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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

聂僮来信:丁丁老师,您好。抱歉打扰,有个不成熟的建议不知是否可以提,希望我们可以在课程里面增加一下哲学的内容,原因有如下,由于长期疫情、经 济向下等不确定性原因,整体大环境和每个人现在都是焦虑和情绪向下的,哲学会给人以更多启发和缓解,之前我们听过一堂哲学,杨立华教授的课程,很多同学反映对心灵的疏解启发很有帮助。我们EMBA课程里面没有哲学类的课程,但我认为人到四十左右,无论金钱、物质、权利都无法解决这个年龄段或人生的终极问题困扰,但自我的内求,除了自己悟到也同时需要哲学指导,点亮或打开。基于以上两点原因斗胆建议,希望丁丁老师多多谅解,因为您的博学多识,我们充满期待,如果可以给我们在焦虑的当下给予思想的点拨,我想更是我们的福气和幸运,再次感谢您,也请原谅我的冒昧。我答复:是的,聂僮,其实我讲伦理学课程,大部分是在哲学里面。不仅哲学,而且还试着深入荣格学说呢。

纳指现在跌破上一次的低点11000,如我前几天说的,下方已没有关键性的支撑线,只有一个心理关口,就是8000点。现在的情形有些像是在筑底,成交量不大,机构旁观,“韭菜”胡乱思考。筑底的时候,我认为,如果是我的话,时刻准备抄底。何江有一句名言:见底,他就睡不了觉。何江是我在东财招收的唯一博士后研究员,有一年,他说他在许多年里靠炒股养活自己到博士毕业。

继续推荐这本书,英文2019年出版,中译本是2021年,《癌症:免疫与治愈》,2018年我遇见杭州一位医生,她就是这样说的,只不过,我感觉,她这样说的时候底气不足。现在,读这本书,我感觉信心十足。今天开始检索《纽约时报》前天报道的新思路,多组学的方法,呈现癌细胞的病毒组,然后制作疫苗,原理应当就是“科利毒素”的原理,这本书最引人入胜的故事。不过,多组学的优势在于系统性,发表于2022年9月《细胞》子刊“trends in microbiology”(微生物学新进展),这篇文章好像是这一期的社评,发布在“论坛”里,标题是“the hallmarks of cancer”(多态微生物:癌症标志物)。这张图概述了细胞变癌过程各阶段,其中,在右下方位置,可见到“多态微生物组学”,就是这篇社评的主旨。《纽约时报》2022年9月29日文章的标题更煽情,发现肿瘤之新思路:寻找它们的微生物。更靠谱的其实是标题下面的摘要:新研究揭示,癌症伴随着细菌和真菌——这个丰富的生态系统被科学家称为“肿瘤微生物组学”。下面我贴的故事,是科利百年前的努力,很曲折,医学至少走了两大段弯路,才在大约十年前回到他当初的正路上来。威廉•科利的女儿以她父亲名义设立的肿瘤免疫学奖,今天被称为这一领域的最高奖,2022年9月27日,北京大学校友邵峰(中科院院士),获得了这一奖项。 我在昨天的“新知录”里写了邵峰的故事,他的故事应解释为生命科学在晚近十几年的发展速度远超脑科学从而智力资源迅速从物理学、化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向生命科学转移。至于北京大学,只是社会筛选高智商人才的一种方式。例如,邵峰在北大的时候是“技术物理系应用化学专业”的本科生。这本书中译本的引言,很长,因为作者希望取得读者的信任。

贴完了第五章的故事,后面还有几章,但免疫疗法是现在的主流,风投的“风口”,我们不必继续读这本书。《纽约时报》另一篇煽情文章,在显微镜里看到的乳腺癌细胞与免疫系统T细胞之间的“捉迷藏”游戏。我能看到这条消息,是因为《自然》杂志推送到我信箱里的简报。

