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汪丁丁 > 汪丁丁:读“通鉴”随笔(一)

汪丁丁:读“通鉴”随笔(一)

2022年4月19日寅时,思考中国历史,想到张荫麟《中国史纲》序言的观点:中西封建社会差异不很大,只是秦汉一统天下之后,中西之间才变得互相不认识了。恰好有两个月的闲暇时间,我手边有司马光《资治通鉴》文白对照全本,还有“四库全书”收录的司马光《资治通鉴》、“四部丛刊”收录的袁枢《通鉴记事本末》、王夫之《读通鉴论》,又受《财新》王烁读“通鉴”笔记的影响,我决定认真读《资治通鉴》,从“周纪”第1页开始读,并于5月6日写了最初的方法论随感,就是这里的第一段文字。

2022年5月6日:

读史,中年之后读,远比青年感悟深且收益大。首先,历史文献浩如烟海,必先有关于根本重要性的问题意识,而后可有超越历史文献的视角。其次,史学流派纷纭,必先于学术领域熏陶多年,而后可感受各流派表达的重要性感受。再次,必先积累足够的知识与阅历,而后可“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第四,必有充裕的物质生活及闲暇时间,而后可免于世俗功利的诱惑,“沉潜往复,从容含玩”。第五,必先有“自知之明”,而后或可不被史家误导。

2022年5月21日:

四库全书《资治通鉴》篇幅太大,一万多页,费了几分钟才找到“汉纪二十”,宣帝崩,元帝登基。检索便捷的chm格式《资治通鉴》恰好缺了汉纪二十。公元前1世纪以降,《史记》、《汉书》都不再适合与《资治通鉴》互参。读汉元帝上篇,已完全不能忍受。我的感受很深切:(1)中国历代政治体制的基本问题是“接班人问题”。汉初有“文景之治”,然后是汉武帝扩张疆土,被史家认为“穷奢极欲”,与秦始皇“相去不远”。但是,他毕竟有很高的智商,能迅速识别有才华的人。并且在位五十五年,仅次于康熙和乾隆,从而有机会使疆域扩展至秦始皇的两倍。他享寿七十年,大约在六十岁以后过于追求长生不老、神仙方术,以致酿成“巫蛊之祸”,杀了他长期培养寄寓厚望的太子,只好让幼子刘弗陵接班,霍光辅政。好在汉昭帝刘弗陵智商比汉武帝还高,十四岁已可明察秋毫,开创了“昭宣中兴”的时期。不过,他享寿太短,八岁立为太子,十八岁正式主持朝政,二十岁突然就死了。霍光继续主持朝政,选了昌邑王刘贺继承帝位,不到一个月就废了这位荒唐的皇帝,后来汉宣帝暗中派人详细观察刘贺,判定他是“白痴”,与他的迟钝心智完全一致。幸亏丙吉记得多年前救过皇曾孙刘病已,派人请来继承帝位,才有“昭宣中兴”的“宣”。而且宣帝有底层阅历,智商也很高,享寿四十三年,超过那时的期望寿命。不过,他太留恋自己不幸的童年,刚登基就“诏寻故剑”,立的太子也是早年卑微时生的儿子刘奭,就是让我不想继续读下去的这位汉元帝;

(2)根据刘奭的多次发言,我推测他智商不高,应当低于均值。更要命的是,他优柔寡断,疑心又重,故而特别容易被谗言迷惑,刚任命了贤明的官员,不到一个月就撤销他们的职务。刘病已临死时安排的三位辅政大臣当中,两位来自他童年依恋的两个家族,只有一位是贤明之士(萧望之)。可是刘奭听信谗言,糊里糊涂就迫使自己的老师萧望之自杀了,朝政于是乱七八糟,终于,大权旁落于宦官之手。由此而有汉朝的衰败,史称“元成多蔽,哀平祚短,王莽篡权。”可见,一号人物的智商至关重要,其次才是他的性格,事实上,智商与性格之间有潜在的联系。不论如何预先实践,一个人只能在权力阶梯的顶端位置,才可吸引各类人物在自己周围,故而,智商与性情最为关键。老埃森克定义的生物学智商是“有机体适应环境的能力”。智商不应高于170,因为数据显示,智商170以上的人很难适应社会生活。几十位美国总统的样本显示,他们的平均智商高于130,但在美国这样的政治体制里,政治人物的性情与智商几乎同等重要。刘病已与太子吃饭,太子劝他多用儒生少用法律,刘病已感慨说“乱我家者太子也”。果然,汉家衰落始于这位太子。也足见刘病已的见识与判断。司马光也在此处发表了一番有趣的评论;

