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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中国社会与世界秩序(一)

文|汪丁丁  

 

首先抄录我在印刷版心智地图第四讲标题下方写的文字:中国社会正处于“文化~政治~经济”三重转型之内。转型期与稳态期相比,未来预期非常不稳定,故而,一切存量的价值都要贬值,例如信誉和品牌。伦理特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故而,长期关系贬值,例如,家庭关系。普遍可预期的,只有短期关系。然而,短期关系的核心不再是深层情感交流,于是,只有另外两类内容,即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参阅本讲附录七),参阅我的博客文章“经济学基本问题”(参阅本讲附录三)。

图1. 截图取自:Douglass North,2005,《Understanding the Performance of Economic Change》(中译本标题《理解经济变化的绩效》),第7章。纵轴表示地球上的人口总量,横轴表示时间,诺斯在这条人口曲线上标识出重要的技术进步。所以,这幅图的名称应当是“技术进步与人口增长”。

如第一讲所述,在全球史视角下,中国社会的三重转型期,自1850年以来,与世界经济变迁重合,中国廉价劳动力与西方先进技术结合,潜在可实现的高速增长,只需要足够长期和足够广泛的改革开放政策之激发。诺斯概述经济变迁的三要素:(1)人的数量与质量的增长,(2)知识存量的增长,(3)为更多社会社会成员在更广泛领域的生产活动提供激励的制度变迁。我将第一讲图7的左图放大贴在这里,图1,并请参阅本讲附录一。

中国的“社会过程”在1980年代初期,因缘际会,选择了“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主流的公共政策基本路径,虽有数次调整,但仍维持了这一基本政策的社会预期。三十年,一代人的时间,图1所示“工业革命”的每一项重大技术进步都已广泛植入中国经济,成就了所谓“中国奇迹”。虽然,社会过程选择的社会演化路径是可变的,如果社会过程本身发生显著的改变,参阅本讲附录十六。

理解世界范围的“社会过程”,我的建议是,奈特的“社会过程”学说辅以达马西奥的“内平衡态”学说。其实,马歇尔在撰写《经济学原理》之前徘徊于“牛顿力学”的思路与达尔文的“生物学思路”之间(参阅我的《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第六讲),他后来选择了力学思路,但他的“均衡”概念与生物学的“内平衡态”概念非常接近。事实上,生命系统论(参阅本讲附录十七)运用于当代社会科学的两大思路是:(1)霍兰德的“复杂适应性系统”,(2)达马西奥的“内平衡态”学说。

上述霍兰德思路和达马西奥思路的介绍,出现在第一讲的后半部分,关于“成瘾”行为的生物学解释。那里也列出了他们的主要著作,只不过,基于叙述的主题,我写的介绍性文章“生命系统”,没有附录于第一讲,而是附录于第四讲。

世界是一个复杂适应性系统,它的每一层级和每一子系统,都需要维持某些功能的正常运行。这一系统的稳态,基辛格称为“世界秩序”。虽然,至少在目前,世界秩序正在失稳。只在达马西奥内平衡态学说的基础上,“失稳”的涵义才变得明确。所谓“内平衡态”,就是有机体内部各种可能状态当中最有利于生命的延续与繁衍的那些状态。米勒在“生命系统论”中强调,生命系统在各层级都有一个子系统负责维持“边界”。例如,在最基本的“细胞”层级,负责维持边界的子系统称为“细胞膜”。又如霍兰德强调指出的那样,复杂适应性系统有两大特征——边界与信号,其中“边界”必须具有“半透膜”的性质,从而系统可与环境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内平衡的“内”字,特指边界之内。在边界之内的各种可能状态中,所谓“有利于”生命延续与繁衍的状态,就是在演化基本方程里这一特定生命系统的适存度是否高于生态环境里各类生命的平均适存度。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或本讲附录十及这一附录里推荐的第三部著作。

生命系统边界之内可以形成的各种可能状态当中,使这一生命的适存度高于生态环境平均适存度的状态通常不是唯一的。毕竟,生物演化不是数学。所以,当这一特定的生命系统偏离了旧的平衡态时,新的状态未必带来致命的损害,也许,新的状态仍有利于这一特定有机体的延续与繁衍,从而并不激发系统返回旧的平衡态的努力。这类现象,工程控制论称为“容错”。仅当新的状态带来的损害超出容错范围时,激发系统返回平衡态的努力。

 

图2. 我手绘的系统及其负反馈控制的图示。

 

