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26日：

继续研读佛教思想史，以为我的佛学入门。这里贴的，是太虚大师1930年的文稿。根据昨天我介绍的“太虚自传”，太虚早年有两次神秘体验，他十九岁时经历了第一次神秘体验，驱使他“脱俗向真”，他二十五岁时经历了第二次神秘体验，驱使他“还真向俗”。此后三十二年，不再有神秘体验，唯精力旺盛，昼夜不停，弘法于中国各地和世界各地，堪称民国时期“新派佛学领袖”。他与民国知识界大多数领袖人物之间都有信函，存录于1948年由他创建的“佛教文化社”向社会各界征集出版的这套“太虚大师全集”。神童太虚听觉与记忆力超强，第一次神秘体验之后，他自称记忆力不如以往。第二次神秘体验时，他正在闭关三年期内，读经之外，每日仍读报章杂志，又常接待重要的访客，天下汹汹，以往浏览的古今中西经典通汇于他笔下的论辩文章之内，且拟定各种著作的提纲，突然决定提前出关，不难推测“天降大任于斯人”之强烈的使命感。我浏览太虚自传及太虚大师全集，大致可判断，文章最通达的时期，应在第二次神秘体验之后的二十年间，即二十五岁至四十五岁期间。这篇“佛学概论”，是他1930年的演讲记录，那时他四十岁。我检索全集得知，他五十六岁（去世前一年）时的三篇演讲记录，应是他晚年思考最成熟（见山不是山）的作品。总括而言，我感觉，他的思想史地位相当于佛学之“荀子”，集大成而求通约一新。

西方学界晚近的研究，我昨天介绍的巴利文研究最重要的权威学者，高寿，前年去世，这本书是他1994年的演讲。还有几张重要的截图，选自这本书的第二讲，以及素食学派与佛教之间的密切联系，是长截图。另外，两位匈牙利教授（布达佩斯特大学）2019年的著作，第五章，追溯吠陀学派与素食学派至法国境内三万年前的洞穴岩画，是“跨学科”思路。

第三章，中国佛学略说。太虚自传记录了他出访日本和欧洲的故事，故有结尾时的文字，“世界佛学之新时代”。

太虚的国文功底非常扎实，在杭州时与章太炎论学，又在孙中山府邸与马君武论学，此外，他与蒋公的交往，也是一段精彩故事，记载于“太虚自传”的未删节本。所以，他的“佛学概论”字字玑珠，常见一句话概括一派学说，例如日本佛学，他是最早受邀访问日本各寺庙的佛学家，他在这里用了一页的篇幅介绍日本佛教各派，用了一页多的篇幅介绍朝鲜的佛教流派。我在杭州居住，去过那里的高丽寺庙，也听说杭州有日本寺庙。尤其精要的是他关于尼泊尔西藏蒙古的各派佛教的概述，寥寥数语，耐人寻味。例如：尼泊尔是印度佛教仅存之地，梵文典籍，以藏区的佛教为法式。又如图1和图2，由斯里兰卡传入欧美的佛教，依照太虚的判断，大多只研究教理而不重实修，而少数前往斯里兰卡出家为比丘的西方人，堪称“信受奉行”佛教者。

2022年6月27日：

检索太虚大师全集“赵朴初”仅出现一次，这是太虚大师1935年与锡兰（斯里兰卡）僧领关于僧伽制度的对话，太虚中期和晚期的文章特重僧伽制度改革，深感中国人习佛普遍偏重禅语而忽视持戒，所谓“言行不一”。这次对话，赵朴初担任翻译。根据李迅2013年回忆赵朴初在上海玉佛寺与太虚交往的文章，这次对话地点或是上海。不过，1935年的对话，而李迅的回忆，是1946年至1947年太虚大师人生最后两年的故事。临终时，太虚送赵朴初的书，就是太虚晚年的讲稿《人生佛教》，1944年太虚大师在汉藏教理院首次演讲此题。百度百科“赵朴初”词条实在是“脑残时代”的词条。我之所以介绍赵朴初与晚年太虚的交往，因为读赵朴初1983年的著作《佛教常识答问》中，我意识到他的这本小册子关于佛教核心观念的解释，足可替代我昨天引述的 K. R. Norman《佛教文献学十讲》。我这样写，因为诺曼考证所得的大多数结论，赵朴初在这里都有明确或更详细的介绍。而且，赵朴初这本小册子，每遇佛教的核心观念，必在括弧内提供巴利文原文），非常有利于我检索谷歌里的西方研究文献。例如，图片佛教核心观念“因缘”及其巴利文，又例如，图片佛教核心观念“法”及其巴利文。这本小册子的封面。其余图片，是我听这本书开篇的截图。

