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二十世纪中国问题的主线

写完标题，我就知道没有更多可以写的了。这星期日，在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我打算将这一主题展开来讲，三小时。因为，一位同学选了“土地问题”作为他的报告题目。我认为，可以在远为广阔的视角下探讨这一题目。接着以前我在博客里写的，我们试图理解孙文大约一百年前的复杂感受。辛亥时期兴中会和同盟会，借了民族主义的表达，动员足够资源成功推翻了满清政权（此前还有大半世纪的政权瓦解过程）。我们现在所处的改革时期，只是解决了民生问题，或许还只解决了这问题的一部分。真正不易求解的，是民权问题。

中国社会变迁，中国问题与《财经》立场

汪丁丁

      立场是针对着问题而言的。问题消失，立场亦随之消失。时过境迁，许多问题可以消失，但根本问题是挥之不去的。随之而有的，是根本问题的立场。“中国问题”是一根本问题，只要中国社会变迁不完结，这一问题便不会完结。随之而有的《财经》立场，是根本性的立场。《财经》虽然恒定地持有这一立场，并且惟其立场恒定不变，它才可能对一切现实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们关注的问题和我们的立场越是根本性的，我们的态度便越不会随风摇摆。十年风雨，不过弹指一挥间。

人是社会性哺乳动物之一种，生而兼有“群性”与“个性”。与生命在更早演化阶段中的诸形态相比，哺乳动物之群性与个性的最显著特征是“情感”。有情，然后有人心。心为思之官，人心发动，始有思想。思念与想象，引发欲望，然后有行为。强以类别，则大致可分行为如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情感的和信仰的等类，互有重叠。经济行为旨在供养身体、维持再生、延续物种。政治行为旨在表达群体诉求、调解利益冲突、于群性之中升华个性。社会行为泛指个体之间一切非功利性质的交往，旨在缓和由经济行为与政治行为所积累的不适宜性。情感行为首先是私人性质的，幸福、悲哀、恐惧，称为“原初情感”，内疚、嫉妒、怨、悔、惆怅等等，称为“次级情感”。最后，有一种特殊情感，称为“信仰”——超越个体生命和有限时空的永恒感。

所谓“文化”，就是上述兼有群性与个性的哺乳动物的生活方式与情感方式之总称。注意，“方式”或“形式”，是相对于“内容”或“质料”而言的。前者是后者的表达，并因恰当的表达而能适应它所在的环境。所谓“生活方式”（the way of life），相对于“情感方式”（the way of feeling）而言，是更为外在的和更具物质性的，例如经济生活的形态和政治生活的形态，依外在环境的不同而有重要差异，导致了不同的文明。与“文明”相比，情感方式是更为内在的和更具精神性的，例如信仰的形态和审美的形态，依内在体验的不同而有重要差异，导致了不同的伦理与宗教。

当不同的文明相互接触时，每一文明之内的人据以判断“异己”文明的，无非是他自己的生活能够提供的判据，也就是他的文化传统能够提供的判据。因此，所谓“文明的冲突”，无非是不同文化传统所提供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之间发生的冲突。最近的两百年，之所以被称为“千年未有之变局”，无非是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传统之间自秦汉以来始终存在着的接触逐渐演化为冲突并且冲突越演越烈，以致曾包容了无数外来文化从而延续五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似乎不再有转型以延续自身之能力。虽然，转型已经发生。

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始于中国文化传统的近代转型，始于中国文化传统近代转型之艰难性——由器物至制度，再至文化，直至追溯文化传统之根源，始知“全盘西化”实不可能，故重返制度层面，寻求适合于中国人的情感方式的制度，徘徊百年，始知告别“革命”。虽然，革命仍要继续……。

