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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周二 知识定价

汪丁丁:知识定价问题,张五常说他在上世纪花费了十年功夫,“无功而返”,他认为那是他人生最大的一次投资失败。

知识定价问题与咱们的课程主题“生命·观念·创新”有相当深的关系。可是,这里涉及的数学方法,对EMBA的课程而言,不现实,有兴趣的同学,或可阅读我上世纪发表的三篇“知识”文章,尤其是包含“塔尔斯基不动点定理”的那一篇。

黄霁发文章:汪丁丁 “互补性,概念格,塔尔斯基不动点定理”

感谢黄霁!这门课的名称与以往我的经济学课程名称迥异。基于我对“偶数定律”的信念,我为E24准备的经济学课程,核心内容是“观念·创新”,讲义仍是《收益递增》。我多次强调,收益递增,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经济学原理。如果你们在西方经济发达各国游走几十年,那么,很容易有这样的印象:每次下了飞机,从机场到酒店,一路上,城市的景观,老旧,不变,毫无新鲜感,令人厌烦。这就是疫情爆发那一年,我跟着妻子到檀香山避疫时的感受。我在香港大学经济系任教时,沿走廊散步就到张五常的大办公室,看他站在那里练字,并闲聊。其中一个主题是,他很惊讶,我怎么可能喜欢夏威夷呢,他认为那里毫无乐趣,不像中国大陆这样每天都在改变。确实如此,他的言论至少影响了我。我从德国返回北京时,加盟北京大学CCER,也许比我在夏威夷海边写散文更好。
创新是生命的本能。或者,创新是演化的趋势。

在“生命”的繁多定义里,大多数生物学家列举生命的六项核心属性,但NASA简单陈述:生命就是有能力演化的事情。

生命创新是本能,因为人类很难想象细菌有意识创新。但细菌确实创新,而且,由此才有了真核生物以及人类。

根据尼克·莱恩的著作,由于细菌的入侵并形成内共生系统,真核生物在地球的全部历史上,仅发生了两次,分别产生了“线粒体”和“叶绿体”。有争议的仅仅是,最初入侵原核细胞的细菌是否就是红菌(呼吸作用)和蓝菌(光合作用)。

我在微信读书里“译听”鲍尔2023年的新书,“生命是如何运作的”,我倾向于相信他的描述,DNA复制自身的过程,充满了偶然因素,绝不是DNA编码就能决定的。由于自然选择的力量,那些能够以足够小的误差复制自身的细胞,成功繁衍至今。总而言之,生命有创新的本能或能力或必须如此才可繁衍。

8月20日周三 知识及其特征

汪丁丁:今天上午我在这里的聊天主题,最好就从“知识”定价问题开始。柏拉图将知识定义为:有根据的真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详见我十年前写的长篇文章“知识、制度、悟性浅说”。

柏拉图定义里只有三个单词,古希腊哲学家使用特别简练的语言,与中国古人相类。中国古人惜字如金,很可能有经济理由,没有纸张,只能书于竹帛。我有一次想到要问问豆包深度思考,老子西出函谷关,留下五千言给关尹“喜”,请问,他写在什么上面呢?豆包深度思考答复:考虑到那时的文字媒介,最可能就是写在竹简上。我追问:老子匆忙写吗?还是留在尹喜那里几天或几个月?