所以，我强烈推荐诸友读《太虚大师全集》时，参读赵朴初的小册子《佛教常识答问》。思想史的理由是：（1）赵朴初是居士，他研究佛教，似乎没有神秘体验，故他的小册子，以客观态度写佛教的“知识”。我说他态度“客观”，是读这本小册子完全没有感受到佛教的激情。此外，当然还有当代意识形态的熏染，不过，这是可以略去的。关键是，据我核对，赵朴初在这里提供的佛教知识更准确。例如，太虚大师时有模糊之处而赵朴初则客观陈述尚有争议的各家观点；（2）赵朴初早在1935年就担任太虚大师的翻译，这是他与佛教之间难得的缘分，并且，以中国佛教学会创始人的身份，1947年，太虚大师临终时增书之外，似乎也对赵朴初有所嘱托。这是这两本书的接续因缘；（3）赵朴初这本书是1983年出版的而太虚大师于1947年辞世。世界佛教考古和文献研究，在这三十五年里有突破性的进展，赵朴初尤其介绍了佛教考古的成果。于是，就佛教考古的新知识而言，赵朴初这本书超过太虚的这本书；（4）赵朴初这本书的语言几乎就是当代中国人的日常语言，引用梵文和巴利文的时候，也有详细注释。故而与太虚大师全集收录的半文言文相比，非常通俗，也就是说，读者省力；（5）我已说过，赵朴初每介绍一个核心观念必提供巴利文的原文。注意，舍尔巴茨基的著作（大乘佛学、小乘佛学、佛教逻辑）通常提供梵文以及巴利文，但因“北传佛教”典籍主要以梵文形态保存，苏联的中亚西域佛教考古研究者当然也以梵文为主。巴利文是佛陀在世时的口语，佛陀坚决批判婆罗门教义，为唤醒公众，他使用口语而很少使用婆罗门梵文。其实，阿育王的碑刻也是巴利文。据赵朴初介绍，据说，阿育王的出身就是首陀罗种姓而非雅利安三种姓；（6）对于经济学家而言，赵朴初这本书价值更高。因为，赵朴初足够详细地介绍了佛教产生时期，恒河中游地区崛起的社会经济背景，以及，雅利安人主导的印度“中国”地区（印度河流域）社会经济的衰落状况。嗯嗯，我截图数百页，当然已读完这本书，所以才写书评呢。

2022年6月28日：

读完赵朴初的小册子，我认为，前两章的思路最适合我，后三章的文字，颇有仓促之感，似乎与他写前两章时的学术环境有显著差异。不论如何，佛教之为哲理，两千五百年的演化过程，基本的趋势，与人类社会其它现象类似，就是“理性化”。倘不如此，世间佛教就很难生存。纵观佛教在中国的演化，赵朴初的判断是：南传佛教小乘各部在中国的生命力远不如北传佛教大乘各部，况且，“印度南北朝”时期，大乘崛起于印度北朝，由西域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北方。此后，这也是赵朴初的判断：经、律、论，大体都是“以北御南”。大乘在印度北朝的二宗，在中国演化规约为八宗，就各宗的理性化程度而言，法相唯识宗，居第一位。也因此，杨仁山的金陵刻经处培养的清末民初第一批佛教大师，包括太虚大师（听课半年）和欧阳竟无（创立“支那内学院”），皆重“唯识”。此前的佛教哲理，虽然通承“十二缘起”（佛陀在菩提树下证悟所得），却不能提供缘起论的“十一义”之因果完全决定的解释，直到大乘佛学标举“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不过，我琢磨并浏览了几个小时文献，感觉大乘佛学仍未解释宇宙“因果之网”的完全决定论，究竟是由何种规律决定的。说实话，三世因果，以及相关的各类民间解释，通不能令人信服，也就是说，如果相信这些解释，那么信佛就包含着迷信。所以，佛教的理性化，最终必须解释“因果完全决定论”以及与此密不可分的“业（karma）决定论”，即缘起论“十一义”之第二义至第五义。注意，这一难题不能由法相唯识宗关于“第八识”的讨论来求解。事实上，现代物理学的至少两位大师都相信宇宙既非完全决定的也非完全随机的，用庞嘉勒的表达就是，“非完全决定的”。这里发生了“信”或“不信”的问题，我当然只能抱持“疑问”，不能盲目信仰佛教。于是，我今晨的阅读，是蒋维乔1924年的演讲，“孔子与释迦”。这篇短文，字斟句酌，值得诸友琢磨。蒋维乔（1873-1958）十三岁之前有肺结核，咳血的程度，自修道家养生术，创立“因是子静坐法”，康复，二十岁应苏州府科考，成为秀才。入商务印所，撰写新式教科书，成名。蔡元培1912年在上海被提名为“教育总长”，立即邀请蒋维乔担任“襄理”，据说当时教育部只有三名雇员，蔡、蒋、会计，诸友可读百度百科“蒋维乔”词条。中年时期，蒋维乔已是教育界领袖，1918年在北京接待被誉为“佛教旧派领袖”的谛闲法师（他的弟子太虚法师被誉为“佛教新派领袖”）并成为弟子，随后，1921年，也是在北京，他又成为太虚大师的弟子。此后蒋维乔的态度，超然于新旧两派之上，名著《中国佛教史》，以不同于旧学的方法撰写。1922年，他出任江苏省教育厅长，1925年出任东南大学校长，在中国的大学里，他首次开讲佛学。大约五年之后，因缘所致，他开始修习藏密和东密，并根据亲证，改写《因是子静坐法》，流行于国内外。沈昌文（我童年时期的无线电原理启蒙老师）于1953年患病请假回到上海结识了蒋维乔老先生并修习因是子静坐法，毕生坚持，直到2021年1月10日，据他女儿说，“沈公睡去”，引来不知多少人的羡慕。总之，我建议的第三本小册子或短篇，就是蒋维乔1924年的这次演讲，全文截图贴在此处。不要忘记，作者是清末苏州府的秀才，国学的功夫应当在其他佛学家之上。作者又亲证佛教，写了据说是第一部“中国佛教史”，故而，他的佛学功夫应当在其他国学家之上。由他来讲述孔子与释迦，再合适不过。

