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汪丁丁 > 汪丁丁:合作秩序的表观遗传学

汪丁丁:合作秩序的表观遗传学

丁丁按:这里节选的,仅仅是这部书稿四十万字的不足万字,必定挂一漏万。但这篇博客文章的标题却是这部书稿的核心观念,或可认为是这部书稿的另一个总标题。

 

     这一讲的主题,在心智地图里是“规范伦理学”。不过,诸友都有教科书《情理与正义》“试读本”——主要内容就是规范伦理学,诸友不妨自己阅读,将这一讲的课时留给全新的内容,即上一讲“演化伦理学”的后半部分。我在上一讲介绍了地球的演化以及地球上生命的演化,然后我将在这一讲介绍人类行为与合作伦理的演化。或者,我将围绕图1和图4显示的饶敦博两部著作的核心思想,讨论行为与秩序共生演化的若干重要原理。

图1. 截图取自:汪丁丁2021年“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伦理学原理”课堂用的心智地图。第三讲的主要核心内容是饶敦博的两本书和达马西奥2018年著作。

 

     今天是11月27日,我昨天和大前天为你们写了两篇博客文章:第一篇“演化——中心法则学派与共生演化学派”(2021年11月24日我的财新博客),即第二讲的附录二。另一篇是“转型期中国社会与世界秩序”(2021年11月26日我的财新博客),是这一讲的附录一,这篇文章主旨宏大,写在文章的结尾部分,请你们认真读。这两篇文章大致解释了我为这门课准备的253张图当中的20张,两篇文章总共两万字。由此推测,我可能要写二十万字来解释200张图。

     我在第二讲图22解释过,从基因型到表现型的表达映射是关键环节,它包括全部发育生物学内容。你们应当记住的是这张手绘图里的基因型——那个小三角形,它的顶端(基因变异)和底端(表观基因变异),以及我的注释。然后,你们阅读我昨天为你们写的第二篇博客文章,就容易理解全文主旨了。虽然,我那篇文章已经很长,不能展开叙述我心里设想的整体框架。但是,我现在可以为你们描述这一框架——其实很容易理解,如果你们理解了上一讲介绍的表观遗传学的话。只要设想,在第二讲图22左边的集合里任何一点,“基因型”的小三角形,顶端和底端之外还有一个端点,如图2所示,现在设想这一端点是“可遗传的深层心理结构”——这是荣格“心理类型”学说的基本假设。荣格认为,生命的物质形态和心理形态都具有可遗传性,只承认前者而否认后者,不是真正的科学。虽然,六十年之后,他的这一假设仍未获得科学界的广泛承认。荣格生前也多次批评科学,说它受限于唯物主义的视野。

图2. 我为2021年秋季学期“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伦理学原理”手绘的示意图之扩展示意图,我在基因变异和表观遗传变异之外增加了荣格学说的基本假设“可遗传的心理性状”。

 

     虽然,图2的“可遗传心理性状”仍有待心理学与生物学的跨学科研究,但我从晚近发表的研究报告已可预见这一研究领域将有突破性的进展。目前,关于抑郁症的基因研究成果正在陆续发表。此外,关于人格类型的基因研究也有初步进展,例如图3以及我的说明文字。不应忘记,荣格全集第6卷《心理类型》,被荣格全集的英译者誉为“巅峰之作”。荣格关于心理类型的研究,始于他与弗洛伊德的关系,并于1913年至1918年臻于成熟。此后近半个世纪,荣格的叙述常返回自己的这一巅峰之作,尤其是荣格思想后期的核心观念——“集体无意识”,必须假设生物共享的最基本的心理性状是可遗传的。荣格的这一思路,在达马西奥2018年著作里获得了充分表达。虽然“荣格”的名字只出现了一次,但我仍要抄录达马西奥2018年著作里唯一提及荣格的这段文字:…… the human unconscious literally goes back to early life-forms, deeper and further than Freud or Jung ever dreamed(人类无意识可毫不夸张地追溯至最初的生命形态,比弗洛伊德和荣格从来梦想过的更深远)。

