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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

停不下来,因为奥尔加的短篇集「衣柜」,里面收录的这一篇,“房号”,太值得读了。讲故事的女士,她的日常工作是为这家酒店的二层楼打扫客房。我不清楚奥尔加是否做过打扫酒店客房的工作,她描写自己的工作就像我听大连香格里拉酒店豪华阁分工打扫我每次去那里居住期间的客房的那位女士一样细致。同时,奥尔加使用的语言是哲学的,她让“客房”表达意见,这是“不在场者”的意见,她努力不让“在场者”发言。在那一对日本游客的客房里,她的发言也许是最精彩的。我为奥尔加的短篇《房号》做了这张长截图,充分表明这是一个“短篇”。在听了她的两个长篇和足够多的短篇之后,我认为她最终决定只写短篇是完全正确的。也许这是因为,她也注意到她的长篇对读者而言太累。我认为没有人可以这样写长篇,几乎每一个句子都是哲学的,至少要求深度阅读,太累。短篇,她的最佳表达方式。我想起那位打扫卫生的女性的名字了,陆红,每次离开大连香格里拉酒店,我都会填写总经理放在客房里的表扬信,而且我只表扬陆红。

 

9月24日 

荣格的贴到此处。葛亮的小说,饱受好评,几乎就是下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了,所 以,我要听听他的作品。检索百度,赫然写着,陈独秀和邓稼先,前者是他母系的,后者是他父系的。

先就发现,葛亮的文笔,不适合听书,只好读。这是他写的「北鳶」自序,透着是文学博士,听的时候,常要停下来看看原文是啥。葛康俞的话精彩:当求一败墙,……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恰是马佳的画。

作家,有人适合写长篇,有人适合写短篇。根据我听书的体会,奥尔加•托卡尔丘克适合写短篇,而现在呢,这位新星,葛亮,适合写长篇。他的短篇集,2018年出版。但不如他的长篇,例如史诗般的《北鸢》或《朱雀》。他的长篇都好,文学博士嘛,动笔之前,先研究各地风 土人情和语言,读许多文史资料,胸有成竹,才下笔。

 

9月25日

上半夜不能入睡,想了许多事情,包括备课,11月初的课程,我想了一套新的思路。整夜不头疼,但睡得不够,只有两个梦,就四点了,四点半起床。演化与创新的伦理学,对个体而言,可嵌入三维空间,沿着物质生活维度,是有机体寻求互补性的重要性感受,在社会生活维度,是有机体寻求合作的重要性感受,在精神生活维度,是有机体寻求意义的重要性感受。如果一个生命夭折,可解释为它寻找互补性进入了错误的路径,可见,重要性感受可能发生错误,否则就不需要“智慧”了。幼年时期的重要性感受,也许很容易错,故而有成长过程。文化的优势在于积累这些经验教训,极大促进个体成长。合作也如此,常失败,因为重要性感受错了。宗教有助于个体的意义寻求,不过,中国没有宗教传统,代之以儒家和道家,缺了什么。补充以佛家,似乎不是本土的情感。刘东《天边有一块乌云》。

我开始认真读刘东兄这本书。认识论与伦理学的统一。我印象里,康德的道德哲学其实就是认识论,更笼统而言,全部西方的思想史,都以认识论为核心。

今晨开始准备11月初的课程,“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伦理学原理”,这次是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2021级学员。几个月前,我为他们讲了“收益递增经济学”,那里开篇就是我所谓“生物经济学基本命题”,这一命题的前半截是:有机体寻求与自己生命构成强烈互补的生存路径。我宣称我的这一命题为达尔文基于宏观统计的演化学说提供了微观基础。生命过程与收益递增息息相关,以致全部经济现象都可视为“生物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转型期中国社会,人生的三维框架(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在三个维度上提供了“伦理学”三要素(生存-合作-意义)。据此,可以展开11月课程的心智地图,教科书,我希望在11月之前可以有“试读本”——《演化与创新的伦理学》。恰好,老友刘东2018年著作《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探讨孔子生命与生存哲学,他写的“自序”,书的“目录”及第一章前七页。我觉着,与我的思路构成互补。虽然,我仍在探究中国文化的“文化无意识”问题。没有文化无意识的文化意识,犹如没有黑夜的白天,毕竟不是一幅完整意象,而且很可能是极端扭曲的意象。法兰茨活得足够久,得以出现在中西文化与集体无意识的研究视野中。