蒋维乔毕竟不是太虚大师，故而，我不能继续读他的通俗著作《因是子佛学入门》，过于通俗，严谨的程度远不如赵朴初的《佛教常识答问》。于是，我返回太虚大师1930年的演讲，“佛学概论”，第三章关于大乘三法印的解释，并且继续琢磨我的疑问。无住涅槃，这是大乘独有的观念，佛之智慧足以在现实世界的任何状态里保持“圆寂”（涅槃寂静）。用太虚的表述，“佛”的两大特征是：（1）圆寂=如实而无可取之空；（2）妙觉=极空而无可舍之识。也许我们普通人仍可想象，佛有上列两项特征，故而可于任何状态中保持“完全的寂静”。普通人常有一个错误的提问：那么，佛死后去哪里？据我的理解，无住涅槃的这种寂静，确实超越了生死，虽然，肉身当然要死去。我检索“肉身不坏”与“无住涅槃”，毫无结果。现在，我试着写出我的初步推测：其实，大乘佛学的三法印：1）诸行无常，2）诸法无我，3）无住涅槃，不需要假设因果之网是严格决定论的，当然也不需要假设世界是完全随机的。我试着想象，在庞加莱的“非严格决定论的”世界里，仍可以成立大乘三法印。

2022年6月29日：

继续昨天的主题，昨天没有贴完的那一章最后两页。太虚讲义的另一版本关于大乘三法印的解说。太虚晚年开讲“人生佛教”，1944年。改革僧伽制度的对话，赵朴初是翻译。现在重点讨论，这是今天早晨我手绘的图示：（1）佛与众生平等，这是因为人人皆有佛性，故“众生”这一集合包含着“佛”这一集合；（2）根据太虚大师绘制的，大乘以佛为本体，这一本体有两项特征，圆寂=如实而无可取之空，妙觉=极空而无可舍之识。这也意味着，佛的状态（圆寂与妙觉）与肉身是否生死了无关系。所谓“无住涅槃”；（3）众生若有践行佛教的，就属于“践行”这一集合。这一集合的涵盖范围远超所谓“四众”（出家与在家的持戒修行者），尤其在末法时代。践行的主旨是“涅槃”（俗称“了却生死”），殊途同归，关键是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寂静”（涅槃寂静）。为此，或许最有助益的大乘两法印，就是“无常”与“无我”（诸行无常与诸法无我）。此处不需要引入“业果”，根据佛教的演化史，佛陀传法时不得不借用既有的语言与传统，其中就包括婆罗门教与耆那（素食）教都使用的“业果”和“轮回”等观念。当然也不需要有“因缘”的完全决定论；（4）孔子说，有生而知之者（上智），有学而不知者（下愚），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他能够教育的人，介于上智与下愚之间（有教无类）。类似的现象和观察，当然也适用于印度和践行佛教的人。有生而成佛者，有学而不成者，根器使然。所以，我在图1将“佛”这一集合的很大部分置于“践行”之外。以往的传闻也表明，众生之内就有佛；（5）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注释，践行者试图进入“涅槃寂静”的状态，确实很难。我介绍过《纽约客》专访的那位同性恋者，以《未来简史》和《人类简史》名世的哈拉里，每日晨间第一件工作和睡前最后一件工作就是冥想，而且他每年必退居适合的环境里一个月至三个月，可称为“闭关”。他对纽约客的记者说：我初次冥想的感受是很惊人的，因为，哪怕五分钟，非想、定，都太困难了。人类能登月航天，却不能冥想哪怕五分钟。我当然有类似的感受，可见，能在一切状态里保持“寂静”是多么困难，要多么勤奋修行。难怪有“五乘”教法，又有“四万八千法门”。释迦摩尼应机施教，正法时代，声闻乘是主流。像法时代，“经、律、论”（三藏）或“四藏”或“五藏”，世间二乘，出世间三乘。可是，经历两千五百年的演化，这些教法必定被世俗生活熏染，“末法时代”，甚至完全遮蔽释迦摩尼的重要性感受。故而，每五百年就有宗教改革，澄清教理，修订教法，遂至大乘。

