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维护学术规范比不维护更好？

汪丁丁

写了上一篇日志之后不久，我知道汪晖早已返回北京，并就以他为核心的这一事件接受联合早报的专访，却没有发表任何可引发深入思考的见解。他是我的朋友，尽管我们之间存在许多重要差异。

我接着上一篇日志的思路继续写。学术规范，在汪晖事件的语境里，就是要求每一位严肃学者在撰写学术论文时，首先完成相关文献的综述。这当然也是我们这些博士导师（犹如我们当初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那样）在审查每一篇博士论文时所采取的最初视角和最低标准（硕士论文的标准）。

文献综述，这一工作的成果之一，就是参考文献索引。专业读者都知道怎样读学术论文，通常，以我的惯例，在审阅了标题和摘要之后，即应审阅附在论文后面的参考文献索引，从而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判断这篇论文的学术价值。

对学术共同体的进步而言，文献综述及索引的价值，仅次于原创性的思考。纵观学术思想史，我们不难意识到，那些来自最敏感心灵和最伟大头脑的作品，在很长时间里往往湮没无闻，尘封多年之后，被另一些同样敏感和伟大的作者重新发现，列入参考文献目录，于是学术传统得以变得伟大起来，于是学术共同体的晚辈，得以研究那些最敏感的作者手稿和生平，为了获得或加强对那些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的敏感性。两千年前，儒家学说尚未有堪称伟大的学术传统，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用意何其深远！

在汪晖事件之前，我读了汪晖2009年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关于五四时期“东方杂志”及杜亚泉思想的长篇论文（“文化与政治的变奏”），后来我还知道那篇论文是他在我另一位朋友主持的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里费时近一年撰写的，可见应有足够时间为相关文献建立索引。可惜，我通读了这篇论文，却没有见到片言只语引述王元化先生2003年为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杜亚泉文存》撰写的那篇具有很高思想史价值的长篇序言。我相信，这是一件令人惊讶且发人深省的事情。尤其是，在我看来，汪晖论文洋洋数万言所勾勒的思想脉络（当然是一如既往地晦涩），早已包容在王元化先生的那篇序言之内。引用我2009年10月就汪晖这篇文章发表的评论：“……附件是汪晖最新发表的文章，也是最近这次演讲的主题。另一附件是王元化先生写的同一主题的文章。比较，才可以鉴别。我的鉴别是：汪晖的文章和思路，过于复杂以致他的问题意识已经消失在文字当中。王元化的文章，可清晰见到他的问题意识的指向——针对陈独秀的激进主义，同情杜亚泉的稳健改革思想。”

回到我的日志的主旨，我们维护学术规范，主旨是为了改善学术共同体对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的敏感性。在这个学术官僚化的时代，能够保持例如王元化先生这样的对重要问题的敏感性，不仅对学术，而且对中国社会的持续演化，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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