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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与新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共产党 之六

前五篇算是开端,继续讨论中共基本问题,即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问题。首先,为什么这是一个基本问题?关于问题以及基本问题的定义,请参阅我以前写的文章,检索关键词“问题三要素”+“汪丁丁”即可。

革命党的成员随时要准备付出的革命代价是生命,不如此不是革命而是温和的改良。英文就很清楚,evolution vs revolution,只多了一个字母,r,事物发展的形态有了本质差异。纵观中国的历史,改良的前景很暗淡,要么无声无息,社会压根不受影响继续沿着传统轨迹发展。要么,注意,这一点很关键,改良逐渐偏激以致成为革命,因为,改良者在克服来自主流社会的反抗时意识到自己的立场必须更加偏激。Charles Tilly 的民主化研究收集了或许迄今为止最多的案例,他也注意到改良的这一非稳定均衡性质。在定义“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他画了一张示意图,街头抗争之为一种集体行动,被置于第一象限内的双曲线上,沿着这条双曲线,向外偏离就导致社会革命或政权颠覆这样的激烈动荡,向内偏离就返回原点即政权不受任何影响。

早餐啦,我先找到他这张示意图,贴在这里。从2015年我的新政治经济学授课纲要里截取了上面这张图,可见到我写的一些注释或借题发挥的文字。总之,探讨革命与保守,无法回避介于革命与保守之间的改良。在长期历史视角下,革命的前景,要么导致新的稳态,要么完全返回旧的传统。

革命党人被招安的少,被砍头的多。改良党人被招安的多,砍头的少。若以 William James 在《实用主义》和《the will to believe》里提出的解释原则来解释,人格至关重要。其实,中国人早已注意到革命党与改良党在性格方面有显著差异。革命离不开湖南和四川两省的参与,改良则可以江南为基础,广东福建是江南基础的边缘地区,常提供革命党领袖,也常提供改良先驱。又,林语堂《吾国吾民》开篇便说,人分南北。显然,南方人的气质与北方人的气质,有重要差异。近代以来,人口迁徙频繁,南北之分似乎意义较小。但在我观察中,南北气质仍有显著差异。追究理由,人类基因组计划声名卓著以来,分子人类学家相信中国人起源于10万年前出非洲的一小群人,这些人沿着印度洋东岸迁徙至中国东南沿海,称为“沿海支”(我认为是百越和百蹼的先民),其中一部分人,约4万年前再次迁徙,向着内陆,最终抵达周原,形成华夏文明的先祖。性格的一部分由先天因素决定,另一部分由后天因素决定,数据分析大约各占50%,或许先天因素更重要但因为政治不正确相关论文难以发表。脑成像技术晚近发表的论文显示,若将头脑细分为八十个兴趣脑区,则基本倾向是,人脑三层次的爬行动物脑遗传决定概率最高,人类的大脑当中个性化越强烈的脑区后天决定概率越高,例如,ACC是自我意识的中枢脑区,遗传概率几乎就是0.00。介于新脑与爬行动物脑之间的是情感脑或曰哺乳动物脑,先天与后天大约各占一半。这里出现了文化传统的影响,似乎,荣格学派的一支,在旧金山荣格研究所,建议拓展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至“文化无意识”学说,是有道理的。

我写了一篇短文“性格与政治”,旨在暗示那时进入政治局的中共领导人的性格或许很大程度决定了他们将要展开的政治。现在写的,可视为那篇短文的延伸。自然人,或婴儿降生后(或胎儿期已开始),由荣格晚年阐述的“individuation”(直译为“个性化”,国内心理学通译“自性化”),融入于特定的社会,更进而在社会组织之内扮演特定角色,如下图所示:

传统儒家社会,参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性格》,可具体刻画为下面这张图:

这里出现了梁漱溟一再强调的中国社会之伦理本位的性质,表现形式是:个人与社会都很小,而家族很大。作为对比,他认为,西方社会是个人本位的,即个人很大而社会与家族都很小。有争议,民初知识界观察西方社会,似乎是,社会很大而个体与家庭都很小,被称为“集体主义的社会”,战斗力远比中国强大,故称雄天下。为何有这样大的差异,至少,1900年前后,对中国乃至东亚知识界冲击最强烈的,是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德国(普鲁士),那时在中国人眼里,德国人表现出强烈的群体精神,而中国人表现为一盘散沙。梁漱溟在1920年代之后观察西方,或许更有深入探究,于是注意到西方更强烈的其实是个人主义精神。

我更希望基于荣格学说来解释中国人或西方人的性格差异。这是另一议题,此处不能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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