误诊,应当是基于医生的判断之后才出现的。没有医生愿意误诊,不过,为避免责任,医生必须借助一切可用的检测手段,而这些检测手段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现错误。假如医生从见到患者到最后诊断,要经过一百个检测环节,那么,正确的概率就是这一百个环节的正确概率的乘积,你想想,这是很小的一个数值。国内的误诊率如果是30%,其实很不错了。AI最蠢,它必须依靠人工输入数据。关键是收集哪些数据?目前AI临床诊断只是帮助医生,不能代替医生。AI诊断更致命的弱点是,基于统计学方法,只能根据偏离均值的程度来判断是否“病态”。可是,个体差异远远超过统计方法能够给出的任何判断。一定要记住,AI是庸医,因为,名医绝不依靠统计平均值给出诊断。我最近在朋友圈里推荐了《医学的真相》,作者是资深医生,他总结了三大法则,其中第一法则就是,优秀的医生从不依靠数据,而是依靠直觉。说实话,你们听我讲课,不如直接看我的朋友圈,那里的材料远比讲课详细许多。王 丹 丹发言:这么说跟我们鉴定专家一样,不依靠仪器和数据,还是靠经验和直觉。我发言:当然了。艺术品的鉴定更是如此。孟博发言:直觉是需要一定判断标准。我答复:@孟博 直觉就是基于专家经验,但更关注个体性。如果一个人不是专家却要依靠直觉,那是很可笑的,犹如一个孩子。我认为中国人盲目相信医院。很少人如我这样相信医院体制早就使医院成为最危险的区域了。教育和医疗,市场失灵的两大领域。这是我二十五年前的言论。然后,在国内生活了多年,我又修订了:教育和医疗,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两大领域。李志勇发言:如果不是市场和政府,那什么是它们的秩序。肯定不是随机的。我答复:不是抽象理论可以解答的问题,而是实践问题,需每一环节上的实践者寻求更好的“规则”,社会演化过程,只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就可能找到合适的“混合体制”。刘利成发言:教育和医疗是长期投入才会有效的,短期看不到成效,我们教育和医疗现在存在的问题是长期投入不够导致的,民间想投涉及教育主权和社会公平的问题。台湾籍林宗纬发言:@汪丁丁 汪老师,中国的教育和医疗的畸形是最颠覆我的…可能与社会价值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份专业如果不能从心底被认可,那么从何谈师德与医德?这里所有数据都不是用来陈述事实的,只是为了说服自己和上层的人,所以可怜的百姓不是盲目,而是无所遵循的无奈罢了。专家误诊率高就是过度仰赖经验累积。

 

10月12日

这本书(《癌症:免疫与治愈》)的第七和第八章,接近结尾,其实很关键,因为,今天我收到《自然》杂志的“生物技术”简报,图1,头条新闻就是这两章的核心人物,Carl June,他和两位联合撰稿人现在成立了一家新的公司,旨在研发第七章介绍的“嵌合抗原受体 CAR-T”新药,这款新药不再需要第七章介绍的那样复杂的生产过程——需要先从患者身上采样,送到实验室分离并培养个性化的抗体,等有了足够多抗体之后就制作这种嵌合抗原受体并给患者注射。今天的简报头条是,“在人体内直接生产的CAR-T”,刚好我听书到这两章,于是马上理解头条的涵义。我检索这位 Carl June 医生,见到他的论文发表在2022年7月《癌症新发现》杂志,他的工作单位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病理学系与医学实验室,“细胞免疫疗法”研究中心。这款靶向药物的故事很长,要贴许多次“九宫格”。不过,既然已写了这样长的引言,我索性贴完。也不能责备这本书的作者,他最初是优秀的免疫学教授,但在这样的研究领域里,最多的机会就是到新创建的公司去领导研究项目并有潜在丰厚的财务回报,许多年轻人都是这样被吸引到制药业的。我说过,晚近十几年,这一领域的进展远超脑科学领域。今天收到的《自然》杂志报道,生物制药业2021年的IPO公司数,154家,创以往十年新高。就是吸引我做了一番研读工作的《自然》杂志今天发来的“生物技术”简报。现在我开始贴故事,还要说完这本书作者的故事,他加盟那家重要的公司之后,开发了一款重要的细胞免疫疗法药物,却因为用药过程太个性化,公司市场部门不允许注册生产,一怒之下,他辞职了,返回大学当教授。所以,他有充分时间研究这一领域的思想史,结果就是这样一本书,每次都要折返几十年讲述一个重要人物的故事。这位 Carl June 医生也是,要从他出生时开始叙述。

