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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有一幅插图,为何是单峰曲线。友人来信说可能是双峰分布,我同意,例如,贝克尔多年前撰文解释收入分布曲线时,假设智力分布是单峰曲线并且机会分布是单峰曲线,那么,可以有收入的双峰分布。我转述海勒女士的见解,更愿意使用基因型-表型,关于表现型,晚近有Phillipi Rushton的人格学“大一”模型,影响广泛。以往人格维度通用有五,谓之“大五”模型,以每一维度的第一字母缩写为“OCEAN”,国内心理学家谓之“人格的海洋”。晚近十年发表的研究报告意味着,人格五维度可进一步抽象为两大维度,即α和β,前者表征心理稳定性,后者表征心理灵活性。纵观生物个体的性情或行为,不外求自保与向外探索这样两大倾向。上述两大人格维度概括了这样两大倾向,健康的人格应当在这两大倾向之间保持平衡或协调,不偏废任一倾向。Rushton的理论贡献在于最终将两大倾向抽象为单一要素,即大写的G,生存意义上的一般智力。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然选择可能得到怎样的智力结构?极端而言,有R生存策略,如鱼之产卵,数以百万计,母鱼对卵漠不关心,死生有命,哪怕只有万分之一适存度,百万卵子可得万余子鱼,足矣。另一极端,有K生存策略,如人之产子,最高不过雅美士女性毕生生育十六孩儿,或维持代谢平衡的二孩儿,当然可以独身或仅生一孩儿。关于 R-K 模型,可参阅David Gears 2005。根据贝克尔确立的“孩子质量替代孩子数量”定理,人类儿童的质量随人均收入增加而上升并且数量下降。因此,大一模型的经济学实质在于存在某种一般智力因素使生物个体得以适应生存环境。依照惯例,尽管尚无定论,我们相信G分布密度是单峰的。

在转型期社会,先天的G分布,任一表型,投生于后天分布的某一特定社会环境之内,怎样生存?既然是转型期,就不能假设是稳态期,于是,绝大多数样本(採自稳态社会)勾画的后天适应曲线不适用。例如,十二月党人,都是贵族青年,却献身于解放农奴的无私事业。追究他们的G分布位置,应在单峰的右侧(贵族教养统计显著地符合贝克尔的以质量替代数量定理)。凭借高智力水平,发动解放运动,常见的结局是流放西伯利亚——不能与环境适应。巴枯宁,精力极其旺盛,流放期间借助家族关系逃亡至日本,留下一封倡议书——建议日本与美利坚合众国合并。而后途经美国返回欧洲,推开赫尔岑家门,第一句话便是,你还有时间食鲍鱼,为何不出去发动起义?共产国际会议期间,巴枯宁与马克思辩论,根据各种史料可推测马克思寡不敌众,也就是说,无政府主义思潮占据了主导位置。稍后,马克思或许以阴谋方式将巴枯宁驱逐出第一国际。至于第四国际的性质是否为托洛斯基或巴枯宁,留待考证。

总之,1919年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经费,据杨奎松的考证,主要由共产国际提供,即列宁的第三国际。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假设罢工者数千,则养家活口每日要发放生活费数百大洋。多亏张国焘父亲是大地主,又多亏孙中山解囊相助。军阀养兵多寡取决于土地丰厚程度,共产主义运动与工业(以及工人阶级)密切相关故而经费不能主要来源于土地阶级。这是当时中国工运状况。毛泽东早已不承认这一套路,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认清朋友与敌人,他认为农民才是中国革命的朋友,不仅如此,因为没有发达资本主义及产业工人阶级,农民应当就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张国焘与毛泽东,都是中共早期党内的反对派,但毛泽东不信张国焘书生之见,宁愿到江西建立苏维埃政权也不在上海与张国焘联盟成为党内政治反对派。后来的历史说明,俄共中央在列宁时期可以有重要的党内反对派,而中共中央自始至终也不能有这样的政治反对派。李锐相信,这是毛泽东性格使然。旧党史学派认为这是中共生存环境之残酷性使然,而新党史学派倾向于支持李锐的见解,只不过发掘出来许多数据。

没有政治反对派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听取不同政见?这就成为中共政治生活中的基本问题。毛泽东认为可以通过党内的“民主集中制”缓解这一困境。后来的中共政治实践似乎不能支持毛泽东的这一思路,但后来者,应当区分为两大时期,即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和之后。尚未夺取全国政权,中共是列宁主义意义上的革命党,注意,我在课堂上解释过,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政党,而是列宁主义的党。对列宁而言,目的是唯一重要的,革命党为夺取政权可以不择手段。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不承认这一原则,因为,高尚的目的绝不可以用卑劣手段去实现,否则,目的将异化为手段。

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为转折点,高华的文章历历可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生活迅速背离民主集中制可能取代党内合法反对派之政治功能的毛泽东想象。自此,中国社会遇到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时,总必须有反对派——那些敏锐地感受到根本重要问题的精英人士,于是总必须有思想运动来协调或压制思想精英,同时求解他们提出来的具有根本重要性的社会议题。几代人之后,前赴后继,死而不已,思想精英总要消耗殆尽,于是中国社会进入一个精英失灵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危险的时代,因为执政党没有途径感受具有根本重要性的社会问题。明日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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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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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学士(1981年),数学硕士(1984年),经济学博士(1990年)。但学位都是无用之物,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读完即可销毁。最近的工作: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长期坚持的工作:财新传媒学术顾问。教学及阅读领域:经济学思想史、制度分析基础、行为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与社会选择理论、演化社会理论——演化认识论与演化道德哲学。在公共领域内所持的矛盾态度:批判主流,关注思想,拒绝媒体。对任何学说及其说服者持温和的怀疑主义态度,这种态度不合逻辑,但真实,如Charlie Brown 一般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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