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1日：

当代汉语的“叙事”一词似乎对应着两个英文单词，（1）我记得在后现代派或现代派的文论里常出现的是“discourse”，（2）在这本书里，是“narrative”。我认为后者的涵义要比前者宽泛许多，例如，艺术评论家可以使用“艺术叙事”这样的短语，如果艺术品表现了某一个著名故事情节。可是另一方面，我觉着，discourse更抽象，而更抽象的观念应具有更大的外延。除非，这两个英文单词不应被译为同一个中文词“叙事”。反正，这是它们目前的状况。我每天喝茶都喜欢看海，尽管我不喜欢阳台上这条防止鸽子降落的红纸带，它被这里强烈的阳光暴晒到大约每个月要换三次，否则就褪色到鸽子们不会害怕的程度。史诗，有讲述者，例如“荷马”或享有这一名称的任何行吟诗人，还有故事，于是满足“叙事”的充要条件。但史诗不是小说，甚至不是诗，它更接近神话，它的主角，那些“英雄”，他们做了普通人无法做到的功业，然后，至少诸如Robert Oden这样的神话学家和比较宗教学家这样认为，在代代相传的叙事过程中，这些英雄功业逐渐成为神话。最著名也是已知最古老的史诗就是吉尔伽美什史诗，它有一种介于英雄功业与神话之间的叙事风格，很奇妙，可以代代相传而不衰竭，虽然那些苏美尔泥板的出土年代距今不过百多年。而且还有苏美尔的浮雕，据说是吉尔伽美什，但也可能是他的保护神。不论如何，许多大师级的绘画以神话和史诗为题材，直到出现抽象派的绘画。于是，艺术之为叙事，遇到了杜尚的小便池，丧失了意义。我仍最喜欢德国表现主义早期作品，不是康定斯基，而是弗兰茨-马克，那位被战壕外面的炸弹碎片击中头部的早逝天才，我收集他的著作和画集，当然是电子版。我放弃了研究杜尚，尽管我花了一些时间。马克的绘画，仍有意义。这里出现了伽达默尔阐释学的意义，是由艺术欣赏者参与创造的意义，是艺术家与艺术欣赏者的“视界融合”过程。沿着伽达默尔的思路，我当然可以试图融合我的视界和杜尚的视界然后建构那只小便池的阐释学意义，但我始终未能获得进入这一行动的勇气。兴趣，这里出现了怀特海学说里的术语，“兴趣”。读了大半世纪书，我的感受是，例如小说这样的叙事，之所以不同于史诗，是因为小说必须有现实生活，甚至就是普通人的生活，而且小说叙事者不能讲述神话故事。小说家的故事必须符合常识，同时还要出乎意料。后者是艺术，因为出乎意料的故事，如果被另一小说复制，就不再出人意料，这很像相声演员抖出来的“包袱”，第一次是创造，再一次就不是了。这是艺术的本质，这一本质拒绝任何“市场价格”。或者说，艺术的市价通常远远偏离私价。我喝完了茶，现在要回到电脑那里。

2022年9月2日：

我现在听波洛克的“雅贼”系列第四本，《研究斯宾诺莎的贼》，听书与读书不同，首先要有一个适合自己的中文朗读App，最适合我的听觉感受的是“豆丁阅读”，我在那里放了数百本或上千本中文书，其次，被朗读的书必须很时候朗读，例如，不能有图表或数学公式，也不能有古文，总之，因为，要省时间，我将朗读速度调整到稍快，不过不是快到完全丧失了轻松娱乐的程度，而且我这里的许多书毕竟还要求一定程度的思考，不能太快朗读。满足上列两条件的，对我的学识和心智而言，是悬疑小说（包括科幻）、各类随笔和传记、各国的小说、深层心理学、艺术、以及大多数文、史、哲。波洛克的雅贼系列，让我越听越上瘾。我承认，这种小说有些纽约格林尼治村的风格，让我想到伍迪艾伦的表演。虽然，我并不喜欢纽约而波洛克的中期作品只写纽约，根据维基百科“Lawrence Block”词条，他早期的作品是“软色情”小说，每年出版15本至25本，为了维持生活。我也听十九世纪的小说，但没有上瘾的感觉，究其原因，我认为，那些小说里的现实生活对我而言太缺乏现实感。残雪自述小时候深受十九世纪文学作品的影响，她是文学天才。我还听二十世纪其他名家的小说，首先是海明威，然后是茨威格，事实上，我听过昨天我贴的那份清单里全部名家的小说，都没有上瘾的感觉。乙一的或余华的，也不会上瘾，听多了就有模式可循，于是不再听。当然，波洛克的雅贼系列，我也可能听出模式感，然后就不再有上瘾之感了。可见，“模式”（pattern）至关重要。我推测，它也是诸如 Mark Rothko 这样的艺术家自杀的原因，同样，它还是许多艺术家使用心理致幻剂的原因。不能突破既有的模式，当然意味着创造性的枯竭。叙事越多，形成“模式”的可能性就越大。昆德拉《生命不可承受之轻》（上海译文版的标题是《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指出，人可能做出来的每一个动作，都早已被重复了不止千百次。事实上，在荣格描述的那位活了数百万年的“集体无意识”老人看来，任何“表达”都很难有新意。然而，尤其在移动互联网的时代，毫无新意的表达，以空前的速度和数量涌现。关键是，受众并不觉得毫无新意。人生百岁，活久见，却还是没有人活得像那位集体无意识老人那样久。荣格辞世半个多世纪了，深层心理学家也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地解读那位集体无意识老人传递的信息。我推测，只能等到将来每一个人都如泡利那样聪慧，于是能在自己的梦境里与老人相遇，那时人们不再需要临床心理学家的帮助，说实话，他们在大多数情境里扮演的角色很像是天主教的神父。啊哈，荣格确实也这样联想过，至少两次。所以，我们不应求助于他们，我们甚至应当如马丁路德那样将宗教改革宣言钉在教堂的门上，这样的宣言在英文著作里几乎每年都可见到，标题是诸如“心理治疗已死”或“拯救临床心理学”之类。我认为，这是西方社会的某种觉醒，如果不是太迟的话。觉醒往往是很迟的，这似乎是人类的天性。我继续听波洛克的雅贼系列。

