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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与新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共产党 之七

上文贴出的最后两图,这里要用到。试问革命党的一名党员在执政党时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假设他的人格已融入职业革命家这一角色,他必须有人格的转型。可是,赫拉克利特早已说过,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艾修斯《学述》第一卷第七章:赫拉克利特说〔神就是〕永恒的流转着的火,命运就是那循着相反的途程创生万物的“逻各斯”。……可是“逻各斯”虽是人人共有的,但多数人对之却不加理会地生活着,好像他们有一独特的智慧似的。

依照图示,一个人的性格是他融入于特定社会和特定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称为“自性”或“个性”。并且,这一社会要求这一个人在社会组织之内扮演特定角色。读者在社会学教科书里不难查阅角色扮演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涵义,例如,当一个人有了家庭和孩子,在家庭这一特定的社会组织之内,他被社会预期扮演丈夫(妻子)的角色和父亲(母亲)的角色。我写过文章介绍麦金泰尔的《伦理简史》,在那里,麦金泰尔考证(或许他并非最早提供这一考证的),对古代希腊人而言,角色扮演的完美程度就是一个人的“伦理”,那时候,伦理是内在的因素,特别表现为角色扮演的完美程度。只在罗马时代,“伦理”的含义逐渐演化为外在的规约,即“道德”的拉丁文。

在现实中,一位职业革命家不仅很难融入执政党要求于他的社会角色而且有一种冲动要来批判执政党要求他从事的那些日常工作。这就是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遇到的第一重困难,用当时党内文件的描写,就是,党的工作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份文件最初大约是在1948年发布的)。请读者稍许停顿,想象这种工作重点的转移,这一描写值得思考,农村意味着革命,而城市意味着建设。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归功于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基本策略。虽然是策略,却有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内在联系。中共不仅是列宁主义的政党而且激烈地推进了列宁的革命想象,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薄弱环节首先爆发革命然后等候世界革命之成功。在中国,革命的主体只好是农民,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由于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社会基本性质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并由此决定了工人阶级的“不在场”性。早餐啦。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那次会议被“老大哥”强行指定一名武汉码头工人做总书记,其实向忠发是流氓无产阶级,从未有任何杰出的政治活动,据说在嫖娼时被捕(顾顺章叛变)且变节(周恩来此说引发党史界争议)但蒋公第二次急电要求熊式辉刀下留人时仍被处决。这件事导致张闻天的总书记名分迟迟未发布,被毛泽东戏称为“青天”。不论如何,向忠发这位总书记可说是共产国际教条主义的一场闹剧或误会,偶然没有对中共地下党的活动造成重大损失。这件事对毛泽东的影响如何,不难想象。不久,中共中央局就离开上海转移到江西苏区去投奔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运动了。

赫鲁晓夫怎样求解苏共转型为执政党这一基本问题?我们这一代人记忆犹新的概括是,苏共的修正主义路线,我留给读者自己阅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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