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The Warhead --- The Quest to Build the Perfect Weapon in the Age of Modern Warfare 2026 Jeffrey E Stern《智能炸弹：在现代战争的时代制造完美武器的探索》。通过七个相互关联的故事（它们讲述的是纳粹、肯尼迪家族、“回形针行动”和沃尔特·迪士尼的故事；阿波罗任务和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灾难），这本书描述了第一颗智能炸弹Paveway如何重塑了现代战争。我认为这样的介绍低估了这本书的阅读价值，我认为这本书，嗯，或者这本书总共七卷的前五卷，可获普利策奖。这当然意味着，我不满意这部非虚构类作品的结尾（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没有令人满意的结尾）。事实上，我昨天将微信读书的“译听”速度调高至正常语速的1.7倍，快速但难以感受叙事乐趣地听完了这本书。最吸引人的叙述是第一卷和第二卷，也许还有第三卷和第四卷。

图2，Weldon Word，威尔登·沃德，这本书的主角，1970年是“德州仪器”（TI）的年轻项目经理，负责为空军研发准确率更高的炸弹。这张照片里，他面前是第一代“铺路石”激光制导炸弹，它使美国空军在“越战”晚期的投弹准确率提高了100倍（根据美国空军博物馆的网站）。德州仪器当时刚从德州的石油产业转入芯片和计算机领域，完全不在国防部的军火供应商名单里。沃德在空军那群上校们当中找不到任何支持者，只能向主管上校辞职。好在那位上校喜欢离经叛道，命令沃德在不到三天的时间里，将研发报告放在他的办公桌上。获批之后，经费极少，迫使沃德的研发小组寻求最简约的思路：最终产品就是将一只“羽毛球”安装在弹头前部，这是空气动力学原理，羽毛球的尾翼不需要任何电子导航设备就可使羽毛球保持在“正前方”。同时，双人战机里的副手必须用一只激光瞄准器对准地面的目标，确保激光的反射可被这只羽毛球里的感受器（直接使用“柯达公司”刚发明的感光芯片）接收。这样的瞄准方式，对低空飞行的战机是最大挑战，因为战机很容易被地面火炮和导弹系统击落。当时的情形颇如日本的“零式战斗机”列阵俯冲自杀。1972年，北越的河内（胡志明市）与中国广西凭祥之间，“供应线”必经的大铁桥，由于中苏提供的密集防控活力而被美军称为“龙之颚”（700次空袭之后毫发未伤并且击落29架美军飞机）。最后一次袭击，侥幸生存的，有一位年轻飞行员，希尔顿。他的天赋是能根据飞机姿态迅速想象飞机各部位的健康状况，于是，战机成为他身体的自然延伸。他的特技是，当一排萨姆导弹向他飞来时，他向着导弹对飞，在他认为即将触发导弹爆炸之前的瞬间减速。那时的萨姆导弹，与美军的弹头一样缺乏智能，它们无法在瞬间调整飞行路线，于是纷纷越过希尔顿的战机，在更远的空中爆炸。总之，在这本书的最后一卷，希尔顿年届七旬，退休生活中，常从报纸看到沃德制造的“铺路石”精准打击的成果。

图3，铺路石的弹头，由于成本太低，空军上校们在初次看到这样的炸弹时，只有嘲笑。然而，“龙之颚”在第一次列队俯冲之后，突然消失了。

图4，美国空军博物馆的介绍：precision guided munitions (PGM) revolutionized the air war in Southeast Asia --- By the war's end laser guidance kits turned standard bombs into "smart bombs" making them 100 times more effective than free-fall unguided bombs。这种炸弹使命中率增加了一百倍。成本：每一枚炸弹六千美元。图5，也是来自美国空军博物馆主页：In April 1972 the U.S. Air Force used LGBs to destroy the Dragon's Jaw Bridge and the more famous Paul Doumer Bridge just outside of Hanoi. During the last year of the war, LGBs destroyed 100 more bridges across North Vietnam。越战晚期，激光制导炸弹（LGB）摧毁了河内郊外的“龙之颚”（正式名称是“Paul Doumer”大桥）。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激光制导炸弹摧毁了北越的一百多座桥梁。 

照片所示的，是当时使用的战机，机翼下方携带的就是沃德研发的激光制导炸弹。他的哲学是：必须让那些年轻人（飞行员）以“清道夫的头脑”就能使用这些炸弹。美国空军的18架“F-111”战机携带的第二代“铺路石”炸弹，1986年，彻底瘫痪了“疯子上校”卡扎菲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军团，而且炸毁了卡扎菲逃亡时的车队（卡扎菲死于一条临时躲进去的水泥管内）。随后研发的第三代“铺路石”炸弹，1991年1月17日，以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沙漠风暴”战役，仅凭38天的“空中打击”就使入侵科威特的伊拉克军队完全瘫痪，随后四天的“沙漠军刀”地面战，迫使萨达姆·侯赛因签订停火协议。全部“海湾战争”历时42天。第三代“铺路石”的战术优势是：借助更精确的激光制导方法，两颗穿甲弹可先后进入同一“弹孔”于是在地堡的最深层里爆炸，在地堡内部产生摄氏900度的致命高温。稍后，美国总统克林顿主政，1999年6月3日，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准轰炸，米洛舍维奇和他的塞尔维亚军队投降，从科索沃撤出全部军队。自此，美国军方形成的主流观点是：由于精准打击技术，现代战争完全可能不动用地面部队而获胜。这本书描述的最后一幕，是小布什主政时期，2003年3月，美军入侵伊拉克，在不到一个月的空中打击之后，萨达姆的军队，包括那些坦克和那些卫队，消失得毫无踪影，以致那里的人们都很好奇，为何如此庞大的军队却毫无抵抗？当然，伊拉克随后陷入无政府状态。伊拉克苏菲教派的一个极端组织早已渗透于萨达姆周围的几乎全部重要位置，借助这一组织通过专用手机为中情局提供的情报，第三代“铺路石”才可能进行精准打击。在最近的伊朗战争中，精准打击更是淋漓尽致地显现了现代战争的要旨：容我概述为两项核心因素：1）情报的准确性，这一条件或许在阿拉伯世界里更容易满足，因为，阿拉伯人的宗派（基于不同偏激程度的宗教信仰）多如牛毛且错综编织，很难想象那里可能有任何值得信任的保密工作；2）空中打击的准确性，这是图2这位“德州仪器”元老的贡献。他对现代战争技术的贡献，相当于张忠谋（也是德州仪器的高管）对现代工业的贡献。 