2022年9月3日：

法兰茨的童话分析让我怀疑她的方法是否能区分个体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故而，我必须读她的这本书：Marie-Louise von Franz 1994 German ed 1999 English ed Archetypal Dimensions of the Psyche，法兰茨的著作《心理的原型诸维度》，1994年德文版的1999年英译本。这里有一段，关于“敌基督”的心理分析：AS C. G. JUNG HAS ATTEMPTED to demonstrate in his book Aion, history is not only brought about by economic, geographically conditioned, and military power struggles, but also by spiritual and psychological changes that have their origin in processes of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In relatively long periods of time (anywhere from one to three thousand years), certain archetypal collective images tend to emerge and recede again, probably in response to spiritual needs of humankind, but also to some creative evolutionary process. Insofar as this process shows a certain psychologically logical continuity, prophetic predictions have been made by intuitive “seers” as to the coming dominants in the future aeons. One great system of such predictions is astrology—which is in fact not mirroring “influences of the stars” (for this is probably only a projection) but transformations of archetypal constellations in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Jung has shown how powerfully astrological speculation was linked with 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Christ himself was not only symbolized as the slaughtered Lamb (the end of the age of Aries) bu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Fish—thus initiating the age of Pisces.

The age of the Fishes was characterized by an extremely dualistic polarization between light and dark, good and evil. Around the year 1000 (and this was closely linked with astrological speculation) people expected the coming of the Antichrist, personifying the second Fish of Pisces, which—in the astrological image—swims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from the first one. Viewed psychologically this would mean an enantiodromia (turning over into the opposite), a complete reversal of collectively dominant values. 双鱼座最早见于苏美尔-巴比伦浮雕，被认为是人类最早记录的星座，已有不少研究专著，尤其是晚近发表的星相学著作。我介绍过的几本书，考证苏美尔人看到的双鱼座今天的形状。六千年的光阴，在地球人类而言很漫长，但对于构成星座的那些恒星而言很短暂，双鱼座的基本形状仍是两条方向不同的线段，大约呈60度角，象征“分歧”，例如，在西方，基督与敌基督，在东方，善与恶，关键是，这两种冲突的倾向共存在同一星座之内，所以才有双鱼座的性格（个体的和集体的）。假如苏美尔人在六千年前看到的不是双鱼座而是某种三叉戟类型的星座呢？那么，逻辑学的两分法就会是三分法了。

