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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私人记忆沈昌文

在社会理论视角下,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不适用于中国社会。可以有更接近常识的观念,例如“大众”和“社会记忆”。虽然,在移动互联网和消费主义时代,任何进入公众视野的,总难免成为消费品。沈公辞世,追忆文章无数。我的这篇,名为“私人记忆”,不希望成为消费品。
 
沈昌文,在我私人记忆里是“沈叔叔”。小时候,我淘气,惹祸也多。沈叔叔对我母亲说,可以让这孩子跟我学无线电。那是1963年,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很忙,母亲问沈叔叔为何建议丁丁学无线电。多年后,她记得沈昌文答复四字“一通百通”。
 
沈叔叔是宁波人,好美食,善烹饪。我领着父亲去西四的无线电器材商店,买无线电元件。沈叔叔领着我去阜外医院职工宿舍,沈叔叔的妻子白曼颐是阜外医院的医生(现在是心内科主任医师)。第一课,矿石收音机,不讲原理,动手制作天线,然后看图接线。晚饭,我记忆深刻的是宁波汤圆。沈叔叔的母亲做饭,餐后每人碗里有一只宁波风味的特大号黑芝麻汤圆,占了半碗,带汤就是一满碗。汤圆太大,皮薄汤热,我呛了一大口,喷到饭桌上,均匀撒遍满桌盘碗菜肴。晚间,我埋头在被窝里拨动矿石探针,天线立在床头,耳机里吱吱吱,然后是广播电台的声音。六年之后,我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随身带了一本书,《无线电原理》。好奇心激活,一通百通,沈叔叔是我的启蒙老师。
 
我在香港大学任教期间,开始为《读书》撰稿。每篇稿件,寄给沈公审阅发稿。回北京,拜访沈公,跟着他品尝美食。日常生活,沈叔叔说过,白大夫只管两件事:晚间热水泡脚,早晨查看大便。他早年随蒋维乔修习气功,于养生有感悟,他说,关键是“去我执”。至于通了周天之后怎样,他说,走路吃饭谈话都在气功状态里。这样的状态,有我执的人,不易想象。
 
沈公的工作方式,在中国转型期社会,尤其有效。推而广之,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相对顺利,是因为有类似的工作方式。摸着石头过河,要求过河的人有与这一策略相应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尤其是情感方式及其表达,是协调观点冲突和利益冲突的关键因素。于是,范用1980年初调沈昌文入主《读书》编辑部,满盘棋活。妥协的艺术,在转型期社会,由于没有相应的制度,更依赖于人际关系,更像是艺术。而且在文化出版领域,个性强烈的人(我执不去)比比皆是。沈公,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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