作为精算师和学者的埃里克·斯塔拉德开始研究美国老年人的痴呆症发病率时，其发现令他震惊不已。他在反复核实数据后，推迟了两年半才发表关于这一主题的第一篇论文。“我必须百分之百确定，”他回忆道，因为这些数据完全违背了人们的预期。它们并非印证“美国正面临日益严重的痴呆症危机”这一普遍观点，反而显示患此病的老年人比例实际上正在迅速下降。“这种下降趋势让我大为震惊，”他说 

斯托拉德先生已花费十年时间来验证这一发现。他的研究结果甚至更为惊人。去年，他与一些同事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了研究论文，表明40年前，每10个85至89岁的美国人中就有3人患有痴呆症，而到2024年这一比例降至每10人中仅有1人（见图表1）。此外，受益于这一趋势的并非只有美国。根据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医学中心的弗兰克·沃尔特斯及其同事对近5万名人的研究，在1988年至2015年间，北美和欧洲的六个国家中，被诊断出患有痴呆症的老年人的比例每十年下降13%。一些规模较小的研究也发现了大幅下降的趋势。弗雷明汉心脏研究对美国一个小镇的三代人进行了长期跟踪，数据显示，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2010年代初的近40年间，新发痴呆症病例的平均降幅为每十年20%。那些在达夫特朋克乐队《Get Lucky》风靡乐坛时（2013年）开始出现认知衰退的人，患痴呆症的概率比那些在斯汀呼吁罗克珊关闭红灯时（1978年）就开始出现认知衰退的人低44%。

与早期大多数研究仅仅将老年人汇总后再进行年龄统计调整不同，斯托拉德着眼于较小的年龄区间，以此比较50岁以上不同年龄段的人群。通过分析各代人之间的变化，他计算出每个日历年度的痴呆症发病率都在下降2.5%至3%。“在我看来，这是该领域的一场哥白尼式革命，”他说，彻底颠覆了人们对痴呆症传播方式的固有认知。欧洲各国和日本的类似队列研究也发现了相似的趋势。 

关于痴呆症发病率为何下降以及是否还会继续下降，仍有许多未解之谜。在大多数国家，老年人数量不断增加，寿命也在延长，因此尽管患病老人所占比例有所下降，总体病例数仍在上升。至少目前来看，好消息还主要局限于富裕国家。不过，那种担心痴呆症疫情很快会失控、危害更多人的生命并给医疗系统带来沉重负担的担忧，其实是被过度夸大了。 

痴呆症最大的风险因素就是年龄。70岁以后，患病率大约每五年翻一番。例如，2016年在美国，70至74岁的人群中仅有4%患有痴呆症，但75至79岁的人群这一比例上升至9%，而80至84岁的人群则升至18%。85岁以上的人中，超过四分之一患有此病。这种近乎指数级的增长趋势，再加上预期寿命的上升，长期以来一直引发着令人担忧的预测。在去年发表于《自然·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中，约瑟夫·科雷什、迈克尔·方及其合著者预计，美国的新增病例数将从2020年的每年约50万例增加到2060年的每年100万例。2022年发表的另一项研究则计算出，全球患有痴呆症的人数将从2019年的约5700万增加到2050年的1.53亿，几乎增加两倍。 

这样的数字进一步推高了人们对痴呆症未来可能带来的成本的惊人预估。2019年全球用于护理的直接成本（包括家庭中的非正式护理）约为1.3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0.8%。如果再计入患者生活质量下降等间接成本，这一负担还会更大。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一项模型，仅在美国，这些间接成本去年就高达约7810亿美元，约占GDP的2.5%。人口委员会的阿林达姆·南迪、哈佛大学的大卫·布卢姆等人撰写的一篇论文采用了更广泛的衡量标准，试图为患者的痛苦定价（通过估算人们为避免痛苦而愿意支付的金额）。该研究显示，2019年全球痴呆症的成本为2.8万亿美元，到2030年将上升至4.7万亿美元，2040年为8.5万亿美元，2050年则达到16.9万亿美元。然而，这些令人恐惧的预测几乎可以肯定是不正确的，至少在富裕的西方国家是这样。几乎所有预测都基于这样一种模型：在未来几十年里，经年龄调整后的痴呆症发病率几乎不会下降。由于未来大多数西方国家的老年人口将会不断增加，而且他们的寿命也会更长，这类假设会导致预计的痴呆症病例数大幅上升。但实际上，即便痴呆症发病率每年只有微小的变化，经过30年的累积，也能带来更为乐观的结果。 

为证明这一点，伊拉斯姆斯医学中心的Chiara Celine Brück及其合作者构建了一个涵盖1000万荷兰人的详细计算机模拟模型，进而研究了在两种不同情景下痴呆症的进展情况。在第一种情景中，他们假设除年龄因素外，痴呆症的根本风险不会随时间发生变化，结果与其他主流预测一致：到2050年，荷兰患有痴呆症的人数将增加一倍以上。在另一种情景中，他们采用了合作者Wolters先生的研究结果——该研究显示，在调整年龄因素后，痴呆症的发病率每十年下降13%——并模拟了这一趋势持续下去时的状况。他们发现，尽管由于老年人数量不断增加，痴呆症病例数仍会上升，但到2050年其增幅不会超过一倍，仅会比2020年的水平增长43%。为了更准确地预测这些趋势，研究人员必须弄清楚为何有更多人能够保持智力正常，从而更合理地判断这一趋势是否会持续。这并非易事，主要是因为痴呆症是一种由多种因素引起的疾病，通常会在数十年间缓慢发展，直至明显显现症状。 

