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 财新博客2020年8月22日

我们这一代经济学家很熟悉制度经济学，可能因为直接参与中国的体制变革。诺斯1990年的著作，中译标题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提醒我们关注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后来，他获得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我写了长篇文章阐释他的思路。

路径依赖性（path-dependency），诺斯引述的这一术语，最初由阿瑟引入，见于他早年关于“技术进步”的研究报告。与阿瑟大约同一时期，关于“资本”理论有一场著名的“两个剑桥之争”，浏览那次延续十年的争论文章，不难见到英国剑桥对美国剑桥的批评当中最有力量的，是资本品包含的技术的路径依赖性。

诺斯注意到，制度变迁有强烈的路径依赖性，并因此而有“锁入效应”（lock-in effect）。他的晚期作品尤其关注那些因锁入演化的死路而消亡的社会，参阅：Douglass North，2005，《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译本的标题是“理解经济变迁过程”）。早期取得辉煌成就的文明，可能过于信赖既有的传统（包括制度），于是，当环境发生激烈改变时难以调整自己的传统以适应新的环境。这类现象屡次发生，诺斯称为“锁入效应”，汤因比（《历史研究》）称为“文明陷阱”。物种演化，适者生存。可以说，对以往经验的信赖，这是生物的天性。至于锁入效应甚至物种消亡，这是自然演化的“无目的性”。当然，我认同汤因比的判断，文明越久，越应保持最低限度的灵活性。或者，哈耶克的思路：伟大的社会，允许每一个人在一切可能方向上生活，从而有最大的可能涌现“少数匿名英雄”来拯救社会。之所以是匿名的，因为没有人预先知道哪些人的生活方式更有利于社会应付可能来自任何方向的灾难。之所以是少数，因为主流社会，即多数，当然要在传统方向上继续自己的生活。之所以是英雄，因为这些人有勇气离开主流的方向，独自闯荡。

健康的社会，必须有大多数人愿意延续的生活传统。这是保守主义思想的社会基础，不论是文化的、政治的、还是经济的保守主义。这样的社会之所以是健康的，因为生活传统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提供着“心理-生理-物理”的平衡态所需最基本的稳定性。哈耶克说过（《致命的自负》），我们，其实是被我们的传统选择的，而不是我们选择了我们的传统。常识、习俗、规范、政治秩序与文化价值，当这些存量瓦解时，日常生活就陷入混乱，称为“社会转型期”。

社会之所以转型，是因为旧的生活方式在激变的环境里难以延续。汤因比的“挑战-回应”模型固然太简单，却有助于我们理解文明延续的逻辑。就以晚近两百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为例，中国社会必须转型以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否则，至少许多有识之士相信，否则，中华民族就消亡（灭种）。晚近的人格学模型，从“大五”维度（O、C、E、A、N）抽象至“大二”维度：心智的稳定性（mental stability）与心智的可塑性（mental plasticity）。族群与社会生活，有类似的维度，不可偏废。

我在诺斯寓所与他长谈六小时，那是1998年，受《经济学消息报》的委托。他在讨论中强调“路径依赖性”颠覆了经济学家似乎默认的“各态历经”性质——即“随机游走可达任何状态”。路径依赖性意味着，初始状态决定了社会系统的演化路径。让我想到黑格尔《历史哲学》讨论的“大河文明”、“海洋文明”、“草原文明”，颇有历史决定论的倾向。防止这一倾向，我引入柏格森的思想。据此，历史既不是完全随机的过程也不是完全决定论的过程，历史是柏格森的创造性演化过程。

路径依赖性运用于社会演化，结合柏格森的思想，我为诺斯的路径依赖性提供一种新的表述：社会系统以往的状态塑造着社会系统现在和未来的路径，但社会系统的生命力在于，它在每一时空都有柏格森“创化论”描述的自由选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