……

记住，我们提出了一个深沉的问题——我们称之为“中国问题”：西方人和中国人在多大程度上可能解决工业时代生活方式与情感方式之间的冲突？它首先是西方社会的根本问题，其次，只要中国社会的当代转型仍是西方主导的，它也就是中国转型期社会的根本问题。阐述这一问题，之所以需要冗长的篇幅，因为以往发表在各领域内的无数论文从未表达清楚“中国问题”。

如前述，刚刚过去的三十年，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过程，故而，自由市场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是这一过程的潜在趋势。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基于民众在1949-1979期间计划体制之下的生活体验，自由市场作为一种潜在趋势，在1979-1989期间的中国社会里获得了自我实现的巨大动力。与此同时，自由市场明确地要激发和试图满足每一个卷入市场生活的人的私欲——它在许多方面是阴暗的和具有破坏性的——并因此而使资源配置变得更有效率。虽然“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没有明确界定让谁先富裕起来，但内置于自由市场机制的效率与私欲之间的逻辑关系意味着，那些更少限制地追求私欲并懂得借助于他人私欲的人将会先富裕起来。为什么“剥削有功”？因为剥削者可以极大地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故有功于社会整体。

鉴于上述种种，始有《财经》对于中国转型期社会根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也即我们对“中国问题”的立场：既坚持效率原则又坚持正义原则，既赞同市场化改革又批判市场之弊端，既要引领潮流又要批判社会。我们认为，一个没有批判的市场经济不可能演变为健康的市场经济，同理，一个从不反省的自由社会终将失去自由。

基于这一立场，在市场还很弱小的领域里，我们为它鼓而呼之。例如我们在电讯业支持反垄断和自由竞争的运动，我们在医疗卫生领域更多地运用市场机制的主张，我们在教育领域和医疗卫生领域坚持批评“大政府”及其官僚化倾向，我们抨击劳动力市场极端不发展的状况——这一状况溯源于劳动者自发组织的各种权益协会难以获得广泛的政治支持，同时，我们批评政府在最近公布的“劳动合同法”中表现的愚蠢的“反市场”政策——以及与这一政策几乎同样愚蠢的若干项“宏观调控”措施。另一方面，在市场已经占据着主导位置的领域里，我们更多地报道它的弊端并予以批判。例如，我们在金融领域和土地开发等领域批判营私舞弊，揭露黑幕，反对不负责任和无视伦理的自由放任，我们在环境保护、文化遗产、食品安全等问题上主张以更有效的政府监管来弥补企业伦理的普遍缺失。

也是基于这一立场，我们对“大政府”和“大公司”保持着同样的批判态度，因为它们内置了“利维坦”倾向，它们都倾向于垄断——对自由的垄断。并且，我们尤其警惕和批判这两种垄断势力相勾结的倾向。另一方面，我们充分地明白，转型期中国社会，不得不容忍一个异常庞大的政府。因为转型期内的政府必须部分地履行它在传统计划体制下的各项职能，同时还必须履行它在新的市场体制下的各项职能。然而，一切政府，内在地具有“利维坦怪兽”冲动，这是一项无可否认的事实——如同“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趋于腐败”是一项无可否认的事实一样。

事实上，以往十年的中国政府行为大致可分做两阶段，即1998-2003，及2003年以来。后一阶段，政府行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迅速官僚化”——尤其是在市场最可能失灵的领域，例如“教育”和“卫生”，以及所谓“需要宏观经济调控”的诸领域。辨其原因，主要是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持续多年大大超过了国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导致中央和各地政府部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及相应职能的迅速扩张，与此同时，政府行为并未发生显著改变，其基本模式仍是官僚化的——官员不向选民负责并且只追求同类风险制约下的努力最小化。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之所以能持续地大大超过国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是因为当政府的征税能力和征税技术早已极大改善之后，税基和税率却没有发生相应的调整，致使实际税收持续大幅增长，并且使国民经济实际的税负跃居世界前列。