豆包深度思考之后答复我,老子五千言肯定早已深思熟虑,尹喜是关尹,早已知道老子大名,手边应当有竹简,况且古人说老子出关,并未界定出关所用的时日。

总之,古人惜字如金。柏拉图定义知识,三个单词,第三个是“信念”,但一个人完全可对虚妄持有信念,故必须增加第二个单词“真的”,但一个人可能有真的虚妄信念,罗素就此说了一个例子,某日他路过“大笨钟”见到时针与分针指向12点,他于是有了一个真信念:现在是午间12点。没想到,后来他再次路过大笨钟,发现仍在午间12点,大笨钟坏了,等候维修。可见柏拉图当时已与学生们讨论过这类现象,于是增加了第一个单词“有根据的”。这才是哲学的开端,因为,例如,老友陈嘉映,特意定义哲学为:说理以近道。哲学就是讲道理,通过讲道理来接近那个不可说的“道”。柏拉图认为知识的最终是有根据的真信念。这一定义延续了两千年,直到1960年代,引发一些争议或补充,例如理性主义神学家普兰丁格的补充。我认为,那些补充不很重要。知识就是有根据的真信念而不是某一个人深信不疑的某一个梦,注意,荣格学派心理学家可能认为某一个深信不疑的某一个梦,必定含有柏拉图定义的知识。

现在返回《收益递增》插图2-12,A用于交换的向量里有一项“知识”,他认为B可能愿意用某些A愿意接受的事,交换这一项知识。前提是B不知道这项知识,但B如果完全不知道这项知识,B就很难判断这项知识对B是否有价值。可是A如果在交换之前就告诉B这项知识,B也就不再需要交换它了。

不要轻易放过我讲的这个例子。一名患者到北京医院,挂号,他有九百元的预算,我不清楚目前的价格,但疫情期间,北京医院国际部的主任医师的挂号费是900元。这位患者也可以挂普通号,他慕名而来,必须挂专家号,300元(疫情之前的价格),他还可以选择600元的专家号,不是主任医师。他会犹豫,主任医师对他这种病的熟悉程度也许不如600元的这位医师?他干脆上网检索主任医师的简历,看看是否值得900元挂号费。由于上面所说的知识定价问题,他不可能让主任医师告诉他全部相关的医学知识,然后决定是否付费900元。同理,你们也不会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预先告诉你们每一门课程的知识,然后决定是否付费。这是不可能的。知识定价问题的核心,是关于知识的信息不对称性。但与大白菜不同,你虽然不如卖白菜的人更熟悉他那些白菜,但你有以往积累的关于大白菜的经验,足够你决定是否付费以及付费多少。同理,美国人选举总统,也很难预先让总统候选人入主白宫试验几年。现在许多投票特朗普的美国人后悔了,民主就是自作自受(韩国瑜的名言)。

知识一旦被传递给一个人,就很难被收回来。这是知识的首要特征。

既然如此,天下公器,知识应免费。这当然是我一贯的思路,不过,不是市场经济的思路。除非将来,天下每一个人都以生产知识为唯一工作。

知识的第二特征是,它是存量,不是流量。后者,例如一片面包,你吃了之后,下一顿饭还要吃。给定流量耗尽的时段,诺奖经济学家希克斯定义为“天”,然后,他定义存量的耗尽时段为“月”。很少有人每天买一台冰箱或一套住房或任何“存量”(在流量耗尽之后仍有效应的一切事)。

存量效应,我的教科书,是收益递增三要素里的第二个。它最简单,好理解。村子里的民众决定在河上建造一座木桥,那么,在木桥造到50%的时候,民众意识到很难继续造这座桥,现在,这半座桥的价值是多少?因为没有人能从半座桥上走到河对岸,所以,它的价值仍是零。但如果民众决定造完它,则过桥的人数越多,人均负担的建设成本越低。这就是收益递增效应,它的原因,在这一案例里,首先就是“存量效应”。
知识的存量效应远比一座桥或一间工厂来得曲折复杂多变甚至不可预期。你家的孩子上学,你可能更忧心忡忡的不是孩子而是孩子遇到的老师究竟讲了哪些知识。因为,知识不可能回收,它们被孩子记住了,以后发酵,人生漫漫,你不晓得发酵之后会怎样影响孩子。

8月21日周四 收益递增曲线,知识是否有路径依赖?

