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黑格尔而言，概念是历史与逻辑的同一体，于是简单译作“概念”便显得很不贴切。贺麟翻译《小逻辑》，在第一版之后，恰逢建国后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学习列宁的《哲学笔记》，然后，坚决改变第一版的翻译思路。现在，几乎找不到这一译本的第一版，可谓“贻害无穷”。王元化先生临终前，将他的那部原版交给我。在逐页拍照之后，我在他某一次神智清醒时还给了蓝云，希望现已保存在华东师范大学王元化先生纪念馆里。因为，那部原版里夹着一些字条，显然是元化在监狱里读书时写的。“总念”，这是贺麟第一版的翻译。概念在第一次呈现给我们的时候是抽象的，它必须回到现实生活中去。然后，例如，当我们体验了许多具体的幸福和痛苦之后，“幸福”和“痛苦”才成为有血有肉的概念，获得了真实性，也就是，在我们生命体验里，获得了历史感。这种将逻辑（抽象概念）与历史感融为同一的过程，贺麟主张，译作“总念”，取其“逻辑与历史”总体而言的意思。可惜，他向着列宁倒退，以致完全丧失了存在哲学的意味。又隔许多年，齐美尔的《生命直观》有了刁承俊的中译本。第一章论述生命体验的直观感受，个体生命的每一项具体感受，同时也是超越这一感受，因为它是在“时间”中延续的（生命）。第二章论述“理念”，可与贺麟的“总念”翻译互补地阅读。齐美尔指出，理念允许熟悉的（体验）和陌生的（可能体验）同时被表达给我们。例如，云，有我们熟悉的云，也有我们不熟悉但未来仍可能体验的云。这是柏格森的见解，概念的功能在于节省我们体验具体事物的时间。关键是，对于现代社会而言，韦伯意识到一种不可抗拒的官僚化倾向，与西方社会的理性化倾向紧密配合着。既然理念可以用来表达我们不熟悉的东西，那么，文牍主义，这是韦伯描述的官僚化的核心特征，文牍主义假设我们可以表达一切我们虽不熟悉但仍可落实为管理制度的东西。我们熟悉我们党在1921年至1937年的许多活动及其成果，然后，那一代人去世了，然后，又过了一代人，现在，我们可以用“伟大”、“光荣”、“正确”这些理念来表达我们早已不熟悉的活动。甚至更糟糕，在这些抽象概念之下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贪污腐败和以权谋私的活动。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在文件和制度方面落实这些抽象的理念。例如，凡试图怀疑甚至反对“伟大”、“光荣”、“正确”的活动，可以被概括或表达为“不和谐”甚至“颠覆”。总而言之，我称之为“身份幻觉”。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今天普遍地用了这样的方式，以掩耳盗铃的方式，来管理他们的日常事务。至于真实地发生的事件，他们依靠现代技术手段实施“危机公关”，让我们尽可能保持“不熟悉”并且尽快遗忘。类似地，我们的理性化训练让我们倾向于以官僚化的方式处理我们个人的日常事务。例如，我们都学会了用东方语言表达我们养生和修身的体验，不论我们熟悉还是不熟悉这些体验，反正，久而久之，我们假装已经有了东方养生和修身的体验，至少，我们似乎能够理解熊十力自况“明心见性”的样子，也能够理解梁漱溟“一任本心”的样子，诸如此类，其实，我们绝大部分人绝大多数时刻，压根儿没有这样的体验。所以，我读古人文字时，遇到一个问题：为什么甲知道多少年前的乙的体验确实是明心见性的体验？乙怎样表达？甲怎样懂得乙的表达？这些表达为何在我读来与没有体验的表达无甚差别呢？可见，东方生命体验必有一些相通的可表达要素，但这些要素有待于我们寻找更独特且恰当的表达。还有，今天北京四号线地铁的滚梯事件，报道和答辩都显得很苍白，我仔细听了这些报道和答辩，几乎都可以用“概念化”来概括。什么电梯制造厂商呀，什么红色电钮一按就停呀，什么定期检查呀，什么训练上岗呀，……。我想起我反复想起的一张图片，里面是一张手术台，患者在台上躺着，手术台旁边站着三名小孩，医生打扮。图片解说：我们的教育正在导致这样的后果，三十年以后，你的手术将由这些孩子来主刀和麻醉，他们根本没有临床经验，他们知道的都是教科书概念。因为，这些孩子只背诵教科书，为应付考试而已。至于职业责任感这类体验，早已从他们的教育中消失了。责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报道和答辩，没有提到任何具体的责任。卡夫卡城堡，这是我在地铁事件里见到的唯一的象征，官僚化管理体制的城堡，K能知道谁负责吗？K能在临死前知道吗？关于大连地铁的事故，南方周末和央视都有报道，后来呢？官僚化制度让公众最快遗忘任何事件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声明要“调查”，不了了之。无从调查，腐败是根本原因，东北地区还有更严重的黑帮与官僚之间的勾结问题。大连地铁，今年3月份以来，继续有问题，现在没有报道了吧？就说一个小故事，可见一斑。出租车司机传达，某小工头某日搭车讲述，他承包的工作，总成本3万元，他开价5万元，赚的，在他想象中是暴利。没想到领支票的时候，签发人告诉他：是你的钱，你尽可拿走，不是你的，不要拿走。小工头明白，点头哈腰，拿到支票，见上面写着工程款50万元，气鼓了肚皮，但还是老老实实将不是他的那部分，45万，如数送给签支票的那一方了，否则，晚间小心丢命呀。还有，讲故事的人远比出租车司机更可靠，大连地铁主要负责人的妻子是某银行某路支行的经理，某月，这位妻子的奖金居然高达几十万元，因为，地铁工程款12亿，被存入该支行帐户了。还有更多以亿元为贪污单位的故事，涉及的领导人级别当然更高，诸如此类的故事，你信吗？谁来调查这些传闻？调查的时候，风险自负吧？大连地铁公开的数据是，每公里造价4亿元，没有谁相信，通常，大连的市民估计，每公里要花12亿元，否则，哪里有上述的故事呢。腐败系数，全国平均，保守估计，是GDP的15%，不保守的估计是25%或三分之一。大连，呵呵，可能是真实产值的两倍。越是政府开支的工程，成本加倍或加两倍的概率越高。审计人员靠了苍白的概念，能发现这些问题吗？在这一方面，我很赞成张廷竹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