与后一阶段相比，在前一阶段，中国政府试图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这两种本质不同的行为模式之间实现职能转换。但是政府官员们的思想方法及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仍陷于旧的计划时代的惯式，他们常常以计划方式求解市场问题——典型地，曾引发经济学家群体的广泛批评的“粮食政策”，所谓“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一般而言，以计划方式求解市场问题的政府行为，被群众称之为“瞎指挥”。与此同时，腐败，在金融领域、电讯领域、石油、铁路、航空、电力以及一切被美其名曰“天然垄断”的领域里，随着权力的扩展和诸如“投融资体制改革”、“住房体制改革”、“医疗保险体制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而迅速蔓延，成为那一时期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最阴暗的部分。

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引发的许多深层问题都开始“浮出水面”。其中，最具广泛和深远影响的，是“劳动-资本”关系问题，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国有企业“职工下岗”运动，劳动者自发组织的维权运动及各地政府对劳动者维权运动所持的负面态度。主要由于各地政府沉迷于早已过时的政治惯式，劳动者维权运动始终处于受压抑状态，并由此导致劳动的要素价格在市场上被普遍低估。相应地，劳动要素被普遍地浪费于所谓“劳动密集型”生产过程中。也因此，中国经济结构难以获得“产业升级”的内在动力。

在“世纪之交，义利之辨”一文中我们说过，《财经》乃民间社会一株小草，它与民间力量一起成长。我们相信，只有民间力量的成长，能够有效地遏制大政府与大公司的垄断倾向。也是基于我们对民间力量的信任和对公共空间的渴求，多年来，我们坚持不懈地争取新闻自由，我们将公众对公共政策的知情权视为任何以人民自由和人民民主为宗旨的宪法的首要条件。并且我们认为，这一首要条件不能被容纳于诸如“三个代表”这样的代表性政治框架之内。

今天，当市场不仅主导了我们的社会且因它而生的经济发展的冲动正迅速地耗尽我们社会的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时，当环境问题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时候，我们以最大的努力鼓吹环境政策、支持环境运动、批判无节制的经济发展和廉价的工业化政策。由于经济发展在地区之间的极端的不平衡性，我们不再无条件地承认“发展是硬道理”，因为，在已经充分发展了的地区，比“发展”更硬的道理是中国古儒讲求的“和谐”之道——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每一个人内心情感的和谐。

但是，我们注意到，最近一段时期，由于错误地理解了“和谐”与“改革”的关系，政府官员们的行为普遍地蜕化为官僚主义者的行为。如上述，这一行为模式的两个主要特征是：（1）不向全体选民负责，（2）在同样风险类别的可选行动方案集合之内，总是选择“努力最小”的方案。这两大特征，后者导致“不作为”，前者导致“胡作非为”。在当前中国社会，我们必须看到，这两类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展望中国社会转型的最近的未来，我们相信，中国人均财富的持续增长，必会引发“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之普遍诉求，从而“教育”和“卫生”必会成为中国人普遍关心的领域。有鉴于此，在即将实施的“大部门制”改革中，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反对大政府和大公司在这两大领域内的垄断倾向，我们将一如既往地鼓吹民间的自由教育运动和社区卫生运动。

我们关于教育和卫生这两大领域的主张，意味着政府应当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并且，根据我们的判断，在教育和卫生领域的体制改革正可谓“任重而道远”，如果还不是毫无希望完成的话。这里发生的关键问题是价值观念的与意识形态的——首先是价值观念的，其次是意识形态的束缚。

所谓“解放思想”，最适合用来表达我们对教育和卫生这两大领域的体制改革过程的要求。纵观世界各国在以往实施的多次教育与卫生体制改革，几乎从未顺利地实现改革初衷。也因此，中国人的改革基本上不能照搬外国经验，所需要的，是中国人制度创新的能力。

