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写这些标题，早餐后，或以后几天，我会陆续写这篇日志。既然我从事跨学科教育，可以在大连，可以在北京，当然也可以在这里。

         对话伦理是哈贝马斯社会交往理论的重要假设之一。1996年我曾拜访他，我们对着他家落地窗外的湖面，畅谈四小时。我的观察，他完全不留意他在当代思想界的领袖身份，例如，他步行送我到火车站，告别。他的谈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对话伦理在他的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性的强调，他确实身体力行。在我看来，他很乐观 ---这个世界明天会更好吗？罗素和梁漱溟的问题，我的问题，和他的问题。前提是，人们以平等条件参与对话--- dialogue on the equal terms。我由德国回香港再至北京时，新左派思潮开始泛滥，哈贝马斯被国内新左派捧为思想领袖，我只能暂不写出我和他的谈话。后来的中国思想辩论，所谓世纪末大论战，哈贝马斯进一步被曲解，让我更不愿意发表我和他的那次谈话记录。我只在非正式场合说过，他认为中国的情况是“最坏的组合”---官僚政治、民族主义与新左派思潮。我在北大教室这样的非正式场合还介绍过哈贝马斯对中国哲学家是否试图沟通孔子和康德持有长期的兴趣。向前追溯，“对话”与“辩证法”，有同样的古希腊文词根，意思是“列举”---不仅列举你的而且列举我的和他的，为何如此？因为，这是西方哲学在海德格尔时期已达成共识的字源学考证，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洞察事物的整体，于是只能通过“盲人摸象”的途径，我们全体分享真相。这一看法，隐藏在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赫拉克利特残篇”之内。所以，平等地相互倾听，不是为他人而是为你自己的利益，只要你不打算欺骗自己（即故意不要了解真相）。你可以说，这就是西方思想传统最内在的部分。黑格尔继承了赫拉克利特。辩证法，对话，康德的描述是：“同样有力的不同原理之间的冲突局面”。存在哲学的看法是：人，既然他的本质是创造，那么，他只能在这样的冲突中，要么向上突破，要么沉沦毁灭。无论向上还是向下，冲突可以激发创造性。无路可走吗？这是你做人的机会。不仅王国维，而且张东荪、梁漱溟、鲁迅，第一代知识分子深受存在哲学的影响，以致在民国初年，存在哲学几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成为同义词。今天，我们鼓吹“复杂自由主义”，因为我们感受到两项同等有力但相反原理的冲突，我们因困惑而痛苦，并且因此而学会了复杂思维。若非坚持对话伦理，我们会在公开场合嘲笑甚至贬低简单主义 ---不论是左的还是右的，难道不是吗？这是剑桥凯恩斯小圈子里的日常话语，“那真是愚蠢”（stupidity）。请注意，教育失败，造就了一批一批的无病呻吟的青年人，由于缺乏思想史视角，书本知识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在他们那里严重地成为问题。于是毕业后，他们喜欢读的书和他们的言论，我的观察，形成两个极端类型：极端地现实的青年人，极端地批判现实的青年人。这两极端的青年人，其实都不愿意在毕业之后的社会生活中继续思考。因为思考很累，而且毫无希望。我称之为“思想的失败”。这样的失败局面，延续足够长的时间（例如两代人），就可形成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熊十力在文革期间受折磨，王元化先生持父亲朋友的信前往拜师。元化先生说，熊十力论及读书，最强调的是：以你全部生命的体验，去和书本里的文字碰撞，方可激发真正有意义的思考。多年之后，我读熊十力《佛家名相通释》在导言里见到了这段文字，熊十力定义为“凌空”。我注意到我已经写得够长了。在互联网这样的交往方式中，长篇文字的阅读效果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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