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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楚简,汤一介先生很重视这样十六字:道始于情,情出于性,性自命出,命自天降。另一方面,《中庸》著名的十五字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两相比较,1990年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多了一个“情”,以及,由此引发现代学界关于先秦儒学“情感学派”的想象(参阅李泽厚,庞朴,汤一介三位先生的相关文章)。可见,天道与性命之学,儒家自古已有不同学派。不论如何,性自命出,或,天命之谓性,意思还是一致的。

一个人的命,现代汉语的意思,强调“先天”与“注定”之义。根据我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2014级和2015级参加杭州湖畔阁丁丁讲堂的同学们写的几篇搜狐博客短文,一个人的命,于是可由他在先天分布密度曲线上的位置刻画。命与运联用,“命运”,有了不同含义。我引述过赫拉克利特残篇,见于周辅成先生耗尽心血编篡的《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第一章第一节第一小节“论命运对于人的意义”: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只不过,希腊原文并不对应着周先生翻译的“命运”二字。我试图重新译为:人的情志,就是他的守护神。此处,守护神的希腊文是“daemon”,守护人生全部过程的精灵。照此琢磨,“命运”应当是一个人先天的“命”,与他后天投生的社会环境相互作用产生的生命过程的“运”的联合。故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又说他自己“五十而知天命”——命自天降的“命”。

明清以降,命理学开始系统化。陈素庵《命理约言》嘉兴韦千里有一篇序言,其中提及先师石泉公的教导:学命岂易事哉!必也二事兼备,始可见功。其一多看书,其二多看命。多看书则学术精,多看命则经验富,二者不可偏废。

早餐时间,回头再叙。

既然是“演化论解释”,当然要从“演化基本方程”开始解释。数学刻画,这是一组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组,通常没有解析解,甚至也很难仿真,因为参量随演化而变。演化基本方程的常识涵义非常简单:给定生态,这一生态之内的全部“物种”(或可视为“基因型”,或可视为“表现型”,或可视为“策略”,或可视为“人格类型”)表现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任一现在被观测到的物种在未来某一时段仍被观测到的概率,取决于这一物种的适存度与生态之内全部物种的平均适存度之间的差,可称为“适存度之差”。若这一差为正,则根据演化基本方程,这一物种的百分比增长率大于零。若这一差是负的,则百分比增长率小于零。稳态时期,差是零。

适存度很难观测,也因此,生物数学家 Ronald Fisher 为拟合观测数据而想象了演化基本方程,试图从不可观测的推演出可观测的。类似地,一个人的命,很难观测。不过,他的命运是可以事后观测的。命相学的演化理论的根据在于,若命运之好与不好,有外在可观测且可评判的社会标准,那么,“相”,统计而言,应当是命运的可观测特征。

上世纪末叶,我在夏威夷偶然见到《Fortune》杂志刊发的一篇研究报告,关于相貌与收入的统计相关性的。如果是男性,在“500强”任职,那么,他的收入与他的身高统计显著正相关。如果是女性,则收入与貌美程度统计显著正相关。经济学家更关注的,不仅是统计相关性的方向,而且还有相关影响的“幅度”或“弹性”。我的印象是,身高每增加十厘米,收入增加百分之三或百分之几。总之,是一种不可忽略的影响。这样的研究,越来越多,且影响也越来越广泛,迟早产生“选择性效应”强化“相”对于“命运”的影响。那时,相的研究必须控制这种选择性效应。

通观中国传统的相术之学,面相与命运之间的关系,随朝代更迭而有差异。纪晓岚编篡《四库全书》收录“麻衣神相”时,这本书的编辑特别写了一段按语,其中有:相由心生,命随心转。所以,往圣前贤“论心不论相”。照此按语解释命相原理,若一个人此时此地有特别糟糕的面相或手相,充其量表明他的内心,截至此时此地,特别糟糕。我故意用“糟糕”这样的语词,而不用“坏”这样的语词。西方俗语:every sinner has a future, every saint has a past(直译就是:每一个罪人都有未来,每一个圣人都有过去)。是以,圣贤论心不论相。因为,这位“相”特别糟糕的人或许将来改变了自己的“心”,向着更好的方向演化,于是有光明的未来,命随心转。

我们在特定社会文化传统里积累的关于命运的观测数据,形成了关于命运的“相学”。回到演化基本方程,也就是说,如果某些物种(相)的适存度与平均适存度之差小于零,那么,这些相的出现频率越来越低或收入越来越低或社会地位越来越低或任何可观测的指标越来越低,这些相就被认为是坏的相。反之,若某些物种或相的适存度与平均适存度之差大于零,则这些相就日益被认为是好的相。

演化基本方程的解释,若真要学术研究的话,可以远比上述复杂。因为,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最后几章,此处,特定面相的收益,可视为两两相遇的某类博弈,从而面相的收益可由面相策略的支付矩阵刻画。关键是,特定面相的一个人,在特定社会里,可能遇到另一特定的个人或面相时,双方的支付不仅取决于支付矩阵而且取决于社会里已有各种类型的面相的人数。假如一个面相“很差”的人恰好生活在这种面相已经极少出现的社会里,唉,他的命运想必十分糟糕。但是偶然也能出现“奇人异象”,某一面相奇特(已经极少见)的人,居然成为“首富”(阿里巴巴)。所以,命理学家必须设法弥补自己的学说。例如,他们指出,面相酷似动物的人(阿里巴巴),命不可测,或可大富大贵。又例如,他们指出,面相有所谓“阴骘纹”的人,前世积累的阴德极厚,虽然面相可能差,但足够多的足够深刻的阴骘纹,足可造成大富大贵的命运,典型如曾国藩。

总之,哈佛演化动力学小组的那位诺瓦克教授,多年来的仿真研究表明,一个人的支付矩阵与他那一策略类型的人数占社会总人口的比例,联合决定他的收益(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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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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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学士(1981年),数学硕士(1984年),经济学博士(1990年)。但学位都是无用之物,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读完即可销毁。最近的工作: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长期坚持的工作:财新传媒学术顾问。教学及阅读领域:经济学思想史、制度分析基础、行为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与社会选择理论、演化社会理论——演化认识论与演化道德哲学。在公共领域内所持的矛盾态度:批判主流,关注思想,拒绝媒体。对任何学说及其说服者持温和的怀疑主义态度,这种态度不合逻辑,但真实,如Charlie Brown 一般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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