既然一切癌症都是病毒引发的,那么,一切癌症就都可以有疫苗。只不过,现在还没有研发成功“万能抗癌疫苗”。免疫疗法基于各种生化合成技巧,所以很快就有许多许多专利申请,其中哪怕只有一项专利导致成功药物,就有可观的专利收入。可惜那位中国大陆的黄建,研发成功了乙肝病毒疫苗之后几天就死于与乙肝病毒类似的病毒,他只说太累了,想要回中国老家休息几天,然后就入院,第二天死亡。这本书记载了他对人类的贡献,死时41岁。稍晚,我检索谷歌,是否全部癌症都由病毒引发。不是。权威的回答是,七种病毒引发人类癌症的百分之十二至百分之二十。这是一次大规模癌症调查并检测收集到的数百个人类染色体之后,发表于2020年的结论。最新的文献是:美国癌症学会 2022年3月31日 那些可导致癌症的病毒 Viruses that Can Lead to Cancer。

最后贴一张2023年即将出版的教科书里的第1图,很全面,很新。而且我参考人卫教材2018年第7版《医学免疫学》增加了中译名,显然,2018年国内的教材需要补充,内容不够新。

图1. 骨髓里的多能干细胞衍生了大多数免疫细胞,Nima Rezaei,2023,主编《Clinical Immunology》(临床免疫学)。

这位作者(即《癌症:免疫与治愈》作者)是华大圣路易斯校区的教授。阿司匹林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大多数都开始小剂量日常服用的预防血栓的保健药物,当初是拜耳公司的一位药剂师为自己的父亲研发的抗炎症药物。百多年来,这款药物是拜耳的“现金牛”。关键是,在药史记载中,这款药物至今无可匹敌的特征是:简洁,它的结构。据说,这一结构没有任何多余的部分,也没有任何部分是可以用它没有包含的其它部分取代的。单克隆抗体(简称“单抗”)的结构,远比胰岛素复杂,故而成本很高。由卡尔•琼和两位联合撰稿人共同创建的新公司的报道。单抗药物至今仍有很强烈的“副作用”,尽管癌症化疗的副作用随着单抗药物的日益精准而迅速下降。这本书第九章,也就是最后一章,主旨是探讨应当如何降低制药公司唯利是图导致的损害。这一主题导致这位作者2021年的新书,Michael Kinch and Lori Weiman 2021 The Price of Health --- The Modern Pharmaceutical Enterprise and the Betrayal of a History of Care,标题直译:健康的价格——现代药企以及对关爱之历史的背叛。对照美国的医药进步速度,我却倾向于认可哈耶克很早就描述了的状况:医药健康的每一次进步都很昂贵,最初都需要最富裕的少数人的赞助或为此付费,他们当然也可以享受最初的医药进步成果,随着研发者获取更多的规模经济效益,医药进步的成果逐渐向普通人甚至贫民扩散,从而改善全体人民的健康状况。否则,谁来支付最初的高昂代价呢?政府吗?那些官员早已官僚化了,他们不愿冒险为这样的研发付费。我说的是负责任的政府,也就是说,这些官员必须为自己的决策承担责任。新药研发的投资似乎只适合由风险投资家们做决策,回报率固然很高,就如这位作者在这本2021年新书里写的,新冠疫情,美国政府让药业公司掌握定价权,于是,疫苗带来千百倍的利润。这本书里还有许多故事,让读者深切感受到药企之间的激烈竞争与黑暗规则,而且常常为利润而扼杀对人类有极高价值的研究项目。两害相权,我认为这一害是更轻的。所以,我不打算继续贴第九章,当然,卡特总统的黑色素瘤转移到全身及脑,只剩下几周可活,九十多岁的人,居然被一款单抗药物治愈了,这一故事必须贴在这里。治愈癌症,我说过,在杭州的时候有位主任医师对我讲过,她那时似乎底气不足,“治愈”这一用语,给我印象深刻。十年后,今天,我是外行,信心十足,我认为她也会信心十足。

 

