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引下面的文字转自2009年7月23日我对温总理经济工作座谈会的批评的结尾部分，是要说明我关于劳动工资问题的看法有充分的经济学根据，我在三篇连续发表的文章里讨论了我的三项根据。简单地说，这些根据：1）来自科斯定理的制度经济学解释，2）来自人口经济学关于“人口红利”的效率原则，3）来自中国现实社会家庭收入和支出结构的经验判断和分析。

下面是我7月23日文字的结尾部分：

再写一句，读了纪要之后，第一印象是：在座谈会上发言的人似乎没有多少进步，除了温总理，他正在迅速进步——在道德劝说之外的经济学方面。散步时有感觉，觉得最后一句应更坦诚一些：虽然迅速进步，却未必在正确方向上！

今晨注意到昨天写的文字的一些毛病，修改了，再补充一段：在中国，根据我的观察，按照家庭“预期收入”从最高到最低排序，例如，我们的排序只有三类：最高收入、中等收入、最低收入，那么，家庭收入和家庭财富的配置很可能是这样的：中等收入的家庭，希望最长期的生活有所保障（记住，在目前，这些最长期的保障恰好完全或几乎不存在），故而积极地储蓄并表现出“选择性贫困”的开支方式。最高收入的家庭，就我所知，他们最希望获得的财富保障原本不在国内，购置海外房产、子女出国留学、外币存款、最终定居国外。最低收入的家庭，约占家庭总数的百分之六十，艰难地维持着日常生活，故而不能考虑未来生活保障，只能将“未来的”交给“未来”。理论上说，这些家庭没有“财富”，只有“收入”。当收入增加时，家庭开支便随之增加从而永远不能有所储蓄。我注意到温总理在座谈会开场时的发言，所谓“内需”扩张能够产生的宏观经济效果，其实主要是指最低收入家庭的开支扩张。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花多少钱而在于怎样迅速增加最低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直到这些家庭开始储蓄为止。怎样做到这一点呢？许多经济学家都赞成这样一种办法，我们叫作“直升飞机播撒钞票”。这是因为，要分辨哪些家庭是最低收入的家庭，其实特别艰难。与其让政府部门首先消耗扶贫经费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为了找到那些需要“扶贫”经费的人，不如干脆用直升飞机播撒扶贫经费。按照上述的估计，这一方法，将7万亿钞票在某一天半夜“突然”（从而不增加人口生育）根据人口统计资料发放给全国人民，中间环节消耗约5千亿，则每人可得5千元，其中约百分之六十的家庭，将这笔突然增加的收入用于补贴日常开支，在半年内消费完毕，则宏观而言，我们将看到大约4万亿新增的消费（不考虑乘数效应）。这样的效果，似乎比目前政府通过它的庞大官僚部门能够实现的效果要好许多呢！而且，它有一个最吸引人的优点，那就是“平等”（就防止发生新的不平等而言）。至少，在中等收入和最低收入的人群看来是这样的。假若不如此呢？那么，我们知道，鸦片战争以来，无数志士仁人试图做到的，无非是改造我们的社会，向着“更好的方向”。飞机播撒钞票，肤浅的办法！可是，改造我们的社会？你知道怎样做吗？至少，我不知道。所以，我打算在今年秋季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讨论这类问题。例如，社会改造，向着更好而非更坏的方向，首要的原理，不是寻求一套解决现存问题的良方而是寻求一套社会构成原则，这套原则的目标不在于解决社会问题而在于选择具有向着更好而非更坏方向去解决社会问题的人的机制。也即，选择精英的机制，远比解决问题的精英更重要。因为，社会问题永远存在，而且永远变化，从而不可能存在一套良方可以一劳永逸地进入美好社会。免除空想主义，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寻求可以不断寻求更好的改造社会之方案的方案。这一方案是什么？我不知道，不过，人的因素肯定第一。参阅我写的其它文章吧，例如，“什么是“精英意识””。

上面的文字，我发现不如这篇批评文章里的这一段过瘾：

……假如，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并未增加（记住，我们这里没有劳动者的联合组织可以展开罢工和工资谈判），假如失业率居高不下（记住，我们的“产业后备军”里有足够多的“农民工”和“下岗人员”），假如信贷扩张带来的个人收入集中在银行业（2008年这一行业的平均收入高达30万元）或金融业（2008年这一行业的平均收入高达16万元）或煤电水汽交通邮电这类垄断行业（2008年这些行业的平均收入高达8万元，相当于大学教授的平均收入），假如这些迅速增加的个人收入完全不用于个人消费品的购买（因为他们的生活早已太奢侈，压根儿不会购买国内消费品），那么，除了豪华餐馆的营业额迅速上升，我们不会观察到物价的普遍上升。不论如何，由谁来花钱，是比花多少钱更重要的问题。可是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学家仅仅讨论花多少钱而不讨论由谁花钱的这一远为深刻的制度经济学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