我认为这位中译者,陈美锦,很可靠,她对荣格描述的心理四种功能的理解很正确,只是汉语缺乏对应的语词,故而,她将“thinking”译为“思考”,将“feeling”译为“感觉”。许多中译本都这样翻译,都需要更详细的注释。这里,“感觉”必须是对立于“思考”的,这是一对荣格范畴,感觉是关于对象的“整体感受”,思考是关于对象的“分析思考”,所以,我坚持译为“感受”或“整体感受”,以及“分析思考”,就是为了让荣格原意不被扭曲。另一对荣格范畴,“sensing”和“intuition”,陈美锦译为“知觉”和“直觉”,我主张译为“感官觉知”和“直观觉知”,这样才可避免误解荣格学说。毛云峰是中医,子承父业,很早就在北大听我的课,他的这番评论有道理:Feeling也被翻译为“情感”。情感则是一种价值判断功能。它根据一种表象唤起的是愉快的体验还是不愉快的体验而决定接受还是排斥这一表象。《荣格心理学入门》,霍尔等著,冯川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

 

9月26日

答复刘东:感谢刘东兄,我马上贴进去。总之,我的感觉是:任何关于中国文化思想的深入探讨都很难回避荣格。所以,我昨天在朋友圈贴你的自序之后,有一番评论。刘东答复:评论得太着急了吧?刚贴了个自序。我答复:但是自序里,你介绍了书的主要贡献,虽然是“例如”。不急,我读书的方法也是跨学科的,专注于作者试图表达的重要性感受。我主要是对申荷永的中国的荣格学派大失所望。其实,我对中国的弗洛伊德学派及其领袖霍大同,也颇感失望。也因此,我研读荣格已经二十年了。第一章第六页的第二行缺了一个字:“是”。读了你发来的第七页,精彩!我很喜欢你的无神论存在哲学。活着适意,死了随便。刘东兄的生死观,似乎完全不信有“死后的世界”。第七页之后的几页,刘东兄的叙述,远不如直接引用 Agnes Heller 的“双重历史性”来得更精彩。萨特其实对“偶然性”并不究竟,透着法国人的肤浅,当然还有法国人的灵感。赫勒女士是集中营幸存者,也是古拉格幸存者,她阐述的存在哲学或“反思的后现代主义”,更合我意。刘东答复:先别妄发议论,那也不是我的想法。合你的心意,你就看她的 吧。我讲的是儒学,那原本就是那样的。我答复:哈哈哈。赫勒的书?我从1990年代就开始收集和阅读了,直到最近这一篇演讲。目前我仍在读你这本书。刘东在1986年这本小册子里,已经开始探究西方文化的“暗影”,这是符合荣格思路的。

继续贴荣格这本书,现在是第六章。准备选修我的“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伦理学原理”的E21同学可以细读,因为,我将指定这本书的第5、6、7三章为第一讲的阅读材料。明天贴第七章。

葛亮短篇小说的目录,以及《朱鹮》的一个细节,讲故事的人,就是这篇 小说里的谋杀犯,喜欢艺术,其实是葛亮的祖父葛康俞(艺术史家)影响了葛亮,让他写了这段情节。但是,我引述了不少著作,包括批评毕加索的,都承认毕加索在16岁的绘画,可能不如德加的,但与毕加索自诩的“小时候就可以画得与拉斐尔一样好”相差不远。毕加索的“蓝色时期”,维基百科繁体字版,大约是他19岁至23岁的时期,作于1903年,“old guitarist”,是现在拍卖行追捧的作品。葛亮的评论,也许只适用于毕加索的童年,例如,九岁的作品,这幅画的标题是“海格力斯与他的大棒子”。公认是毕加索的杰作,是他十六岁的作品。可见,葛亮并不真继承祖父的衣钵。台湾第一才女朱天心晚近作品集《三十三年梦》,是第一篇的长截图。多年前,我就不欣赏朱天心和朱天文的作品,现在仍不欣赏。

