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的最高境界是“逻辑与历史的同一”

——序贾拥民博士译《经济生物学与行为经济学》

文|汪丁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现代经济学由于获得了基于“角谷不动点定理”的关于“一般均衡”存在性或更一般地关于“N人非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存在性的数学证明，至今仍是社会科学皇冠上最大的钻石。也因现代经济学数理基础对我的吸引（我在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1977-1981）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不动点定理综述”），四十年前，我从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与数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时，以“运筹学与控制论”的专业背景，转而研究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的数学模型，并因这一契机转入数理经济学领域。我获得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任教于香港大学经济系时，试图“重写经济学”（这是系主任张五常对我的评论）。我对经济学的不满，在我加盟北京大学之后愈发强烈。我必须指出，这是一种基于更高级智力活动从而很自然就会发生的对更低级智力活动的不满。于是，我在二十年前将我开设的课程“制度经济学”改为两门课程：“行为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同时继续讲授“经济学思想史”。这样就有了我出版于2011年的《行为经济学讲义》，以及出版于2015年的《行为经济学要义》，乃至出版于2023年的《演化与创新》。我建议格致出版社总编忻雁翔尽快购买这本书的版权并请贾拥民担任中译者，因为我读这本书（英文出版于2022年）时感受到作者对经济学的强烈不满，并认为作者的思路与我一直以来的思路不谋而合。

     既然如此，我只要写出我对作者这本书的批评即可：（1）关于脑科学或神经科学，我已多次陈述，核磁共振脑成像技术（fMRI）或2010年以后基于fMRI的弥散张量脑成像技术，提供给科学家的资料，都只是“相”而不是“心”。在东方智慧的视角下，相由心生，命随心转。事实上，改变行为模式大约三十天之后，相关脑区的激活程度就可呈现显著差异。虽然，改变行为模式并非易事，惟其如此才有“命随心转”之可能。有鉴于此，我对神经科学的批判态度也许远比这本书的作者更强烈；（2）在批判经济学的时候，我不认为这本书的作者充分理解“角谷不动点定理”的涵义，由此，我推测这位作者也不理解基于“阿罗不可能定理”和“森不可能定理”的社会选择理论（参阅我出版于2013年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既然如此，我怀疑这位作者是否过于简单地将斯密的《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加以结合并引出晚近脑科学的思路“自利与利他”的冲突和“内稳态”调节假设（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和《演化与创新》）；（3）关于“马歇尔的预言”，即这本书的副标题，我认为作者严重低估了使马歇尔最终放弃以生物学模式阐述经济学原理的数学理由。事实上，我至今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数学工具来描述生物学模式的经济学原理。虽然，我广泛研读“系统生物学”著作，我甚至研读2024年出版的“系统医学”教科书。不妨认为，我最近出版的三部讲义，《情理与正义》（2021年）、《收益递增》（2022年）、《演化与创新》（2023年），只是我为最终通达“生物学视角下的经济学原理”而写的冗长导论；（4）关于哈耶克的最后一本书《致命的自负》，这位作者显然误解了哈耶克明确区分“道德”与“自然道德”的用心，于是他指出哈耶克认为道德妨碍人类合作秩序的扩展。事实上，哈耶克认为“自然道德”妨碍人类合作秩序的扩展而“道德”恰恰是人类合作秩序扩展的产物（参阅我出版于2008年的《经济学思想史讲义》和出版于2014年的《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

   社会科学的说服力要求社会科学不仅有逻辑根据而且有历史根据，因此，社会科学的最高境界是“逻辑与历史的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