10月13日

新知录,发稿。汪丁丁 2022年10月14日 用人类干细胞培养的“类人脑”嵌入幼鼠大脑六个月之后|新知录

今天早晨我在阳台上突然想到最近几十年中国人似乎没有任何值得纪念的思想者,人们只是不断回忆百年前,民国时期的那些思想人物。真是一个可怜的时代,当然,在预料之中。我想到百年之后的中国人也许要到我这一代来发掘某种值得纪念的思想,所以,我最近常想到李頔最初的设想,编辑《汪丁丁文集》。

似乎到了这一发展阶段:生物药的研发平台,为许多药企“代工”。问题是,各企业在申请专利之前如何信任这样的代工平台?也许,目前,主要依赖于余国良的 个人信誉。以往解决这一问题的市场机制是“并购”或“拆分”:小公司研发成功某一药物,大公司并购小公司。也有大公司将自有的研发项目拆分出去的情况。AI 缺乏人类判断力,故而难以“创新”。而且AI目前的能力也远不够应付例如“多组学”的任务呢。雷虹转述的这几个问题有些像中学生的问题了。我先离开。问候余国良,他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

 

10月14日

DPS2017级学员陈丽来信:梦见老师,骑自行车来学校,穿着米色风衣还带着头盔,停下自行车走向教室,我们都谨言了,同学们看您走过来。我答复:我确实有那样颜色的风衣,而且我确实戴着头盔,骑着我的自行车去北大讲课。你的梦简直就是我的一段历史,那是上世纪的事情。陈丽答复:哈哈,我们上辈子肯定认识嘛,一直就感觉如此。我读《演化与创新》第一遍已经快完成了,觉得穿插读《行为经济 学》非常有必要,也许应该作为推荐给大家下次课程的必备预读书,否则同学们会被您自然导向到去读您推荐的其他书籍,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就是上您的课之前被推荐的书单都不是您的,第一次听课就完全摸不着头脑;您的授课风格太特殊,如果对您的表达和推演思路完全陌生,那就是天书 ,理解不容易,就谈不上互动了。

答复投资家陈昕:十多年前,我想过那位艺术家将自己的头颅冷冻起来的后果。 其实,冷冻人的复活概率,远低于克隆技术。关键是,不论如何复活,都是一个悲剧!

你们班已有陈丽了,这位陈丽是DPS17级的。说起来,她是博士班的学员,在法国生活,朗读我的讲义,《演化与创新》已朗读了第一遍,似乎可以请你们听书,如果你们无暇读这个“试读本”的话。听书与读书有很大差异,各有优势。诸友不妨试试。

 

10月15日

继续听书,《疫苗战争》,在最后的章节里,这位作者明显表达了她对传记主角的批判。生物学家或生命科学家,应当为他们的发现申请专利吗?我对美国社会的观察让我认为苏尔克的态度是正确的,他发明了脊髓灰质炎疫苗但没有申报专利,他反问记者:你能为太阳申请专利吗?退几步考虑,我也赞成1970年代美国的生物科学家们的态度,不应使自己的工作太靠近商业,为了不损害科学研究的长期目标。嗯嗯,花钱买不到第一流的知识。

根据2020年中译本的“出版说明”,这本书,原文应当是2018年以后出版的。这里介绍,作者阮清越2018年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他出生于1971年,西贡陷落于1975年(《毛泽东年谱》最后一卷有中共致电越南共产党祝贺西贡解放),他移民美国,1997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获得文学博士学位。我觉着一个越南年轻人不到五十岁就入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的院士,很有些仓促。不论如何,这本书的中译本开篇,还是吸引我继续听下去的。此外,封面上印刷的那句话,也引我关注。立即想起国内更年轻的那位小说家,张皓宸写的一句话,人生就是一场塞满了事故和故事的……。《难民》,是短篇小说集。葛亮也是文学博士,与阮清越的文笔,两相对照,诸友认为孰优孰劣?似乎 高下立判。不过,我认为,这是因为读者对越南难民缺乏韦伯所谓“同情的理解”。也因此,文学作品,必须是乡土的才好。投资家陈昕的描述很关键:见过阮本人,风度不错。其个人经历恐怕是国内的作家无法拥有的。我补充:而且,容我为阮清越辩解,这本文集的标题是“难民”,本义就是不再“乡土”,无家可归。庞振超教授的评论是:我不了解越南,可是中国地大物博,文化传统深厚,加上葛亮的出身,这些估计都是成就葛亮文笔的优势。投资家陈昕继续评论:阮本人的思想深度也是不错的,这也许是美国的环境下养成的。杭州书家洪晓明的评论:纪实叙述,只要不是掉书袋,文笔优美很重要,如果真的是作者自己的观察和亲历。虚构性文字,题材选择和客观观照的真实显现,更重要吧。不看当代作家当代题材的小说很多很多年了。