就教育制度而言，如钱穆指出的那样，中国历史上曾经实施过的五大类制度，最符合现代教育原则的是“社会自由教育”，或可辅以“官办教育”和“官督民办教育”。可是关于社会自由教育，最大的阻力来自我们社会的根深蒂固的与“应试教育”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其次，阻力还来自政府官员的与计划体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古今中西，教育必须有独立之精神和独立之权利，而后才可能培养具有高远之理想且能从事原创之学术研究和兼济天下之技能的人才。故而，教育之自由化是当务之急，教育成果之考核应退居次要或以“官督民办”方式实施。

就卫生和医疗制度而言，我们一再呼吁，现阶段，改革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市场主导的”或“官督民办的”，而不应是“政府主导的”或“官办的”。我们主张医疗服务的市场化供给制度——以医护人员为收益中心，逐步取消行政化的收益管理，逐步建立医疗保障体系和社区服务体系。这里，巨大的阻力来自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意义的理解和我们关于疾病与健康之间关系的理解，其次，或许更大的阻力来自政府部门与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的连带关系——晚近披露的国家药监局“集团腐败”案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在卫生和医疗领域的制度创新中，有利于市场机制顺利运作的一项不可忽视的基本事实是：每一个足够热爱自己生命的人天然地具有足够强烈的激励来维护自己的生命并防止它受到不负责任的医疗服务的损害。据此，政府应当做的事情是：（1）鼓励尽量多样化的消费者维权组织，（2）保护为消费者维权组织提供咨询的医疗专家的独立性，（3）资助或鼓励更加多样化的医疗服务供给方式，包括本土的和西方的医药研发以及本土的和西方的养生实践。

最后，在“中国问题”的最深层次，是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及其紊乱状况。我们认为，与精神的紊乱状况密切相关的，是主导着中国人生活方式的诸如“知识就是力量”这样的价值观——它应当在更高级的价值观念中得到修正。其实，如斯密所言，真正的幸福总是源于内心的宁静。知识只是获得幸福的手段，假如“力量”阻碍我们获得幸福，假如“知识”不能让我们内心宁静，那么，知识就应被转化为智慧。克里希那穆提，这位在数十年内引领了一大批诸如小赫胥黎爵士这样的西方精英的印度哲人，将智慧视为“最终的自由”。作为对比，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能够提供的身体与思想的自由，只是“最初的自由”。

作为“结语”，我们应当承认，我们没有解决中国问题的处方。我们努力做的，不过是坚持《财经》的根本立场，不过是在每一重大事件中独立运用我们的判断能力以构成最符合我们根本立场的见解。我们相信，这是《财经》与中国社会在它们共同的演化中求解中国问题的可靠途径。

理性选择还是制度演变？——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本文见《财经》杂志 1998年第7期 出版日期1998年10月01日

□ 汪丁丁/文

任何演进都是路径依赖的，从而通常只有能力达到“局部最优”；而完备理性条件下的选择，则有能力达到“整体最优”。这一区别，在我看来至关重要——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

经济学家喜欢从康德关于人类理性的一组“先验假设”出发，推演出关于人类行为的种种预言，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除了门格尔和米塞斯）并不知道这方法论的基础来自康德哲学。一个经济究竟为什么呈现出兴衰枯荣？是人们理性地选择的结果吗？抑或是自然演进的结果？曾经有过一个时期（50年代到70年代），重要的经济学家例如艾智仁和贝克尔，向我们论证，这两个方面——理性选择和自然演进——的解释，从效果来看是等价的。

艾智仁的例子是这样的，假如从甲地向乙地出发的许多汽车随机地行进在不同道路上，那么只有中途幸运地找到加油站的那些汽车才可能到达终点。所以，当我们在乙地观察这些汽车的行为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些似乎有理性选择能力的汽车，它们“选择”了有加油站的那些道路，从而顺利到达终点。今年，当我访问（因提出“有限理性”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蒙教授时，我发现他早就批评过这一论证方式 。在他的近著《人为的诸科学》里，他指出，任何演进都是路径依赖的，从而通常只有能力达到“局部最优”；而完备理性条件下的选择，则有能力达到“整体最优”。