(3)政治首先是权力博弈,发信号是首要环节。智商、性情、教养、阅历、资源、社会关系网络,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你在特定场合发出的信号,由此大致决定你能够吸引到的人和即将离开你的人,于是大致决定你能够成就的事业。

2022年5月23日:

无奈,继续读四库全书《资治通鉴》,至汉纪二十二和二十三,我已可论断:汉成帝的行为可称为“荒淫无道”,不亚于商纣和夏桀,汉朝至此未亡,据我判断,只因为王凤掌权,并有后来的王莽新政。汉成帝刘敖幼时深得祖父宣帝刘病已的宠爱,故而他的父亲汉元帝犹豫不定却仍维持他为太子。刘敖在青春期之前聪敏好学,可是青春期时,突然沉溺酒色,登基之后立即任命王凤为大将军并主持朝政,他自己整日做什么呢?班固和司马光都不予解释,司马光只写过一句话,汉成帝以“好色”闻名天下。此外,众所周知,汉成帝始终没有儿子。王凤执政期间,史家评价当然以负面为主。但是我认为,假如刘敖自己执政,局面必定远为败坏。显然,刘敖登基之后更加沉溺于女色,而且天下也颇理解,因为没有太子呀,接班人问题是首要问题嘛。结果就是赵飞燕姐妹权倾后宫,以谗言废黜了皇后,连皇太后也无奈,只能同意册封她为皇后,引发谏大夫的抗争。在多位老臣的劝说之后,这位谏大夫才免于被诛杀。其实,他不到一个月才被汉成帝从县官直接擢升为谏大夫。汉成帝行为如此反复无常,怎可主持朝政呢,当然不如交给王凤,哪怕后来有王莽篡位。王莽好歹是“书呆子”,或如史家所说,是“伪君子”。他的新政之失败,理想主义是主因,其次,他的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反复无常,以致货币丧失了稳定预期。不论如何,汉成帝对历史毫无敬畏感,他哪里能知道,当代读史的人,例如我,读了就明白,他荒淫无道,将被永远绑在耻辱柱上。所以,历代帝王虽然试图书写本朝正史,却都知道写了也无用,故而只能写“史草”,留给后代写自己的正史。如果错杀了贤明之士,后悔之余,还要让史官用雪水改写“史草”,所谓“雪耻”。尤其在中国,任何时代,核心人物想要青史留名,绝不是自己可以写的,他们只能以自己的行为说服后代。这就是中国历史的意义,让执政的人如履薄冰。“士者,国之重器。得士则重,失士则轻。”《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三结尾部分。

2022年5月25日:

