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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谣言的经济学  

      Edward Glaeser,是芝加哥学派训练的哈佛经济学教授,他和Acemoglu都是1967年生,二人之间的学术差异或“争论”,是最近十年关于“民主”、“独裁”、“教育”、“增长”这些关键词的焦点(我在解释未来八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介绍过这场争论)。Daron Acemoglu是土耳其出生,LSE训练的MIT经济学教授,学术明星,2011年至2012年他发表和即将发表的论文,几乎囊括全部最好的经济学期刊(我希望读者明白我的意思)。我这篇博客日记,主角是Glaeser(简称“G”)。虽然,我心里总是惦记着Acemoglu(简称“A”)。
        2003年,G写了一篇论文“心理学与市场”,批评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捍卫芝加哥学派经济学。从这篇论文,读者很容易导出一项命题:某甲传播谣言的成本低于效用,则某甲倾向于传谣给某乙,而若某乙传谣的成本仍低于效用,则某乙倾向于传谣给某丙,……依此类推,这就是谣言的经济学原理。关键是,在哪些场合,例如,在中国社会,这一原理适用于何种情境?我刚刚转贴了刘瑜的一篇文章,其实,这里的文章是接着那篇文章写的。如果政府不愿意向民众公开自己的决策过程,或是只公开那些民众难以理解的过程(专业的),则民众倾向于传谣,或谣言倾向于广泛传播。这里,需要有一项假设,如果民众十分信任政府,则上述原理不适用。谁家的儿子一天到晚怀疑自己母亲陷害自己呢?可是,我们所处的恰好是信任危机的时代,政府和市场,都有信任危机。此时,若要有效遏制谣言,我们就要使信息公开到足以使传谣者的边际效用低于边际成本。天津火,北京水,……事件总会发生,以不变应万变的法则是:公开信息。
       2009年10月30日《Science》,A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探讨人类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根本原因,不是一个社会内部的不平等,而是人类社会之间相比较的财富分配不平等。根据他熟悉的数千年文明史,一个社会的不平等程度,长期而言,首先依赖于“产权”结构,此处,应采用洛克的“广义产权”定义: life, liberty, possessions,并考察“代际人口”创造和积累财富的产权激励是否足够强烈,这里涉及的,是诺齐克与罗尔斯的对话。兄弟二人,一人勤奋,一人懒惰,并依次遗传他们的生活习惯,致使二人的子孙后代贫富分化极端严重,终于引发普遍的“均贫富”呼吁。诺齐克认为,在这一故事里的均贫富呼吁,是不正义的。而这类不正义的行为,弱化创造和积累财富的激励,最终导致全体贫困。长期史的考察,A的结论远比上述故事复杂,因为产权是一套结构而不是一个概念。例如,他注意到,有些社会更愿意保护与土地相关的产权而不愿意保护与人力相关的产权,那么,与那些更愿意保护人力资本产权的社会相比,如果技术进步的路径恰好更依赖于人力资本,这些只倚重土地资本的社会就开始落后。这当然也意味着,如果技术进步路径恰好更倚重于物质资本,则不保护人力资本产权,未必导致落后。总之,带有一套结构的产权,长期而言,究竟怎样激励一个社会的财富创造与积累,可以借助仿真,帮助我们理解。仿真的重镇,以前是密西根大学,现在是哈佛大学,也就是 Martin Nowak 领导的小组。不仅有计算机仿真,更重要的,还有真实社会网络的考察与仿真研究。中国的刘军(这一位是在黑龙江的),在社会网络的经验研究方面,以我的阅读而言,国内领先,可参阅他的乡村社会网络研究以及2009年的著作《整体社会网络分析及UCINET软件使用说明》(上海世纪集团出版)。
     提到社会网络,读者马上要想到“社会资本”的研究。不错,2000年,G发表了一篇论文,批评社会学家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我开篇指出了,他是芝加哥学派训练的经济学家,与A的LSE训练完全不同。说到LSE的传统,我们立即联想到它的院长Robins(就是定义了现代经济学之为“研究有限手段在无穷多目的之间理性配置的科学”的那位),英国的经济学传统,基本上就是马歇尔的,不是芝加哥的,虽然,芝加哥学派传承的也是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马歇尔同情社会主义运动,鼓励扶助劳工的经济学研究,并在《经济学原理》的开篇就批评那些对劳工缺乏同情心的经济学研究。LSE不仅招聘了哈耶克,而且招聘了希克斯,还有卡尔多这样的基本就是社会主义者的英国经济学会主席。总之,关注社会制度,是英国的经济学传统。受那里的思维训练影响,A的口号是“institutions matter”,这也是诺斯和威廉姆森的口号。继续谈G的那篇论文,他考察的结论是,经济学家可以重新定义“社会资本”概念。因为在社会资本的形成过程中,有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例如,他发现,积累社会资本的激励,与该社会里个人的年龄之间呈非线性关系,这一激励先是随着年龄增加,到大约50岁以后,随年龄减弱。对许多老人而言,这一激励完全消失。这一结论,完全符合,例如,Modigliani 关于储蓄和消费的生命周期模型。说到财富的特殊形态“资本”的积累,读者不可避免要想到人力资本积累有强烈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效应,这是芝加哥学派的主要见解。数据,下图(这是根据103国1985年数据整理绘制的散点图,取自下面引述的A的论文):