图3. 关于“大五人格”之“神经质”性状的基因研究,2019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分布在人类基因组的22对染色体上的263个基因独立变异共同塑造了这一人格气质的可遗传性。截图取自:Christian Montag,et. al.,2020,“molecular genetics in psychology and personality neuroscience --- on candidate genes, genome wide scans, and new research strategies”,《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神经科学与生物行为学评论》2020年7月,“心理学与人格神经科学中的分子遗传学——关于候选基因,基因组全局扫描,以及新的研究策略”)。

 

     仍延续荣格思路:世界秩序的紊乱,无非是人类无意识的暗影纷纷向外投射所致。中国人的心智尚未完全“西方化”(西方理性),尽管他们的生活已被纳入西方的世界秩序。另一方面,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暗影,在我的分析中,与西方人集体无意识的暗影,二者之间有本质差异。参阅我2022年1月13日的财新博客“我们为何不宽容?兼答陈嘉映教授”,也即第三讲的附录二,其实这篇博客文章的正文是从第一讲节选的,但我写给嘉映的答复才是文章的核心,故成为这一讲的附录二。

     集体无意识暗影的中西差异,可能形成某种良性互补——参阅我和布坎南1998年的对话纪要,即第三讲附录三,其中有布坎南这样一段答复:我和我的(汪注:美籍韩国裔)同事,Yong J. Yoon,我们最近大量地探讨了儒家价值可能怎样应用于西方社会,以及这些价值怎样与其他价值融合起来。在儒家文化架构里面,“面子(Decency)”与“羞愧意识(Shame)”似乎是很自然地发生的,这些东西是人类品质中非常有价值的特性,而这些特性正在从我们西方人的品质中消失。怎样才能引进这些品性呢?

图4. 截图取自“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伦理学原理”课堂用的心智地图,饶敦博两部作品的核心插图。

 

     当然,恰如目前的中美关系这样,暗影的相互投射也可形成相互妖魔化的社会心理基础,从而引发世界秩序的紊乱。荣格认为消除这些冲突的基本途径在于每一个人的“自性化”过程,他对人类是否能够通过自性化过程使自己的暗影与自己的意识融为一体持悲观态度,参阅《荣格全集》英文第2版第18卷第11部分(中译本《荣格文集》第6卷的标题为“文明的变迁”)。

     如果荣格建议的自性化过程不能或不可能在灾难降临之前挽救世界于紊乱状态,那么,哈耶克建议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也许能挽救世界于紊乱状态。我第一讲“导论”图8至图11的叙述表明,内共生系统之为一种合作秩序的起源与真核细胞的起源几乎同样古老——大约在16亿年前至21亿年前。关于昆虫社会之合作秩序演化的最新研究报告,诸友可参阅:Nichola Raihani,2021,《The Social Instinct --- How Cooperation Shaped the World》(社会本能——合作是怎样塑造世界的),图5,封面截图,在你们张力图册里编号是92。这本书第2章是“inventing the individual”(个体的发明)。我在标题下面写了一段文字,抄录在这里:道金斯确实需要反思自己的思路,预设“自私的基因”,而不是“自利的个体”,也许是他那时的知识局限性所致。这本书超越并批评道金斯的思路是可以理解的,仅当“个体”延续时,个体包含的全部基因才可能延续。

图5. Nichola Raihani,2021,《The Social Instinct --- How Cooperation Shaped the World》封面截图。

 

     由于合作秩序的本质是参与者行为的“互利性”,故而,合作行为倾向于化敌为友——这就是所谓“经济的文明化影响”(the civilizing influence of the economy),源于苏格兰启蒙思想传统,成为重建当代世界秩序的重要思想资源。但是,合作秩序是演化的,惟其如此,它才被称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extended oroder of human cooperation),参阅:F. A. Hayek,1988, 《The Fatal Conceit --- The Errors of Socialism》(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目前世界之所以陷入紊乱,在上述的深层心理原因之外,表层的社会经济原因是新的世界秩序的互利性原则尚未被广泛理解,或者,广泛地被主流意识形态遮蔽了。新的世界秩序需要产生某种新的意识形态来取代陈旧的意识形态,或者完全摆脱任何意识形态的束缚,如果可能的话。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布坎南生前的努力(参阅本讲附录三)非常宝贵,尤其,对西方社会而言,目前美国社会内部冲突空前恶化,充分印证了布坎南当年担忧的“宪法危机”,以及他呼吁的“宪法革命”之必要性。