科学家们早就知道痴呆症存在遗传因素。大约25%的人口携带一种名为ApoE4的基因的一个拷贝，这种基因会使人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比正常人高出2到3倍，而阿尔茨海默病是众多可能导致痴呆症的疾病中最常见的一种。对于那2到3%携带该基因两个拷贝的人口而言，其患病风险则要高出10到15倍。然而，许多没有这些基因的人也会患上痴呆症，而许多携带这些基因的人则不会。20世纪70年代，芬兰一个偏远且生活条件艰苦的地区——北卡累利阿，由于心脏病发作的发病率居世界前列，人们开始更加重视寻找该疾病的其它病因。为减少这一危害，卫生部门劝阻人们吸烟、监测血压，并提倡健康饮食。这场公共卫生运动最终使心脏病发作导致的死亡人数减少了84%。芬兰健康与福利研究所的研究员蒂亚·恩甘杜表示，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是，研究人员得以研究这一大规模人群长达40年的详细健康记录。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观察性研究，这些研究表明，中年时的高血压、高胆固醇、肥胖以及体质不佳都会增加20年后患痴呆症的风险。领导了其中一些研究的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学院的米娅·基维佩尔托表示：“这确实改变了我们对痴呆症的认知。我们发现，它并非一种无法预防的晚年疾病，而更像是一个从中年就开始的过程，至少有可能延缓其发展。” 

然而，观察性研究无法解释那些研究人员无法测量（或未考虑测量）但可能仍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的变量。消除这些变量的最佳方法是通过随机对照试验（RCT）——这是临床研究的黄金标准——将受试者分为两组，仅其中一组接受正在测试的干预措施。2009年，Ngandu博士与Kivipelto女士领导的团队启动了全球首个大型随机对照试验，旨在探究为期两年的健康饮食、运动、认知训练和心脏治疗是否能够降低高危老年人的痴呆风险。2015年发表的FINGER（芬兰预防认知功能衰退与残疾的老年干预研究）试验结果确实证明，通过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人们可以显著降低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在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地，多项类似的随机对照试验也发现，改变生活方式能带来显著益处。由于这些研究具有可比性，将它们的结果汇总后，研究人员便拥有了足够大的样本群体，用以研究生活方式与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对于携带ApoE4基因的人群而言带来了尤为令人振奋的成果——他们从这些干预措施中获得的益处比没有该基因的人更大。“你无法改变基因，”基维佩尔托女士说，“但你可以采取措施来延缓疾病的发生或减轻基因的影响。” 

由顶尖专家组成的《柳叶刀》痴呆症研究小组认为，通过在人生不同阶段解决14种“可改变的风险因素”，全球多达45%的痴呆症病例有望得到延缓或预防。这些因素包括为儿童提供更好的教育（教育程度不足会使痴呆症风险增加60%），在中年治疗耳聋、高胆固醇和抑郁症，以及老年时避免社交孤立。研究人员仍在不断发现新的风险因素。例如，在2024年，《柳叶刀》委员会又将未经治疗的视力下降以及高水平的低密度脂蛋白（一种胆固醇）列入其中。在众多正在被研究的潜在新增风险因素中，有一些是可以轻易采取措施加以应对的，比如定期使用牙线清洁牙齿（受感染的牙龈引发的炎症可能损害大脑）。而其他一些因素，如睡眠不佳，或许只会让失眠且焦虑的人有更多事情需要彻夜担忧。基维佩尔托女士表示，还有一些因素可能是双刃剑。那些从事要求高且富有挑战性的工作的人（她举例说可能是医学研究人员和记者，这或许有点夸张），几乎无需通过额外的认知训练来保持大脑敏捷。但这类工作也可能带来更大压力，而这很可能会成为一种风险因素。

7月10日 Reconceiving AI --- The World as an Apple or a Blue Orange

我说过要推荐这本书：Reconceiving AI --- The World as an Apple or a Blue Orange 2026 M. R. Hasan《重新想象AI：世界之为一只苹果或一只蓝橙》。我说过，这位作者是孟加拉人，读了很多书，我认为，图2和图3，他很年轻，很勤奋，现在是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校区工程学院的“电子学与计算机”助理教授。

我读博时期的一位同学来自孟加拉，那时，我们都是“东西方中心”资助的博士生，住房之外，每月470美元“伙食费”。那位孟加拉同学告诉我说他每年节省的伙食费，就可在家乡盖一栋住房。眼下的这位孟加拉人，写了这本杰作，我认为它堪称杰作，富于启发，至少对我而言。他建议了一个新的视角，容我用怀特海的语言表达这一视角：既然任何技术或工具都是人类“身体”（包括“具身认知”）的延伸，那么，AI应被视为人类“具身意识”的一种延伸，基于这样的 “意识延伸”，任一使用“大语言模型”的人都可感受已获得表达的“世界”。他长期研究塞尚以及其它艺术家，他主持一个“AI与人文研究室”。图4，塞尚1896年试图通过自然景观来看世界，塞尚认为，如果只依靠画家自己的眼睛，就无法画出这幅作品，塞尚想象这些山岩有自己的视角，犹如那幢开裂的老屋也有自己的视角，还有那些姿态奇怪的树，它们都有自己的视角。嗯，我承认，我找来《塞尚作品全集》，对着他晚期（1890年至1905年）的作品，例如，图7至图9，似乎比孟加拉人阐发的画作更符合他的阐发，我琢磨了一个多小时，仍不能完整理解这位孟加拉年轻的电子学和计算机助理教授对塞尚晚期画作的阐发。虽然，我很喜欢这一阐发，与我喜欢的另一位法国人，从著名的路易·拉图酒庄里走出来的哲学家布鲁诺·拉图，与他的思路一致，就是说，人与万物相互界定意义，“创新”是人与万物合作的产物。嗯，这也是怀特海的思想，“concrescence”（汉语勉强译为“合生”）。图5，这幅作品是这位孟加拉人在这本书里重点分析的塞尚1895年作品，塞尚这一时期的肖像画，为不确定性和未完成性留有极大的余地，他画的这位男人在想什么？他桌上的纸张为何是空白的？他的书桌为何无边？我认为，这一阐释接近了“现象学”的思路。

