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roduction to the New Statistics 2024 Estimation, Open Science, and Beyond 2nd ed《新统计学导论：估计，开放科学以及更多》，这是全新修订的第2版。我抄录这两位作者撰写的再版说明：这本经过全面修订和更新的第二版是学习推断统计学的理想入门读物。它是第一本从一开始就采用估计方法进行讲解的统计学入门教材，同时也详细介绍了那些能够促进研究重复性并提升研究可信度的新兴开放科学实践。这种基于元分析的估计方法，正是开放科学所迫切需要的。这一新版的主要特点包括：这一新版的最大特点是更加突出了开放科学的重要性。学生能够轻松理解基本的开放科学实践方法，并被引导将这些方法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中。书中还讨论了那些目前已在科学和医学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的最新发展动态。本书专为心理学、教育学以及其他社会与健康科学领域中开设的统计学入门、数据分析或定量方法课程而编写，那些对开放科学及新兴统计方法感兴趣的读者也会发现这本书很有价值。本书不要求读者具备统计学入门知识。杰夫·卡明是澳大利亚墨尔本拉筹伯大学的名誉教授，从事统计学教学已有50多年时间。罗伯特·卡林-贾格曼是美国伊利诺伊州河森林市多米尼加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同时担任该校神经科学项目的主任。自2007年以来，他一直从事本科生的教学工作，并负责指导他们的学习。 

史蒂文·德苏扎是一位有影响力的高管教育家，他的职业生涯为他的见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旅程超越了传统的商业培训，最初是神职学习，并在高安全级别监狱中与年轻罪犯合作，随后转向指导全球企业的高管管理层。

图1：研究显示，多达70%的领导者在前18个月内会偏离轨道。这种情况很少是因为缺乏技术能力，而是因为压力下的力量会演变成有害行为（例如果断变成冲动）。如何在“影子驱动力”破坏你的任期之前识别出他们？

图2：Shadows at Work --- Harness Your Dark Side and Unlock Your Leadership Potential 2025 Steven DSouza《掌控你的黑暗面并解锁你的领导力潜能》。

我译听到第三章，总共六章。这位作者引发了足够多的好评，虽然，他不是职业心理学家和临床心理治疗师。这是晚近西方管理学的动态：大多数高管（大约80%）都带有“暗黑三角人格”，大多数公司员工（大约80%）因不满高管而离职（参阅我的《演化与创新》第四讲）。也许因此，以“培训”公司高管为职业的成百上千家“咨询”公司运用“荣格心理学”于高管培训。这位德苏萨，英国人，即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

图3：Steven D'Souza 2025 Dec-11，他的近照，肯定不像一位临床心理师，似乎也不像一位高管培训者，反而更像一位运动健将。 

图4：斯蒂芬·德索萨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及其他机构期间的研究成果，总共14篇论文。不过，同名的人很多，我不能确认。

图5：Steven D’Souza & The Cost of Hiding 2025 Dec-11 Unlock Authentic Leadership by Knowing Your Shadow，这是他2025年12月11日接受“思想之屋”访谈的视频，“隐藏起来的代价：通过熟悉你的暗影而解锁本真领导力”。总之，荣格学说与管理学，这是晚近的新潮。

容格的理论尤其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在荣格看来，投射是无意识与意识进行沟通的一种方式，它是心理发展以及人际关系中的一种正常现象。在《那些不被需要的自我》一书中，研究影子行为对组织领导力影响的商学院学者詹皮耶罗·佩特里格里埃里与马克·斯坦采用了克莱因提出的“投射性认同”这一概念。他们认为，当领导者试图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某种理想的领导形象，或者说“被期望的自我形象”时，他们往往会将自己那些不理想、或者说“不被需要的自我”及其相关特征投射到同事或商业竞争对手身上。当我们思考人类的潜能时，往往会倾向于将力量、美德与光明等概念视为人类潜能的象征。然而，作为研究人类行为的心理学家、领导者以及学者，我们深知：人类潜能的完整图景并不仅仅存在于那些光明、美好的方面，也存在于我们心理深处的那些阴暗角落——那些会掩盖我们优点、从而限制或阻碍我们潜能发挥的性格特征与倾向。事实上，在整个历史进程中，许多杰出的哲学家和作家都曾被人性中那些“阴暗面”的概念所吸引，他们致力于探索人类性格与个性中那些隐藏的、被压抑的，或是具有道德模糊性的元素。作为一个花费多年时间研究那些能够将伟大领导者与其他人区分开来的心理特征的人，我认识到，成功与真正的自我实现往往与一些看似矛盾的现象息息相关。那些能够有效领导他人的人并不一定是最有才能的人，而是那些具备自我认知能力的人——他们能够理解自己的“阴影自我”，也知道如何控制自己性格中那些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方面。