汪丁丁:若要享有“知识”的收益递增效应,我们必须探讨(是共同探讨而不是我为你们讲解)知识可能具有的第三特征:路径依赖性。

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在生命的全过程里,依照时间先后接纳的各种知识,它们的效应当然可能相互抵消,取决于具体情境和正在求解的重要问题。其次,艾宾浩斯认为人类的记忆是无限的,但读取记忆的能力是有限的,所谓“遗忘”。我观察周围许多人,主要包括我的学生们,在中年以后,遗忘的知识似乎超过了新获的知识,虽然,在他们各自的专业领域里,他们的专业知识仍在持续积累。这一现象完全符合智商研究结论:随着年龄的增长,流体智能(跨学科领悟力)下降而晶体智能(专业经验)增加或保持稳定。不过,我们生活在AI时代,专业经验正在被AI取代,我们更需要的是流体智能。

我去健身房之前,先贴这幅示意图,今天的主题,请诸友认真研读,尤其是图内的文字。

广义的生产或技术或交换 有收益递增和收益递减的动态过程。

在最普适的意义上,生命只有一个输入,称为“资源”,在横轴上的X,只有一个输出,称为“繁衍”,在纵轴上的Y。从输入到输出,是生命系统的“黑盒子”(通常不可观测),记为函数或映射F。生命周期的右端,资源耗竭,繁衍停止。这条曲线被称为“增长曲线”,更常被称为“逻辑斯蒂曲线”,它并不描述繁衍停止之后的死亡过程。

不仅生命,而且企业和经济,只要描述增长过程,学界通常使用这一曲线。

逻辑斯蒂曲线的连续时间数学表达,是一个微分方程,我抄录上世纪末在世界数学家北京大会做了一次1小时发言的维也纳大学数学教授西格蒙德的著作里的一页:

现在看西格蒙德这本书的方程1.5,这是逻辑斯蒂微分方程,环境容量K,相当于资源X的制约,当生命繁衍到X=K时,方程右端等于0,即增长率为零,这就是增长曲线的右端点。另一个端点是X=0,增长率为零。如果将方程两边同时除以X,方程左边就是常见的百分比增长率(例如中国GDP每年增长的百分比),而方程右边正比于环境容量(1-X/K),这里的正比因子就是所谓“内生增长率”R。通常,我们只说经济增长百分比,也就是这个R。这是因为,对市场经济而言,环境容量几乎无限(仅在当代才遇到了环境危机)。

方程1.6是逻辑斯蒂微分方程的通解,可见,当时间T趋于无限时,X趋于K。

收益递增发生于拐点a之前的增长阶段,因为,在a之前,X的增长率(沿着增长曲线在任一点的斜率)不仅是正的而且是单调增加的,而在拐点a之后,斜率单调递减,增长率是正的,但逐渐下降至零。注意,内生增长率R没有改变。所以,收益递增现象意味着X的增长导致X的更大增长,我习惯于说:生命强化生命。

这也是网络经济学的核心原理,网络经济的增长,犹如病毒在“小世界”网络里的传播过程。病毒感染的宿主越多(规模增加),病毒的增长就越快(生命强化生命)。

更抽象一些,一个“观念”在小世界网络里的传播过程,也服从逻辑斯蒂方程,先是平缓发展,然后迅猛发展,并在拐点之后进入饱和期。但是,许多观念,甚至绝大多数观念,从来就没有机会经历收益递增阶段。它们默默无闻地躺在图书馆里,甚至博物馆里,甚至无人知晓的历史里。

这里需要推荐一本参考书:希勒《叙事经济学》。这位作者是全部诺奖经济学家当中,我最喜欢的一位,我喜欢他演讲时的局促感,我认为那种样子意味着他对自己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没有把握,这与我的状态一样。
也许因此,我与他培养的中国大陆也许唯一的博士,朱宁教授,成为好友。