图6，我直接从这本书截图，孟加拉人分析了左右两图的显著差异，右图可以是摄影作品或目前AI的作品，但完全没有左图（塞尚1896年作品）这样的“意境”。虽然，两图的主角是同一个湖。在中国绘画里，也许更多见到这样的意境，远山、小径、亭台。 

图1：Babylon The Biography of a Metropolis 2026 Lloyd Llewellyn-Jones《巴比伦：一座都市的传记》。这位作者在晚近二十年崛起为中近东史学的“新秀”，写了至少十本书，包括2025年的中译本《波斯人》。也是“微信读书”提供的这本《波斯人》引发了我对他的兴趣。

图2，劳埃德·卢埃林-琼斯担任卡迪夫大学古代史教授，同时是英国波斯研究学会的古代伊朗项目负责人。他在古代历史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现居威尔士的塔夫斯威尔。他完全沉浸于古代波斯语、古代埃兰语、以及希腊文，我推测，还有楔形文字。西方世界，从古代开始，“王权”的选择机制，很少见于资料。我译听英国历史，从“金雀花王朝”到“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以及同时期的法国历史，“卡佩王朝”和“波旁王朝”，最初的感受是战争太频繁，稍后的感受是，这些战争大多是为争夺王权。回到《波斯人》，是这位作者2022年的著作，图3，豆瓣的简介。图4，豆瓣提供的，他2026年著作的不同封面。

图5，取自英文原著，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世系表。

可见，居鲁士大帝，早于孔子（公元前551年出生）大约三十年，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第二代。也就是说，伊朗（波斯）的文明史，不超过四千年。中译本《波斯湾五千年》，是从苏美尔文明开始叙述的，我的印象是，较少涉及古代波斯的历史（我半夜听书是为了入睡从而很容易错过主要内容）。原著的插图格外精美，我喜欢的，截图三幅，注释文字也很幽默。

图6：国王杀死了一头代表“德鲁伽”（drauga 谎言）之乱的神秘怪物（一部分身体为狮子 一部分为老鹰 一部分为蝎子） 这块浮雕来自波斯波利斯百柱大殿的门柱。 

图7：作为主管行政官员事务的大臣， 帕尔纳卡确实拥有一枚非常精美的印章。这是一件古色古香的亚述制品，上面刻画了一位勇士。他正一手舞剑，一手捏着一只鸵鸟的脖子。 而这只鸵鸟对自己的遭遇似乎还有点困惑。图8：一看到印在泥板上的鸵鸟印记或母牛图，行政人员就会认出印章的主人，并即刻采取相应的行动。圆柱形印章就像房屋钥匙或汽车钥匙一样，很容易遗失，如若遗失，则需要及时替换。帕尔纳卡就曾遗失自己的鸵鸟印章，随后他便替换了一枚刻有一位勇士扼杀两头狮子图像的印章（图8），并迅速发公文告知属下：“过去我经常使用的那枚印章已经遗失了。我现在改用此封公文里的印章。”为阅读方便，我补充我这里保存的一亿像素世界地图的局部，图9：世界地图波斯湾。

现在我抄录他在图1这本书里的一个结论：我认为有必要指出古巴比伦王权观念中的一个重要特点：众神只赋予个别国王统治的合法性，而非整个王朝。换言之，众神从未将一种可代代相传的权力授予某位国王的整个家族。尽管祖先崇拜是巴比伦文化认同的核心要素，但在君主制方面，似乎几乎不存在“王朝”这一概念，因为在他们的铭文中，国王们总是以自己而非祖先的名义发言。这让我认为，巴比伦的国王们，即便出身王室，也必须通过自身努力才能获得君主之位；这一职位并不取决于出身（正因如此，他们在铭文中几乎从不提及自己的父亲或其他祖先）。当巴比伦的国王们——包括外来征服者——强调其权力的合法性时，他们总是以支持他们的神明作为依据，而非某种随意的世袭权利。这一重要的意识形态原则源于美索不达米亚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故事，该故事讲述了世界上第一个多民族帝国的建立者——阿卡德的萨尔贡国王的事迹。他的统治堪称传奇，催生了诸多关于他的传说。《阿卡德萨尔贡传奇》（约公元前2300年）描述了这位国王出身卑微的背景（“我的母亲很穷；我不知父亲是谁”），以及他在女神伊什塔尔的帮助下崛起为王的过程，……。  

图1：World Historical Geography --- Regional Trends and Global Themes 2026 Jaime Moreno-Tejada《历史地理学：地区的趋势与全球的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本世界地理学的入门书，是在中国的大连完成的，事实上，它是这本书的作者在大连教学七年的总结：《世界历史地理：区域趋势与全球主题》是我在密苏里州立大学中国校区教授“世界区域地理”课程近七年的成果。我一直认为这门课程需要更多的历史背景支撑。从构思到最终定稿的整个过程十分顺利，不过就其他方面而言，本书是在相当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下完成的。但请放心，这并未妨碍我表达自己的观点。本书以两大知识模块为核心：区域趋势与全球主题。对区域趋势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些不完整且最终不够充分的史实记载。区域研究领域的专家们可能会因所选趋势及其准确性问题而感到失望。书中涉及的全球主题则是我在写作时认为重要或尚需澄清的主题，这些主题我都认为值得用几百字加以阐释；当然，也本可以选择其他主题。全球历史领域的专家们或许也会对将世界划分为不同区域的做法表示不满。我依然认为，一本旨在概述世界历史的教科书应当尽可能涵盖更广的范围——即便存在不完整性，将世界划分为不同区域也能呈现比研究“其他”全球化现象更为全面的图景。归根结底，所有专家都会发现参考书目中存在难以原谅的疏漏。我完全同意这一观点。我要感谢我的编辑与审稿人提供的帮助与宝贵意见，也要感谢我的妻子和儿子（他们俩简直是个噩梦）这些年来对我的包容。Jaime Moreno‐Tejada（海梅·莫雷诺-特哈达）。Dalian, China. April 2025（中国大连，2025年4月）。