他们的价值并不在于他们的完美，而在于他们能够从自己的不完美中学习，能够驾驭自己内心的“恶魔”，而不是被这些“恶魔”所控制。因此，这本书所提出的观点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的“阴影自我”并不是需要被克服的障碍，而是可以加以利用的资源。当我们认识到这些“阴影自我”的存在并理解它们的本质时，它们反而会成为推动我们走向创新、培养同理心以及实现个人成长的力量。纵观历史，“光明与黑暗”的这一隐喻一直影响着我们看待自己与他人的方式。人们很容易将“黑暗”视为负面、脆弱甚至邪恶的象征，然而这些观念往往只是社会对某些现象的投射，它们掩盖了更为复杂的现实。正如荣格所指出的那样，“阴影”不仅包含了我们对自己所排斥的一切，同时也蕴藏着那些尚未被发掘的力量、创造力与潜能。如果忽视这些“阴影”，它们可能会以破坏性的方式显现出来；而如果我们以勇气与同情心去面对它们，它们反而可以成为带来深刻变革的力量。《阴影的作用》正是基于这一核心理念，以清晰明了且具有实际意义的方式进行了阐释。它将那些抽象的心理学概念转化为适用于现代工作场所的具体见解。通过这种方式，这本书打破了“自助”与“领导力理论”之间的对立界限。尤其是领导者，他们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如果不对自己的阴暗面加以控制，这些负面因素可能会对整个组织造成危害；而那些勇于正视自己内在阴暗面的领导者，不仅能够赢得他人的信任，还能促进开放与坚韧的文化氛围的形成。托马斯·查莫罗-普雷穆齐克，博士，Professor of Business Psychology at Columbia and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Chief Innovation Officer at ManpowerGroup，哥伦比亚大学与伦敦大学学院商业心理学教授，万宝盛集团首席创新官。 