希勒在这本书里回顾了许多案例,大部分是成功进入收益递增阶段的观念,还有许多是没有成功的观念。即便是成功的观念,也常常必须等待几十年或几百年。这是因为知识的存量效应相互之间有复杂的作用,例如,百多年前申请专利的拉杆行李箱设计,几十年前被美国一位航空公司的工程师再次鼓吹并为西北航空公司的空乘人员配备了这种拉杆箱,不过,大众并不接受,他们认为,人类之所以用脚走路而不用轮子走路,必有道理。直到1990年代,才突然开始流行。希勒认为,一个观念突然流行,常因它与其它一些观念之间产生了“共振”(社会共振)。
我尤其喜欢希勒教授对比特币时尚潮流的分析,可追溯到两百年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上述的分析方法,或可参阅我为北大本科生撰写的《经济学思想史讲义》第一讲介绍的经济波动的“频谱分析”方法。

总之,知识并不必定具有收益递增性质。

知识定价,首先应考察新观念(新技术和新产品)的潜在市场(环境容量),更符合实际情况的名称是“资源制约”,虽然,在逻辑斯蒂方程里,这三个名称由同一个参量(西格蒙德的K或我的M)来表达。

中国企业经常采取克里斯滕森定义的“颠覆性技术”(就是用底价但也较低级的技术或产品去侵蚀西方高级技术或高价产品的市场)。在颠覆性技术的扩展过程中,定价策略至关重要,必须随着预期市场的扩展而改变。虽然,任何产品经过中国制造,成本都是“白菜价”。

连莲:发布《经济学思想史》第一讲PDF文件

汪丁丁:连莲扫描《经济学思想史讲义》第一讲介绍的经济波动的“频谱分析”方法 我认为很精彩 应与希勒叙事经济学关于比特币的故事一起读。可是,这几页确实更适合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系的同学们阅读。

我的《经济学思想史讲义》是2008年出版的,我亲自整理了第一讲两次课程的课堂录音。后面的各讲,分别由朗润园里担任我的助教的研究生们整理,再由我的博士生丁建峰(是我的主要助教)统合并配以建峰为各讲绘制的心智地图。这些工作,我写在“后记”或“前言”里了。十年后,文景出版社的编辑部修订了许多错讹,出版了这一讲义的第二版,封面是浅绿色的。疫情期间,我在浙江大学指导的博士生童乙伦(现在是湖南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最喜欢用我的这一讲义授课。直到我今天重读连莲扫描的这几页,才有所感悟,乙伦对学术文字异常敏锐,我整理的第一讲,果然字字玑珠。

这是我手绘的逻辑斯蒂方程的全微分形式,两边同时除以“dt”,就有了微分方程形式。对经济学家而言,方程左边是最常见的“百分比变化率”(dlnX/dt),当然,许多经济学家未必知道百分比变化率就是“ln(x)”的导数。现在逻辑斯蒂方程的常识解释是:百分比增长率与环境容量成正比,这里的正比因子就是内生增长率“α”。
新冠疫情初期,病毒的内生增长率已超过8,有一些研究报告说超过了13,算是有史以来最迅猛的病毒增长。最近台湾和广州因蚊子引发的病毒,张文宏报告,内生增长率在3至4之间。这就很有趣了,因为,逻辑斯蒂方程最微妙之处就是当内生增长率在3至4之间时,通常在大约3.8的时候,会发生著名的“混沌”现象,这时,病毒的增长完全没有稳定的周期性。

今天的话题,从知识定价的困难开始聊,知识具备收益递增的两大特征,符合生活常识。但知识未必具备收益递增的第三特征,即路径依赖性。虽然,按照常识,似乎,每一个人的知识都有自己的路径可循。小学、中学、大学,诸如此类。实际上,在探讨知识是否具有收益递增性质时,我们不能笼统地谈论“知识”,我们只能具体地谈论“某一项”知识。贝克尔1995年在QJE(哈佛大学创办的“经济学季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多次引用,而且,我1998年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拜访贝克尔时特别询问他为何这篇文章没有引发其他经济学家的追捧。这篇文章的标题是“The Division of Labor, Coordination Costs, and Knowledge”(劳动分工,协调成本与知识)。

贝克尔在这篇文章里论证,人们学习的通用知识最有利于降低协调劳动分工的成本,例如,数学,物理学,化学,团队成员们如果都具备了这些通用知识,他们之间的交流可能特别默契。由此可知,一个人的通用知识,在参与劳动分工时,很可能具有收益递增性质。