这本书有很精美的插图，也因此，我将它放在“工具书”文件夹里。

图2，地球上的“贸易风”、“西风带”、“季候风”、“热带收敛带”。这些风在不同季节的方向，对理解“地理大发现”时期的历史至关重要，参阅我的微信朋友圈2026年7月4日“麦哲伦的探险”。嗯，有一次，对我飞往旧金山的航班也至关重要，因为，那一次，我的航班沿着西风带飞行，省油但颠簸异常。葡萄牙人在亨利王子的主持下，多次尝试绕航非洲，终于注意到南半球贸易风的方向与洋流在西非的差异，于是，那位船长制订了新的航线：不再沿着北非的海岸线，而是从葡萄牙向西沿同一纬度驶入大西洋，再沿经度向南绕过“绝望之角”，直达西非海岸。也是在这些探险中，葡萄牙人发现了非洲外海的无人岛屿，马德拉岛，那里适合种植甘蔗，为葡萄牙带来最丰厚的回报，当美洲甘蔗更廉价时，葡萄牙人就在马德拉岛上种植葡萄，以此命名的，就是“马德拉葡萄酒”（酒精比例高达18%可防止运输过程中的变质），诸友可能记得我在微信朋友圈2026年2月28日推荐的“A World Appears --- A Journey into Consciousness 2026 Michael Pollan”，脑科学家科赫在那次二十五年赌期认输交给哲学家查莫斯的那一箱马德拉葡萄酒。

图3：Masters of the Ocean Sea --- The Epic Saga of the Portuguese Explorers Who Redrew the Map of the World 2026 Andrei Romanov《海洋的主人们：重绘世界地图的葡萄牙探险者们的史诗传说》。回到主题，图4，葡萄牙人绕航非洲。

图5，我喜欢的插图，北非与西南亚的最新版图。这里标识了“新月沃土”及苏美尔、赫梯、……特洛伊，还有腓尼基和迦太基、罗马帝国、萨珊帝国、奥托曼帝国。历史地理学家的优势在于，看到一幅现代地图就可想象古往今来发生的故事。

图6，维京人与欧洲。图7，斯拉夫人的世界。

图8，阿拉伯人与蒙古人的欧亚世界。当然还有图9，中国，胡焕庸线、东亚季候风、长城与大运河。

汪丁丁：北欧人发现美洲早于葡萄牙人。DS：是的，北欧人确实比葡萄牙人更早发现美洲，并且早了大约500年。两者发现美洲的时间线对比非常清晰：· 北欧人（维京人）：约公元1000年。由探险家莱夫·埃里克松（Leif Erikson）率领，抵达了北美洲的沿岸（他将其称为“文兰”）。考古证据（如加拿大纽芬兰的兰塞奥兹牧场遗址）证实了这次到达。· 葡萄牙人：1500年4月22日。由航海家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Álvares Cabral）率领，在前往印度的途中偶然到达了南美洲的巴西。北欧人的这次探险比哥伦布1492年的航行早了近500年，自然也比葡萄牙人1500年到达巴西要早得多。因此，从抵达美洲的时间先后顺序来看，北欧人毫无疑问是更早的发现者。 

图1：The Essentials of Composite Materials --- A Guide for Engineering and Beyond 2026 Germán A. Pacheco《复合材料指要：工程学指南及更多》。

检索“工程学”，今年的新书很多，但绝大部分是“AI”时代的应景之作。我只选了两本书，纳入我的收藏，图1和图4。

这是第一本，我抄录微信读书的译文：首先，明确复合材料正确且清晰的定义至关重要。用简单的话来说，复合材料是由两种或更多具有不同物理或化学性质（不同形状和不同成分）的组分材料组合而成的，这些组分彼此之间基本上无法融合。当它们结合在一起时，就会形成一种具有与原有性质不同的新材料。从工程角度来看，当这些材料结合在一起时，所形成的材料的机械和物理性能都会优于其组成材料。进一步从结构应用的角度分析，这种复合材料通常包含一种具有较高刚度和强度的部分，称为增强体；以及另一种刚度和强度较低的部分，称为基体。这两种材料之间的应力-应变关系可以绘制在图表上，从而体现出复合材料的特性（见图1.1即此处的图2）。 

继续抄录：我们在选择材料时通常会考虑什么？Design flexibility. 设计灵活性。•  Low weight. 重量轻。•  High impact strength. 高冲击强度。•  Low cost. 成本低。•  Durability. 耐用性。•  Resistance to fatigue. 抗疲劳性。•  Resistance to corrosion. 抗腐蚀性。•  Resistance to aggressive environments.耐恶劣环境性能。研发复合材料，主旨是：will achieve a better resistance-to-weight Ratio。此处的关键词是“强度-重量”比，又称为“比强度”。腾讯“混元”：在工程中更专业的叫法是比强度。它是衡量材料“效率”的黄金指标，也是复合材料之所以能引发航空、汽车等领域革命的根本原因。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它：比强度描述的是“用最少的材料重量，能扛住多大的力”。两个核心要素：强度（Strength）：这里通常指材料的抗拉强度（单位：MPa）。也就是我们在上一个问题中提到的“应力”（因为“混元”解答的第一个问题是：复合材料所谓“应力”是何意思？）的极限值——材料在被拉断前，单位面积上能承受的最大内力。重量（Weight）：在工程计算中，我们不用实际重量，而是用密度（Density，单位：g/cm³）。因为重量是密度乘以体积，除以密度就相当于折算成了单位重量的材料性能。……碳纤维复合材料的比强度通常是钢材的15倍以上。……一个能举起200公斤但体重200公斤的壮汉，和一个能举起180公斤但体重只有60公斤的小个子相比，后者虽然绝对力量小一点，但他的身体素质效率（比强度）更高。复合材料就是那个“小个子大力士”。为理解图2，“混元”答复：还有个“刚度-重量比”。和比强度类似，还有一个概念叫比模量（刚度-重量比）：•模量（Modulus）：指材料的刚度（抵抗弹性变形的能力）。•比模量 = 弹性模量 / 密度。对于飞机机翼、卫星天线等结构，不仅不能断（强度），还不能变形太大（刚度）。复合材料在这方面的表现同样碾压金属材料。……“强度-重量比”​ 是复合材料的核心竞争力。它解释了为什么波音787有一半以上用了复合材料——不是为了单纯变强，而是为了在变强的同时极大地减轻重量，从而实现更远的航程和更低的油耗。既然提到了刚度，你是否还想了解一下复合材料的“模量”概念，或者想知道在设计中如何权衡强度与刚度的关系？这本书开篇的定义和“混元”的解释，构成了一个案例，支持我在课堂上讲解的克里斯坦森《创新者》系列“客户需求”的两个核心维度：便捷性VS可靠性。

