”境界：“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

 

如果我们将柏拉图的观念（共相）学说置于“理性主义”这一端，而将休谟的观念学说置于“经验主义”这一端，那么，金岳霖的观念学说介于这两端之间，是典型的中庸态度：理有固然，势无必至。不过，金岳霖在《知识论》里多次承认，假如“通”与“真”不可兼得，他宁可求其“真”。此处的通，是逻辑的“通”而不是庄子的“大通”。此处的真，用金岳霖的语言说就是“浑然一体”的真，带给他真正感的真。于是他的《知识论》必须与他的《论道》结合起来研读，才可有“同于大通”的究竟之论。

 

临终前两年，金岳霖在一篇回忆文章的结尾这样写：但是，《论道》那本书的重点仍然是时流。这表示在那几句话：能之即出即入，谓之几。能之会出会入，谓之数。几与数，谓之时。这就使我回到太极而无极的宇宙洪流上去了。

 

金岳霖的“时流”观念，隐约有柏格森“创化论”的余绪，以宋明理学“太极”和“无极”的术语表达，颇显中西合璧之美。中国文化是主静的，以静观动，恰是“观念”一词的本义。虽然，晚近百多年，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是主动的，追逐时流，违背“观念”之初衷，更无“同于大通”的可能。

 

2020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