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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提要,贴在思享家这里,然后是对话,然后呢,我推测,我们在思享家这里的对话几乎要进入关键性的议题了。所以,我在等候。关于真相,关于人类语言,关于表达。这些议题,最后指向维特根斯坦的研究,然后指向最近出版的中译本《维特根斯坦传》和怀特海的老书《思维方式》。这些议题都是“车轱辘话”,循环地在日常生活里出现。只不过博客和微博的网友,似乎不是循环出现的。在日常生活里,我们遇到循环出现的根本问题。在博客呢?假如我们讨论的是根本问题?

 

 

 

跳过许多评论,我转贴网友“yezi”的这一评论,以引导出更深层次的探讨--- 我真心邀请这里的网友们参与更深入的探讨,因为这里出现的,是更重要的问题。 yezi(yezihong) 2012-1-15 20:46 “在表达之前,先有关于重要性的感受”。——因此我们必须了解对于当前国人来说,甚至往前追溯更久远一些,对这个民族来说,重要性的排序。追求对真相的了解以及对于被蒙蔽与欺骗的屈辱感,是对于哲学层面生存意义的渴望和感受。我们的国民性的本能是,在利益与真相冲突时,宁愿选择利益。另外,缺乏直面真相的勇气或者说精神力量。 正如刘瑜老师曾经说过的,“ 刻意的无知可能带来丰厚的利益报酬,在这里,无知是一种精明。选择性的失明则可能带来意识形态上的自我保护,在这里,无知则是一种逃避。”

 

 

刘瑜的评论,我大致同意。这就让我想到某一次王元化先生提醒我不要过于强调“国民性”。为什么呢?我没有询问。有些重要性,我相信必须感受,然后或可询问。我明白“叶子”此处讲的价值排序,例如,中国人常见的价值排序是“善、美、真”,较少有“真、善、美”。利益属于一种“善”。我的感受是,国民性,与制度,是互相影响的两大要素。如我们常讲的那样,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变好。所以,太看重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我体会,元化先生恐怕我要忽略制度变革的重要性。⋯⋯写了这段文字之后的大约半个月吧,刘瑜的专栏文章写了与我立场相近的文字,也就是不希望我们都因绝望而不努力改造我们的制度。我在许多场合说过我喜欢刘瑜的文字,这一次,她的文字又增强了我的根据。

 

多年前在北美有一本畅销书,那里论证:我们毕生体会到的一些基本原理,很可能就是我们在幼儿园早已学过的。例如《三字经》:性相近,习相远。我多年的体会,这里的习,主要是制度长期作用的结果。要改造我们的制度,先要提醒我们自己“国民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中央计划时代,由于没有市场生活,我们多数人习惯于依靠“单位”和“单位领导”,来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两代人之后,终于,我见到现在的大学生们,基本“遗忘”了这样的习惯。例如,毕业即失业,曾几何时,这是我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批评之一,现在呢,是大学生们很自然地接受的不确定性之一。自由,首先意味着诸如毕业即失业这样的不确定性。市场经济对人类行为的第一规训是:对你自己负责。长期的市场生活,几乎可以让一个人完全遗忘他在计划时代里养成的那些习惯。远比计划体制更悠久的,是我们的官僚政治传统。很自然,我们需要坚持远比三十年市场化改革久远得多的反官僚政治的演化方向,例如,民主制度的演化,才可能改变中国人在两千年官僚政治传统里养成的政治习惯。刘瑜是政治学家,与我们经济学家相比,她更有资格强调中国人的“官僚政治”习性。这一习性的表征之一,就是回避真相,王小波“花喇子模信使问题”描写得淋漓尽致。多年前,我在一篇短文里引述杜威的见解:真的民主,是在它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时候。换句话说,当民主生活有了类似婆媳吵架这样的日常性质时,它才是本土的。否则,它就只是大学生们的街头口号。大约同时,我还写过一篇长文,呼吁将“自由、民主、正义”这类至今仍是西方的概念的本土文化的表达。因为,任何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概念,诸如“自由”和“民主”,怎么可能在本土文化里没有一些要素呢?钱穆或许是一名偏激的传统主义者,他考证,中国传统社会的民主形式是“贤均从众”。我不那么偏激地保守,不过我很喜欢他这番考证。贤均从众,美国民主也有这一要素,例如“党内预选”的过程,以及,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充分辩论之后才是大众投票过程。只要人群规模足够大,效率原则迟早可以诱致出“贤均从众”民主原则。今天下午至晚间,“朗润思辨圆桌”,我参加了。主要收获是听林毅夫一个小时发言,讲解未来二十年世界的和中国的经济发展。观察毅夫的讲解,这一次我有很新奇的感受。当我们从二十年或五十年以外回顾眼下的政治经济状况时,我们关注的诸如2012年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和经济发展这类问题,就都缩小为“历史细节”,在长期视角下消失了。剩下来的要素,就是年鉴派史学所谓“长期框架”里的那些要素。例如,人口、技术、文化传统与自然资源禀赋。毅夫从世界银行的工作里抽时间讲解这些问题,让我有机会观察他这几年最熟悉的思路和框架。例如,未来二十年,欧洲和北美可能陷入类似日本那样的“遗失的二十年”,中国人均收入,若政策不出大错,可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一半。这一感受与国民性的讨论相关吗?是的,长期视角下,国民性再次凸显出来,成为一项要素。在毅夫的计算里面,没有各国的国民性差异。以往世界银行的政策,成败相较,我认为前者还是大于后者的。可是,在世行的经济模型里没有国民性的差异,而且也没有政治体制的差异。成败相较,或许国民性是经济发展模型可以忽略的要素。这就给了我们一些信心:真相,当然令人感到不方便。另一方面,永远会有一些人愿意面对真相,因为,例如,真相很可能关系到更长远的经济利益。关键是,那些愿意面对真相的人,如果制度不特别糟糕,很可能就是社会过程中具有重要性的社会成员。如果制度特别糟糕呢?那可能导致社会的消亡。