每一本书都能揭示作者生活的某些方面，《影子的作用》也不例外。我在英格兰一个天主教氛围浓厚的小镇上长大，在那里，关于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概念是被人们明确规定并深植于人们心中的。做正确的事情会得到奖励，而做相反的事情则会被视为道德上的过错，这会让人感到内疚、羞愧，并促使人们渴望变得更好、做出更好的事情。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我成年之后。那时，我依然渴望成为理想与价值观的完美化身。起初，我接受了为期两年的神职培训，但后来发现，这个身份所带来的种种束缚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它们阻碍了我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我享受着一些安逸的生活，但这些享受与我对“服务他人”的理解相悖，也与我参与那些致力于帮助贫困人群的社区活动背道而驰。其实，在我进入神学院之前，这些矛盾就已经存在了。在我十九岁的时候，一位心理学家在报告中也指出了这些问题。在史蒂文的思维模式中，对比与二元对立是常见的主题——光明与黑暗、天堂与地狱、狂喜与荒凉……我认为，对于他来说，面对失落、悲伤与痛苦，或是从这种痛苦与空虚中寻找神圣感，或许都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另一个让他感到困扰的对比是：一方面是孤独、沉思、宁静与独处，另一方面则是冒险、成长以及建立人际关系的可能性。其实这两种状态并不属于完全对立的关系，因为它们并非互斥的；真正困难的是，如何找到一种方式将它们结合起来。当我读到心理治疗师谢尔顿·科普所写的《如果在路上遇到了佛陀，就杀了他！》这本书时，我对世界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我意识到，自己必须打破那些所谓的“神圣观念”，挑战那些存在于我脑海中的“佛陀形象”，摆脱那些未经检验的理想，从而更接近现实。于是，我决定离开神学院，去大学继续深造。30多年过去了，我的职业生涯让我在许多不同的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同时也为数十家其他企业提供了咨询服务。我在各种国家和不同的行业里经历过不同的工作环境。当然，其中有些行业——比如投资银行业和烟草产业——在我小时候，我会认为它们的道德标准存在问题。那么，就像阿纳金·天行者一样，我是否也曾被“黑暗面”所诱惑呢？还是说，我找到了一种更为细致、更为平衡的世界观，使自己能够在这些具有挑战性的行业中工作，并帮助这些企业调整他们的经营方式与实践模式呢？我记得在接受那份与烟草行业相关的工作之前，我和一位同事一起共进晚餐，向她倾诉了自己内心的矛盾：是否应该为这样一家生产有害产品的公司工作？即使我的职责只是帮助该公司加速实现转型，这样的选择是否意味着我在欺骗自己、故意视而不见，只是为了钱而工作呢？与其他人不同，她没有批评我、谴责我，也没有对我表现出排斥的态度，而是选择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我曾经合作过的一些最为积极进取的组织，在他人眼中却被视为“异类”；而一些最具负面影响的组织，其实也包括一些慈善机构。这种讽刺意味，我当然看得很清楚。我们不应再局限于那种简单地将领导者划分为“英雄式”与“邪恶式”这样的分类方式。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标签根本无法反映人性的复杂性。这种简化论是危险的，它会让我们忽视自己与他人内心所蕴含的真正本质。当我们能够正视自己的缺点与弱点，当我们能够以同情的心态去理解、接纳自己那些最阴暗的特质时，我们就更有可能去理解他人，而不是对他们妄加评判。无论他人的地位、身份、信仰、价值观或观点如何，以同理心、关怀与理解的态度对待他们，才是有效领导力的关键所在。然而，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发现这些品质往往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普遍——因为目前占主导地位的领导模式往往具有专制、控制欲强且常常带有自恋倾向，尤其是在企业高层中更是如此。遗憾的是，太多领导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偏见及所作所为所带来的危害。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内心那些被压抑的东西是如何影响他人的。他们非但没有帮助自己所领导的人发展潜能，反而抑制了这些人潜在的技能与能力，阻碍了他们个性的充分展现。在《走向心智生态学》一书中，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提到了“系统性智慧”——这种智慧使我们能够着眼于整个系统而非孤立的部分来进行思考与行动。这种理解背景、感知各种关系、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其实代表了一种智慧形式，然而我们往往过于重视线性、分析性的思维方式，而忽视了这种智慧的价值。将这种系统性智慧融入我们的思考与实践中，对于改变那些影响我们个人及组织发展的负面因素而言，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然而，当各种问题逐渐演变成某种结构性模式时，人们就会明显意识到自己缺乏系统性的思考能力。那些缺乏反思能力的领导者，他们的个人意愿和偏好会被纳入政策与流程中，从而塑造他们所在组织的文化氛围。那些顺应这种文化氛围的人会受到表彰和奖励；而那些无法与这种文化相契合的人，则不得不压抑自己的真实意愿和偏好。他们开始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认可，于是变得消极怠工，或者干脆选择默默离开。这种状况会侵蚀团队内部的信任，进而影响整体绩效；当那些被压抑的意愿突然以愤怒的表达、嫉妒的行为或不礼貌的态度等形式浮出水面时，还可能导致一些越界行为的发生。 

图1：Accelerating Innovation ---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rough Ecosystem Engagement 2025 Phil Budden and Fiona Murray《加速创新：通过参与创新生态系统而获得竞争优势》。这两位作者阐释的，是MIT的斯隆商学院与数字实验室的最新研究项目，因此，我询问 ChatGPT 5.2：请你列出MIT几位学者最近倡导的“创新生态系统”的最小属性集。它回答：当然！以下是MIT近期（2024-2025年）学者/研究小组在倡导“创新生态系统”时提出或强调的最小属性集（也就是构成一个有效创新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基于 MIT Sloan、MIT D-Lab、本地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等最新理论与实践框架总结。它列出的五项“最小属性”，