贝克尔习惯于将人类知识划分为两大类:1)通用知识,2)专用知识。其中的第2类,常常专用于知识拥有者服务的企业。例如,华为公司的员工,他们积累了足够多的专用于华为公司的知识,他们如果辞职,几乎无处可去。当然,他们可能受聘于华为公司的竞争对手。这种事情发生过,虽然有若干年的保密协议,但在科技领域还是常常发生。可见,一个人的专用知识,未必具有收益递增性质,敏感依赖于具体情境。三星公司从台积电挖走了几名核心工程师,很快就成为芯片三巨头之一,在这一案例里,台积电那两位工程师的专用知识,在三星公司获得了极大的收益递增效应。

今天我写了几千字,应在这里停笔。E24的课程群,在8月初建立。我设想每天写一些概述文字,三个月之后在课堂上,同学们应已很熟悉我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课堂相当于课程的总复习,或可激发许多提问。

韦宁辉:每天都在看老师的内容和同学们的讨论,收获颇多,也触发了很多思考,有些内容也在消化中,感恩老师,对我们太用心了[玫瑰][玫瑰][玫瑰]

冯静静:每天学习思考,收获颇丰,感恩丁丁老师[合十][合十]

徐梅英:[合十][合十][合十]感谢老师每天给大家提供的学习及思考内容。

汪丁丁:与同学们共勉!

黄霁:记得丁丁老师兼主持大连东财跨学科中心时,教室里特意挂着一幅手书:相与之情厚,向上之心强。

唐中立:如何为知识定价?乍一看是一个寻常的问题,但细究起来才发现异常复杂和烧脑。感觉就像一个观念黑洞,一旦被吸引,就深陷其中,难以摆脱…[破涕为笑]

首先,知识该如何进行定义呢?从广义上讲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知识的表现形式千差万别:可以是一组数据、一条信息、一个公式(定律)、一套理论,也可以是一个配方、一种工艺、一套规范,还可以是工匠精妙绝伦的手艺(绝活儿)、艺术家独特的情感与审美体验、思想家对未来趋势的洞见…

从这个角度来说,知识是不是可以定义为事物之间有意义的关系(可靠存在的、以及潜在可能建立的)?这种关系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演化的、彼此影响又相互塑造的同时持续涌现出新的关系(知识)!
定价,是为了交易(不会交易的定价没有意义)。知识本身除了定义上的困难与表现形式的复杂,对比普通商品还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信息不对称和个体价值感知上的巨大分歧等特殊属性;在抽象意义上这让给知识定价成为难以求解的问题。

然而在实践中,纯粹“知识”形式的交易(定价)极少见,更多的是通过“知识”为主要载体的形形色色的商品和服务,通过供给者与需求者的反复博弈与协商,部分实现了对知识的合意定价。

做一个延伸推断:从古至今,地球上面临的物质资源约束基本上是相同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本质上是知识的积累延展,也就是认知观念上的突破迭代与科技上的进步带来的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

从这个意义上讲,广义上的知识积累与创新是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增长与发展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增长是资源数量上的增加,而发展是资源利用能力(效率)上的提高!

针对丁丁老师提出问题的一点思考与感悟。请老师与同学们批评指正![抱拳]

秦瑞:然后说到知识付费和免费,9年义务教育是通过免费手段,保障所有适龄儿童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从而提升国民整体素质,促进社会公平。看上去免费,其实只是费用支付对象从家庭转移到了国家。这种对大众的免费是必要的。

EMBA教育,也是把存量的知识传递给学生,这个算知识付费吗?

还有律师等等咨询费,也是用存量知识交换,也算知识付费吧?