     我之所以在2022年1月26日写了“转型期中国社会与世界秩序”,是因为我对这次“气候峰会”可能达成的共识很悲观。不平等、老龄化、气候问题,这是西方学界列出的三大挑战,参阅:Oliver Blanchard and Jean Tirole 主持的政策报告,“Major Future Economic Challenges”(应对未来的三大经济挑战),《比较》杂志2021年10月1日。

图6. 截图取自:Owen Gaffney and Johan Rockstrom,2021,《Breaking Boundaries --- The Science of Our Planet》,第4章,走出“全新世”稳态之后的“人类世”地球之令人担忧的未来,近处是危险的稳态,远处是安全的稳态。

 

     在三大挑战当中,应对气候问题已经迫在眉睫,请诸友回忆我在第二讲图48、49、50的叙述。根据财新记者2021年11月3日关于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2021年10月31日格拉斯哥峰会的报道: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今年10月26日发布的《排放差距报告2021》显示,按照目前世界各国的减排措施,至本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将上升2.7摄氏度,远高于《巴黎协定》控制全球气温上升的目标,并将导致灾难性的气候变化。

图7. 截图取自:Owen Gaffney and Johan Rockstrom,2021,《Breaking Boundaries --- The Science of Our Planet》,第4章,横轴从左边开始顺序为:采猎时代、农耕时代、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消费者资本主义。

 

     财新记者2021年11月15日关于格拉斯哥峰会闭幕的报道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小标题——“保住了”温升1.5度目标。根据这篇报道:2015年底签署的《巴黎协定》确定的目标是,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度以内,并努力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以内。此后,欧美学者试图将控制温升的红线提高到1.5℃,因此需要在2030年之前将全球排放量减少45%,并在本世纪中叶将总排放量降至零。发达国家基于此目标,普遍将2050年定为碳中和目标,并希望在此次气候大会上达成将全球平均温升控制在1.5℃的共识。

     格拉斯哥峰会听证时发言的两位气候问题权威人士,Owen Gaffney and Johan Rockstrom,2021年出版了科普著作《Breaking Boundaries --- The Science of Our Planet》(打破边界——我们星球的科学),这本书的序言,由瑞典著名的气候活动家 Greta Thunberg 撰写。我抄录这篇序言的开篇文字:The safety limit for the level of carbon dioxide in the atmosphere is thought to be around 350 parts per million. We reached that landmark sometime in 1987, and in 2020 we surpassed 415 parts per million. The world has not experienced such high levels of atmospheric carbon dioxide for at least 3 million years(大气中二氧化碳水平的安全极限被认为大约是ppm350。我们在1987年的某一时刻达到了这一地标,并且在2020年超过了ppm415。这个世界在以往的至少三百万年里从未经历如此高的大气二氧化碳水平)。……The richest 10 percent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emit more carbon dioxide than the remaining 90 percent. On average, the top 1 percent of income earners emit 81 tons (74 metric tons) of carbon dioxide per person every year. For the 50 percent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with the lowest incomes, that same per capita figure is 0.76 tons (0.69 metric tons). These high emitters are the people we consider to be successful. They are our leaders, our celebrities, our role models. The people we aspire to be like(世界人口当中最富有的10%排放了二氧化碳的90%。平均而言,收入最高的1%的人每年每人排放二氧化碳81吨。占世界人口50%的最低收入群体,每年每人排放二氧化碳0.76吨。这些高碳排放人士正是我们心目中的成功人士。他们是我们的领导者、我们的偶像、我们的楷模。我们被这些人激励着要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在这样的开篇之后,关于1.5度和2度,这位序言作者写了一段评论文字:…… that is no longer possible within today’s societies. The need for system change is no longer an opinion; it is a fact(那一目标对今天的社会而言不再是可能的了。系统性改变的必要性不再是一个选项;它是一个事实)。