图2，根据它的初步论证（很不充分），也就是我要求的“最小属性集”。好吧。国内的创新型企业，是否满足这样的最小属性集呢？我认为很难。根据这两位作者在全世界进行的调查，“大学密集型”的城市，似乎，伦敦、波士顿、我加上了一个，北京，名列前茅。而“政府与政策制订者”这一属性，伦敦和北京，也许是唯一合格的。而“硅谷”，或许是第2、4、5，这三项属性的最强样本，它当然也可称为是“大学密集型”的。由于这项研究还有待充分展开，我只介绍这本书，而且，我期待看到中国独特的“创新生态”系统研究。

12月28日 彭特兰 Shared Wisdom

图1：Shared Wisdom --- Cultural Evolution in the Age of AI 2025 Alex Pentland《共享智慧：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化演变》。今年的最后一部著作，是MIT著名的彭特兰的，《共享智慧》。我推测，他这本书也许是他的《社会物理学》发表之后最重要的成果。追溯人类的传播学到火的发明，大约150万年前，探讨的是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潜在功能。我认为这本书应当成为“数字文明”丛书的第“0”本。即数学教科书的第“0”章。

我抄录彭特兰的引言和第一章开篇：如今，全球正面临多起危机，而我们的政府似乎无力应对这些危机。事实上，我们的许多社会制度都已陷入混乱状态。如果我们想要生存并实现繁荣，就必须对我们的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革与重塑，其程度应达到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以来前所未有的水平。只有更好地理解那些推动启蒙运动发生的因素，我们才有可能发起新的变革，从而克服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这本书探讨了那些促成启蒙运动产生的关键因素，并利用这些发现为我们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幸运的是，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各种条件与工具早已存在；我们“只需”将它们正确地组合起来即可。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人类并非理性个体，而是一个以社群形式存在的物种。人类通过分享故事来积累知识，从而形成一种“社群智慧”——这种智慧包含了社群成员所听闻或通过经验获得的所有想法、策略、成果及价值观。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被大多数社群成员认为有价值的内容便成为了社群的共有智慧。而那些获得广泛认可的观念，正是推动集体行动成功的基础。这一过程可以通过技术及文化创新来加速推进。例如，启蒙运动似乎正是通过以下几种因素的结合而产生的：人们用书面形式来交流关于世界的各种理论；通过引用前人的研究成果来识别那些被广泛认可的理论；同时，也存在着推动人们发现新理论的动力。这本书首先会探讨古代的创新案例，然后探讨近期的文化与技术创新（如广播媒体、社交媒体以及早期的人工智能技术）是如何改变人类社会的。

了解这些历史进程将有助于我们找到实现繁荣、健康的人类社会的途径——既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又要保障个人的自主权与幸福感；同时，我们还需要重新设计社会制度，以促进共同智慧的形成，从而帮助我们做出更加明智、更加理性的决策。本书的后半部分将更详细地探讨我们如何利用这些见解来改革我们的社会制度。明确应该使用哪些工具以及将它们用于何种目的，对于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我们可以将关于人类社会本质的认知与对数字媒体、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入理解相结合，从而找出人类与机器在哪些方面能够最好地互补彼此的能力。我很荣幸能够与人工智能、社会科学及政治政策领域的顶尖专家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本书正是基于这些独特的合作经验与见解而撰写的，旨在推动我们社会制度的革新，使其更能有效应对各种全球性危机。书中所引用的实验数据均是通过最先进的数据分析方法获得的，这些方法源自“计算社会科学”这一新兴学科。虽然“计算社会科学”仅诞生于20年前，但它已经为欧洲隐私法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也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制定以及欧洲的人工智能法规的出台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不仅促使世界各地的大学纷纷成立了众多新的研究实验室，还催生了众多涉及医疗、商业及安全领域的公司及其相关标准，这些公司及其标准每天都在影响着数十亿人的生活。人类是如何学习的？又是如何形成集体智慧、从而为集体行动积累所需的知识与经验的呢？数字技术既有可能起到积极作用，也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共享的智慧是通过个人、社区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分享有关最佳实践、因果关系以及重要见解的故事而形成的。这些共享的故事就如同我们DNA中的基因一样，是构成人类文化的基石。当这些故事在某个社区中被广泛接受时，它们便成为了该社区共享的智慧的一部分，从而改变了该社区的常规做法与信仰。这种社区智慧的不断演变与发展，正是推动文化进步的核心动力。