朱天心这本书2013年出版时,大陆记者的鼓吹,三十三年,为了回答胡兰成之问,是第二篇的第一页,那时胡兰成避居日本,为朱天心的文集作序,我有那本文集,说实话,我也不喜欢胡兰成的书。人分南北,林语堂说对了。继续介绍陈美锦的这个中译本,荣格这本书是1933年初版的,后来多次再版,例如,2011年的电子版,注意目录,与中译本的章数不同。还有1933年的原版。目录,与2011年电子版的一样,都不是陈美锦这个译本的目录。现在看看陈美锦的译本目录,似乎前面的四章和引言都是译者自己增加的,可见译者的荣格学积累足够多,而且还有译者自己增加的这本书的题记,取自《红书》(2009年首次出版)。中译本的第六章和 第七章,相当于英译本的第四章和第五章。然后,中译本第11章相当于英译本第六章。英译本第七章变成了中译本第十三章。中译本第十二章对应于英译本第八章。英译本第九章成为中译本第八章。总之,这个译本是英译本的一个改编版,显然比原作更吸引中国读者。关键是,我在11月课程里,不能直接指定英译本的任何章节,否则就导致混乱,我只能指定这个中译本的章节。

我听过克里普克六十岁寿的讲演,天才,他的英语像嗓子里含着一颗大枣,很难听懂,况且他讲演的内容也很难懂。总之,我收藏了他的两卷文集的电子版,有时浏览,似懂非懂,类似的感觉是浏览《皮尔士全集》时也有的。现在,感谢山西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的梅剑华教授,写了这篇“逝者”,追念刚刚辞世的天才克里普克。诸友若在汉语里感觉需要引入一切“逻辑可能的世界”,那就是克里普克的论域了。说实话,日常汉语有许多语境都与一切可能世界的理解密切相关,例如,每一个“内涵”界定的概念。传统汉语似乎不喜欢使用内涵界定的概念,于是才有鲁迅讽刺的“中国人的逻辑”。被鲁迅抓住的弱点,源自我们喜欢的“外延”界定的概念。听了如此著名的香港女作家钟晓阳的两本新书,《哀伤记》在香港是2014年的,在大陆是2019年的。在大陆是2019年出版的《遗恨》,感觉与朱天心2014年的新著相类,都是我这个“北佬”无法欣赏的。然后看到钟晓阳的一篇“后记”,明白了,她说自己“没有创造力”,只因妹妹辞世,现在世界不再是彩色的了。于是她只“重写旧作”。钟晓阳的简介。马家辉盛赞2014年钟晓阳在香港出版的《哀伤记》。杭州的“湖滨28”两道新菜。

听完葛亮的短篇集《问米》,2018年出版,真羡慕他的笔法,确实是现在最优秀的作家,不亚于布洛克的《雅贼》系列。他写的后记,他也喜欢布洛克的雅贼系列。他的自序和后记,精彩程度往往超过正文。他为长篇小说《朱雀》写的序言。这部长篇,他的序言却很短。

 

9月27日

现在贴陈美锦的中译本的荣格《寻求灵魂的现代人》第七章。因为是11月第一讲的指定阅读章节,故必须全文贴在这里,而且有我的红色标识。EMBA2015级黄明芳评论:关于所说的生活艺术家,我理解在当代生活中,极少有人能首先跳出目前社会处于最大节省成本等考虑,生活于标化生活中,并仍以为这就是创造性的思绪;生活的多样化如同物种一样,正在走向均质化及劣质化。赵汀阳在《天下的当代论: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结尾部分有一段如下,所写我认为是对将生活艺术化的理解之一:“周公创制礼乐的深意或许就在于通过创造对生活细节的敬意而创造生活的神性,通过使一切事物具有神性而使整个世界具有精神性。万物的神性并非来自神,而来自生活的严肃性。”

 