     这部科普著作的插图当中,图6,足可概述这本书的主旨。这里出现了几个可能的稳态——即凹陷的区域,最左边的一个稳态,标识是“全新世”。我们今天的所谓“人类世”,就是从全新世走出来的。未来充满危机,因为,就在旁边,有一个凹陷的区域,标识是“不安全的未来”,地球很容易滑入那个稳态,并就此毁灭。在较远的地方,是另一个凹陷的区域,标识是“安全的未来”。世界应当合作将地球推到那个较远的稳态之中,但是正如“序言”作者所言,为时已晚。西方社会必须有一次系统性的变革,从金融体制到生活方式。

     这两位作者借助图7表现了全球气候危机的直接原因——全球资本主义进入了消费主义时代——在这一时代每一个人,不论多么贫困,只要他是消费者,他就被认为是“上帝”,他也许负债累累,也许无家可归,也许吸毒身亡。

图8. 截图取自:Owen Gaffney and Johan Rockstrom,2021,《Breaking Boundaries --- The Science of Our Planet》,第4章,现在,例如,2021年,是决定地球未来可能进入哪一个稳态的关键时期。

 

     我记得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报章经常引用列宁的名言:发达国家的现在就是不发达国家的未来。现在,诸友读了我抄录的“序言”节选之后,也许应反思列宁那种以“简化思维”著称的快餐式名言。因为,发达国家甚至没有未来。

     气候问题是对人类整体的挑战,故而也是对人类整体合作能力的挑战,请阅读图8及注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格拉斯哥峰会很难相互承诺,首先,世界工厂和碳排放集中于发展中国家,而消费能力集中于发达国家。例如,在关于“1.5度”的争论中,印度承担了很大的减排压力,而发达国家迟迟不能承诺为缓冲减排压力提供资金,这样就很难落实格拉斯哥峰会的共识——本世纪中期实现全球的净零排放并控制升温不超过1.5度。

     美国政治体制的运作方式提供了系统性变革之必要性的例证:根据财新记者的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则表示,到2024年前,将与美国国会合作携手推动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融资翻两番。但据路透社报道,就在拜登在苏格兰与世界各国领导人会面时,温和派民主党参议员曼钦(Joe Manchin)宣布,他不会支持1.75万亿美元的支出法案框架。而该框架正是本次拜登宣布的气候融资的资金来源。”在西方政治体制内,原则上,议员对自己的选民负责。因此,绿色运动对德国政治有显著影响。另一方面,如上所引拜登承诺的例证表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使美国成为减排的最大障碍。图9,两位作者将社会经济系统视为一套复杂系统并列出干预这一系统以落实气候峰会目标的有效杠杆。

图9. 截图取自:Owen Gaffney and Johan Rockstrom,2021,《Breaking Boundaries --- The Science of Our Planet》,第9章。左边圆形表示全球社会经济系统,干预这一复杂系统的杠杆,效力由左至右顺序增加:数据、负反馈回路的调节、正反馈回路的驱动、物流、信息流、系统规则、系统规则之上的权力、系统的多重目标、系统性变革的心态或范式。

 

     据我观察,美国的普通人(选民)习惯于只关心自己的收入和健康,他们远不如欧洲人那样容易关注诸如“文明”和“人类”这类议题。图9所示最有效的杠杆是变革社会经济系统的心态,它要求美国人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已在学术文献中被列入“最糟糕的生活方式”,例如,远比日本人和欧洲人的生活方式糟糕。荣格最早明确指出美国白人与土地和黑人之间有某种可称为“心理情结”的联系,故而与欧洲人有显著差异,参阅《荣格全集》英文第2版第18卷第11部分第1章“report on America”(关于美国的报告)。在消费主义的时代,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普遍沦为享乐主义的,他们将健康托付给医生,将政治托付给议员,将思想托付给知识精英,总之,他们相信分工与专业化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战后的长期繁荣似乎表明美国的社会经济系统运行良好,不应引入任何“系统变革”。