图3，我为E25课程准备的心智地图局部截图。 

图4：The AI-Enabled Engineer ---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for Engineering Excellence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ce 2026 Kevin Cai 2025《人工智能-赋能的工程师：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杰出工程学理解框架》。

图5，这本书的第一插图，从公元前2500年到智能时代的工程学演化。

图6，工程学原理：系统“过程”与系统“框架”。我喜欢这本书的理由，首先，它出版于2026年，其次，它有上百幅插图。

图7，工程学视角下的系统特征，注意第二行，古往今来工程的“系统品质”，这些品质可纳入“便捷性”VS“可靠性”这一克里斯滕森的客户需求二维空间。

图8，工程学方法：基本方法（数学方法与实验方法）、支持性方法（近似法与观察法）、整合性方法（系统方法……）。图9，这些方法的另一种视角，以AI为核心。

现在我节选兰开斯特大学工学院荣休教授为此书撰写的简短但重要的序言，以及这位作者蔡凯文的自序：本书的诞生源于一种认识：在智能时代，传统的工程学教育与实践已无法独立应对挑战。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打破了硬件与软件之间的界限，模糊了不同学科的边界，同时也重新定义了工程师应有的素养。本书并非另一本充斥公式与流程的手册，而是旨在为工程师提供一套完整的框架，帮助他们应对日新月异的现代工作环境。它强调灵活性而非僵化规则，注重系统思维而非孤立的专业知识，推崇持续学习的态度而非静态的知识储备。简而言之，它的目的不仅是教会工程师如何解决当下的问题，更是让他们学会如何适应未来的挑战。……当前的工程学文献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要求具备高度专业素养的技术性论述，另一类则是过于抽象、难以实际应用的战略性讨论。与此同时，虽然传统的工程教育具有基础性作用，但其设定的学科界限已无法反映现代实践中的跨学科现实。这为那些亟需了解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提升自身专业能力，同时又能坚守定义我们这一职业的严谨性、安全标准与伦理准则的工程师们，造成了严重的知识缺口。本书并未试图提供很快就会过时的详尽技术内容，而是构建了灵活的框架，帮助读者理解变化并适应变化。……《人工智能赋能工程师》正是为填补这一空白而诞生——它为各学科的工程专业人士提供了一套系统化的框架，帮助他们在保持工程核心知识的同时，将人工智能有效融入实际工作中。……它从三个相互关联的要素出发来组织工程实践：原则（始终不变的“为何”）、方法（随技术发展而演变的“如何”），以及策略框架（用于应对复杂挑战、整合多种方法的战略体系）。这一框架承认了一个基本事实：尽管具体技术发展迅速，但核心工程原理却始终恒定不变。建造罗马水道桥时所采用的解决问题方法，在设计基于人工智能的系统时依然适用——只不过需要新的实现方式以及更全面的整合策略罢了。 

汪丁丁：创新者系列 2019 创新者的任务+创新者的路径+创新者的方法。 

我在准备E25心智地图时贴了这本书，昨天又贴了一次，因为这是今年出版的关于荣格学派心理学的似乎唯一新书，关键是，这本书的标题不仅包含“荣格”而且包含“创造性过程”：Schubert’s Metamorphoses --- C. G. Jung’s Archetypal Theory as a Foundation for Musical Analysis --- a Research on the Creative Process 2026 Leonor Dill《舒伯特的变形记——荣格的原型理论作为音乐分析的基础——关于创造过程的研究》。