9月28日 

边听边读,到了「朱雀」的第四章,却结束了,原来这是网络版宣传片,无奈, 继续找全本。我羡慕葛亮的笔法,例如,这里红笔标出的文字,我推测他有反复修改文稿的写作习惯,而我永远一气呵成,随即发稿。养成葛亮的写作习惯,在我很难,性格嘛。如果他真有如我推测的写作习惯,长篇与短篇,千锤百炼,那就与古欣报道的葛亮“腼腆男孩”性格一致。荣格只划分两类心理倾向,内倾型和外倾型,国内口语常说“内向型和外向型”,切不可绝对化,没有人是完全内倾或完全外倾的。故而,我认为“倾”比“向”更贴切。内倾的葛亮,容易养成反复修改文字的习惯。

在案头摆着赵汀阳1998年发表的这本书,感谢黄明芳在我朋友圈里的留言,提醒我回想与赵汀阳的交往。那是上世纪末,我刚从德国返回北京,被老友刘军宁拉去聊一本书「问题中国」。这个标题自然少不了中国的经济问题,于是有我扮演的角色。那一桌八人,都是学者,周国平和赵汀阳也在。我们承诺各写一章,似乎还有编辑的要求,说要请丁聪为每一位作者画一幅大头像漫画,故而要交一张照片。我喜欢赵汀阳发表在「三联生活周刊」的那些漫画,顺便也读了他妻子舒可文(生活周刊的一位主笔)的随笔。我的印象是,赵汀阳在斯坦福大学读哲学博士半途而归,不晓得原因,想来应当与他的原创性和性格有关。反正,他在六十岁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在哲学家而言,这是官方最高学术待遇,不过反而改变了我对他的印象。今天读赵汀阳这本小册子,是被他写的“前言”打动了。哲学走错了路,哲学家要像艺术家那样创造生活的意义。啊哈,我用红笔标亮了几乎每一行。我很遗憾,这样一位富于创造性的哲学家,终于成为学部委员。荣格「红书」,他手绘的无意识境界,这幅插图与其它几幅,都被陈美锦放在「寻求灵魂的现代人」里了。最后,我昨天看到李老师做饭,北海道的大米,两年前在楼下的日本超市售价每包(两公斤)25美元,现在涨到30美元,李老师抱怨说日元大幅度贬至为何大米还要涨价,我说因为店里人工贵了。这是我打算强调的,美国疾控中心前几天研究报告,美国35%的新冠患者现在是“长新冠”,病毒似乎住在“肠脑系统”里很舒服。美联储大幅加息的那天,MSNBC采访华尔街人士,有一位讲了真话,他认为这次通胀的主因是几百万劳动力因新冠后遗症退出劳动市场。在教科书里,滞胀最难应付,上世纪的“石油危机”导致滞胀,经济学术语“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与“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迥异,政策也有本质差异。现在拜登老年痴呆,身边的顾问,包括耶伦,跟着体制性脑残,只有那位华尔街人士直面现实,这次通胀是成本推动的而不是需求拉动的。这就是美国经济的困境,简单的货币政策难以奏效,简单的财政政策也难以奏效。我推测,日本运到夏威夷的北海道大米还会涨价,下一季度可能接近40美元。

现在平均年龄四十岁的人,出生于1980年代,依照我对中国“代群”心理的观察,应分别称为“75后”和“85”后。前一个代群正在走出“前市场社会”,而后一个代群在少年和青年时期被卷入“市场化浪潮”。这两个代群在心理发育期的不同经历使现在四十岁的人,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大致形成两种行为模式:“75 后”的行为模式与“85后”的行为模式。前者毕竟见过风霜,后者始终春风得意。不论如何,在四十岁的阶段,如荣格描述的那样,这两个代群都很难回避“中年危机”。据我观察,代群效应在西方社会远不如它在中国社会这样显著。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始终没有超越自己的文化传统。在这一传统里,王小波笔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是难以生存的。社会学家所谓”代群效应“(cohort effect),与特立独行的人数恰成反比。

只不过,我最近发现,追踪《自然》简报的消息可能出现《科学美国人》的报 道,不晓得为什么(其实《科学美国人》早就被《自然》收购了)。最近两年,《自然》与《科学》都开始庸俗化,《自然》更快,《科学》也不慢,最近推出一款《iScience》,我不明所以地下载了许多论文,有特别多来自中国的,我终于意识到,这似乎是一份不要双向匿名审稿的网刊,归《科学》杂志名下。我最近收集这方面的资料,纳米机器人与靶向药物的结合,这才是未来的医学方向。这是我两年前预言过的。其实我还关注气候问题,写了几篇博客文章,不过,我对人类感到失望,我预言咱们这一代人将有机会活着见到世界末日。所以,我不打算再写任何气候文章。