图10. 截图取自“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伦理学原理”课堂用的心智地图,饶敦博1996年这本书写得比他2014年这本书好。

 

     我在谷歌检索短语“how worst is American way of life”(美国生活方式有多么糟糕),谷歌检索与此相关的第一项解答,来自著名的大众问答网站Quora,是2018年11月24日的,标题是: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is the biggest threat to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胁就是美国生活方式),作者署名之后特别标注: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热爱美国。至于多数人的态度,Pew Research Center (无党派立场的公共政策调查研究中心)2019年的一次调查显示:56%的美国人预期2050年美国将变得更好,虽然,他们预期未来三十年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将继续恶化并且政治两极化状况将继续恶化。

     根据2020年9月11日《U.S. News》专栏作者 Devon Haynie 关于163个国家“社会进步指数”的调查报告指出,美国是发达国家当中唯一在过去十年社会指标排名大幅退步的国家。这一指标2014年首次发布时,美国排名第16,而2020年,排名第28。根据美国心理学会200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标题:“美国——有毒的生活方式”),美国人均医疗费用大约是英国人的2.5倍,主要因为平均而言远高于英国人的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心肌梗死、……肺病、癌症。

图28. 截图取自:Google Search for “united states life expectancy”(谷歌检索美国期望寿命),2022年2月24日。

 

     图28,美国人的期望寿命在1980年高于英国,在1989年至2019年期间低于英国和加拿大,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图29,这一趋势更明显。沿袭老贝克尔的思路,美国的教育或人力资本投资在以往四十年确实每况愈下,更关键的是,美国人的人均医疗费用是发达国家当中最高的,不是高一点儿,例如,是英国的2.5倍,这就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放弃医疗及医疗保险——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环节。

     美国护士联合会2020年发布的2018年4200多家医院成本调查报告表明,美国的医院,平均而言,虚报医疗费用三倍以上。四十年前,美国医院平均而言仅虚报费用6%,微不足道。参考书:David Belk,2020,《The Great American Healthcare Scam: How Kickbacks, Collusion and Propaganda have Exploded Healthcare Costs in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健保大丑闻:回扣、合谋、宣传是如何使美国健保成本爆炸的)。

     我是旁观者,我的结论是:美国人的“高碳”生活方式必须改变,否则,美国人的期望寿命将进一步降低——几乎肯定将低于中国,而且将有越来越大比例的劳动年龄人口丧失工作能力——因为肥胖及相关疾病。

图29. 截图取自:KFF Analysis of CDC, Austr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and OECD data,Peterson-KFF Health System Tracker,2021 September 28,蓝色曲线是发达国家期望寿命均值,绿色曲线是美国期望寿命,1980-2020,期望寿命在疫情期间大幅度下降。

 

     总之,指望美国人在2030年之前或2050年之前实现系统变革,我认为几乎不可能。有鉴于此,我认为2050年很可能成为世界末日的一个象征——例如,极地冰盖将不可逆转地融化从而海平面将不可逆转地上升,而极端天气导致自然灾害的频率将增加10倍以上,地球生物将经历另一次大规模灭绝。

     我最近写了两篇博客文章,是为这门课教学而写的。我还有第三篇博客文章,收集了许多数据和文献,准备写,但因为政治不正确,还没有动笔。与主流观点不同,有一部分科学家认为地球温度周期与人类活动无关。也就是说,不论人类是否能有控制碳排放的合作秩序,地球温度也许仍要上升2度或更高,也许将使海平面不可逆转地上升120米,也许将有另一次大规模生物灭绝——因为生物灭绝的平均周期是5千万年,参阅第二讲图34,从上一次生物灭绝到现在已5500万年。不过,我也许不会写这篇文章了。

 

 

文章节选自书稿《演化与创新的伦理学》第三讲:演化伦理学续篇

 



推荐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