勉强继续读《通鉴》和《汉书》。汉成帝荒淫无道,因“好女色”而害了社稷。所谓“无嗣”之说,其实是汉成帝与后宫任何姬妾所生的孩子,都被赵飞燕姐妹秘密杀死。其中一个男孩,是赵飞燕的妹妹与汉成帝亲自杀死之后,秘密埋葬在宫门墙下。不论如何,汉成帝死了,无嗣,他选择将帝位传给定陶王刘欣,好在刘欣少年聪明知书达礼不近女色,立为太子,就是汉哀帝,在位七年,死的时候不足二十五岁,年轻人呀。柏拉图建议四十岁才可获得投票权,脑科学显示,大脑的判断力脑区迟至二十五岁才发育完整。那么,汉哀帝为何谥号“哀”?我认为是“哀其不争”,就是“稀泥扶不上墙”的意思。他不近女色,当然无嗣。另一方面,他近男色,也到了“荒淫无道”的程度,临死时居然任命宠男董贤为大司马(位居三公之首)。也多亏董贤什么都不懂,还多亏太皇太后活得久,汉哀帝驾崩,太皇太后立即来未央宫取走皇帝的印玺。董贤不知所措,请示太皇太后如何办理皇帝的葬礼。太皇太后说,三朝元老王莽最懂礼仪,马上调入朝中主持事务,继而成为大司马,消灭了赵飞燕家族和董贤家族的势力,稍后继续消灭汉哀帝的“母党”势力。读这一段汉史,我认为,汉朝只是名义上享有天下四百年,其实只不过两百年。恰如周朝,名义上,“周天八百年”,其实只能从“武王克商”开始,才算“周朝”,武王克商于公元前1046年,至周平王公元前770年,不过两百多年。如果从“幽厉失德”开始计算,周厉王“失去德性”导致天道从周朝转移到其它朝代,那就应当是公元前850年左右,周朝刚好两百年。东周苟延残喘,天道不再。汉朝亦如是,西汉约两百年,成哀失德,天道转移。东汉苟延残喘,延续约两百年。若以上述为据,汉朝的兴旺时期,吕后不算,“文景之治”、汉武帝、“昭宣中兴”,刚好五世,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中山大学法学院丁建峰教授的评论:我师对历史大势的概括,很有启发,以前没有细想,沿着这个思路,还真是如此。两周和两汉,都是开始在西,在西者兴盛,而后来东迁,东迁者衰弱。东汉尚有光武明章之治,和帝时也算是国力强盛,东周则毫无生气,王室内乱不断。但无论是东周还是东汉,无论从王朝立场或民众感受上,都是历史的下降线。柄谷行人引用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强调历史的反复的性质,很可能来源于一个文化、一个制度内在的结构,导致宿命一般的历史重演。在两周与两汉的历史共振当中,也可以看到如是的反复律或重演律,但这是比较正面的重演,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还是正剧,政治虽有兴衰,文化绵延不绝,至今犹令后世怀念追思,以为中华文明的黄金时代。古埃及的各个王朝,从古王国到中王国到新王国,大概也属于比较正面的重演。但魏与晋的历史重演则是正剧之后的闹剧。但近代以来的历史重演,越是往后,则越如马克思所言,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则是笑话,但荒唐之中,依然有许多血泪,令人为之恻然。

2022年5月26日:

胡适曾先后两次为王莽翻案,他在文章中写道:“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然而王莽确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我近来仔细研究《王莽传》、《食货志》及《周礼》,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确是社会主义者。” 

2022年5月27日:

王莽的政策之所以失败,诸家自有判断。据我观察,王莽精力旺盛,夜以继日,独自审理全国事务,不如此不能宣泄他的心理能量。故而,每时每刻都有念头要试试,朝令夕改,官僚系统无法有稳定预期。货币与经济,最怕不稳定。其次,恢复井田制以及均输平准制度,或许不必以代汉为前提?胡适赞美的,无非就是这一套“原始共产主义”改革。第三,王莽极大低估了均输平准制度的成本,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家最关注的。由什么人来执行政策,往往远比政策本身更重要。天灾人祸,人口减半,可与“三年自然灾害”的人口后果相比。

王莽突发奇想,这也许是中国历史记载最早的以医学为目的的人体解剖。当然,这位被解剖的,是逆党,算是受刑。以细竹条通经络始终,让我想到一位老友述说现在搭桥不算什么,新鲜的办法是用钢丝疏通血管,从右腿进去,从右臂出来,匪夷所思。汉哀帝任命董贤为大司马,恰值匈奴王到长安来谒见,很好奇汉朝丞相如此年轻貌美,询问左右,答曰:董贤德才超群。匈奴王钦佩不已。