根据“雅贼”系列的发表年份，《研究斯宾诺莎的贼》发表于1980年，而我听完的第三本《喜欢引用吉普林的贼》发表于1979年。我能找到的布洛克最晚发表的著作，像是自传体的叙事。吉普林的照片，Rudyard Kipling 1865-1936 Photo by 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标题后半段是收藏这张照片的机构名称。长截图，取自“诗歌基金会”网站，关于诗人吉普林。维基百科“毛姆”词条，几乎每一位小说名家的词条都很长。毛姆的小说，我绝不会上瘾，甚至也不会轻易读。但我推测，毛姆智商很高，例如，150以上，他十岁以前在巴黎，他在那里出生，十岁以后他到英国读完了中学，又读德国的大学本科，然后在伦敦获得医学文凭，成为内科医生，但他从未开业接诊患者，他喜欢写作，以戏剧成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住在瑞士，并成为英国间谍，他是同性恋，那时这是不能公开的，他接受秘密任务远航太平洋，与他的伴侣，他们访问了火奴鲁鲁（檀香山），毛姆写的《火奴鲁鲁》完全不能获得我的好感。不论如何，“雅贼”更适合我，尤其是，布洛克讲述的故事里往往由鲜为人知的线索贯穿着，例如诗人吉普林。此外，第四本书，鲜为人知（当然是对我而言）的线索是1913年发行的五枚镍币，只有五枚，其中四枚在博物馆里，于是私人收藏的是唯一的1913年V镍币（背面是一个V字），它最后一次公开拍卖以13万美元成交，1976年，随后，它身价倍增，在这本书写作的时候，1980年，大约是50万美元，而那时在纽约市高尚区，几千美元可以生活自在地逍遥一年以上。我检索了诗人吉普林，得知确有此人。我没有检索这枚罕见的镍币，但我认为布洛克不会瞎编。小说应当有这类真实而鲜为人知的历史线索，否则就很难吸引人。赫勒（Agnes Heller）女士的名言：我们永远徘徊在历史想象与技术想象之间。

昆德拉1986年发表的《小说的艺术》为我的小说阅读与思考带来一个句号，很精彩的一本文集，可惜，董强（就是北大法语系主任）的译文似乎很糟糕，制作这个电子版的时候，这些编辑特意批评了上海译文的董强译本。第一篇文章贴在这里，图9很关键，诸友细读。

2022年9月4日：

每天喝茶看海。昨天有彩虹，檀香山的另一个名字是“彩虹城”。雅贼系列，我听到第六本，仍有兴趣听。模式嘛，当然有。悬疑小说至少不能避免一个基本模式，就是解释疑问的结尾，否则怎么“悬疑”？布洛克的雅贼系列，除了结尾符合这一模式，每一本都有吸引人的历史线索，也有出乎意料的情节。对，尽管我已听到第六本，仍出乎意料。纽约的生活，显然比世界上其它都市更多样化，否则很难理解布洛克小说的上述特点。我当然也读中国的小说，包括悬疑派的，例如，那位“高智商悬疑小说家”，周浩晖的系列。与布洛克的雅贼系列相比，国内的小说家智商再高也无济于事，作品显得太苍白。

仅在小鼠身上做了实验，标题就太耸人听闻了，德国人现在也发表这类文章啦。酒精成瘾，与其它成瘾行为类似，需要许多基因配合，所以不是每一个人只醉酒一次就成瘾，而是某种概率事件，全部人群的概率分布，峰值也许允许醉酒多次。这是常识，与标题不符。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五年走势图，底线是6.3，双顶在7.3，大致而言，维持了五年，但最近的这一波十分猛烈，像是略为停顿之后继续攀升至顶端或突破顶端的样子。我在2018年的一次演讲，预言2023年是最关键的一年。

