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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新博客发布了我的“哲学帝国主义”宣言,接着就有这篇文章的题目,初衷是讨论真实世界里“关系”这一观念涵盖的经验。这一思路的缘起,是我的新书“收益递增经济学”,概述于我的另一篇财新博客“广义的经济学”,尤其是那篇文章最后几段文字,关于未来的经济学(我所谓“观念的经济学”)。观念涵盖的经验,主观感受优先。这是目前流行的心理学和哲学见解,“嵌入于身体的认知”(简称“具身认知”)。不过,观念不能只是主观的,除非真实世界里只有他一个人有具身认知。我仍喜欢宋儒的概括:“理一分殊”。观念体现的是“一”理,只因人人各有具身认知的主观感受,才有了“分殊”。同一观念涵盖的经验差异,宋儒的譬喻是“月映万川”。来自万川的经验差异通过社会交往,常可达成关于天上那一轮月亮的共识,借用流行的术语,“在许多主体的社会交往中涌现的客观性”(简称“主体间性”),或者,阿伦特(《The Life of the Mind》关于康德“判断力”学说的评论)特别定义过的“常识”之为第六感,她使用的是拉丁文“sensus communis”,我译为“社群通感”,国内常译为“社群意识”。

     故而我们可以设想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于特定社会里并使用许多观念将主观感受划分为许多类别,以便应付日常生活里发生的无数人生问题。为了正确应付人生问题,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使用的任何观念在它涵盖的主观感受之上还有社群的同感。某甲和某乙之间能有交往,有赖于这样的通感。日本的企业管理实践,称为“默示”,借用了博兰霓《私己知识》定义的“默会知识”。人类学家吉尔兹是我喜欢的作者,他在《文化的解释》里说过,人是悬挂于意义之网里的生物,而文化为生活提供意义。至于人如何创造文化,我写了文章介绍海勒女士的“双重历史性”及“文化创造”学说。人若只生活在顺境里,就很难创造文化,他大致遵循文化提供给他的意义活着,然后死去而已。据我观察或我的主观感受,人生必有逆境,非如此而不能激发生命力量。人在逆境中创造文化,往圣前来与人相会,参与改变社会演化路径,我在《思想史基本问题》里写了这一命题。

     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于特定的社会网络之内,所谓嵌入于身体的认知,其实是嵌入于社会网络的具身认知。经济学家列出人生成功的四大要素,第一项是“random shocks”(随机冲击),第二项就是“inherited connection”(继承的社会关系),然后才是“可接近的资本”和“个人能力”。在我教室里听课的学生们评论,在中国社会,“关系”最重要。经济学家是历史的局外人,企业家是历史的局内人。在局外人的视角下,成功人士是“被幸运击中的傻瓜”。在局内人的视角下,能力、资源、机遇和社会关系,这些要素必须适度组合才可成功。梁漱溟提醒我们,凡做事情,败多而成少是正常的,成多而败少是反常的。

     梁漱溟自称是“问题中人”,而不是“学问中人”。他毕生奔走求解“中国问题”,晚年返回早年,求解“人生问题”,写完了他的第三本“大书”——《人心与人生》。儒家的心理学,他说,不同于西方人的心理学,因为中国人的心理事实不同于西方人的心理事实。假如我们只读儒家的伦理学而无视中国人的心理事实,则儒家伦理学不过是一些死去千百年的残文断简。梁先生辞世五年后,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简称“郭店楚简”,李泽厚认为,那是儒家“情感学派”的重要文献。主编《儒藏》的汤一介先生,在杭州湖畔居的嘉宾留言簿里写了“道始于情”四字,一边写一边对我说,以前不知有这四字。检索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第四组简文(儒家文献)”,汤先生写的四字还有后续,“情生于性”。在这八字之前还有八字:“性自命出,命自天降”。李零尝言,读书要从识字开始。我想到章炳麟的判断:由小学而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所以呢,读中国经典,先要识字,先读“小学”。我的读本,是2018年辞世的高明老先生发表于1996年的《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参阅我的财新博客文章“符号,表达,重要性感受”)。高明的另一本著作《帛书老子校注》,李零2007年写“老子”,特意推荐给读者,认为是最可信赖的版本。

     回到主题,郭店楚简,李零的校读记,接着前述十六字的,还有八字: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紧接着的这段文字,我认为是“道术为天下裂”之前中国人的行为学纲要: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入之。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善不善,性也。所善所不善,势也。

     中国人的行为学纲要,“势”这一观念,至关重要。金岳霖的名言,“理有固然势无必至”。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里“谋”的成功与否,首先取决于对“势”的判断(审时度势)。这一原理适用于稳态社会,也适用于转型社会。

     李泽厚概括中国的“实用理性”,A≠A±(度)。使实践得以成功的,不是逻辑而是“度”或关于度的正确判断。故而,知义者能入之。这里,“义”字的涵义,对应于斯密《道德情操论》的核心观念“合宜性”(参阅我为罗卫东的博士论文《情感 秩序 美德:亚当斯密的伦理学世界》写的序言)。梁漱溟说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这是“稳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度,主观而言就是合宜性,近于“义”,客观而言就是“礼”。转型社会,礼崩乐坏,但每一个人仍必须应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时不能“认死理”,理有固然势无必至,这是中国人的实践智慧。

     社会网络的模型由“节点”与“纽带”构成,节点是人,纽带是渠道,在渠道里流通的是媒介,人类社会有三类媒介:情感的,货币的,权力的。中国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常以情感为开端,然后可有另外两类媒介。始者近情,终者近义。不论何种关系,关键在于合宜性,适度,义,否则就只有始乱终弃。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小学略说》,洒扫、应对、进退,这是小学的教育。三代以降,庠序之学不再,小学教育只得识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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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汪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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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学士(1981年),数学硕士(1984年),经济学博士(1990年)。但学位都是无用之物,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读完即可销毁。最近的工作: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长期坚持的工作:财新传媒学术顾问。教学及阅读领域:经济学思想史、制度分析基础、行为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与社会选择理论、演化社会理论——演化认识论与演化道德哲学。在公共领域内所持的矛盾态度:批判主流,关注思想,拒绝媒体。对任何学说及其说服者持温和的怀疑主义态度,这种态度不合逻辑,但真实,如Charlie Brown 一般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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