不论在哪一层级和哪一子系统,失稳可激发系统返回内平衡态的努力,如图2所示。这里显示的系统其实是一个“黑箱”,它内部的任何过程都是不可观测的,唯一能够观测的变量是输入“x”和输出“y”。在增加了一个反馈环节之后,反馈的输出“w”是可观测的,称为“控制变量”。在“反馈”控制当中,最简单的是将“y”与某一设定值“y*”加以比较,并根据它们之间的误差来设计控制变量,从而使系统输出“y”保持在“y*”的某一允许范围(容错范围)之内。

达马西奥定义的内平衡态,可以是图2所示的“y*”。生命系统的子系统履行的功能,相当于图2所示的输出“y”。当y在y*的允许范围之外时,可激发生命系统返回内平衡态的努力。所谓“失稳”,特指生命系统返回内平衡态的努力不再有效。

根据维基百科“内平衡态”词条:在生物学里,内平衡态是这样一种由生命系统维持的稳定的内在的物理的和化学的条件,是有机体的最优功能所需条件,它包含许多变量,例如,体温和体液平衡,维持在某一预先设定的限度之内(内平衡范围)。其它变量包括细胞外体液的酸碱度,碱、钾和钙离子的浓度,以及血糖水平,所有这些变量都要保持在特定范围内,不论环境、营养或活动强度如何改变。这些变量的每一个,由一个或多个机制调节,这些机制称为“内平衡机制”,全体内平衡机制共同维持生命。……任何内平衡机制都有三项要素:1)感受器,2)调控中心,3)执行器。……这些要素通常构成负反馈系统。……homeostasis源自希腊文,standing still + similar = staying the same(保持不变)。

 

图3. 截图取自:Norbert Wiener,1948,《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2nd ed.(维纳《控制论,或动物与机器中的信息交流与控制》1948年第2版)。

内平衡,是巴黎大学生理研究所首任主席,生理学家博纳德(Claude Bernard,1813-1878)创建的术语“milieu interieur”,即“内在环境”:The stability of the internal environment [the milieu intérieur] is the condition for the free and independent life(内在环境的稳定性是自由和独立的生命之条件)。这一观念由哈佛大学医学院生理系主任坎南(Walter Bradford Cannon,1871-1945)发展为生理学基本原理,并命名为“homeostasis”。神童维纳(Norbert Wiener,1894-1964)14岁至19岁在哈佛大学读博期间,或稍后,于1930年代,从坎南那里接受了这一术语,1945年引入他的控制论(1948年第1版第4章),图3。今天,我们似乎只知道“控制论”而不知道“负反馈”原理最初来自生物学。参阅:Leone Montagnini,2017,《Harmonies of Disorder --- Norbert Wiener --- A Mathematician-Philosopher of Our Time》(我们时代的一位数学家和哲学家,诺伯特-维纳,无序的和谐),第4章第3节。根据维基百科“维纳”词条,维纳创建“控制论”,将一切智能活动视为“反馈机制”效应。维纳《控制论》引述坎南的内平衡态原理,将任何社会现象解释为围绕“常态”的扰动与恢复。在MIT2019年再版的《控制论》一书里,这一概念出现了29次。

维纳在图3描述的负反馈系统,与图2相比,更复杂一些,他以无线电通讯为案例,故而,图3出现了“高频振荡器”和“高通滤波器”这样的设备。与更抽象的图2对照,图3所示的“补偿器”相当于图2所示的“黑箱”系统,图3所示的“执行器”相当于图2所示的“负反馈控制”。

图4. 截图取自维基百科“负反馈”词条。

 

图4是维基百科“负反馈”词条提供的反馈系统图示,它比维纳的图3更简明。从图的左端开始解释,首先显示“扰动”,这一扰动与反馈控制叠加成为“系统”的输入。然后有一个用于观察系统状态的“测量元件”,它将测量数据与预先设定的“参照点”按照符号的正和负叠加成为“误差”信号。控制器的输入是误差信号,控制器的输出是给执行器的指令。

根据另一本书,Leone Montagnini,2017,《Harmonies of Disorder --- Norbert Wiener --- A Mathematician-Philosopher of Our Time》(《无序的和谐,诺伯特-维纳,我们时代的一位数学家和哲学家》):Cannon introduced the term “homeostasis”, meaning the coordinated physiological processes which maintain most of the steady states in the organism […]—involving, as they may, the brain and nerves, the heart, lungs, kidneys and spleen, all working cooperatively […]. The word does not imply something set and immobile, a stagnation. It means a condition—a condition which may vary, but which is relatively constant (Cannon 1932, 24) ——我的翻译:坎南引入术语“内平衡态”,涵义是受到协调的诸多生理过程,旨在维持有机体的大多数稳定状态…… ——涉及,如果它们有的话,脑与神经,心,肺,肾,脾,这些器官全都合作运行……。这一术语并不意味着某种一旦设置就固定不变的停滞状态。它意味着一种条件——这一条件可以变化,但相对而言保持定常。