昨天我终于看完了第5章，这本书一共有二十章，全都是冗长的乐谱分析，和德文原著的英译。我节选我的读书笔记，很长，只能节选：第5章“音乐作为表达方式的起源”：将音乐视为表达形式的观念起源，通常可追溯到古希腊的“伦理学”理论。对希腊人而言，音乐对人类的影响被赋予了特殊的重要性。这一观点构成了他们音乐美学概念的核心，并影响了音乐的发展史。再往人类历史更早的时期回溯，可以推断，在史前时代就已经存在通过视觉与音乐进行艺术表达的需求。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已经发现并研究了壁画与雕塑的遗迹。然而，尽管发现了骨制笛子等被视为史前人类存在音乐活动的证据，它们与音乐之间的关联问题却长期未能明朗。利用自然界中的天然物品，如石头、树叶等，以及运用自身的发声来模仿动物声音，甚至将其作为交流手段，似乎都是合乎逻辑的推断。然而，最近的研究带来了更多引人入胜的发现。其中之一便是，正如人类学家安·麦克拉尔农的研究结果所指出的，尼安德特人（约19万至3万年前）具备并发展出了歌唱的能力。这一发现为史前学家、人类学家和音乐学家提出了新的假说。这些发现表明，他们已经将自身的身体作为艺术表达的载体（例如声音），而且可以推测他们这么做是出于特定目的，甚至可能凭直觉意识到其效果。事实上，人类学家、音乐学家和史前学者现在都认为，歌唱是他们仪式的一部分，这些仪式还包括舞蹈和洞穴壁画绘制：即在“神圣之地”举行的仪式与聚会。……音乐、动物精神与自然元素之间的“对话”——或许还存在着与它们无意识的对话。正如后文将展示的那样，音乐能够反映这种对话的观点一直都存在。伊戈尔·雷兹尼科夫的发现为这些假说提供了重要依据。他得出结论：岩画与洞穴内的声学特性之间存在关联，且在共鸣更强的特定地点——即具有类似教堂或大教堂声学特性的地方——能发现更多图像。他还举出了这种关系呈正比关系的实例。此外，他将旧石器时代洞穴中那些出现在钟乳石上的红色标记视为声学标记或地图标记。这意味着史前人类拥有“出色的听觉能力”，他们会寻找洞穴中声学共鸣良好的地方来举行上述仪式，并发挥创造力。史前学家塞尔日·莫里对所发现的笛子所作的推断同样引人关注。他得出结论：36000年前的史前人类能够感知不同的音色，并已拥有自己的音乐音阶体系。此外，埃里克·贡蒂埃关于所谓“石笋风琴”的发现，再次凸显了史前人类的创造天赋与音乐素养。这些石笋风琴实际上属于天然石制乐器，即他们手头可用的自然乐器，而且很可能是直接将其作为乐器来使用的。……这些论述表明，自史前时代起，音乐就一直是人类重要的表达方式，而且其使用总是有明确目的的。无论其目的在于：(i) 如史前时期的萨满仪式那样，追求某种神秘的目标；(ii) 如古希腊文明中所那样，用于教育目的；还是(iii) 如文艺复兴时期那样，通过宗教歌曲或世俗歌曲来表达人们的宗教情感，其根本理念始终没有改变。……在这种观念中，与希腊人将心灵与身体统一起来的观点相反，任何涉及肉体之事或美的暗示都被视为魔鬼的产物。……中世纪的音乐仍属于七种自由艺术之一，是四艺的一部分。由于人文主义运动促使人们越来越关注音乐与语言之间的关系，音乐的发展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15世纪晚期开始，音乐逐渐被归入修辞艺术，成为三艺（与文学、言语相关的学科）的组成部分。这一变化体现了音乐与言语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也凸显了音乐在信息传递、情感表达及效果营造方面的功能。……人文主义运动对后来这些概念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重要体现可见于克劳迪奥·蒙特威尔第（1567—1643）的创作中，尤其是他的牧歌作品以及《第二实践》中所包含的“急促风格”等元素。他区分了音乐的不同情感特质，并用以下词汇对音乐进行分类：激动的（“concitato”）、柔和的（“mole”）、有节制的（“temperato”）；同时，他还指出有些音乐能够表达愤怒（“ira”）、适度（“moderato”）与谦逊（“humilità”）等情感。牧歌手法可理解为将自然现象以音乐形式呈现的隐喻（具描述性），同时也是对文本中描绘的情感的反映。这一作曲技术手段被后世的作曲家们所采用，其中舒伯特尤为著名。……作为选择调式与音阶依据的情感美学，在16世纪的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有必要重新界定：音乐不仅能传达隐含的信息、情感与心境以及根深蒂固的情绪，还能传递（原始的）体验，尤其是具有原型性质的心理过程。……艺术家是在无意识中进行创作的，其作品与支配表达机制的各种力量之间所存在的那些令人惊叹的对应关系，并非仅仅源于外部观察，而是艺术家内心某种直接的表达冲动所产生的结果。这种冲动借助表达媒介的全部敏感性与灵活性，将其本质的各个层面传递到艺术家可运用的音调世界之中。在所有具有强烈戏剧性效果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肯定，这种效果正是音乐中最具意义的方面与人类机体自然表达方式相互对应的结果。……另一方面，音乐哲学家们围绕音乐的表达性这一主题提出了不同的情感理论：(i) 表达理论，认为音乐蕴含着创作者的情感，并最终反映出一个情感转化的过程；(ii) 象征理论，主张捍卫音乐中固有的情感表达的象征性与隐喻特性；(iii) “轮廓理论”（“Konturtheorie”），探讨基本情感与复杂情感与音乐之间的结构关系；(iv) 人格理论。其中，听众所感知到的表达情感等同于某个想象中的人物（未知人物或来自历史传记及音乐背景中的人物）的情感体验；(v) 唤起理论认为，音乐通过引发想象中人物的情绪状态来唤起相应感受，即这一理论以情感传染的概念以及听者的共情态度为基础。尽管这些理论中的许多可以相互补充，但单独来看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荣格的理论表明，情绪是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个体意识与集体无意识之间的纽带，存在于音乐的表达者及其所传达的信息之中。因此，通过强调与创作过程的关系以及与内在世界的关系，就可以解释这种三重交流模型——在此模型中，语言首先应被理解为抽象的，进而才是象征性的：原型具有情感核心，这种核心会推动人们进行（艺术）表达。……因此，荣格心理学家们坚信：人的一生自始至终都伴随着情感——无论是在清醒状态还是梦中。每一次经历都与情感相关，每一段记忆也都与情感紧密相连（否则我们便无法记住）。转变与变化需要情感。
 

7月15日 The Power of Life 生命的力量：拉马克的革命性科学与生物学的发明

The Power of Life --- The Invention of Biology and the Revolutionary Science of Jean-Baptiste Lamarck 2026 Jessica Riskin《生命的力量：拉马克的革命性科学与生物学的发明》。这本书是2026年科普，确认“拉马克主义”在当代生物学界成为与“达尔文主义”鼎立的格局。其实，这些科普知识都已写在我2023年出版的讲义《演化与创新》里。