多亏你这个版本,我找到有插图的版本,是2008年发表在文学杂志上的。似乎,葛亮在2010年作家出版社这个版本里扩展了小说的内容。

继续读赵汀阳这本书,说实话,这是1998年出版的,与他后来发表的著作,例如2019年的,相比,我认为,他最具颠覆性的思想已经在这本小册子里了。他是1961年出生的,这本书是1998年出版的,那时他37岁,颠覆性最强的时期。我用红色的问号,表达我的怀疑,引论部分,我标了两个这样的问号。我喜欢他的经济学思路:哲学必须有用。其实他讨论的“一个或所有问题”,是法国启蒙时期思想家巴斯加尔的思想,刘东译为“问题意识”,法文是“problematique”,林毓生请教过史华慈,转告我说,问题意识不是妥当的翻译,因为,巴斯加尔的意思是:人类面对的根本问题是纠缠在一起的一大团,就是赵汀阳反复描述的这样一大团,一个或所有的问题。今天只好贴到此处,恐怕诸友没有耐心读。最后两页,感谢老友归擎,找到葛亮的《朱雀》完整版,目录果然不一样,与我今天找到的葛亮2008年《南北书》之“朱雀”(有不少手绘插图)相比,篇幅似乎更长,章节也有差异。喜马拉雅居然没有“朱雀”。听众肤浅到如此境地,全都是“穿越”小说。归擎答复:肤浅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嘛。多数人是带着耳机挤地铁的上班族,听穿越小说是他们消磨地铁时间的手段。如果没有强力约束,多数人的选择就是自然堕落。所以丁丁老师你在朋友圈里发读书札记是有意义的。这也算是一种约束,提醒大家不能在自甘沉沦中失去知觉。我答复:嗯。我的财新博客编辑正在分期发表我的读书随笔。归擎说:以后还可以汇集起来出本合集。我说:已经十几万字了。归擎答复:够出一辑啦。刘东留言:其实史华兹没你想的那样高明!我答复:可是史华慈是研究法国启蒙思想的呀。刘东说:他懂得不够多,可以说差得远。我说:呵呵。法国人嘛。刘东说:他不是法国人,是美籍犹太人,但他确在哈佛读过一段Romance系,不过那是战前的事儿,并没有完成学业。我说:啊哈。林毓生没有告诉我呀。感谢刘东兄。刘东答复:林毓生讲起他,往往进行神话。然而你看看我、或者李强对于《寻求富强》的评论,就知道史华兹根本没弄懂穆勒,而且对于卢梭也只是带着冷战思维,只接受伯林那样的解释。

 

9月29日

躺在床上想了一个小时,关于代群效应。现在四十岁的人划分为“75后”和“85后”是正确的。先说“75后”,他们的父辈是“55后”,若在城市里就多数是工人阶级,但赶上了城市体制改革,85年至95年,大批工人下岗。此外,95年至2005年是腐败最普遍的时期。这就是“75后”在童年和青年时期的中国社会基本状况,从“共同贫困”的状态突然变为“两极分化”的状态,不论城市还是乡村,核心价值观与家庭生活都相应地发生了剧烈变化,可谓“灾变”。这样的早年经历导致“75后”代群犹如沿着社会断层“下降”或“攀升”,目睹世态炎凉,思想不由不深刻,至少对“命运”一词有远比“85后”和“65后”更深切的体会,例如葛亮。 还要探讨“75后”的孩子教育问题,因为这些孩子是2005代群,性格迥异于“75后”,于是“代沟”格外深广。