这一区别，在我看来至关重要。

局部的最优不能保证整体最优。这是一个数学上的事实。一般说来，制度演进，历史因素，有限理性，这些东西是相容的；而信息完备，理性选择，路径无关，这些东西是相容的。这两类东西之间则是不能相容的。方法论提供理论的逻辑基础。逻辑上无法相容的两类假设是难以被整合在同一个理论中的。所以，8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始终面临其内在的紧张；要么单纯从理性选择观点出发解释一切，要么从制度演进观点出发解释一切，二者并存的局面有损于经济学的“科学性”。

首先系统地处理这一问题的，是这本书的两位作者。他们的立场是熊比特的演进主义。熊比特的演进主义不同于生物学家的演进主义。前者强调企业家在演进中的作用，后者则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是这里的“企业家”必须是“有限理性”假设下的企业家，因为完备的理性会产生与演进观点不相容的结论。问题在于，80年代初期，这本书写作的年代，经济学家还不知道怎样为有限理性建立数学模型。当时已有的模型都是零散的，缺乏系统的，从而不很令人信服的模型。马尔科夫链就是这些模型当中的一个。另外，西蒙教授自己也创造了若干“有限理性”模型。这些模型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决策者不是根据充分信息选择整体最优解，而是根据不充分的信息，基于某种预先制定的僵硬的决策规则，例如“满意程度”，从现实条件许可的各种选择中判断“最优”解。这也就是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涉及的主要内容。作者试图通过建立企业决策的有限理性模型来模拟经济整体的演进过程。

对中国读者而言，这本书的重要价值在于它的前半部分。这一部分介绍了演进理论的来源、特征、方法论，以及利弊。在这一意义上，它足可当做一部“演进经济学”教科书。另外，这本书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它无法引用90年代以来演进理论的新进展。例如，90年代后期有关“有限理性”的数学模型，有关“人类知识”的模型，以及认知科学对演进经济学的影响等等，都因这本书写作的年代稍早而无法被整合进来。尽管如此，就国内演进经济学几乎处于空白的现状而言，这本书仍然是试图在这一方向上进行探索的中国学者必须阅读的当代经典。■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

《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  [（美）理查德·R·纳尔逊   悉尼·G·温特著，199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胡世凯译]

如果把一切质疑归咎于红眼病，中国就会成为断裂社会，不同社会阶层间沟通毫无可能。笔者朋友贫富皆有，大家都能和谐共处，因为各方遵循共同的信念：对于合法创造出的财富，应该得到保护，虽一毛不能夺之；攘人之利以自肥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即使是亿万富翁也无足挂齿；而对于处于法律不完善的灰色地带的财富，则要呼吁建立起公平合理透明的制度，使财富能够阳光下舞蹈，一切都要围绕有利于中国制度发展这一目标。笔者对包括余先生在内的投资者投机者并无成见，只是对于中国经济制度的建设情有独衷。

股市的一级市场已经成为利益攫取的温床。新的案例在创业板，在神州泰岳，2007年8月，一位神秘的女自然人——万瀛女则以1元的超低价受让获得了44万股，占当时神州泰岳股本的1.02%。今年2月，神州泰岳实施分红，每10股派送10股红股并派发5元现金红利，万瀛女的持股量也随之上升为了88万股。仅以58元的发行价计算，这位神秘的自然人在神州泰岳之中投资的44万元，在两年内就变成了5126万元(股票市值加之前的分红)，获利近116倍。

为余氏辩护者忽视事件本质以历史阶段为说辞。

余氏的股权来自于徐家汇的“职工持股会”。1995年，徐家汇的前身上海六百改制时，公司11.87%股权由职工持股会持有，其后股权比例逐渐上升至2001年时的24.5%。2001年12月，六百决定解散职工持股会，并计划将其持有的六百24.5%股权转让。按照招股说明书表述，当时外部投资者不足以受让全部股份，而公司也鼓励内部管理层受让股权，因此将股权转让给了上海祥龙物业、徐汇副食品公司、六百的31位公司管理人员及业务骨干以及余秋雨等4个外部自然人。

