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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因为是在写一篇博客文章而不是转发我在纸媒期刊发表的文章,依照我的习惯,服从搜狐博客的“填空”顺序,先有“标题”,然后有“关键词”,这样,我最先想到的是上列的五个关键词。明白的读者,不必再读,或可直接“出路”——如果我有时间写。而且我决定不采取写一段贴一段的办法,如果最后的作品丢失了,那也是“天意”。

影响因子的计算方法不唯一。首先,这是中国官僚们出国考察从西方学术界抄袭得到的。其次,谁来计算并提供权威的影响因子的排行呢?一开始或许有许多机构都可以提供这类服务,但后来呢,事情就有了实质性的突破。目前,国内提供这一学术指标的机构,同时也占据着最肥沃的“寻租”领域。当然,我希望将来会出现多家指标竞争局面。

其次,影响因子的排序,外行看热闹,官僚们都是外行,但他们负责发放科研经费,巨大数额的,最小单位是十万元,最大的单一科研项目经费或许是数百万元,每年通过教育部发放的经费,我孤陋寡闻,十年只参加过一次这样的会议,我估计总要发放数千亿元,或者,数千亿元的经费是通过影响因子这样的“验收指标”的排序来发放的,诸如“重点”、“基地”、“985”这样的项目,十年的经费总量不止千亿吧?这些指标排序当然不是“潜规则”,它们是官僚体制维持正常运行的必要程序。否则,官僚体制与土匪分赃就难以区分了。官僚不是土匪,因为管理着中国这样一个需要日理万机的社会,规模导致程序,从而导致官僚化。闲话少说。影响因子的排序,外行是看热闹的,官僚们看的,主要是期刊的影响因子排序,例如,《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在我们经济学界是“权威级刊物”,海外的英文期刊,排序前十名的,自然在国内权威刊物之上。至于排序到多少名以后的英文期刊就可与国内权威期刊相比较,我不知道。各大学经济院系评职称和发放奖金,大约从2003年以后,我始终认为2003年宏观调控是中国社会走入迅速官僚化轨道的转折点,从那以来,院系和教育部的钱,只要你谈学术规则,主要就是按照这套规则发放。越是接近三流的大学,对《经济研究》发表文章的奖励就越重。我听学生说过,某三流院系,一篇《经济研究》可得十几万甚至更高的年终奖励,外加职称和住房之类的福利。此外,如果你那篇在《经济研究》发表的文章的影响因子排序很高(注意,是文章的不是期刊的),你可以追求遵守更严格的学术规则来配置学术资源,这就意味着,你可能参加各项诸如“长江学者”这类名头的评选和选评,并且通过这类工作参与更内部的(当然也就是更高层次的)资源瓜分的游戏,因为你现在是圈内的评委,你当然可以与其他评委讨价还价,这和我们现在的政治游戏是一样的。以我对西方学术界的了解,西方的学术资源配置绝不是我们这样官僚化的。如果我们向西方介绍中国特色的学术发展经验,介绍这一段的时候,我认为必可引发广泛的嘲笑,如同地方官员的GDP考核一样,将中国各院系的学术整体地维系于影响因子考核,不可笑吗?不可耻吗?不感到有罪吗?

潜规则呢?我不是局内人,当然也不清楚“潜规则”。不过,多年前我警告过《经济研究》的主持人,假如将来我听到他借助这份期刊寻租的消息,我不会轻易放过。另一份权威期刊也是如此,我是说《中国社会科学》的主持人。道理太简单了,你们看守着数千万元的寻租领域,你们怎么让大众放心呢?谁监督你们呢?我们怎样监督你们呢?你们有财产公布制度吗?至于一般编辑的收入,学生们都明白,与“版面费”密切相关。他们与中间商怎样分成,我们没有调查清楚,但我们有一张版面费的期刊排序,可用来近似这些学术期刊寻租学术的水平。

更内部游戏的潜规则,瓜分的当然不是版面费这样的小钱。例如,一个“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拨款是两千万元。我的一位朋友曾抱怨,整夜要陪教育部一名处长,花费万元以上,是来“验收”我们的。根据我的数量有限的“抽样观察”,如果一家三流或二流大学或学院想报请教育部批准一个博士点,五年前的行情,大约要准备数百万元的资金投入。回报当然远比数百万元高,当然,这是假设院系领导人“大公无私”。