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人类创造了许多文化与技术上的创新成果：比如人们会围绕篝火进行交流；出现了让不同社群能够共同生活的城市；还建立了用于传播科学文献和开展学术讨论的体系。这些社会技术创新极大地促进了故事与知识的传播，使得人类智慧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而近年来出现的无线电、电视、社交媒体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更是将知识传播的速度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因此，人类智慧的变化速度远远超过了社会制度调整的速度。更好地理解社会是如何形成新的共同智慧的，将使我们能够重新设计我们的社会制度，使其能够成功适应当前这种快速变化的趋势。同时，我们还需要更深入地了解新技术与文化创新如何影响我们共同智慧的发展，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与人类价值观。在本书中，我将结合社会科学与技术这两个通常不太相互交叉的领域的研究成果，试图为解决这些紧迫问题提供一些思路。这本书的重点在于探讨数字媒体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应该在我们社会中发挥怎样的作用，而不是试图解决这些技术所带来的各种问题。目前，已经有成千上万的研究人员以及许多机构在致力于解决诸如偏见、公平性、责任归属等问题。因此，这本书不会提出各种解决方案来弥补我们目前的不足，而是试图描绘出一个我们应当追求的未来世界——在那个世界里，这类问题会减少出现，而且能够被迅速解决。当然，要构建能够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和数字媒体的可持续社会体系，就必须充分认识到数字技术及人类的局限性。为此，我将借鉴当前社会科学和科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为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

图1：美国最重要的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学家的这本书，他为1977年修订版撰写的序言，也许最具当代意义。Rollo May 1996 1977 1950 The meaning of anxiety《焦虑的意义》。

我摘录他这篇修订版序言：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个大胆的理论来阐释不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焦虑与神经性焦虑，还包括文学、艺术和哲学中的焦虑现象。这一理论必须建立在最高层次的抽象基础上。我提出，该理论应以这样的定义为核心：焦虑本质上是“存在”在对抗“非存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体验。“非存在”指的是那些会削弱或摧毁“存在”的因素，例如攻击性、疲劳、无聊，以及最终的死亡。我重写了这本书，希望它的出版能有助于推动这种关于焦虑的理论的形成。与焦虑的对抗（注意这里用的是“can”，而不是“will”）可以让我们摆脱无聊感，提升我们的感知能力，并维持那种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紧张状态。焦虑的存在意味着生命的活力。就像发烧一样，它表明个体的内在正在经历一场斗争。只要这种斗争持续下去，就有可能找到建设性的解决方案。而当焦虑消失时，斗争也就结束了，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抑郁。当出现新的可能性时，焦虑也会随之出现。这些思考指向了一个在当代研究中几乎未被涉及的话题——即焦虑与创造力、原创性以及智力之间的关系。

12月27日 Martin H Klein，Rethinking Cognitive Behavioral, Psychodynamic, and Existential Therapy

图1：Martin H Klein 2026 Rethinking Cognitive Behavioral, Psychodynamic, and Existential Therapy --- A Philosophical Framework for a Unified Treatment Model《重新思考认知行为疗法、心理动力学疗法、存在主义心理学疗法：统一治疗模型的一个哲学框架》。