余娜: 学习完丁丁老师在群里的授课内容和阅读了前期推荐“知识”相关的文章后,我经历了两重非常深刻的心境变化:空白和塞亚·伯林(Isaiah  Berlin)“狐狸与刺猬”的隐喻之中。下面就这两点具体谈一下自己粗浅的认识:

一、空白的心境。

对以往认知和所读相关书籍一定程度的否定和怀疑。那些从本科到法硕期间接受的正统高等教育之下,似乎从没有真正认识“何为知识?”甚至那些过去数年间知识构建的价值体系和认识体系,似乎将我们催化成具有“现代生活方式理性化悖论”的工具人。“工具理性逐渐将生活割裂成许多碎片,在每一碎片上运用理性原则,于是仅就这一碎片而言,生活是最优的。”“韦伯将工具理性主导的现代生活譬喻为“铁笼”,在这里,人们不再追问生活的整体意义,他们忙于应付碎片化人生之琐碎问题。”我们在知识工具和“铁笼”的状态中把时间“拼接”成了岁月的年轮,而适应碎片化是生活和情感连接方式。碎片化的人生,如韦伯所述,使人生意义也成为一堆碎片。但是,情感生活,尤其是海勒所说的“深层情感交流 ”,就很难在碎片化生活中维持。我想,当下生态环境中凸显出的现状:职场关系,情感连接,个体情绪困境:抑郁症、躁郁症等问题,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匮乏认知体系和价值观的牢固根基—信念,而这都来源于“何为知识”。我认为,我们要去谈“知识定价”必然要解决对“知识”认识论的问题。丁丁老师的文章《知识,秩序,悟性浅说——一份不断重写的读书笔记》中讲道:“罗素的“知识”定义——知识就是有根据的真信念。”(此篇文章丁丁老师阐述了知识、秩序、悟性的知识。我只引用了罗素关于“知识”的相关内容。)信念,是植根于个体灵魂深处的确信力,只有具备了这种能力才能在生活这一“动态系统”中识别“变量”“参量”“常量”从而“知常通变”,构建“通识性智慧”,找到《回家的路》。

二、塞亚·伯林“狐狸与刺猬”的隐喻

狐狸的思维模式:多元、分散、灵活,他们相信世界是复杂且无法被单一真理概括。刺猬的思维模式:一元、集中、系统,他们相信所谓真理都已通过一个核心观念来揭示。而在这之前的大多数时间和空间状态中,多数人居于后者。查理·芒格(Charlie Thomas Munger)说:“我们要接受和承认世界的复杂性。”我们必须尽可能地拥有“通识性智慧”。丁丁老师也在文章和授课中多次谈到“跨学科教育”。我个人理解这是获得通识性智慧的必然路径。虽然,很多文章都说“当代年轻人不要陷入宏达的叙事模式中”,但无论如何,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中,我们都在常态化的“改革”中一起经历着“改革阵痛期”,社会充满着太多不确定性,而应对不确定性的最好方式就是“承认复杂性,并拥有跨学科的通识性智慧”,在不确定中继续发挥“摸着石头过河”的智慧。如何拥有“通识性智慧”和进行“跨学科学习”?即:围绕复杂系统和生命系统的问题。复杂系统:指的是由大量相互作用的组分构成的整体,其整体行为无法通过单独研究各组成部分的行为来完全预测或解释,表现出非线性、涌现性、自组织性和适应性等核心特征。自然界中的生物系统、生态系统、全球气候系统,人类社会中的经济系统城市社交网络等等,都属于复杂系统。这就需要跨学科地学习。生命系统:生物(物理生物学和系统生物学)和个体生命的哲学理解(我的陈述仅限个人观点)。因为跨学科学习,意味着“贯融”或融合,在数不尽的排列组合中,将蕴藏着无限的选项。

以上内容,仅为学习后的个人感知和观点陈述。不妥之处,请丁丁老师和同学们批评指正!