现在大学毕业生求职,要按照211或985来区分,所以,还没有进入211的大学或已经是211的还没有进入985的大学,要准备充足经费,“跑部”进入。教育部的官员当然也要回报,夜生活开销,那是小钱,真正严肃的回报是要当大学校长,副部级待遇的大学校长。

学生家长很辛苦,或许现在的家长是长期视角下最辛苦的一代家长。首先,与西方学生的家长相比,中国这样转型期社会的家长必须推测四年以后这家大学这个专业的命运如何?考公务员命运如何?学生核心价值观如何?学生长期的幸福如何?诸如此类。还有,投资的回报如何?为了这些回报,到哪里念中学?到哪里念小学和幼儿园?怎样进入?花费多少?这方面的复杂权衡,我写了不少“教育”文章,有所探讨。

学术“影响因子”或政府官员“GDP”这类单一指标的官僚化管理,当然可以逼迫年轻人自杀或过劳死。因为,如果你读了上面的文字,应可想象,这里有一种类似“幂律”的趋势在起作用。你可以参与学术资源的瓜分,如果你已经是局内人。你不能参与,如果你还不是局内人。怎样从局外进入局内?可循八万四千法门,各显神通。总之,你要承受“异化”的痛苦,心灵的异化,当然,你可能无法承受,疯狂或自杀,或者谋杀之类的事情。我说中国社会的官僚化,就是这个意思。通常的官僚化是在管理体制之内,而不是全部社会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全社会的官僚化,最可悲,也最无希望。幂律的趋势是:局内人越少,给定可瓜分的资源,人均收入就越高。不要忘记,局内人制定规则,局外人服从规则,否则无法进入局内。于是,局内人的集体无意识或“共谋”就是要将规则变得越来越严格。十年年前你从国外大学毕业回来?欢迎你。现在你回来?从名校名师名???否则,自杀或者是另觅职业。确实如此,海外多年的学术生活,让这些灵魂开始高尚起来的年轻人实在无法适应国内官僚化的生活,最自然的选择是自杀。

黑暗即将过去?我希望如此。

出路?有,我多年前讨论过这一问题。当时我的结论,今天仍成立。那就是,首先,大学属地化,即各大学校长只向当地的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具体而言,这方面或可抄袭西方成熟经验:首先是初等教育和幼儿教育,定期由社区竞选并由当地人民代表大会任命“学业总监”,负责管理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的经费并聘任校长并管理问责体系。社区家长和教师们最了解孩子们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各地的大学招生都是面向全国的,故而不会缺少竞争。学区优秀,房地产价值就上升,社区也就逐渐繁荣起来。这一“首先”的首先,可想而知,是各地人民代表大会的独立性——政治的和经济的。所以,改革初期,有一个正确的改革纲领,里面有“两个分离”的口号。党政分离与政企分离。为落实“党政分离”,后来有一位著名学者提出的途径是“党员属地化”。我认为,这件事仍可以做下去。民主,是一套制度,包括程序。制度是一个整体,如同计划经济是一个整体一样。整体的意思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要么民主,要么没有民主。想要一部分民主一部分计划,是空想,永远是空想。逻辑如此。现实呢?所以,我没有想清楚我想要的。

不论你设想的出路怎样与我的不同,不论你们有怎样千差万别的设想,理想的状态是什么?学术的理想状态是每一名教师或学生,只服从内在的评价而不必服从外在的任何标准。为要落实这样的理想,或许哪怕可以接近一些,首先要有的是“心性修养”。难了,这是我在其它文章里探讨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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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汪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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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学士(1981年),数学硕士(1984年),经济学博士(1990年)。但学位都是无用之物,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读完即可销毁。最近的工作: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长期坚持的工作:财新传媒学术顾问。教学及阅读领域:经济学思想史、制度分析基础、行为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与社会选择理论、演化社会理论——演化认识论与演化道德哲学。在公共领域内所持的矛盾态度:批判主流,关注思想,拒绝媒体。对任何学说及其说服者持温和的怀疑主义态度,这种态度不合逻辑,但真实,如Charlie Brown 一般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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