根据“杰出心理学家”主页：Klein博士是一位备受尊敬且高效的临床心理学家，以富有同情心和共情心的方式提供卓越的治疗和咨询。

我从他这本2026年著作里节选了不少文字，抄录如下（选课同学注意这里跟帖的最后一句话）：马丁·H·克莱因博士是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市的一位临床心理学家。他在将数十年的临床经验与哲学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独特的心理治疗与高管辅导方法。首次出版于2026年。这本书提出了一种新的心理治疗整合范式，它将认知行为疗法、心理动力学疗法与存在主义疗法纳入一个统一的哲学框架之中。作者借鉴哲学传统，探讨了形而上学思想如何既反映其所处时代的精神风貌，也影响个体的心理社会发展。随着思想史的辩证发展，患者自身也会经历现实主义、理想主义与存在主义等不同的形而上学阶段。通过使治疗方式与患者内在的形而上学倾向相契合，这一模型为临床实践提供了一种更具目的性且更具反思性的方法。这一哲学框架为开展符合个体发展阶段的干预措施提供了灵活的结构基础。本书基于临床经验并融合哲学思考，专为临床医生、学生以及那些希望更深入地理解心理治疗与人类发展规律的读者而撰写。它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更深入的思考方式，帮助我们理解心理治疗以及人类存在的复杂性。首先，你必须确定要找哪位治疗师。你是想看精神科医生、执业护士、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还是婚姻与家庭咨询师呢？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区分这些不同的专业领域其实并不容易。每个专业领域都会提出自己的论据，来证明自身的教育背景和培训经历更具优势：精神科医生可能会强调自己对精神疾病生物学病因的更深入理解，心理学家则会着重介绍自己在诊断评估和心理治疗方面的专业能力，而社会工作者则可能认为自己在家庭系统研究方面拥有最丰富的知识。其次，你必须确定治疗师的执业方向。目前市场上有许多不同类型的疗法可供选择：你是希望找一位接受过认知行为疗法、心理动力学疗法、人际疗法、辩证疗法、人本主义疗法或存在主义疗法培训的治疗师呢？对于那些对各类专业及培训模式了解有限的人来说，如何选择最合适的学科或治疗方向组合，确实会让人感到不知所措。不同治疗流派之间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过程的复杂性。每一项研究生培养项目都遵循特定的治疗取向，因此其培训内容往往局限于该取向的范畴。除了少数泛泛而谈的课程外，治疗师在进入这一行业时，所接受的临床方法培训往往十分有限，远远超出了他们所学知识的范围。因此，他们往往会用单一的角度来看待客户的问题，即使其他方法更能满足客户的实际需求。这种狭隘的治疗视角显然并不符合客户的最佳利益。用亚伯拉罕·马斯洛的话来说：“如果你只有一把锤子，那么你就会把所有问题都看成钉子。”虽然新的临床模式不断涌现，但这些新方法在很大程度上都与现有的三种主流治疗取向存在重叠——认知行为疗法、心理动力学疗法和存在主义疗法。如今，认知行为疗法仍是大多数研究生培训项目的主要教学内容。它的流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疗法被宣传为一种以症状缓解和结果为导向的短期治疗方式，而在当前强调成本控制的医疗环境中，这种理念更符合行业趋势。心理动力学疗法和存在主义疗法虽然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由于它们更注重促进个人的长期成长与转变，而在当前这种追求速效解决方案的文化氛围中，这两种疗法的受欢迎程度相对较低。是时候进行范式转变了。选择最合适的临床干预措施来最大程度地满足客户的需求，应当优先于考虑经济激励因素或临床医生自身对所采用治疗取向的认同感。在专业领域内，对于哪种心理治疗方法才是最佳选择，往往存在分歧。认知行为疗法、心理动力学疗法和存在主义疗法这三大主要流派，都认为自己的方法更为优越，并且通常会专注于自身所倡导的治疗方式来进行实践。尽管经验丰富的治疗师通常能够灵活运用多种治疗手段来满足患者的需求，但目前仍缺乏一套系统化的框架来指导这些干预措施的选择。该模型正是为填补这一空白而设计的，它为治疗师提供了一种系统化的方法，帮助其根据患者独特的需要及功能状态，有针对性地选择最合适的干预措施。