现在讨论“85后”的心理状况。这一群人的父母是“60年”(以二十五年为一代),可分为“55后”和“65后”两个代群。前者可称为“共和国的同龄人”(1950年前后),后者可称为“文革的同龄人”(其实“社教四清”与“中苏论战”已开启了“文革”大幕)。“85后”的童年时期还可感受到中央计划体制的余绪。“85后”或可称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同龄人”,1985年,包产到户成果斐然,农村包围城市,那一年开始了城市体制改革,以及第一波全民经商潮,当然还有官员腐败潮,以及使中国人印象深刻通货膨胀。中国腐败最严重的时期,是“85后”的少年时期,靠“拼爹”改变命运,也是“85后”在城市和乡村目睹自己家庭分崩离析的时期。随后是严酷的“宏观调控”(政府官员直接插手微观经济活动),腐败延续了十年(2002-2012)直到十八大。“85后”的子女是“2015代群”,与父母代群类似,是所谓“小婴儿潮”代群,人生每一环节都有更激烈的资源竞争。

读赵汀阳这本书,我标识的问号越来越多。这是一个糟糕的征兆,它意味着,作者必须解释,否则,他后面的推论就越来越成问题,相当于在许多问号的地基上建造高楼。所以,今天最后的几页,我终于停止阅读这本书。我的这些问号充分说明这位作者年轻气盛,开篇颠覆了一切之后,却始终不能进入“说理”的阶段。结果,他的原创性停留在颠覆以往的全部哲学这一出发点上。其实,哲学毕竟不是这样简单就能全盘否定的。那些问号,足够我们争论几天。关键是,这些问号绝不是与现实世界不相关的。例如,说实话,我不认为有谁能够知道哪些道路是能够做什么或不能够做什么的,如果一开始就这样要求,也就太张狂了。哲学当然是一种寻找,但需要凭借直觉,而不是凭借知觉。可是,直觉不要求知道哪些道路是能够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的。直觉就是生命的重要性感受,它可以犯错误,甚至必须犯错误,否则就不会有生命的悲剧。一个人成名太早,就很容易陷入自己打造的铁笼子里。我建议诸友要尽量使自己的思想变得复杂起来,因为只有复杂性,才蕴涵着,或者才可能“涌现”创造性。如果你思想简单,大刀阔斧地颠覆了以往的世界,然后沿着你的思路前行,简单的世界就很难涌现任何原创的事物。参阅我的两篇旧作,(1)“复杂思维为何艰难”;(2)“涌现秩序的表达困境”。包当世发表的评论,甚佳:康德/中西文化心理比较的一个枢纽就是“镜子”。西方人是把外部世界看作内心的镜子,希望从一个对象世界里看到自我,进而反思自我。然而,正如康德划定了“现象界”和“物自体”的区分,对对象世界的认识可能是无穷尽的。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镜子存在于内心之中,它不需要追究,遇到问题只需要返归于它,“反身而诚”,但对于这个镜子本身却缺乏拷问。而在康德看来,一切善恶都归结于自由意志,自以为本心纯洁,只要“问心无愧”即可豁免于伦理拷问,无疑是一种虚伪的自欺。而也正是这种对自我永无休止的拷问,塑造了西方人格的罪感意识。(“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从比较概括的方面来说,康德的哲学正如他对“物自体”和“现象界”的划分,有着理想主义的特点,你和赫费教授的分歧也部分体现于此:他会基于康德的哲学对现实社会的政治、伦理现象展开分析……并落实在此岸!)…在他心目中,似乎只要我们意识到了应该怎么做,并且严格按照那样去做,一个【理想社会的世界秩序】可以成为现实。

梵高的手稿,真是耐人寻味的一幅手稿呀。葛亮短篇小说集《七 声》,其余的截图,是韩少功为这本短篇集写的序言,值得诸友研读。我与少功是“文友”,上世纪末叶我收到他从海南来信,邀我写一篇文章讨论海南修建铁路 的问题。那些年,他和南帆主编的《天涯》也发表过我的文章,例如关于汪晖的,“启蒙死了,启蒙万岁。”《七声》目录,我读了前面两篇,深受感动。葛亮自序里写了,这本短篇集的标题“七声”,典故是“一均之中间有七声”。 我的感觉,葛亮熟悉音乐似乎超过了绘画。总之,葛亮这部短篇集,主旨是写“民间的声音”,因为正是这种声音构成中国社会大范围变迁的背景音乐。我读了韩少功的这篇序言才明白,原来,我与他,千里之外,未曾谋面,却是心灵相通的。