 

图5. Antonio Damasio,2018,《The Strange Order of Things --- Life, Feeling, and the Making of Cultures》(标题直译:事物的奇怪秩序——生命,感受,与文化之形成)封面,湛庐文化的中译本《万物的古怪秩序》,有我为达马西奥五卷著作的中译本写的总序。

基于上述观念史,达马西奥夫妇2016年撰写文章发表于制度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权威期刊《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JEBO),定义“内平衡”为:maintaining functional variables within a range of values compatible with survival(维持功能变量在某一与生存相宜的变化范围内)。他们指出,如果有机体被迫在基于内平衡态的“well-being”(良好生存)之外运作,有机体将滑入病态并导致死亡。当这一情形发生时,感觉就成为强有力的颠覆因素,将危险注入思想过程——这是一种返回所需的内平衡范围的努力。Antonio Damasio and Hanna Damasio,2016,“exploring the concept of homeostasis and considering its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s”(标题直译:探索内平衡态的概念并思考它的经济学涵义),《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vol. 126,pp. 125-129。

 

图6. 截图取自: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年的文集《The Interoceptive Mind :From Homeostasis to Awareness》(内感受的心智:从内平衡态到警觉),第2章,图2:“the global predictive hierachy”(整体预测的科层)。

于是,达马西奥将有机体的“感觉”理解为返回内平衡态的一种努力。这样的感觉不需要“意识”(根据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这一语词的涵义),而且是“文化”的起源:In unicellular organisms, such as bacteria, we find that rich social behaviors, without any deliberation by the organism, reflect an implicit judgment of the behavior of others as conducive or not to the survival of the group or of individuals. They behave “as if” they judge. This is early “culture” achieved without a “cultural mind” 我的翻译:在诸如细菌这样的单细胞有机体当中,我们看到丰富的社会行为,没有任何深思熟虑,反映着关于其它有机体行为之导向或不利于群体或个体之生存的一种隐含判断。这些单细胞有机体的行为“好像”它们在判断。这就是在没有“文化心智”的早期阶段的“文化”积淀。

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年的文集《The Interoceptive Mind :From Homeostasis to Awareness》(内感受的心智:从内平衡态到警觉),接续了达马西奥2018年著作的思路,图6,将“自我”视为八识的内平衡机制之整体预测意识。

我试着翻译图6的术语,逆时针方向旋转,从六点钟方向开始:“内感受”、“身体感”、“味觉”、“嗅觉”、“运动”、“听觉”、“视觉”、“存在感”。图标:圆形表示“预测”,三角形表示“预测的误差”。于是,由外环向内环深化,预测努力减少预测误差。最内部的圆环表示“自我模型”,中间的圆环表示“多种感觉系统”,最外面的圆环表示“整体感觉”。

 

图7. 截图取自: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年的文集《The Interoceptive Mind :From Homeostasis to Awareness》(内感受的心智:从内平衡态到警觉),第15章,图1,“关键性的概念区分”。

我试着解释图7,由左至右:(a)“行为内平衡态”,旨在纠正内感受预测误差的行为。自主调节之为对内感受预测误差的反应;(b)目标动态平衡,支持动态协调的行为。基于前瞻生理需求的脑对于内环境之调节;(c)预期动态平衡与内平衡,关于反事实的前瞻预测误差的未来导向行为。由内感受预测误差与动态预期导向的调节。在动态平衡与内平衡之间的双箭头文字注释:关于内感受与前瞻行动之间关系的学习过程:基于外部行动的内部状态轨迹。

图8. 截图取自: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年的文集《The Interoceptive Mind :From Homeostasis to Awareness》(内感受的心智:从内平衡态到警觉),第10章,图6,“Meta-analytic evidence (fMRI) of convergence across interoception, emotion, and social cognition”(关于贯穿于“社会认知”、“情绪”和“内感受”之收敛的功能核磁共振成像)。

 

图9. 截图取自:Geert Hofstede,et. al.,2010,《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 Software for the Mind》3rd ed.(文化与组织——心智的软件),第3版,第12章,图1,“mutual homeostasis system of individual and society levels”(个体水平与社会水平交互的内平衡系统)。

图8的核心图示是中央的三个集合:内感觉、情绪、社会认知。这三个集合的交集由红色区域表示,它们的两两交集由浅蓝色区域表示,情绪与其它集合不相交的部分由紫色区域表示,内感觉与其它集合不相交的部分由蓝色区域表示,社会认知与其它集合不相交的部分由浅绿色区域表示。

