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教育政治学——引言

　　我们的教育体系，与世界各国教育体系一样出了问题，但我们的问题尤其严重。任何还能客观地看世界的中国家长，只要到欧洲和北美去看看那里的孩子们和学校，或者再到日本和韩国去看看，不难同意我的观察。总之，我的观察告诉我，中国大陆的教育体系出了很严重的问题，我同意邓小平的评论，称之为“教育的失败”。接着我已经发表的一些儿童早期教育的文章，在这篇短文里，我想探讨儿童在家庭里与父母或其它监护人的关系，特别是权力的问题。

　　儿童无疑要依赖于父母或其它监护人的被称为“养育”的行为，但儿童有自己的主动性。例如出生婴儿可以选择自己的注意力方向，事实上，对儿童心智和身体发育至关重要的因素，许多都是儿童在三岁以前主动选择的结果。至少，以往一百年的行为学研究表明，家长和儿童之间的真实关系，更多像是“博弈”而不是20世纪以前人们想象的那样，是家长控制或操纵的儿童教育过程。

　　然而，我们的教育学仍停滞在百年以前，或许因为政治的原因，或许因为教育学的保守主义态度，或许因为转型期中国社会教育体制对学校和教师行为的毁灭性影响。总之，我感觉有必要为年轻家长们写更多的这类文章，部分地弥补教育学停滞之缺憾。

　　家长的立场，在儿童教养过程中，按照通常的假设，一定是为了孩子未来乃至终生的最大幸福。可是，我在以前的文章里阐述了，我们其实很难或不可能预先知道什么是孩子们的最大幸福。如果中国社会稳定，这本身当然已经是幸福的必要条件，那么，确立一套正确的价值观或许让孩子们更可能有幸福感。但许多人甚至不认同这一立场，因为谁知道哪些是未来社会的“正确”价值观呢？更何况，中国社会不稳定，正经历漫长的稳定之后的迅速转型期。所以，更现实的立场是，家长们一定要承认，儿童教养是博弈过程，而且是面向未来不确定情形的博弈。此时，我们只有依靠自己的智慧。

　　与知识不同，智慧是面对极端不确定的情形时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关于“极端不确定”，一个等价的表述是，“完全缺乏信息”。知识有用，仅当你能够获得正确决策必须的信息。否则，知识无用。而智慧，部分地是有用经验积累的结果，部分地取决于一个人的悟性。上了岁数的人，积累的经验远比儿童多，但未必有智慧，如果缺乏悟性的话。甚至，我的观察，中国有相当多的“早慧儿童”，他们的智慧很早就被错误的教养消灭了。例如，我看到太多的年轻家长，尤其是做母亲的，特别敏锐地要在他们刚刚出生的孩子身上发现一些“天才”的迹象，以便他们有动机将孩子培养成为天才。于是，才有了两年前我在例如“世纪金源”商城见到的“幼童爱因斯坦培训”和“少年领袖学习班”这类荒唐并且让我憎恨的告示。此外，我住的院子周围雨后春笋一般出现的“双语教学”幼儿园广告，让我不得不写了一篇警惕“双语幼儿”教育的文章。就如同我们中国人敢于尝试远未通过临床检验的“干细胞”注射那样，我们中国人敢于尝试远未通过检验的儿童教育方法——只要能赚钱。在造假成风的社会里，受害最深的莫过于儿童，因为他们最缺乏在这种社会里生存的经验。

　　认真的读者应预先阅读我以前在这份期刊发表的儿童早期教育文章，以便获得一些大致正确的教育原则。现在，我可以讨论权力问题了。权力，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于是和其它学科的核心概念一样难以定义。在许多定义中，我常用的只有两个，其一是政治学家达尔提供的：“权力等于影响力”，其二是经济学家巴泽尔提供的：“权力就是施加成本的能力”。这两个定义，达尔的涵盖最广泛，巴泽尔的，或许最狭义。

　　家长对儿童有权力，主要因为儿童必须依赖家长的养育，所以，在这一意义上说，家长有施加成本于儿童的能力。另一方面，儿童对家长有权力，主要因为“亲子关系”，从而儿童的喜怒哀乐以及毕生幸福足够强烈地影响家长的幸福水平。在这一意义上说，儿童对家长有影响力。

　　在儿童和家长之间的博弈，就双方都有权力而言，成为一场博弈。不同于“工具理性”指导下的经济博弈，在教育的博弈中，“价值理性”起着主导作用。这是因为，或主要因为，家长希望教育儿童成为一个在未来的长期内始终有能力获得幸福的人。幸福的长期性，就决定了教育博弈必须在家长相信是正确的一些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