8月22日周五 跨学科教育、

汪丁丁:我很高兴读余娜的反思,尤其是对应试教育体制的反思。嗯,在《泰阿泰德篇》柏拉图定义了“知识”,这是西方思想传统里“知识”这一观念的哲学起源。两千四百年之后,罗素提供了一个例子(应当在他的《西方哲学史》开篇)。在AI时代,我仍要强调记忆力的训练。因为,如果你们不强化自己博闻强识的能力,很容易被目前大语言模型的“幻觉”误导。

余娜写的第二段文字,“感受”,我觉着,刚好是缺乏跨学科教育所致。在应试教育体制内,学生们无暇或不被允许探讨最根本的议题,因为那些议题与考试无关,而学校追求“老师教学时间投入的考试分数产出最大化”。跨学科教育的第一堂课就是教师们指着墙上的人类知识版图对学生们解释:首先俯瞰人类知识版图,探讨各知识板块之间的关系,并由此熟悉各知识板块在知识版图里的“位置”(即该板块的“基本问题”)。跨学科教育不鼓励学生们在俯瞰知识版图并理解了各知识板块之间关系之前就钻研某一知识板块的内部细节,跨学科教育主张让应试教育去做这些事,如果它能继续做的话。余娜列出了许多知识板块,其实,它们的重要性迥异。例如,在当代中国,法学从一开始就沦为法条学,故而,从来就不具有学术重要性。这是我与朱苏力早就达成的共识,那时他是北大法学院的院长。事实上,余娜呀,源自古代希腊思想的西方知识传统,只有三大类:物理的、心理的、历史的。我记得我在为北大本科生撰写的《经济学思想史讲义》第一讲里写过。(余娜回复:收到,谢谢丁丁老师指导[害羞]知道自己存在的问题有时候相较于已有的长处更值得好好学习思考。以问题为导向,这也是我们应当具备的“成长性思维”。[害羞][害羞])

秦瑞提出的问题,可参阅我当时写的一篇文章,其实很短,标题应当是:为什么第一流的知识是免费的。罗胖儿贩卖的,公认是第三流的知识,不过,我记得我说过,我大致浏览了“得到”的全部作品,我认为罗胖儿很敬业,他花钱如流水地邀请了第二流学者来贩卖第三流的知识。

我记得我那篇短文以维特根斯坦为例,当时,剑桥的精英小圈子推举不到23岁的拉姆齐到维也纳郊区那所小学去寻访隐居的维特根斯坦。我以前有一篇散文,标题是“流萤飞过空庭”,写了拉姆齐短暂的一生及重大贡献。最近我读了一本专门研究拉姆齐的思想历程的著作,说明西方学术界再次关注这位不到28岁就死去的天才。

你们在承泽园缴费获得知识,当然是全世界流行的大学教育行为,再正常不过了。韦伯访问了美国之后,回到德国,他这样描写美国和德国的教育:德国的学生对教授说,请您引领我上升到您的境界。美国的学生对教授说:请你给我讲解与我父亲付费给你相应的知识。

杭州西湖的孤山岛,有马一浮民国时期的学生送给他的宅邸,称为“蒋庄”(不是现在汪庄旁边的那个),1949年之后,周恩来写信给马一浮,请这位公认的“理学大师”到北京大学讲课。马一浮回信说:只闻来学,未闻往教。于是,北大无缘马一浮。这就是第一流的知识,他等候免费传授给他认为是第一流的学生。这就是中国古代的传统,金庸小说写了不少。

不过,我是一个“偶然”。我退休返聘在这里教书,我做的,确实是“为己之学”。我妻子看我从今年2月住到东京这家酒店就开始“备课”,E24的课程,而且两个月居然没有“备完”。回到杭州继续“备课”,再住到东京这家酒店,是今年7月中旬,现在仍在“备课”。

今人之学是为人之学,主要是,老师们通过知识收费,应对生活开支。尤其是目前高校里的老师,孩子也要读重点大学或出国留学,住房及各种费用与普通人相比似乎更多。古人之学是为己之学。我治学,是当代社会里偶然出现的古人之学,我每天如此努力浏览百科,无非因为我自己希望考察人类知识的最新进展。顺便,当然了,备课。

