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归本真的理性

——序童乙伦博士《人类周期行为的经济分析》

文|汪丁丁

湘西童乙伦，四十岁那年，旁听我的北京大学课程，并在课间休息时郑重地递给我一张手写的信纸，希望报考我的博士生。后来，他成为我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指导的一名博士生。去年，他六十岁，完成了这部书稿，带到杭州，在湖畔居与我茶叙三日，探讨这部书稿的主题。

本真，英文是“authenticity”。维基百科大陆简体版，这一单词的解释，特别简单，只有下面这一段文字：本真（Authenticity），或译真诚性，是存在主义哲学中的术语，指人在外界的压力和干扰下，忠于自己的个性、精神和品格的特质。其反面被称为非本真（inauthenticity）。“本真”的概念也常被用于美学讨论。本真的概念最早由萨特和西蒙·波娃引入存在主义，海德格尔则从反对存在主义的角度，对本真进行讨论。在“后真相时代”，人们越来越关注（或怀疑）自己生命的真实性（本真）。在社会生活中，本真意味着下列三项品质的结合：坦诚、不虚饰、内心感受与外在表达之间的一致性。

总之，我检索谷歌，没有见到“本真性”与“理性”两词联用的表达。梁漱溟认为，西方人鼓吹的理性只不过是“智性”（核心是“认知”而非“行为”），中国文化传统里积淀的“理性”（应写为“性理”）才是真正的理性。郭店楚简：“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人性之理，要求合情合理或曰“情理”。郭店楚简的表达，先有“性情”，后有“道理”。

新古典经济学定义的理性，以“认知”为核心，假设行为主体知道可选方案集合里的每一可选方案的各种可能后果。行为主体的“偏好”，是外生于经济学模型的，所谓“参量”。本世纪以来，信息经济学范式取代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以“信息不完全性”为核心假设，于是行为主体在博弈过程中必须收集相关信息，尤其要根据行为本身披露的信息调整自己的决策。斯蒂格利兹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演说，将信息经济学范式概述为“兼顾资源配置与信息配置的一般均衡”理论。晚近十几年，行为经济学崛起为“显学”，以“理性能力的有限性”为核心假设（简称“有限理性”假设），辅以“有限的意志力”和“有限的自私性”这样两项假设。于是，行为主体的“偏好”、“认知”、“行为能力”、……都未必是充分理性的。也因此，行为经济学被认为是人格心理学、认知心理学、脑科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生理学与医学、实验与计算机仿真、……以及诸如此类的许多学科的“学术殖民地”。

上述的经济学演化路径，我在二十多年前称之为“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这场思想运动，以理性的绝对主义为特征，似乎远未终结。因为，例如，行为经济学在成为“显学”之后，立即被理性主义“招安”，只愿“助推”，拒绝任何范式革命。

德鲁克始终反对倾向于绝对主义的任何运动，包括绝对的理性，或理性之为“主义”。他指出（《功能社会》第一部分“社会基础”），从卢梭到希特勒，有一条可见的直线。他还指出，美国宪法是一场对于法国大革命的保守主义反革命。惟其如此，美国才保留了英美社会文化传统里的真正理性。注意，我在这里将“本真”与“理性”联用。然后，德鲁克（《功能社会》第二部分“极权主义的兴起”）回顾了极权主义是如何以“绝对理性”的旗号统治欧洲大陆并导致世界大战的。

综上所述，本真的理性，与我以往鼓吹的“演化理性”相比，更接近人类的政治生活。其实，这也是湘西童乙伦在上海格致出版的上一本书和这本新书一以贯之的关怀。我之所以强调乙伦的湘西性格，就是因为基于我对他的长期观察，湘西性格提供了理解他的言行之重要参照系。至于何为“湘西性格”，我很难在这里阐述，也许我应建议读者琢磨沈从文和黄永玉。

不论如何，这本书的主旨在于为中国文化传统里积淀的“情理”提供一套逻辑论证。若不如此，即便有梁漱溟毕生的鼓吹，情理之“理”也是很难融入“log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