 

 

 

我准备在讨论会结束时发言,但主持人可能临时修改计划,将我的发言大大提前了。其实不论他怎样安排,我面对这样多的听众,多数是陌生面孔,不可避免地要紧张和不知所措。于是,拿着话筒无话讲,时间当然很宝贵。舒立暗示继伟上场引导我,果然奏效。我从继伟镇定自若的“引言”里找到了我可以发挥的观点。下面是晚间我能回忆出来的发言摘要:

 

1月11日,舒立和王烁都参加,财新网两周年,发言。我们⼀贯坚持的,称为“复杂的自由主义”,因为简单的头脑实在太多,这是二十世纪革命的精神遗产。其实, 二十世纪革命的领导者们,国民党或共产党或第三条道路,他们的头脑,主要继承了十九世纪人文主义的精神遗产,博爱、自由、平等。所以,我们今天的困境很大程度上可说是与革命的精神遗产抗争,也就是与偏激的情绪和思维方式抗争。我们生活在互联时代,也就是全联接社会网络的拓扑结构。这样的结构不同于小世界拓扑结构,它是同质化的,因为全联接,所以,不再有局部和局部之间的差异以及因差异而有的深刻思想。我带来⼀个很小的命题,可能要得罪很多人,不过,我还是要讲出来。这个命题是说,真相,如果我们找到它的最合适的表达方式,那么我们将面临这样⼀种困境,要么,这⼀表达不被大众理解,要么,我们修改表达以打动 大众的欲望,但真相被遮蔽。具有最重要意义的话语不再是大众的。因为大众不能理解真相的恰当表达,而真相的不恰当表达虽可被大众理解却不再是真相,它只是不同形式的谎言。微博和博客,都还没有成为适合于非大众话语的传播技术。 

文字格式很奇怪呀。我的电脑是苹果“air”,先写在“便笺”里,再转贴在这里。苹果对汉字很不友好。我佩服并感谢继伟,他在任何场合都面带微笑,未必是蒙娜丽莎的那种,但也在憨厚里透着些许怀疑。我还见到李大卫校友,握手时,我觉得他比以前腼腆,他可是我心中的浪迹天涯的英雄呀。徐晓很正式地穿戴着,她关于女人的爱,那篇文字深切地感动了我。呵呵,虽然,她说我比十几年前老了许多。会场入口处,我惊喜地见到胡蛟,风尘仆仆,确实,他下周一返回美国。会场真不错,恰好从落地窗可见到什刹海溜冰场,有许多孩子在冰上戏耍,勾起我和舒立的童年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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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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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学士(1981年),数学硕士(1984年),经济学博士(1990年)。但学位都是无用之物,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读完即可销毁。最近的工作: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长期坚持的工作:财新传媒学术顾问。教学及阅读领域:经济学思想史、制度分析基础、行为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与社会选择理论、演化社会理论——演化认识论与演化道德哲学。在公共领域内所持的矛盾态度:批判主流,关注思想,拒绝媒体。对任何学说及其说服者持温和的怀疑主义态度,这种态度不合逻辑,但真实,如Charlie Brown 一般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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