图1，取自：新编世界佛学名著译丛 舍尔巴茨基 大乘佛学 小乘佛学 2010 中国书店版 第一章“序论”。据这本书的考证，“涅槃”是一个在演化中的核心观念，尤其在释迦牟尼佛圆寂之后的一千年，涵义纷纭，普通人的典型疑问就是：佛陀否定“灵魂不灭”，却又承认“轮回”，那么，轮回的是什么？这一问，远超常见的棒喝：“参禅是谁”。因为这里追问的是：“涅槃的是谁”。其余依旧取自太虚大师1930年的演讲《佛学概论》，第三章，第六节。这一节的主题，直接回应我的疑问，细读之后，我仍未解。很可能，需要神秘体验才得“信”。太虚大师年轻时有两次神秘体验，第一次就已得“信”。假如佛确有六通，那么，例如“宿命通”，某甲的三世因缘准确呈现于佛，并且某甲的来世必须确如佛预见的一样，不可改变，完全决定。如此，便很难想象因果之网有任何不确定性。至少对佛而言，不存在任何偶然性。普通人所谓“偶然性”，仍是“无明”。尤其注意，太虚在这里写着：此天眼、宿命等通，不必成圣始有，有禅定者心中亦常有之，然不彻底。他这样写，可能基于他自己的神秘体验？这就如同上世纪末的许多“气功大师”表演意念致物穿壁，有人见到说可信，有人见到而不信。太虚写这一节，旨在辩护“业果轮回”学说，但不能令人信服。当然，假如他直接描写自己的神秘体验，也未必令人信服。所以，“内证”不同于科学之“外证”。内证的表达，没有内证体验的人很难相信。我的见解是，也许，我们不需要太虚大师的这个“第六节”。因为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达到并维持“涅槃寂静”。

其实，我从不反对神秘主义，跨学科思想应持开放心态。但越是在“末法时代”，越要警惕神秘主义。理由很简单，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核心假设基于神秘体验的学说，如何可信？也因此，越是基于理性的学说，尤其在乱世，越是可信。孔子生于乱世，毕生流离，惶惶如丧家之犬。他的学说之所以最可信，就因为最少神秘主义，“未知生焉知死”。晚年“梦奠两楹”，余英时《论天人之际》认为是孔子晚年的神秘主义倾向。生活在乱世的人，例如孔子，礼崩乐坏，常常只有若干最基本的理性原则可为参照。如果这些最基本的理性原则也失灵，则社会必定早已解体。所谓最基本的理性原则，例如，我常提及的，“人们相互之间的行为预期”之最不可能失灵的原则。中国社会演化至北宋，朱熹《四书集注》多引程颐的言论，这里贴的是《中庸集注》开篇。因为，这是我的感觉，“允执厥中”，是一种略高于最低限度的理性的行为原则，对应于亚里士多德的“黄金中庸”和斯密的“合宜性”。如果社会紊乱到即将解体的程度，则在社会网络的足够小的局部才有允执厥中的“中道”可循，然后，可由许多这样的局部逐渐生长“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之道德基础，邹谠《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再思考》所谓“重建中国社会”的过程。是以，乱世与佛学，这一主题至此就结束了。因为以佛学应付乱世，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