悉达多·穆克吉《基因传》2018年中译本的最后一章:目前距离完成人类基因组永久性定向修饰就差最后一步。我们需要把在人类胚胎干细胞中创建的基因改变整合到人类胚胎中。然而无论是从技术层面还是伦理角度来看,将人类胚胎干细胞直接转化为正常人类胚胎都不可思议。即使人类胚胎干细胞可以在实验室条件下分化为所有类型的人体组织,但是当人类胚胎干细胞直接移植到女性子宫后,我们依然无法指望这个细胞可以自动形成正常人类胚胎。当人类胚胎干细胞被移植到动物体内后,其中大部分细胞也只能分化为某些松散的胚层结构,而这与受精卵在人类胚胎发育过程中所形成的解剖学与生理学构造相去甚远。……随着杜德娜不断完善用于改造基因组的CRISPR系统,这项终极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渡过难关。2014年冬季,在不依赖人类胚胎干细胞的基础上,英国剑桥大学以及以色列魏兹曼研究所的胚胎学家开发出一套可以产生原始生殖细胞(即精子与卵子的前体细胞)的系统。而在之前的实验中,研究人员采用的早期版本人类胚胎干细胞根本无法创建出此类生殖细胞。2013年,来自以色列的研究人员对于早期研究进行了改进,他们分离出一批更容易形成生殖细胞的新型胚胎干细胞。就在一年以后,该团队在剑桥大学同行的协助下发现,如果将这些人类胚胎干细胞置于特定条件下培养,同时采用特殊的诱导剂引导其分化,那么胚胎干细胞最终会形成精子与卵子的前体细胞簇。但是此项技术还是存在烦琐与低效的问题。很显然,由于创建人工胚胎受到严格限制,因此对于这些精子样与卵子样细胞来说,尚不清楚它们形成的人类胚胎能否正常发育。但是研究人员已经基本上分离出可以进行遗传传递的细胞。从理论上讲,如果能够采用任何遗传学技术对亲本胚胎干细胞进行修饰,例如基因编辑、遗传手术或通过病毒插入基因等手段,那么这种基因改变就会被永久性写入人类基因组,并且将按照遗传学的规律世代相传。值得注意的是,操纵基因与操纵基因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DNA测序与基因克隆技术不仅增强了科学家对于基因的理解与操纵,同时还使他们掌握了左右细胞生物学变化的本领。但是在自然条件下(尤其是在胚胎细胞或生殖细胞中)对于基因组进行操纵将面临来自技术领域的巨大挑战。但是如今这种风险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个细胞,而是直接指向我们人类自身。……2015年春季,就在本书的撰写工作接近尾声时,包括珍妮弗·杜德娜以及戴维·巴尔的摩在内的众多科学家在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上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他们呼吁暂停基因编辑与基因改造技术在临床领域,尤其是在人类胚胎干细胞中的应用。这份声明提出:“长期以来,人类生殖工程的发展已经成为公众躁动不安的源头,人们尤其担心这项应用会从治疗疾病‘沦为’哗众取宠或是带来严重并发症的反面典型。本次讨论的一个关键点就在于,基因组工程能否成为治疗或治愈人类重大疾病的可靠手段,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它又将在何种情况下发挥作用?例如,通过该技术将致病基因突变替换为健康人中更具代表性的基因序列是否合理?