残雪对王蒙和钟阿城的批评,一针见血!但是你发来的这篇文章实在很低劣,不动声色地接着残雪的文字为西南联大那套书做了广告,以致我截图的时候必须注意不要保留那些长篇广告。

这是我始终关注的题目,致幻剂与意识研究。9月28日的简报,适合我写。可是有些敏感,因为国内现在种植大麻都是受限制的,何况“死滕水”这类致幻剂呢。 所以,我打算拖延,等《自然》杂志发布进一步的临床研究成果。我电脑上还有一个文件夹“癌症与老年痴呆”。9月29日自然杂志有一篇报道,我试着写“摘释”,老年痴呆症是老龄化时代人类最艰难的努力方向之一。可是与FDA批准的那款富于争议的药物一样,这款药物也仅仅在“0-18”认知量表里降低了阿尔茨海默病实验群体平均“0.45分”,微不足道呀,最高18分,在一年半的治疗之后,只有0.45分的改善。但是美国医药技术之所以是世界第一,主因在于最富有的阶层愿意付费支持实验,并享受优先权。然后,逐层下降,将进步的好处扩散给全 社会。中国这种预先规定的“普惠制”,在医疗与教育这两大领域(市场失灵最严 重的领域)可能严重阻碍技术进步。我在夏威夷观望人类。

残雪批评王蒙和阿城,颇合我意。葛亮这个短篇集,收录了七篇,所谓“七声”。苏州2019开拍《七声》,考周武帝时,有龟兹人曰苏祗婆,从突厥 皇后入国,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一均之中间有七声。因而问之,答云:“父在西域,称为知音。代相传习,调有七种。”以其七调,勘校七声,冥若合符:一曰娑陀力,华言平声,即宫声也;二曰鸡识,华言长声,即商声也;三曰沙识,华言质直声,即角声也;四曰沙侯加滥,华言应声,即变徵声也;六曰般赡,华言五声,即羽声也;七曰俟利[⺮+建],华言斛牛声,即变宫声也。

感谢青岛栾坚向我推荐这本书,胡冰霜《与病对话》,2019年出版,读了“自序”和“后记”,感慨这位1958年出生的医生,文笔甚佳,很适合写作。可能与霍大同无关,虽然她是四川大学心理学教授。诸友要读最后两页,她为这本书写的“后记”。

 

9月30日

刚才试着买人民文学2018年出版的《燕食记》电子版,没有。文学出版社就是保守,也许是正确的。现在读书的人很少,买来书的,大多放在客厅里摆设,所以,文学出版社的这本书很讲究,适合摆设。葛亮是1978年生的,“土马”,属相是“马”,命定了毕生辛勤,又是“土”,脾胃之主,运化五谷,适合写美食。葛亮身形瘦,不像蔡澜那样。况且葛亮还未到五十岁,不怕美食。对我而言,老年戒得,贪恋美食,也是一种“贪得”,必须戒的。昨天凌晨,躺在床上想了一个小 时,关于代群效应。现在四十岁的人划分为“75后”和“85后”是正确的。先说“75后”,他们的父辈是“55后”,若在城市里就多数是工人阶级,但赶上了城市体制改革,85年至95年,大批工人下岗。此外,95年至2005年是腐败最普遍的时期。这就是“75后”在童年和青年时期的中国社会基本状况,从“共同贫 困”的状态突然变为“两极分化”的状态,不论城市还是乡村,核心价值观与家庭 生活都相应地发生了剧烈变化,可谓“灾变”。这样的早年经历导致“75后”代群犹如沿着社会断层“下降”或“攀升”,目睹世态炎凉,思想不由不深刻,至少对“命 运”一词有远比“85后”和“65后”更深切的体会。葛亮是“75后”,意公子是“85后”。还要探讨“75后”的孩子教育问题,因为这些孩子是2005代群,性格迥异于“75后”,于是“代沟”格外深广。