2022年9月5日：

von Franz 法兰茨，我迟早需要为她找到更雅致的中文名字，继续贴她的这本书，在这里，她解释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的某一原型表达：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is actually like an atmosphere that contains and affects all of us. One of the images of greatest significance in our common Center E is the image of a divine human being or a collective hero, which we find in nearly all cultural communities (Christ, Osiris, Avalokiteshvara). 注意，她使用了大写的E，表示人类集体的自我意识，因为小写的e，ego，弗洛伊德用来表示个体的自我意识。我不认为荣格同意法兰茨这样使用自我意识，我自己也不同意，因为，“集体的自我意识”，是没有定义的。于是，法兰茨参照韩德森的“文化无意识”，她用“文化意识”来界说集体的自我意识：In comparative religious terms we might call this figure the anthropos to distinguish it from various gods, spirits, and demons, which are more symbolic of particular autonomous impulses in the collective psyche. In contrast to these, the anthropos represents the core aspect of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which stands specifically for the quality of humanness, including human cultural consciousness. 我在财新博客里解释了韩德森的文化无意识学说，也应用这一学说来解释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或“集体暗影”，荣格全集里出现次数极少的一个短语，参阅我的财新博客。分析任何一群人的文化无意识，必须阐释该文化的核心“符号”（象征）。例如，根据考古发现，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六千年前的蚌壳龙，称为“中华第一龙”。在同一墓穴里，还有蚌壳虎。此外，在另一处还有一条龙，最后，在“废品堆积处”（考古学家称之为“灰坑”），还有一些龙的残片。这本书是2012年出版的，两卷本，专业著作。二里头出土的“小青龙”，现在公认是夏代的龙，先民在没有青铜的时候，使用蚌壳或绿松石，表达了他们认为最重要的符号（象征），称之为“龙”。现代关于龙的起源，两种主要见解，其一认为龙的形态原型是蛇，其二认为龙的形态原型是鳄鱼或其它的蜥蜴类。此外，还有认为原型是猪的。各有道理，这些原型的历史都足够悠久。我倾向于“鳄鱼”说，在荣格“集体无意识”学说的视角下，鳄鱼可能是灵长类最早的天敌，也就最可能出现在灵长类的恶梦里。鳄鱼不能飞，可是它在梦里能飞，是无法逃避的天敌。中国文化主要赞颂龙的善性，恰好因此，龙之恶性深藏于中国的文化无意识之中。见诸于文字的龙之恶，有但很少。我跟着李老师去超市看看，回来再写。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的龙是邪恶的象征而中国的龙不是？知乎专门就有这一提问，我截图四张，都是这一提问下面的解答，我故意不截取解答者的名字，因为那些都是化名，是我最不喜欢引用的。龙在西方是英雄的对立面，英雄屠龙。可是龙在中国不是英雄的对立面。法兰茨说得对，各古代文明都有关于英雄的神话。中国不例外，中国神话里的英雄，对立面不是龙，而是，“后羿射阳”，或“女娲补天”，总之，与龙无关。女娲补天的神话，根据晚近的考古学，公元前四千多年的时候，中国有过外国也有的大洪水。其实不必借助考古学，检索维基百科“Geologic temperature record”，就可见到地球的长期气温曲线，大约一万两千年前有过一次突然的“间冰期”，被称为“YD”（得名于一种野花），地表温度从冷变暖，以“1960-1990”这三十年的平均温度为基准线，那么，从基准之下八度到基准温度，只用了两千年时间，算是很“突然”了，海平面上升了大约120米，淹没了许多位于海边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些遗址还有一个名称，“巨石文明”。随后的一万年，地球表面就广泛发生了“农业”，详见文景出版社本月或下月即将出版的我今年的新书《收益递增：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经济学原理》。根据维基百科这一词条的这张地表温度历史曲线，不难想象，地球表面普遍经历了“大洪水”时期，至少长达两千年。中国的“三皇”，有不同版本，钱穆认为更可靠的是“有巢氏”、“燧人氏”、“庖牺氏”（约六千年前），又根据中国地形，冰川融化之后形成大洪水，从西北向东南倾泻，女娲补天也应假设天的倾斜是西北高而东南低。仍待解释的问题：龙不是英雄的对立面。二里头是夏代遗址，那条“小青龙”其实很像一条蛇，二里头遗址晚于西水坡遗址，可是西水坡的蚌壳龙真像一条龙在飞跃。不论中国还是外国，就象征意义而言，蛇有灵性，感通天地，属阴，在孔子整理“周易”的时期，属“坤地”，与太阳（“乾天”）相对而立。如果夏代已有“连山易”，那么，肯定藏蛇而不是藏龙。所以，西水坡的“中华第一龙”实在呼唤着学界的解释，虽然至今没有解释。在学术造假的时代，我也不排除造假的可能，虽然这是小概率事件。我当然可以进一步论证，蛇，地母，母系社会，月亮（而不是太阳）崇拜，很可能早于父系社会和太阳崇拜。总之，如果西水坡的龙不是造假，那么，六千年前的龙确定无疑蜕变为四千年前的蛇了。此外，这是不容怀疑的，苏秉琦老先生考证，很可能是夏代都城的“陶寺”（山西襄汾）出土的“龙盘”（陶器），是当时贵族的象征，约4500年前。呵呵，我要全文抄录相关报道里的这一段文字：龙，是中华民族的神物，数千年来始终有崇高的地位，至今我们仍自称为龙的传人。陶寺龙盘的彩绘蟠龙，身体饱满而外张，沉稳而强健，威严而神秘，是罕见的艺术珍品。引人注目的蟠龙盘，与一批礼器性质的重器同出于大墓，决非偶然，充分说明在这个处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社会中，已经将龙作为崇拜的图腾。华夏儿女是“龙的子孙”当渊源于此。然后，引自知乎提问解答的那些文字，以后若要自豪地说什么“传人”之前，想想再说。仅就二里头出土夏代的小青龙更像是一条蛇而言，我更愿意“说我是蛇的传人”。至少，蛇的传人更愿意与“集体暗影”交流，而“飞龙在天”则很难与“地母”交流，恐怕只好面对“亢龙有悔”的命运。写了这样冗长的朋友圈文字，却仍无法结束。我建议诸友认真回顾中国的历史，尤其是考古学新书，姑且将帝王们的各类见不得人的阴暗行为统统归入“龙的邪恶属性”，姑且将这些邪恶属性视为我们自己的集体暗影。嗯，不要忘记回去读我的财新博客，那篇“兼答陈嘉映教授”。

