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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理论视角下，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不适用于中国社会。可以有更接近常识的观念，例如“大众”和“社会记忆”。虽然，在移动互联网和消费主义时代，任何进入公众视野的，总难免成为消费品。沈公辞世，追忆文章无数。我的这篇，名为“私人记忆”，不希望成为消费品。
沈昌文，在我私人记忆里是“沈叔叔”。小时候，我淘气，惹祸也多。沈叔叔对我母亲说，可以让这孩子跟我学无线电。那是1963年，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很忙，母亲问沈叔叔为何建议丁丁学无线电。多年后，她记得沈昌文答复四字“一通百通”。
沈叔叔是宁波人，好美食，善烹饪。我领着父亲去西四的无线电器材商店，买无线电元件。沈叔叔领着我去阜外医院职工宿舍，沈叔叔的妻子白曼颐是阜外医院的医生（现在是心内科主任医师）。第一课，矿石收音机，不讲原理，动手制作天线，然后看图接线。晚饭，我记忆深刻的是宁波汤圆。沈叔叔的母亲做饭，餐后每人碗里有一只宁波风味的特大号黑芝麻汤圆，占了半碗，带汤就是一满碗。汤圆太大，皮薄汤热，我呛了一大口，喷到饭桌上，均匀撒遍满桌盘碗菜肴。晚间，我埋头在被窝里拨动矿石探针，天线立在床头，耳机里吱吱吱，然后是广播电台的声音。六年之后，我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随身带了一本书，《无线电原理》。好奇心激活，一通百通，沈叔叔是我的启蒙老师。
我在香港大学任教期间，开始为《读书》撰稿。每篇稿件，寄给沈公审阅发稿。回北京，拜访沈公，跟着他品尝美食。日常生活，沈叔叔说过，白大夫只管两件事：晚间热水泡脚，早晨查看大便。他早年随蒋维乔修习气功，于养生有感悟，他说，关键是“去我执”。至于通了周天之后怎样，他说，走路吃饭谈话都在气功状态里。这样的状态，有我执的人，不易想象。
沈公的工作方式，在中国转型期社会，尤其有效。推而广之，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相对顺利，是因为有类似的工作方式。摸着石头过河，要求过河的人有与这一策略相应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尤其是情感方式及其表达，是协调观点冲突和利益冲突的关键因素。于是，范用1980年初调沈昌文入主《读书》编辑部，满盘棋活。妥协的艺术，在转型期社会，由于没有相应的制度，更依赖于人际关系，更像是艺术。而且在文化出版领域，个性强烈的人（我执不去）比比皆是。沈公，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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