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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经济研究》1997年6月发表我的第一篇“知识经济学”文章,“知识沿时间和空间的互补性以及相关的经济学”,随后就开始研读商务印书馆1999年戈革的中译本《玻尔哲学文选》。玻尔1954年演讲“知识的统一性”,给出了互补性原理的认识论基础,也激发我在浙江大学建立了“跨学科研究中心”。

         波粒二象性,玻尔建议爱因斯坦,应当置于知识互补性视角下,才是可理解的。尽管玻尔苦口婆心,爱因斯坦却始终未能接受量子理论。当代至少一位思想史作者暗示,Edmund Blair Bolles,2004,《Einstein Defient: Genius versus Genius in the Quantum Revolution》(爱因斯坦遗憾:量子革命中的天才对天才的辩论),这也许是爱因斯坦的最大失误。当然还有更坦率的批评,例如芝加哥大学国家费米加速器实验室的物理学教授,Dan Hooper,2017年在“伟大的教程”系列里有这样一部教程,标题就是“What Einstein Got Wrong”(爱因斯坦在何处犯了错误)。

         经济学教科书定义的互补性,可用运筹学语言描述:假设目标函数F(x1,x2,……,xn),就说xj与xk是互补的。遗憾的是,这一定义要求函数F是二阶连续可微的。在现实世界里,首先,每一个人都有“目标”却未必有可以量化的目标,这就要求扩展互补性的定义,而且要求极大扩展。其次,每一个人常常有许多目标而不是仅有一个目标,运筹学所谓“多目标优化”。其实在“多目标优化”的时候,运筹学家只是将这些目标加权求和,获得一个目标函数,这样就返回我们经济学家的分析框架里了。在制订公共政策的时候,最简单的,例如国有部门的“分房”政策,有许多必须兼顾的目标,而各利益群体之间在“加权求和”这一环节上的谈判过程,恰是最难求解的问题。所以,具体的运筹是计算各种加权方案然后呈交谈判过程,争取有一个利益各方都接受的加权方案。更大规模的公共政策,典型案例就是医疗服务与教育服务,这是市场失灵最严重的两大领域。多目标规划很难提供政策支持,这里需要的是基于智慧的判断力。智慧的一个权威定义是:wisdom is one’s ability to seek a common good, to understand multiple points of view, and to balance one’s own interests with those of others and of larger entities(智慧是一个人寻求共同的善之能力,是理解多重视角并平衡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以及更大实体的利益的能力),引自2019年出版的《剑桥创造力手册》,两位主编都是这一领域的“传奇人物”,James C. Kaufman and Robert J. Sternberg,他们小时候都被老师认定是“弱智儿童”,呵呵。参阅我的新书《演化与创新》,第四讲(世纪文景即将出版)。

         重要性感受千差万别,大规模群体的长期繁衍,常常需要最有智慧的人表达自己的重要性感受。也许这些最有智慧的人早已死去,也许他们的表达存留在传统里。于是,例如,当人类与环境的互补性被提上日程之后,我们返回传统,寻求最有智慧的重要性感受。

         注意,数学对此毫无感受,但仍能为智慧的人提供某种数学表达。例如,不必有定量关系,互补性可以表达为主观价值判断中的二元关系,详见我的新书《收益递增: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经济学原理》(世纪文景2022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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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汪丁丁

592篇文章 25天前更新

数学学士(1981年),数学硕士(1984年),经济学博士(1990年)。但学位都是无用之物,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读完即可销毁。最近的工作: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长期坚持的工作:财新传媒学术顾问。教学及阅读领域:经济学思想史、制度分析基础、行为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与社会选择理论、演化社会理论——演化认识论与演化道德哲学。在公共领域内所持的矛盾态度:批判主流,关注思想,拒绝媒体。对任何学说及其说服者持温和的怀疑主义态度,这种态度不合逻辑,但真实,如Charlie Brown 一般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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