我记得去年12月为DPS24授课,“演化与创新的伦理学原理”,课程微信群里,我的心智地图,学生们看到足有上百种参考书,怎么办,他们整理了一个文件夹,都是电子版,英文、中文、德文。我觉着这样折磨学生,对他们不公平。既然为己之学,就不应折磨学生。所以,今年的心智地图,虽然准备了一年,却没有一本参考书,或者,我可能列出了三本书(我需要认真看看地图)。不过,我自己的E24课程文件夹里,epub格式的书,已有75本,PDF格式的书,居然有285本。

汪丁丁:让我继续概述跨学科教育的方法。俯瞰人类的知识版图并熟悉各知识板块之间的关系之后,并不深入任何一个知识板块的细节,而是,在具体情境之内,试着指出:何处有何种知识适合求解这一情境里最重要的问题。跨学科教育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这段文字。我这段文字最后的那一句,定义了人类竞争优势的核心,判断力。任何硅基智能都很难有“判断力”。

朱振林:汪老师,您咋看现在用AI?

去读书,快速整理书里的概要。

汪丁丁:@朱振林 你不知道我那篇短文(《关于目前流行的大语言模型的深层弊端》)引发了许多专家的共鸣?今晨张维迎还转给我一篇呢。我只提醒你,不要盲信AI,现在它走在一条错误路线上。

我必须讲完我的话题。

人工智能AI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子集“大语言模型”,突然崛起,成为误导人类的主要危险。

当然,大语言模型提供的也是第三流知识,它们取代的,也是第三流的学者,或传授第三流知识的第二流学者。无所谓。(这段文字要补充:我说“无所谓”,是从人类知识进步的角度。)

唐中立的提问,我只回答其中最难以回答的,就是如何为艺术定价。这是我在E23课堂讨论的主题。在你们的课程里,我只希望你们学习“二元等价关系”。有了等价关系,就可将任何艺术作品归入有私价或市价的某一“等价类”。这是我的“广义的经济学”在艺术领域里的运用,我花费了许多时间研究艺术。

张昕瑜:朱振林,可以看这篇《人工智能时代的读书办法》by汪丁丁。(汪丁丁回复:昕瑜发布我那篇文章太及时了。恰好,我定义了“判断力”。)

朱振林:实话说我现在就是觉得现在时代越来越”浮躁“了,短视频,各种快速满足的方式占据了大量时间,整块阅读,长阅读越来越少,甚至看一部完整的电影都少。短视频甚至都是AI做的。(汪丁丁老师回复:胡舒立有新闻记者的直觉,她可能最早这样说了。)

黄霁: 《普遍肤浅时代的阅读方式》by 汪丁丁

汪丁丁:《大模型如何推理?斯坦福CS25重要一课,DeepMind首席科学家主讲》
     (机器之心报道)

这篇说得很清楚了。“如今,很多人都已经相信大语言模型(LLM)是可以推理的了。实际上,我们还不知道这是否成立,这可能取决于对推理的定义。在这里,我们认为推理是输入问题 - 输出答案之间的中间步骤(生成的 token)。”--- 现在解决问题的常见手段就是重新定义概念。

这是王培写来的:大语言模型确实能做不少事,但现在的问题是有些人“打哪里指哪里”,用这种技术能做(但不是总能做)的事重新定义学习、推理、智能、认知、思维、意识等基本概念,然后就宣称大语言模型都已经拥有了这些能力,因为反正这些概念都缺乏公认的精确定义,结果都沦为可以随便认领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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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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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学士(1981年),数学硕士(1984年),经济学博士(1990年)。但学位都是无用之物,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读完即可销毁。最近的工作: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长期坚持的工作:财新传媒学术顾问。教学及阅读领域:经济学思想史、制度分析基础、行为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与社会选择理论、演化社会理论——演化认识论与演化道德哲学。在公共领域内所持的矛盾态度:批判主流,关注思想,拒绝媒体。对任何学说及其说服者持温和的怀疑主义态度,这种态度不合逻辑,但真实,如Charlie Brown 一般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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