这篇文章很合我意。西边的“夏”与东边的“夷”之间互动，形成华夏文明，这是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的判断，当代考古学家也多持此说。羿射九日，每一个日头里面都有一只三足鸟。韩剧《朱蒙》的历史线索也是三足鸟。许倬云《万古江河》东夷文化包括了朝鲜半岛。维基百科“三足鸟”词条：传说三足乌为日之精，居日中，形态为三足乌鸦，共有十只。三足乌亦称赤乌，中国神话中其形象是一只黑乌鸦蹲居在金光闪烁的红日中央因而常称为金乌，……古代人们就把金乌作为太阳的别名。在中国出土的文物中其中有女娲和伏羲各捧著一颗太阳的壁画。韩国和日本的三足乌。太阳（龙）的正面与负面象征，同时出现于“羿射九日”的传说里，留下的一个太阳，是正面象征。夏代神话与夏代的“小青龙”，真是华夏文明的“集体意识”从“集体无意识”当中分离出来的关键环节。杭州归擎评论：西方的龙可能是基督教征服欧洲诸蛮族的隐喻。在中世纪之前，龙的形象与海蛇海怪相关，多为财宝的守护者，其地位类似《山海经》中的异兽。从8世纪左右的《圣乔治与龙》开始，龙开始转换为现代意义上的形象，而且突出的与骑士屠龙、传教联系在了一起。龙多居住在山地，洞穴，这与罗马文明边缘地带的环境一致。骑士抵达一地，铲除恶龙。然后感恩的当地居民捐献财物，修建教堂。这可能是基督教军队扩张，击败原有部落势力的故事的复述。而另一方面，这种故事的广泛传播，也可能基督教一神论的后果。人类需要传奇故事，而一神论治下旧的多神传奇受到压制。人类在故事中需要去战胜一些对手，不能太强，也不能太弱。龙就刚好扮演了这样的角色，超自然，但不是神不触犯一神论的禁忌，符合人们心理上的需求。进一步的，还可以归纳这样的范式。在人类早期，各部落有各自的神兽崇拜。在中国，可能是崇拜龙的部落在竞争中胜出，因而使龙崇拜成为优势崇拜扩散到整个中原地区。而在西方，崇拜龙的部落被基督教军队击败，因而他们的龙形象被改写，黑化后成为基督教世界的用于展览的战利品，如同挂在大厅墙上的那些驯鹿头一样成为主人功绩的象征。同时，还可以猜想，中华文明的扩张过程要比基督教文明的扩张过程温和的多。征服过程越血腥暴力，才需要把对手写的越邪恶。这可能也是集体暗影的一种表现？

我仍建议诸友细读来自“知乎”的截图。此外，关于龙的氏族胜出成为华夏文明的核心，是历史学家的主流见解。我贴了后羿的故事，那里的观点符合最新的考古学见解。也就是说，古史与文明史一样被胜利者大幅度改写了。事实上，傅斯年的观点更符合最新的考古学发现：东夷文明主导了华夏文明而不是相反。只不过，历史被改写了。英健的评论：傅斯年有家学，少时即有黄河流域第一才子之文名。考入北大即为学霸，当时国学根底已超过其师胡适。出国留学时学过物理、心理学、生物等多学科，是跨学科史学家。其史学研究是一流的。但因傳追随蒋去了台湾，又与胡适交好。受意识形态影响，其学术观点在大陆一直受打压，著作一直被封禁。只是在九十年代后稍好转，但此时与傅同年代的学人已经离世，现在能识傅学术精要的人太少了。

2022年9月6日：

显然，现在的雷峰塔远不如甘博拍摄的雷峰塔全景（1917-1919），以及，保俶塔全景，也比现代的更幽静，更符合这座塔的美学原理。河南濮阳紧邻山东，应当在东夷文化圈内，所以可推测，西水坡的“中华第一龙”属于东夷族群。而稍晚的二里头“小青龙”属于西边的华夏族群。许倬云的考证，东夷文化的代表是大汶口遗址，他特别标出“蚩尤”，以表明“黄帝战蚩尤”这两大族群的位置，红山文化VS大汶口文化。然后，这是正史，黄帝打败蚩尤之后，向西扩张，打败炎帝。仰韶文化的年代早于红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龙的传播方向则是从被打败的族群向胜利的族群扩张，仰韶文化圈内的二里头“小青龙”也从一条蛇演变为一条龙，而最终的胜利者是北方来的黄帝族群，许倬云说黄帝最初是游牧部落，后来成为华夏农业族群。龙和三足乌（太阳）两千年之后成为“周易”的乾卦，与此同时，蛇潜伏于坤卦，或潜伏于中国文化的“集体暗影”。根据许倬云提供的良渚玉器传播路线，又如果良渚稻作文化起源于九千年前，也是许倬云《万古江河》的插图，不要忘记李零引述的最晚确认的湖南玉蟾岩遗址1.5万年前的栽培稻种。不难推测，南方农业族群的发展，似乎完全独立于北方三族群之间的战争，直到殷商的南征，例如，江汉区域的盘龙城遗址。长江是“天险”，似乎始于史前时代。虽然，“雍州”也不仅在汉代才有天险阻隔。四川的“三星堆”遗址，中期的那些青铜器被认为与商代相关，早期底层的早于商代。我觉着三星堆很奇怪，至今还是没有发现人类骸骨，也没有发现种子之类的农耕痕迹，考古学家认为那里没有平原故而不适于农耕，不过，晚近在宝墩出土了农作物碳化种子。苏秉琦所说的“满天星斗”时代，可能迟至商代才逐渐汇聚南北，成为“华夏文明”。布洛克“雅贼”系列之八，简直是，我觉着布洛克的小说越来越糟糕，顶峰就是第四或第五本，我介绍过了。毕竟，小说家必须持续超越自己，布洛克如果不能超越第五本“雅贼”，不如不写，可是他的粉丝要求他写，他们写信催促他写，而他很难拒绝这些来信，于是他只能背叛自己。如果是伟大的罗斯科，就直接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割腕自杀，但布洛克写了“雅贼”系列，当然不能选择自杀，那就勉强继续写下去，让自己的名誉受损。