在本书中，我将提出一种新的范式——这种范式摒弃了对立与冲突，转而采用一种更具包容性和灵活性的模式，将各种不同的取向视为辩证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辩证”一词指的是这样一种推理方式：它通过探讨对立的观点来达到更深层次的理解，这一过程往往需要经历冲突、矛盾，最终才能实现问题的解决。这种辩证方法绝不是各种干预措施的随意组合，也不是那些暂时有效的技术被生硬地拼凑在一起、缺乏理论体系的方法；这种做法往好了说也是鲁莽的。相反，这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范式，它将这三种不同的取向整合到一个建立在哲学框架之上的统一模型之中。作为一名具有哲学背景的临床心理学家，我能够从哲学所提供的更为广阔而深入的视角来更好地理解当前的各种心理治疗模式。虽然治疗师们常常被告知，他们所采用的临床取向属于相对较新的理论构建，但哲学家们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临床模式其实建立在一些复杂的形而上学假设之上，而其中一些假设早已存在了数千年的争论历史（Costello, 2023）。要想理解如何将这三种临床取向整合成一个统一而灵活的理论框架，治疗师们首先必须熟悉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心理学专业通常会花费大量时间教授统计学、研究方法以及心理治疗技术；医学院则更侧重生物学和化学知识；社会工作专业则强调家庭系统的重要性。然而，很少有研究生课程会将形而上学——即对存在本质的探索——纳入教学内容。即便有涉及，也往往只是在一本关于心理学史的教材中简略提及而已。当人们想到形而上学时，心理学领域通常不会首先浮现在大多数人的脑海中。相反，我们大多数人会将形而上学与那些在大学哲学课上所学到的抽象且晦涩难懂的概念联系起来。20岁的时候，形而上学的问题可能并不符合一个人当时的认知发展阶段；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人们开始面对家庭、工作和个人健康等方面的责任时，形而上学研究中那些本质性的问题就会显得更加贴近现实，不再那么抽象，也更具存在论意义。对于正在上文学课的大学生来说，莎士比亚在1603年创作的《哈姆雷特》中的那句“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可能只是一种纯粹的智力训练；但对于一个意识到自己正在衰老的成年人而言，这个问题的意义却可能直击他们的存在本质（莎士比亚，1992年，第127页）。在这本书中，我提出了一种基于哲学框架的新心理治疗范式。

要理解哲学如何能为治疗实践提供指导，首先有必要熟悉哲学的历史，尤其是形而上学的发展历程。通过这种历史性的探索与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四个核心主题。第一，形而上学的历史并非一系列随意产生的思想集合，而是人类理解能力在漫长历史进程中逐步发展的辩证结果。第二，形而上学理论并非孤立产生，它们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思想文化氛围、主流意识形态以及审美倾向。“形而上学精神”这一概念正是用来指代这种定义并塑造我们共同人类经验的时代精神（洛夫乔伊，1936）。第三，形而上学是人类本质中固有的组成部分；它作为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无意识层面的认知框架，帮助我们理解自身与周围的世界。从本质上讲，形而上学是构成人类主体间经验的基础，也是塑造我们作为社会性存在这一共同现实的关键因素。第四，形而上学的辩证发展与人类心理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之间存在某种对应关系。正如形而上学及其所体现的时代精神是同步发展的那样，个体在现实主义、理想主义与存在主义等不同思想阶段中走向自我发现的历程也同样如此。本研究将比较哲学传统、社会演变以及心理个体化过程，以此揭示连接哲学史、形而上学思潮与人类心理社会发展阶段的相互关联的辩证关系。这种比较分析将为我们提供必要的哲学与历史知识，从而理解这一以哲学框架为基础、以个体的心理社会需求为核心的设计理念，在概念层面与实践层面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在第二章中，我们将探讨将心理学重新定义为人文科学的重要性。心理治疗是一门艺术，而非精确的科学。治疗师所采用的治疗方法更类似于叙事与文学批评，而非实验性方法或数据分析。临床经验和个人治疗经历对于培养熟练的治疗师而言至关重要。虽然诊断分类可以作为一种有价值的工具，但它们往往无法全面反映一个人的独特经历及其个人所面临的困境。临床实践不应仅仅以可测量的结果——如行为改变或症状缓解——作为指导原则，因为这些指标往往忽视了个人故事中所蕴含的质性意义。最后，我们必须将个体置于其社会环境以及所处的特定心理社会发展阶段这一背景下来加以理解。与许多其他重视经验的职业不同，在心理学领域，年长往往被视为经验丰富和智慧的象征。由于我既在年轻时就开始从事心理学工作，也作为资深临床医生继续从事这一职业，我可以肯定地说，经验确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区分新手与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的关键并不在于他们的洞察力，而在于他们提供解释的时机。虽然拥有深刻的见解或因准确的解读而获得认可确实令人兴奋，但如果患者尚未准备好接受这些信息，那么这些解读不仅不会产生效果，反而可能对治疗过程造成负面影响。有时候，某些深刻的见解根本就无需被患者知晓。我的一位受指导者曾问我，是否存在某种特定的人格类型最适合从事心理治疗工作。我认为，关键并不在于人格类型本身，而在于一个人在一生中所经历的事情，以及他们是如何将这些经历转化为对自己有利的资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