由上列色彩表示的五个区域出现在四张脑图里:左上角的脑图显示的是大脑左半球,右上角的脑图显示的是大脑右半球,在这两个半球图里,红色区域位于前岛叶,这是最值得关注的脑区。左下角显示的是剥离颞叶之后的大脑右半球,内侧前额叶的紫色丰富(这一脑区是所谓“道德感的中枢”),扣带前回的红色丰富(这一脑区是“自我意识”中枢),颞叶内侧大面积的紫色区域位于“外缘系统”(所谓“哺乳动物脑”或“情感中枢”)。右下角显示的是剥离颞叶之后的大脑左半球,可见,扣带前回不再有红色区域,因为左半球被称为“逻辑理性的脑”。虽然,扣带中回仍有红色区域。由此可知,整合预测社会认知、情绪与内感受的核心脑区在岛叶和扣带回。

达马西奥指出:感觉犹如服务于有机体对情境反应之品质的仲裁。最终,感觉是文化的创造过程的裁判。与这一命题完全一致,图9,以各国文化的六维度比较著称于世的葛浩德(Geert Hofstede,1928-2020)生前出版的《文化与组织》第3版,由左至右,中间的灰色波动带“演化的基础”,向上投射至“人格气质”,向下投射至“文化”。然后,获得了初始人格气质的个体投入于社会生活之流,逐渐形成适应社会的人格气质。另一方面,初始的文化价值以制度为载体投入社会生活之流,为个体规定社会生活中的角色。

在上述演化中,一方面,个体有了自己生活的故事,另一方面,社会也形成了自己的历史叙事。个体与社会都通过学习,形成了适应演化的特征。然后,个体特征与社会特征汇入特定的仪式——个体通过扮演社会规定的角色而实现自己的目标,从而生成个体的生命史与社会的文化传统。

图10. 截图取自:Jonathan Turner,2021,《On Human Nature --- The Biology and Sociology of What Made Us Human》(论人性——形成了我们人类的生物学与社会学),第7章,图1a,“George Herbert Mead’s model of the act”(米德的行动模型)。

 

美国当代社会学的领袖人物特纳(Jonathan Turner)2021年新著《论人性——造就了我们人类的生物学与社会学》,提供了他对行为社会学宗师米德的“行动”学说的理解,图10,由左向右演化,个体由于在社会环境中偏离均衡态而产生的冲动,要求个体采取行动加以缓解。这一行动必须基于个体关于可能返回均衡的相关因素之想象,称为“操纵”——思考如何缓解这一冲动并进行试错行为。最后,在右端,终于完满化解冲动,返回均衡。在这一过程中的任何环节的失败,都可通过反馈回路强化要求缓解的冲动,直到个体崩溃或采取正确的行动来缓解这一冲动。

图11. 截图取自:Jonathan Turner,2021,《On Human Nature --- The Biology and Sociology of What Made Us Human》(论人性——形成了我们人类的生物学与社会学),第7章,图1b,“Sigmund Freud’s alternative model to Mead’s overly cognitive model”(我的翻译:弗洛伊德模型是对米德的侧重于认知的模型之必要补充)。

但是,特纳认为米德的框架偏重于“认知”而忽视“情感”,于是他补充了弗洛伊德的框架,图11。特纳详细列出产生冲动的各类偏离均衡的情形:An impulse is a sense of disequilibrium with some aspect of the environment (hunger, sleep deprivation, tension with others, failure to live up to cultural codes, inability to adequately role-take, or failure to verify self),我的翻译:冲动是一种关于环境的某些性质的非均衡感,这些性质可以是饥饿、睡眠不足、与他人的紧张关系、与文化规范相违背的生活、不能充分履行社会角色、或不能证明自己。

我试着翻译图11,从左向右,左下角是“力比多”(生物性冲动),由此向右上方表达为“本能冲动”,由此向右,“认知不协调”——与其它动机冲突。由此向右,“Ego”(弗洛伊德定义的“自我意识”)——旨在决策与组织响应的认知控制系统。由此向右,“冲突的情感与认知”。由此向右,“压抑不符合社会规范的思想与行为”。由此向右下角,“防御机制被激活”,反馈至“自我意识”。 注意图11的右上角,“使行为符合社会规范而产生的扭曲或压力”,指向它的三个箭头分别是:“自我意识”、“冲突的情感与认知”和“压抑不符合社会规范的思想与行为”的。

最后,“超我”(道德系统)的箭头指向“自我意识”,同时指向“由道德编码理想化的自我”——由此发出的箭头指向“基于文化和社会的动机”,这些动机与“超我”一起作用于被调节的“本能冲动”。

荣格多次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全部冲突与战争都是“暗影”投射到外界的后果。他相信,消除冲突与战争的唯一途径是:“自我意识”与“暗影”面对面交往。当然,这是每一个人的“英雄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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