继续引用法兰茨这本书的文字：By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we mean that part of man’s unconscious psyche which, regardless of all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individuals, remains the same in all men and women, just as certain aspects of the anatomical structure of Homo sapiens are the same in all individuals precisely because they are human. 我喜欢她的书，主要因为通俗易懂。例如，这里，她说，集体无意识是个体无意识当中一切个体共有的部分，犹如智人的一切个体共有的解剖结构那样，只因这些个体是智人。此处必须区分荣格的“无意识”概念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概念，因为，后者由被压抑到无意识世界里的意识内容构成，前者则不必是甚至主要不是受到意识压抑的内容。例如，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甚至是由那些从来不进入个体无意识的内容构成的。不过，我认为，荣格这样说的时候，还未完全与弗洛伊德决裂，那时，他不得不使用某种弗洛伊德语言，例如“潜意识”这样的术语。很可能，我认为，当荣格指出集体无意识从不进入个体无意识时，他指的是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我之所以坚持推荐中国读者从荣格全集第六卷开始读，就是希望他们不要像我以前那样，被荣格全集第六卷之前的那些文章困惑。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彻底决裂，是在1913年，也是那时，荣格开始制作《红书》。这两件事，我认为是真正的荣格思想的标志。所以，从荣格全集第六卷开始，那些与弗洛伊德决裂之前的荣格思想应当被修订，最好是荣格自己修订（这也是事实）之后，收录于第六卷之后的各卷，第十八卷很重要，是荣格全集的补遗，我说过了，那里有些文章是1913年以前的但由荣格修订过，于是不会引发困惑。当然，读荣格的人没有不发生困惑的。这是因为荣格最关注的是人类精神的临床治疗而不是学术体系，他自己多次这样说过，例如，在Tavistock Lectures，那是1935年在伦敦的系列演讲。

评论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看图形，这是第三波攀升，应当停在五年的顶端，也就是7.2的水平上。然后很可能掉头向下，我认为这是一个较大概率的事件。因为这张图很清楚，上一次从7.2下降到6.2经历了五波而不是三波，这就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走强是大势所趋而走弱是短期的调整，所以只应当有三波。

布洛克1994年写了这篇雅贼系列的后记，很不错，全文贴在这里。然后是雅贼系列的终结篇，图7，我认为值得我听完。图8，雅贼系列的开场篇，未必真值得我听。图9，我听到雅贼系列之九，决定跳过去，直接听终结篇。

2022年9月7日：

每天早晨读一小段法兰茨的这本小册子，感觉不错：Since fairy tales throughout the world disclose certain common themes and structures, we may assume that they spring from this most universal substrate of the human psyche. They might be termed the dreams of humankind, sprung from the deepest layers of the unconscious, and for this reason it is not at all surprising that the ethical problems of our cultural consciousness, which we know and discuss in other contexts, have no part in them. What we might, on the other hand, find in fairy tales is the guidelines of an ethos of the unconscious, that is, of nature itself. 在这一段里，她将道德言说归入“文化意识”，她说因为童话是人类早期的言说，源自最深层的无意识，故而完全没有道德言说。我认为这一段文字可以成为法兰茨的“童话”定义，改写为：任何叙事是“童话”当且仅当它源自族群早期的非道德叙事。但是这一定义需要澄清两个关键短语，（1）“道德叙事”，（2）“族群早期”。对于“中国”而言，这两个短语都很难界说。例如，很可能，道德叙事发生于中国文明史的早期从而根本没有如上定义的“童话”。当然还有可能，早期文字，例如玉器时代的文字，有童话。其次，道德叙事，孔子整理的那一套，固然成为晚近两千年的主流。不过，早期未必如此，甲骨文的“道”与“德”，我讨论过，在去年出版的《情理与正义》里，那时没有孔子，但很可能有如上定义的童话。我认为，遍布中国境内的那些远古岩画，很可能与如上定义的童话属于同一类型的叙事。