荣格《红书》2017年中译本,译者周党伟,虽然年轻却很诚恳。有些可笑的,中译本“出版说明”最后的那段文字。以及,谷歌检索“荣格八维”(每一维度有两个相反的类型),是在西方学术界早已批评过的母女俩造假“16型人格”学说,却仍在中国有了很大的市场。荣格手绘的,也出现在二十多年前我的一个梦里,只不过没有那个光芒四射的太阳。我那个梦,我在《读书》的某一篇文章结尾处写过,根系暴露在久旱土地上 面,我和一位小学同学站在大树下,他抽着烟,对我说:“完了”。我看到远处是 最早落成的国贸大厦,深如黑色的楼,倾斜着要垮塌。我认为这是一个,如荣格所说,“有文化意义的梦”。当然,这梦的意义需要许多年之后才渐渐呈现给我的意识。而且我很高兴见到赵汀阳2019年的著作《历史,山水渔樵》(原作发表于《哲学研究》2018年),因为他开始解析“山水意象”。不过,很遗憾,读到最后一章,我想到他2016年的那本书《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深感他还是不能转入荣格思路。赵汀阳格外关注“意象”的解析,这是正确的。因为,概念早已官僚化了,语言早已是惰性的了,任何原创努力都要返回生长出那些概念和预言的最初的意象当中。山水意象,当然是国画的核心。但思想不应徘徊在山水画的解析当中,因为,那些意象表达的,是“个性”还未从“集体无意识”中涌现出来的感受。取自他的上一部著作《天下的当代 性》最后一章“天下的字典”,只有三个关键词,天道、关系理性、兼容普遍主义。可见,思考始终不能深入。他的新书中间部分,山水意象,思考依旧不能深入,徘徊在政治哲学层面。因为他早年的著作已经申明,以往的哲学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马克思)。繁体版中译本,法兰茨的《童话中的阴影与邪恶》封面,中译者徐碧贞简介,以及目录。

这本书,《食物的真相》,最关键的就是这个“迷思”,读这里的截图。所以,每一个人都应为自己“量身定制”一套饮食习惯。我想象将来的“多组学”能够为每一个人提供“饮食组学”,很快我就放弃了这一想象。我还写了几篇“美食经济学”,挂在那时我的“搜狐博客”,然后发现搜狐不再允许公众读我的博客,就转挂在财 新博客了。美食经济学首要的原则是健康,不健康而好吃的,不是美食。我那时认为,蔡澜喜欢的,大多不是美食。现在需要反思什么是健康而好吃的,似乎只 有返回“野生”之类,可是,环境污染早已使野生不再。无奈,现在只能依靠每一个人对自己身体感觉的判断。

今天纳指跌至“谷底”,也就是说,它已两次探底。不过,谁知道呢,也许这次继续下跌,跌破这条底线,那就很难堪了,因为跌破这条底线之后,它就没有底线了,所谓“如入无人之境”,那时,抱歉,常见的心理预测就是从最高点16000对折,相当于8000点。我不晓得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否如此颓败,也许,也许不。

为“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伦理学原理”第一讲绘制心智地图,我希望为这一班学员们量身定制,所以才讨论“代群效应”。平均而言,作家是代群的代言人。昨天写了“75后”代群,作家是葛亮。今天写了“85后”代群,我注意到几位作家,郑小驴,1986年出生;祁媛是“85后”,但百度百科没有出生年份;王占黑,1991年出生;还有疗愈系励志派作家张皓宸,1990年出生,他是插图画家,文字也像诗,2019年发表的《最初之前》“后记”。他的另一个短篇集,2015年发表的《我与世界只差一个你》封面,以及百度百科“张皓宸”词条。残雪推荐了郑小驴的作品,百度百科“郑小驴”词条。他2019年发表的短篇集《消失的女儿》。百度百科“王占黑”词条,她的短篇集《小花旦》,是2020年出版的。祁媛2018年出版的短篇集,《眩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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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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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学士(1981年),数学硕士(1984年),经济学博士(1990年)。但学位都是无用之物,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读完即可销毁。最近的工作: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长期坚持的工作:财新传媒学术顾问。教学及阅读领域:经济学思想史、制度分析基础、行为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与社会选择理论、演化社会理论——演化认识论与演化道德哲学。在公共领域内所持的矛盾态度:批判主流,关注思想,拒绝媒体。对任何学说及其说服者持温和的怀疑主义态度,这种态度不合逻辑,但真实,如Charlie Brown 一般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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