很明显，这一做法是违规的。根据1993年7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关于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内部职工持股管理规定》，第五条指定内部职工持股的范围，包括（一）公司募集股份时，在公司工作并在劳动工资花名册上列名的正式职工；（二）公司派往子公司、联营企业工作，劳动人事关系仍在本公司的外派人员；（三）公司的董事、监事；（四）公司全资附属企业的在册职工；（五）公司及其全资附属企业在册管理的离退休职工。第六条下列人员不得购买和持有公司向内部职工募集的股份，包括（一）公司法人股东单位（包括发起单位）的职工；（二）公司非全资附属企业及联营单位的职工；（三）公司关系单位的职工；（四）公司外的党政机关干部；（五）公司外的社会公众人士；（六）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和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人员。2002年修订版重申了上述各条，重申非职工无权购买内部职工股票，也无权接受内部职工股的转让。

好吧，就算我们承认中国的股权投资市场不规范，在余秋雨进行股权投资的2001年，大家还不清楚股权投资的财富价值，就算我们承认，国有企业在改制时出现不规范运作的情形大量存在，局外人持股也并不是在上海徐家汇商城改造时才有，不少公司的改制不是很规范，内部职工股常常被当作馈赠品送给关系人士。但是，对历史之同情，不能让我们失去基本的价值判断。我们同情因贫穷而偷窃者，但并不能因此认同偷窃是一种正当行为，甚至上升到反社会的英雄的高度，以为梁山英雄重现于当世。对不起，那只是简单的偷鸡摸狗而已，不要附加什么优秀投资家之类的赞美，甚至允许小偷对我们进行道德规范。

我国的国有资产产权界定、改革，需要效率与公平兼得的机制。国有资产的产权鉴定，经1993年12月21日颁布的《国有资产产权界定和产权纠纷处理暂行办法》、1994年11月25日颁布的《集体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界定暂行办法》、1996年8月14日财政部、国家经贸委、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单位清产核资暂行办法》，而所有这一切规定没有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国企资产性收益如何真正的还利于民。

余秋雨等人获得的资产性收益，原本属于这家公司真正的所有者上海纳税人，而现在以制度不规范为名，将全体纳税人驱赶到二级市场，关起门来类似于坐地分赃将原始股分配给关系人，还理直气壮。如果国有企业的资产性收益不是分配给国民而是给予权势者，如果上市公司股权收购漏洞迟迟无法得到弥补，如果今后资本市场的PE式行贿不能够得到根治，那么，今天是10个余秋雨，今后将有几万、几十万个余秋雨站起来，等着在一级市场分肥。

对历史的同情让我们拥有更加宽广的视角，对民生同情才是历史之同情的本质。全民财产性收益用之于民，难道不是制度建立的方向？在上一轮国有资产流失的讨论之后，最终引发的结果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国进民退，这种显失市场竞争力的做法甚至受到了一些人的喝彩；不出意外，股票市场一级市场的分肥，将使真正的风险投资者被权贵者抹黑，而后在资本市场出现国进民退。这绝非笔者所愿，厘清事实，正是为了还普通的投资者以清白。

让我们本着理性的精神，一件件事进行合理性探讨，而不是先贴上标签，而后急急匆匆站队，以一种非理性的狂燥的革命色彩对待所有事物与所有人。

注：收到很多信息反馈，各种声音都有。

写这类文章，是为了资本市场不被权贵抹黑。写余氏，是个例证，如果有其他例子，同样会写，以前写过，以后也会写。

诚信二字，必须回到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中。

晚抽时间，看了创业板上市公司，和民国金融史，两相印证，煞是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