2022年9月9日：

雅贼的终结篇勉强符合我的预期，根据内容，此书写于2000年至2005年之间，布洛克生于1938年，写终结篇的时候，他大概是65岁，对于悬疑派作家而言，显然偏老，勉强及格。继续阅读法兰茨的小册子，这次是另一篇论文的某一段：As Mircea Eliade has shown, in most primitive mythologies and religions, all earthly things—animal species, implements, and so forth—possess their archetypal image in the beyond, and this holds for man too. That is to say, humanity as a whole has something like a collective primordial image of its being existing in the beyond (that is, psychologically speaking, in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她引述了著名的宗教史学家或比较宗教学家 Mircea Eliade 的观察：在大多数原始神话和宗教里，地上的生物共享着他们的原始意象饼借此而超越具体的存在。法兰茨的评论：也就是说，人类整体共享着某种类似于集体原始意象并借此而超越具体存在，用心理学语言表达，就是集体无意识。我读她的小册子，印象是，她这样多次重复的结果是多次从文化无意识返回集体无意识。

2010年的，那时备课只有第一代iPad，手写软件当中，这块黑板算是最佳的选择了。我在讲解阿伦特的《人之境况》。这本书发表于1958年，荣格辞世于1961年，不论如何，阿伦特应当熟悉荣格心理学，毕竟她师从雅斯贝尔斯。可是，我读阿伦特却无法感受到任何深层心理学的影响。也许因此，她探讨人类生存的基本状况，生物的、工作的、行动的，却无法提供深层心理分析。

Sara Paretsky 套装侦探小说，我选了其中一本书《守护天使》，因为，第一本显然不是巅峰之作，而我听书的时间也越来越宝贵，随着iPad里epub格式书的数量迅速增加。我大约听了十多本悬疑小说，浏览了十几套世界著名的悬疑小说集，我不能听早期的，也就是1900年之前的，我也不喜欢听中期的，也就是1900年至1970年的，也许是文字风格不适合我，所以，我集中听1970年代以来的中外悬疑小说。然后，我发现中国的这一类小说之所以苍白，一方面是社会生活太苍白，另一方面是中国人缺乏幽默感。小说写作，特别是悬疑小说写作，必须有足够的幽默感，否则很难吸引读者。缺乏幽默感，是汉语的先天不足。我的这一命题，直接推论就是，我不必再读任何中国的悬疑小说。目前这一套，著名的莎拉，她的悬疑小说最接近2020年代，要知道，这一时期很少再有优秀的悬疑小说家了。所以，我决定听一本试试。初步的体验是，她的写作不如布洛克，因为幽默感不够丰富。我会继续听，因为毕竟她也获得了钻石匕首奖。

马上跳过「守护天使」，现在我听「黑名单」，这是她的巅峰之作。

虽然页码对于epub格式没有意义，不过，我还是只能这样引用，在这本书的第108页：In interpreting a dream, the dreamer’s conscious situation can almost always serve as a reference point for a given dream content. However, with a mythologem, initially such a reference point seems to be lacking. Thus with a fairy tale, which can usually neither be dated nor connected with a specific locale, one finds oneself in a situation similar to that of having to interpret a dream without knowing anything about the dreamer or his or her attitude and situation. One would have to interpret the dream purely on its own ground, without any reference point “outside” the unconscious material.  法兰茨说，在分析梦境的时候，梦者的意识世界提供了梦境分析的一个阿基米德支点。可是在分析神话的时候，这一支点消失了，分析童话时遇到的困难与此相类，分析者无法确定童话无意识世界之外描述讲述者的参照系。

从法兰茨的小册子，再回顾《叙事的本质》，后者显然迷失在文学评论的世界里。我继续引用法兰茨的小册子，这次是epub格式第149页：Presumably, every instinct has its corresponding archetypal inner aspect. Jung called the totality of these inherited structures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We can take as an example the instinct of aggression, which can appear inwardly in dreams as the god of war, Mars, as Wotan, or as Shiva the Destroyer. As a counterpart to this, the maternal instinct appears in the mother figures of myths and religions; and the instinctive urge toward renewal and change manifests itself in the symbol of the divine child, which we find in all religions and mythologies. 她阐释荣格思想：每一类本能都有它对应的原型结构，荣格称全部这些可遗传的结构为“集体无意识”。例如“偏激”本能，在不同的文明的梦境里可以有不同的原型，诸如“战神”、“火星”、“Wotan”（北欧传说的毁灭之神）、“湿婆”、这些都是毁灭之神。另一方面，与毁灭对立的原型，也出现在各古代文明的神话主题或宗教里，就是“母亲”，还有“再生”与“改变”的原型，例如“圣婴”。