我节选微信读书的译文，请注意“心理意象”这一短语：最后一章“尾声”：……关于遗传性表观遗传（epigenetic inheritance）变化的更为令人警醒的例子，是实验室中在多代小鼠之间传递的一种恐惧反应。这些小鼠并没有失去尾巴，但当它们闻到某种气味（苯乙酮——一种透明、有甜味的液体，不同人会感受到类似杏仁、橙子或樱桃的气味）时，它们的脚部会受到轻微的电击。经过几次这样的经历后，不出所料，这些小鼠一闻到该气味就会感到惊恐。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当这些小鼠后来生育后代时，其后代在闻到苯乙酮气味时也会感到惊恐，尽管它们从未经历过那些令人不适的足部电击。此外，这些后代的子女，也就是最初小鼠的孙辈，也表现出同样的惊恐反应。实验人员发现，在从最初小鼠身上提取的DNA样本中，与相关嗅觉受体相关的区域发生了去甲基化现象，这种去甲基化同样出现在雄性小鼠的精子中，甚至其儿子的精子中。一种恐惧已经跨越了魏斯曼屏障得以传递。（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表观遗传变化的例子实际上更像是魏斯曼对拉马克遗传论的误述，而非拉马克本人的观点：它似乎反映的是外部施加的突然变化。）……而当小鼠被重新训练以消除对甜味的恐惧时，它们后续出生的幼崽也不再感到恐惧。……表观遗传学这一领域还相当年轻，仍有许多未知之处，比如表观遗传修饰能在多代之间持续存在，以及——这一点至关重要——这些变化是否真的如拉马克理论所提出的那样，与动物的行为或习性存在可证实的联系。不过，科学家们已经从各种生物中发现了表观遗传遗传的证据，包括细菌、真菌、原生动物、植物、无脊椎动物、鱼类、两栖类、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这表明表观遗传遗传无处不在。它不仅普遍存在，而且与基因遗传密不可分，因为它决定了基因在生物体内的表达方式，而自然选择只能根据基因在生物体内的表达情况来选择或淘汰它们。……“亲本效应”指的是后代从父母那里获得的除DNA之外的所有事物。父母会将大量非基因的物质传递给子女。……包括激素、共生微生物、营养物质、抗体、表观遗传变化、行为模式，以及像精心建造的海狸坝这样的生态资源。或许这些看起来是偶然或次要的，但实际上它们往往至关重要，甚至能决定生死。它们影响着自然选择的进程以及基因组的未来。……自1911年威廉·约翰森在引入“基因”一词的同一篇论文中提出“基因型”和“表型”这两个概念以来，这两个领域便一直以此命名。沃丁顿现在强调：“在基因型与表型之间，以及将二者联系起来的是一整套复杂的发育过程。给这套过程起个名字很方便：‘表基因型’（epigenotype）似乎很合适。”为阐明自己的观点，他绘制了哲学性的图景（他还写过一本关于科学与绘画关系的书）。其中一幅图以抽象方式呈现了一片多山的景观，山顶有一个球正要滚向观察者。他解释说，这幅图描绘的就是“表观遗传景观”。球的运动轨迹代表着发育过程，并展示了它如何沿着不同的路径进行。……沃丁顿写道，“但对于像我这样觉得拥有某种——无论多么模糊的——心理意象能让自己对所思考的事物有更清晰认识的人来说，它仍具有某些价值。”他对哲学图画的偏爱体现了沃丁顿在进化生物学领域与同时代人的另一处差异。当大多数同行坚持认为科学与其他所有认知形式——尤其是艺术与人文形式——之间存在绝对界限时，沃丁顿则认为科学家应当承认，“科学态度同样充满激情，它关乎人的整体，而不仅仅是智力层面，这一点与其他任何人类行为的研究方法并无二致。”因此，与其它事业一样，科学也需要“想象力与洞察力”，而非仅仅是一个“摒除先入之见”的头脑。与许多同行生物学家不同——这无疑与他关于进化与发育的复杂交织的理论有关——沃丁顿否定了人类群体之间存在由先天因素或基因导致的智力或行为差异的观点。他写道：“事实表明，环境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否认的，而似乎没有充分的理由过分强调遗传因素的作用……我们必须得出的结论是，不能通过将伦理问题归咎于我们无法控制的基因突变来将其搁置一旁。”或许你并不会感到惊讶：在沃丁顿在世期间，以及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现代综合论的支配下，他的观点遭到了进化生物学界重要人物的忽视，因为这些观点仍带有“获得性特征遗传”的污名。但进入21世纪后，沃丁顿的著作以及他提出的概念，尤其是“表观遗传学”，开始逐渐重新受到重视。这可以与一个世纪前孟德尔的“再发现”相提并论，这两次“再发现”构成了20世纪的里程碑。也许，沃丁顿表观遗传学的复兴将标志着遗传学在进化生物学中长期绝对主导地位的终结，以及一种更为多元的新格局的开始。……与上一章中提到的“生态位构建”理论存在重叠：这一理论认为生物会参与塑造自身的生存环境，从而形成对其施加选择压力的生态位。查尔斯·达尔文在他去世前一年出版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中，通过一项关于蚯蚓的研究，给出了生态位构建的绝佳例证。在书中，他探讨了蚯蚓通过其微小而简单的活动方式，在塑造地貌方面所发挥的极其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根据达尔文的观点，蚯蚓不仅塑造了自身的生态位，还影响了整个英格兰的乡村面貌。由于蚯蚓产生的“腐殖质”至关重要，英格兰的农业经济依赖于它们的活动。此外，蚯蚓的活动还与体型稍大的生物如鼹鼠，以及更小的生物如穴居幼虫和昆虫——尤其是蚂蚁——相互关联，这些生物会将细土带到地表。达尔文认为蚯蚓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智力”，而非仅凭“纯粹的本能冲动”行事，因为它们会根据环境变化调整自己的行为。例如，它们会根据洞穴空间的形状以及相关物体的形态，将树叶和其他物体摆放起来堵住洞口。……令人惊叹的是，任何这样一片区域的表层土壤，每隔几年就会一次又一次地经过蚯蚓的身体。犁是人类最古老、最有价值的发明之一；但在人类出现之前，土地其实就已经在不断地被翻耕，而且至今仍由蚯蚓持续着这种“耕作”工作。蚯蚓创造了它们生存的土壤环境。此外，从结构上看，它们并不适合在陆地上生活；淡水环境更符合它们的生理特性。但通过“挖掘隧道、分泌黏液、去除方解石以及将落叶拖到地下”等辛勤活动，它们依然能在土壤中生存并繁衍。自然选择作用于它们自己营造的环境之中。由于生物会主动参与塑造自身所处的环境，“生态位构建”这一概念的提出者约翰·奥德林-斯米认为，生物学家应当重新思考演化论的内涵：不应仅仅视为自然选择在特定环境中对生物的作用，而应是“生物与其环境的共同进化”。近年来，除了“扩展进化综合论”和“生态位构建”之外，科学家们还用各种其他名称和表述来描述这种进化论研究思路。例如，“演化发育生物学”指的是演化生物学与发育生物学的结合，“生态演化生物学”则指的是生态学与演化生物学的结合。奥德林-斯米认为这些都是同一主题的不同表达：“我们就称之为‘生态演化发育综合论’吧。”……事实上，所有这些都印证了拉马克所了解的、而主流进化生物学长期以来否认的事实：生物是主动的、富有创造力的，能够自我塑造并创造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