由于我们对于人类遗传学、基因—环境交互作用以及发病途径的理解仍然十分有限,因此即便是这种看似简单明了的方案也会引发严重关切……”许多科学家不仅认为这种暂停可以理解,而且他们甚至觉得还很有必要。干细胞生物学家乔治·戴利(George Daley)指出:“基因编辑引发的最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将如何看待人类的未来,以及我们是否应该在改变自身生殖细胞上迈出关键的一步,同时我们在某种意义上要把控遗传命运给人类带来的巨大风险。”……2015年春季,某个来自中国的研究团队宣布他们在无意中跨越了基因编辑技术的红线。在位于广州的中山大学,黄军就领导的实验团队从体外受精诊所获取了86份人类胚胎,他们尝试利用CRISPR/Cas9系统来矫正一个常见的血液病基因(实验仅选用了不能长期存活的胚胎),最终有71份胚胎存活下来。在接受检验的54份胚胎中,仅有4份胚胎成功插入了正确的基因。更令人诧异的是,该系统被发现存在脱靶效应:其中三分之一的受试胚胎被导入了其他基因的非定向突变,其中就包括维持胚胎正常发育与生存的关键基因。因此该实验被立即叫停。但是无论上述结果是否为粗心大意所致,这项大胆的实验注定在学术界引起广泛争议。世界各国科学家都对这种意图进行人类胚胎基因修饰的行为表示出严重忧虑与关切。包括《自然》、《科学》以及《细胞》在内的多家国际顶级杂志均拒绝发表此项研究结果,它们认为该实验严重违反了安全与伦理标准[研究成果最终发表在鲜为人知的在线期刊《蛋白质与细胞》(Protein+Cell)上]。然而当生物学家们在惶恐不安中阅读了全文之后,他们马上就意识到这只是突破基因编辑技术底线的第一步。中国学者正在采用捷径来实现永久性人类基因组工程,可以预见的是,此类实验中所用的废弃胚胎很可能携带意料之外的突变。但是这项技术在经过多次修改后可以变得更加高效精准。例如,如果使用胚胎干细胞与干细胞来源的精子和卵子,并且在剔除掉任何致病突变之前对这些细胞进行筛选,那么基因靶标的效率也许还能得到迅速提升。黄军就告诉记者,他正在“计划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减少脱靶突变的数量,例如将剪切酶精确引导至所需位点或者导入不同构象的酶使它们在突变累积前失活”。黄军就希望在几个月之后就可以进行其他实验,他预计基因编辑的效率与保真性将会得到提升。其实他的表述并不夸张:尽管修饰人类胚胎基因组的技术可能存在复杂、低效甚至是错误等问题,但是这些都不能成为将其排斥在科学研究之外的借口。就在西方科学家对于黄军就的实验保持审慎态度的同时,来自中国的科学家却对此类研究的前景表示乐观。“我认为中国同行不会暂停这些实验。”2015年6月底,某位科学家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这样写道。而一位中国生物伦理学家对此进行了澄清:“儒家思想认为生而为人。这与美国以及其他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不同,他们由于宗教原因不能接受胚胎实验。我们的’红线’是只能对14天以内的胚胎进行实验研究。”……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有报道称四支中国科研团队正在尝试将永久性突变导入至人类胚胎中。等到本书出版的时候,如果首例人类胚胎基因组靶向修饰的实验已经完成,那么我将丝毫不会感到讶异。世界上第一位“后基因组”人类或许马上就要诞生了。

