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意识，对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或缺，除非那一社会完全丧失了阻止自己衰败的勇气。精英意识的前提，我上文说过，其实就是康德在前福柯在后相继有了不同表述的这样一种生存（Being）：对传统保持永远的批判姿态。这是一种生存，确实有这样的生存。守望传统的人，对传统保持一种批判的距离，所谓“守望的距离”或“审美的距离”，或者，德鲁克的“旁观者的距离”。一时激愤的批判，容易。保持，很难，因为既得利益实在是不易抗拒的诱惑。对已经取得精英身份的人，尤其如此，所谓“同流合污”者，或“识时务”者。惟其如此，天下难得《财经》，当然是老的。作为旁观者，我仍阅读新的《财经》，也读到过优秀的文章。不过，我仍对那里新的编辑部存几分疑虑。因为如果既得利益的诱惑很强烈，对主流的批判就会“被和谐”。其实，保持这样的批判姿态，在西方社会或任何一个稳态社会里，不难。因为稳态，所以存在一般均衡的报酬。可以想象，对各种态度的一般均衡报酬，趋于平等。例如，你对主流社会的态度是迎合的吗？那么，与你的另一种可选方案---对主流社会持批判态度---相比，你未必觉得有很高的收益。因为，你可能失去了一些尊严感以及与此相关的幸福感，你从迎合主流而得到的较高报酬无非是为了抵消你为此而有的更多的不舒适。总之，一般均衡的世界，真是一个无差异的从而无趣味的世界。但是在我们这样的转型期社会，几乎处处没有一般均衡可言。于是，主流社会及其生活方式，有了最大的诱惑，成为几乎每一个人的“最优选择”。也因此，那些坚持批判主流姿态的人，如果不出自精英阶层，一定会被大众视为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人。我知道许多“愤青”，便陷入此类情境。精英身份，于是成为免于上述误解的信号。难怪，历史上，古今中外，领导了批判传统运动的，几乎总是已具有精英身份的人。 为免丢失，还是先发布这些文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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