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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头脑,哈耶克把它分为两种,模糊型的和清晰型的。稍后,他补充了一个脚注,称在写《头脑的两种类型》这篇随笔时,他未听说过伯林对学者的划分—— 只知道一件大事的刺猬和知道许多小事的狐狸。哈耶克自认是一只刺猬。阿瑟也是一只刺猬,多年来,他跨越许多学科追踪研究的唯一重要的课题,可称为“路径依赖性”。

《技术的本质》作者阿瑟是1946 年出生的,现在他被称为经济学家,而且在37 岁时就成为斯坦福大学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这些都是事实,但不是全部事实。我清楚地记得在阿瑟1994 年出版的《收益递增与经济中的路径依赖性》一书开篇读到这样一则往事:阿瑟在加州理工学院做研究时,发现了经济生活中存在强烈的收益递增性,并写文章论述他的发现(我读研究生时也读他的这些文章)。那时他在斯坦福大学粮食研究所任职,可能还担任生物系主任,他与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两位核心人物共进午餐(听 上去是“求职午餐”),在他讲述了自己的“收益递增经济学”之后,一位经济学教授委婉地告诉他世界上没有收益递增这回事,另一位教授更坦率,这位教授可能是当时的系主任,他告诉阿瑟先生,即便有收益递增这回事,我们也不能承认它。这则故事,赫然写在阿瑟著作的开篇。于是这部作品立即入选我的个人藏书——今天,我更乐意收藏电子版。

阿瑟1999 年接受“领导力对话”采访时也回忆了这段“痛苦如地狱”的经历,他的描述是:在斯坦福大学的前十年,他发表了许多论文并担任了系主任,然后,他用十年时间 试图发表一篇收益递增论文,却因此而离开了斯坦福大学。鼓舞他坚持探索的,是斯坦福大学校园最受爱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阿瑟说,阿罗帮助他获得了 1987 年古根海姆奖学金,并引荐他去圣塔菲研究所任职。又据阿瑟1999 年回忆,因新古典增长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MIT 经济学家索罗特意提醒圣塔菲研究所的主持人柯文,说他正在犯一个最严重的错误,因为阿瑟是无名之辈。

阿罗始终为阿瑟的收益递增经济学大肆鼓吹,同样深受阿瑟这一思想影响的,是因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而获得199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史学家诺思。我在香港大学教书时,于港大书店翻阅诺思1990年出版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时,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运用阿瑟的收益递增观念于制度变迁的研究。我认为制度在各国,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从未中断悠久历史的国家,路径依赖的性质极其强烈。从那时起,阿瑟成为我关注的西方学术核心人物之一。阿瑟的往事永远提醒我,任何主流,包括经济学主流,都不可避免地压迫和排斥人类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为写这篇《技术的本质》中译本序言,我检索了网上关于阿瑟的报道和文章,我发现,那些令人不快的往事完全消失了。这些往事未必是被斯坦福大学别有用心地花钱“遮蔽”了,很可能是因为网络社会的记忆原本就很短暂。

现在,我可以谈正题了。路径依赖性(path dependency), 在制度经济学获得诺贝尔奖的那段时期,大约是1985—1995 年这十年,对我们这些热衷于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学者而言,真是一个最诱人的观念。例如,张五常在诺思得奖时对香港记者大呼“走宝”(即自家的宝贝被人家拿走了)。因为,据说,诺思当年曾在华盛顿西雅图校区听张五常的新制度经济学课程,这相当于师从五常呀。好事的记者于是去问诺思怎样评论张五常的“走宝”慨叹。诺思哈哈大笑,他的评论是,五常言之有理,可是他并未坚持这项研究。读者懂得啦?五常教授20世纪70年代赴香港大学筹建经济系,1982年在芝加哥大学核心期刊《法与经济学》 杂志发表了《企业的契约实质》(我评价为他毕生的登峰造极之作),此后,他的注意力转向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再也无暇他顾。

路径依赖性,阿瑟的论述,诺思的论述,以及多年前我的论述,可概括为这样一项平凡的陈述:人的行为依赖于他们过去的全部行为。注意,是“依赖”而不是“由此被决定”,也不是“完全不依赖”。阿瑟早年研究人口学问题,20 世纪70 年代-80 年代他发表的论文主要是人口学的。不过,他自幼最喜欢数学和工程学,在爱尔兰的少年时代,他偶然选择了电子工程专业,那时他不过17 岁——“年轻得有些荒唐”。后来,可能是他在加州理工学院(我认为很可能是北美唯一一所最优秀的理论学院)时期,专注于收益递增现象的研究。直到20 世纪90 年代主持圣塔菲研究所的“复杂性”课题组,自此以后,他主要研究经济生活中的收益递增现象。

技术,阿瑟指出,不是科学的副产品,而是或许恰好相反,科学是技术的副产品。 古希腊人很早就懂得这一原理。亚里士多德说过,理论家的工作在于冥想,他们的模型是恒星系统,具有“永恒”这一基本性质技艺是实践者的工作,是一种关于偶然性的艺术,探求永恒原理的哲学家,不愿为也。两千年之后,技术仍是卑贱的实践者的工作(例如米开朗基罗的工作),却引发了近代科学。

阿瑟继续考证,技术总是由一些基本的功能模块组合而成的。最初的石器,打磨为两类,锋利的和有孔的,与手柄组合而成复合工具,例如“飞去来器”,例如“耜” 与“耒”,例如“眼镜”。凡技术发明者,首重适用性和便利性,发明专利所谓“实用新型”。这两大性质要求使用新技术的人群的以往行为与新技术相合。如果你从微软视窗系统转入苹果系统,你会有很多这样的体会,多年之后,你试着适应微软系统,又有很多这样的体会。我们的身体(包括脑内的神经元网络)可以记住我们的行为,并因记忆而有了行为的积累效应——贝克尔称为“人力资本”。在夏威夷的东西方中心人口研究所求学时,我听一位人口统计学家告诉我,观察人们早餐时吃的是哪一国的食物,可准确判断这些人来自哪一族群。她说,早餐习惯是最难以改变的,因为胃口或口味是“永恒的”。

诺思有几篇论文阐述制度的收益递增效应。他指出,规模越大的政府总是追求更大规模,权力越大的人倾向于追求更大权力,成功的制度有复制自身的冲动,直到社会被锁死于早已僵化但曾经成功的制度陷阱之内他还找到了不少消亡的人类社会,作为“锁死”效应的例证。诺思的警告格外触动我们这些中国学者,因为历史太悠久而且太难以割舍,所以我们不能放弃传统,但我们必须改造传统,否则中国就可能消亡。

于是,技术的本质,与制度的本质类似,因有强烈的路径依赖性而常将人类“锁入”既有的技术路径或制度路径。锁入,于是可能锁死。当社会被制度路径锁死时,社会消亡。当企业被技术路径锁死时,企业淘汰。现在,读者可以翻阅阿瑟的这部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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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汪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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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学士(1981年),数学硕士(1984年),经济学博士(1990年)。但学位都是无用之物,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读完即可销毁。最近的工作: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长期坚持的工作:财新传媒学术顾问。教学及阅读领域:经济学思想史、制度分析基础、行为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与社会选择理论、演化社会理论——演化认识论与演化道德哲学。在公共领域内所持的矛盾态度:批判主流,关注思想,拒绝媒体。对任何学说及其说服者持温和的怀疑主义态度,这种态度不合逻辑,但真实,如Charlie Brown 一般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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