Eula Biss,2006,2014,“on immunity: an inoculation”,尤拉•比斯《免疫》 的结束语:如果将花园的比喻外延扩大到我们的整个社会,那么我们可以将自身看成是花园中的花园。在外围的大花园不是伊甸园,也不是玫瑰园,它是奇特而多样化的奇境,和我们体内的花园一样异彩纷呈,我们体内的花园里有真菌、病毒和细菌,它们有好也有坏。这个花园是无界的,也是未经修剪的,它有硕果,也有荆棘。或许对其更贴切的称呼是荒野,又或许,社区也算恰当。不管我们如何去认识社会,我们都是彼此置身的环境的一部分。免疫力是公众分享的空间 ——它是我们共同照料的花园。

 

10月16日

沙纳汉夫妇《深度营养》:植物油——破坏性最大的大脑杀手。作为最厉害的破坏大脑的毒素,植物油通过影响以下系统的功能,直接或间接地 导致大脑功能紊乱:

1. 肠道。肠道的炎症反应会通过微生物组、免疫系统和肠漏症的方式影响大脑 健康。 

2. 脂蛋白。脂蛋白就像“特洛伊木马”一样,会将毒素传播到大脑和其他器官。

3. 动脉。植物油干扰了流经大脑的正常血液循环。

4. 白细胞。植物油诱使免疫系统倒戈相向,引发消化系统疾病和感染性疾病, 导致神经退化。

 5. 神经细胞结构。植物油会导致细胞内氧化反应过度,造成细胞内垃圾堆积。 如果这种状况影响到我们的白质,我们就会失去行动能力;如果它影响到我们的灰质,我们就会失去自我,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6. 基因复制。植物油通过对DNA的直接诱变效应损害大脑发育,改变表观遗传。

这位作者在夏威夷的“可爱岛”(一个非常小巧玲珑的小岛)当医生十年,然后返回美国大陆。她的丈夫是美食爱好者而且是狂热的烹饪家。她有很好的基础医学训练,有夏威夷土著的饮食经验,于是写了这本书,颠覆美国人的日常饮食方式,反响很热烈,就有了2016年的这个扩充版,和这个2018年的中译本。美国人的健康状况确实迅速恶化,我在财新博客里讨论过,美国的期望寿命已是发达国家当中最低的,2020年以来低于中国,将来可能继续低于中国。科学主义害死人,首先,当然,就会害死美国人,因为他们普遍有科学主义倾向,对于美国这样一个没有悠久传统的新大陆,不信科学,就没有什么可信了。这里贴的几页,大致可视为对科学主义饮食的批判。不过,她总结世界各地美食的四大要素,还是值得诸友保存的。因为她建议每天都要吃,故而我列在这里:1)带骨烹制的肉类,2)动物内脏,3)生鲜食物,4)发酵类与发芽类食物——比新鲜的还好!

黄明芳(北大国发院E15级学员)深谙中国美食及烹饪,她的这一番评论是很有理由的,我尤其同意她对内脏之为日常食物的评论。下面是她的评论全文:我还蛮支持这四种饮食的搭配食用。带骨烹饪的肉类,除了蛋白质和脂肪等,可以产生更好吸收的钙质;动物内脏实际可以补充很多微量元素,可能尤其对西方人,毕竟他们基因里采集狩猎的时间更长;生鲜譬如蔬菜水果就不用说了;发酵类及发芽类的食物,应该是解决了肠道菌群和消化负担问题,尤其是人的身体随年龄会趋于故土,主要原因还是蛋白酶的适应性随年龄衰败在退减,所以吃一些过去小时候(所以我赞成小孩食谱益宽)常吃的食物,尤其是发酵食物,也是对菌群和消化的有益调整。很多饮食原则虽然不能用目前的科学方式来去论证,但想一想难道科学不是总带着一定时效性吗?所以经常被推翻。再则,过于相信科学,是不是也是盲从呢? 但是,如果每天食用内脏或是肉类,尤其内脏,我觉得值得商榷,因为控制量就成为必要。毕竟人类基因过去几千年来适应的是缓慢变化进程,这几十年食物的极大丰富,以及化学食品添加剂增加,使得人类食物获有量陡然巨变,人类的基因在巨变下如何能实现快速迭代?可能很多疾病的原因之一,是快速工业化后物质极大丰富带来的文明病和进化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等等。所以倘若剔除其他因素,仅仅从饮食上来讲,我理解就是回归朴素的饮食观:什么都吃,饮食有节,内脏分摊到每天过于少量,也就很难实现好吃,所以不如一周适当等等。人到中年再往后,保持身体的稳定性和舒适度,心理也会比较健康快乐。毕竟五味虽令人口爽,但身体爽利与否就不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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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汪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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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学士(1981年),数学硕士(1984年),经济学博士(1990年)。但学位都是无用之物,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读完即可销毁。最近的工作: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长期坚持的工作:财新传媒学术顾问。教学及阅读领域:经济学思想史、制度分析基础、行为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与社会选择理论、演化社会理论——演化认识论与演化道德哲学。在公共领域内所持的矛盾态度:批判主流,关注思想,拒绝媒体。对任何学说及其说服者持温和的怀疑主义态度,这种态度不合逻辑,但真实,如Charlie Brown 一般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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