第153页：We find similar notions in the Vedic literature of ancient India. Here the cosmic ancestor of humanity was Yama, who in the later Upanishads became Purusha, which means “man” or “person.” He represents the individual Self or the inmost psychic core in each individual; but at the same time he also represents the collective Self, even the cosmic Self, an all-pervasive divine principle. 她在这里分析吠陀经的宇宙观念，人类的宇宙先祖是“Yama”，后来出现于奥义书里成为“Purusha”，意思是“人”，他代表每一个人的自我或最内在的精神核心，但是同时也代表集体自我，甚至代表宇宙自我——一个代表全体视角的神圣原理。我在我手绘的这张示意图的中央写了“Self”，符合荣格的原意。还有：These myths make clear, among other things, the idea that humanity originally had a collective soul: psychically, all people were a unity. This points to an observation that we can still make: wherever we are unconscious, we are not distinct from other people—we act and react, think and feel entirely like the others. …… It seems that in the deeper levels of the unconscious we cannot delimit ourselves from our fellow human beings. Our unconscious psyche fuses, so to speak, with that of the others. The negative side of this phenomenon lies in the fact that to the extent we are unconscious, we are wide open to psychic infection. The complexes of other people can affect us to such a degree that we become possessed by them. They can even trigger a collective possession. 集体暗影，这里的讨论意味着，集体可能被同一个情结攫住，例如，文革时期的中国人。

致信胡舒立：建议财新介绍今天的自然杂志简报里的头条。核心是这一段：Cognitive advantage —

To neuroscientists Anneline Pinson and Wieland Huttner at the Max Planck Institute of Molecular Cell Biology and Genetics in Dresden, Germany, one gene stood out. The gene, TKTL1, encodes a protein that is made when a fetus’s brain is first developing. A single genetic mutation in the human version of TKTL1 changed one amino acid, resulting in a protein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ose found in hominin ancestors, Neanderthals and non-human primates. The team suspected that this protein could be driving neural progenitor cells — which develop into neurons — to proliferate as the brain develops, specifically in an area called the neocortex, which is involved in cognitive function. That, they reasoned, could be a contributor to modern humans’ cognitive advantage over human ancestors. To test this, Pinson and her team inserted either the human or ancestral version of TKTL1 into the brains of mouse and ferret embryos. The animals with the human gene developed significantly more neural progenitor cells. When the researchers engineered neocortex cells from a human fetus to produce the ancestral version, they found that the fetal tissue produced fewer progenitor cells and fewer neurons than it normally would. The same was true when they inserted the ancestral version of TKTL1 into brain organoids — mini-brain-like structures grown from human stem cells.

Sara Paretsky 2003年发表《黑名单》获得金匕首奖。前一年，她获得终身成就奖（钻石匕首奖）。我听到第十三章了，《黑名单》确实不错，有宏大的历史线索，细节也足够吸引人。她获得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她丈夫是芝大物理学家，可惜，2018年辞世。Her husband, Courtenay Wright, was a professor of phys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two were together from 1970 until his death in 2018. 而且顺手拿了一个MBA，也是芝加哥大学的。

飓风之前，太平洋云卷云舒。Robert Henri，美国艺术界二十世纪初期的杰出领袖，1929年辞世。这本书，《艺术精神》，推荐序值得贴在这里，但是，亨利的开篇就很打动我，必须先贴，把任何事情做得更好，这种努力或冲动就是艺术的精神。我没有在其它艺术史或艺术理论著作里读到过这句话，但是想想，确实如此，符合现代人的生活常识。虽然，也许难以解释那些洞穴壁画，那种冲动更可能来自原始宗教感。推荐序里的这几段值得红色标出，所以今天各国才有“独立”艺术展这样的名称呀。官僚政治是企业家精神的死敌，同样，官僚政治是艺术精神的死敌。推荐序里的这几段值得红色标出，所以今天各国才有“独立”艺术展这样的名称呀。亨利1902年的作品，《纽约雪》。亨利1924年的作品《玛丽•阿格尼丝》。亨利1909年的作品《蓝色的和服》。亨利1914年的作品《Tam Gan》。看起来，亨利不打算模仿诸如印象派以及任何抽象风格的流派。当他于1929年因前列腺癌辞世时，他的一位学生觉着称他为“美国独立艺术之父”不算过分。

楼下的史努比体验店，仍只有六分之一开始营业，其余的店面似乎找不到工人或雇员，美国现在是两个就业机会竞争一个愿意就业的人，经济学家们居然认为这是好事情，这批傻瓜当中现在也包括那位财长，真让我失望。但是每星期六我跟着李老师去“Target”买菜经过史努比体验店时，仍抱着希望。今晨李老师在阳台上拍摄的双虹。正在离开这里的一艘游轮。我真喜欢这些云，远超印象派的云。我有时间就在阳台上看海，希望记住这些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