不过,2000年,A在NBER的一篇工作论文结尾,否证了芝加哥学派的这一见解。根据他的研究,每一年学校教育的回报率始终是4%至6%,并且,没有统计显著的外部效应。我推测,从这一年开始,A和G,开始了他们的论战。
     在以后的十年里,G论证说,哪怕你是一位独裁者,为了获取经济发展的好处,如果你懂得人力资本与人均生产率的上图所示的强烈正比关系,你将不得不推进你的子民的人力资本积累,为这一积累提供足够的激励。然后呢?G和哈佛名家Shleifer,2006年在NBER的一篇工作论文里得到结论:然后,教育的一项副产品是受教育者参与民主政治的个人成本迅速降低,于是,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推翻独裁者的社会力量越来越大。他们的结论是,“民主需要教育”(就是他们这篇论文的标题)。A当然要批评,他在2008年AER发表论文,批评世界银行扶助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的基础是“现代化幻觉”,根据这一幻觉,只要人均收入增加,就必定导致民主化。这是因为,在人均收入增加与教育水平上升之间,有强烈的正比关系。如前述,教育的副产品之一,就是颠覆独裁者。现在,A提出一张长期的图:

这是他根据五百年历史整理的数据的散点图,我增加了一条红色虚线,为了表现A批评的现代化幻觉确实与红色虚线不符。上图,人均收入在500年间的变动,与社会民主化指标之间,黑色直线表示正比关系,红色虚线表示反比关系。也就是说,虽然有许多社会的民主化程度确实伴随人均收入而上升,但也有许多社会的独裁程度伴随人均收入而上升。因此,现代化(发展经济并提高人均收入)是一种“幻觉”。
    这是A的一贯思路,制度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是英国经济学传统。为什么坏制度可以长期存在?这一传统里的学者,就是要回答这一问题。美国人素来不关注这类问题,因为他们的历史里没有这类问题。回到中国社会,改革初期,我记得盛洪在《读书》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为什么我们选择了我们都不喜欢的制度?”这就是英国经济学传统里的问题意识。制度演化,是可以“锁入”的,诺斯早已关注这一现象。美国人相信竞争,于是他们回答:只要竞争足够激烈,任何制度都趋同---同样地好。诺斯不信,因为他是经济史家,他有许多反例。
    我们也有反例。其实,制度的好或坏,常常取决于许多偶然因素。假如邓小平没有第三次机会返回政坛,假如中国领导人不能在农村改革纲要的核心部分达成共识,假如那些农村一号文件的起草者们没有杜润生的领导,假如杜老当年没有受过邓子恢的熏陶,……。我们必须承认,历史只不过是一系列的偶然(黑天鹅事件)。吴敬琏主编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收录了一份凤阳小岗村支部当年议决的“生死状”:假如“包产到户”遭到政治清算,我们的后代,由村民集体抚养。这类语言,不生活在那个时代,很难体会其中的悲壮与无奈。我说“无奈”,因为,在小岗村支部的壮举之前,我们知道,发生过许多次民间的壮举,但政局依旧,故那些壮举都被残酷地“清算”了。在苏联,清算,意味着“家破人亡”,那时,中国人走的是苏联道路。所以,我们庆幸一系列偶然,我们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受益者。
    那么,谣言呢?读者自己应能结束我这篇文章啦。谣言的功能,依赖于社会制度,尤其依赖于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在最好的情况下,谣言自行消失。在通常情况下,社会在一段时期内有能力容忍谣言的传播,然后,谣言自行消失。在最坏情况下,例如孔飞力在《招魂》里描写的那种谣言,在这些情况下,谣言可能获得颠覆性的力量,它被视为洪水猛兽。这里,仍是A写了一篇论文,2011年发表的,探讨“观念在社会网络里的传播和社会的学习过程”,结论是:如果一个社会网络里的舆论完全被少数“意识形态领袖”控制,也就是说,这些意识形态领袖特别顽固,他们不会受到其它观念的影响,他们追求的目标是影响其他社会成员的观念。那么,长期而言,在这一社会网络里的意识形态领袖将被他们自己观念中的谬误引导到毫无挽救余地的绝境之中。因为,这是王小波早就描写过“花剌子模信使问题”。社会怎样医治意识形态“顽固”症?新闻自由和政治民主化。不要忘记A的警告,制度不能自动走入民主化的路径,偶然,一系列偶然,但致命的事件,定义为“黑天鹅事件”。这是我们未来八年的命运,我们希望看到一些这样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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