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一些日志，有了一些感受，所以，再深入一些，讲一些困惑吧： 1）市场是怎样实现效率的？概括而言，市场是这样一种特殊的竞争机制，这种竞争机制的有效性，是通过激发尽可能多的人的人性之恶---例如“贪婪”，以达到资源配置的效率。这一竞争机制的极致形态，所谓“理性资本主义”，韦伯认为，典型地见于西方而不见于非西方。为什么不能出现于东方诸国？中国知识分子曾有过“资本主义萌芽”的若干次大讨论，不了了之。概括而言，你越是缺乏贪婪或其它类型的人性之恶，市场就越难以激发你的生产积极性，于是，当如你这般性情的人居然占了人群多数时，市场便无法扩展。其实，儒道教化对人性的归训，在很大程度阻碍了市场机制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的可扩展性。此其一。2）意识形态统治力量，在我们传统社会里是伦理本位的，表现为“宗法社会”，以及作为政治格局核心要素的"皇权与绅权"的平衡。士农工商，四民之末是商。这一格局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市场机制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的可扩展性。此其二。3）因此，在我们的传统社会里，市场始终是政治的附庸，此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赫希曼考证，西欧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其实是偶然，因为这一力量太卑微以致被追逐征服与荣誉的君主们忽略了太久太久，又借助一系列偶然因素，突然形成难以阻遏的趋势。中国社会则很少发生这样一系列的偶然，汉代吏治的优良传统（包括科举制）相当程度地替代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此其三。

以上诸项，意味着，首先，我们不喜欢无限制的市场，因为我们在充斥了人性之恶的世界里很可能幸福感下降。其次，我们的政治文化传统是以知识精英（只有健康的“科举制-吏治”传统可能形成“知识”与“精英”的统一体）节制市场力量，而且维持了平均而言较高的幸福感。第三，近代以来科举制和汉代吏治传统的瓦解，以及“启蒙与救亡”的纠缠，知识与精英逐渐分离，官僚政治的负面力量远远超过了它的正面力量，又与资本勾结，以致成为“民主主义革命”的主题之一。“节制资本”，很难不流于官僚集团瓜分经济成果的盛宴，反而使“扶助工农”愈加渺茫。第四，反之，鼓励资本，很难不普遍地激发出人性的阴暗力量，甚至自我毁灭。第五，有许多案例表明，人在致富之后可以向善。然而，致富到何种程度才转而向善？何况，这意味着致富之前的全部趋恶行为都可以卸去道德责任？

我困惑，因为我很难维持“中立”。复杂自由主义者，很可能通有这一困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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