近代以来诸家评论刘秀,我以为,吕思勉、南怀瑾,值得琢磨。此外,毛泽东的,需要读原文。王夫之的评论,第一句很关键:光武之得天下,较高帝而尤难矣。

读王莽死后西汉地图(顾颉刚编篡)及赤眉起义范围,刘秀再度问邓禹这一段,不难想到,凡天下大乱,首先凸显的,是大国与小国的根本差异。若拉美小国,大乱的结局通常是某位军人独裁全国。但国家规模超过某一阈值之后,军事、政治、文化与经济,早已在各局部社会网络形成各自的传统,遇到乱世,诸侯割据。通常,三国鼎立可形成均衡态势。韩信如果听从蒯通的建议,自立为齐王,与蜀、汉保持平衡,也未尝不能维持几十年甚或更久。大一统,未必是最佳格局。有鉴于此,民初才有“联省自治”的运动,与美国初期的“邦联宪法”相类。

史记最后一篇是司马迁自述家谱,不过,其中一段很重要,司马谈写“六家要旨”,或可表达先秦诸子在秦汉交替时期社会影响的重要性排序:阴阳家、儒、墨、名、法、道德家。其余各家的影响,他认为已弱化到可以忽略了。这一段文字是他对六家学说的总体评价,司马迁肯定认为父亲的评论很重要,才写入《史记》。对今日中国人而言,或可认为,六家仅有三家继续有影响力:儒、阴阳、道德。我这样排序未必正确,因为,很难判断阴阳家与道德家的影响力是否远超儒家。细读,这两家当然要有更公允的现代评估。阴阳学派与命理学和神秘主义密切相关,在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中,“集体无意识”似乎更容易表达为神秘主义。“庄生诫近名,夫子罕言命。”湖北荆门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儒家文献的核心命题是: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性自命出,命自天降。对于先秦时期的中国人而言,这一命题表达了“文化意识”(文化认同)。由此或可推测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可读我的财新博客)。至于道德家在当代的影响,也许排序第一。

2022年5月28日:

回到司马迁引述父亲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图一,继续讨论阴阳家的当代影响。从先秦到汉唐,是命理学演化的第二阶段,也是它的成熟期。图二,陆致极的著作,以内行的身份,在命理学传统内部,具有批判性视角,值得有神秘主义情调并且有数理统计基础的诸友阅读。我写过几篇命相学的博客文章,今天写出我相信的命理学基本命题:中西命理门类繁多,都是“技术”。运用这些技术于推命算卦,其效果敏感依赖于当事人的重要性感受能力,或可称为“天赋”。绝大多数学习了命理技术的人,缺乏天赋,不论技术如何熟练,无缘会命,街谈巷议苟且浮生而已。

2022年5月29日:

刘秀确实优秀。毛泽东的评论,我检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只有一封信,请周恩来让黄克诚读,背景是庐山会议。这封信没有百度引用的毛泽东对刘秀的评论。正在OCR《毛泽东年谱》最后一卷,希望有所发现。百度百科“刘秀”词条缺乏可靠的文献索引。王莽主政时期相当长,从汉哀帝去世到“新莽”再到天下大乱再到王莽被杀。然后是“天下思莽”的十多年战乱,粮食奇缺,人相食。西汉不到两百年,刘氏家族的人口繁衍令人惊讶。赤眉起义军接近长安时,想到需要一位皇帝号令天下,赤眉军号称“百万”,从这里找到刘氏某一分支的后代七十多人,其中关系最近的三人,抽签决定哪一位是皇帝,刘盆子,15岁,被找到的时候,是赤眉军里放牛的孩子。不算匈奴扶立的“汉帝”,中国境内刘氏称帝的至少五家。刘秀这一支脉其实也很小,主父偃建议汉武帝实行“推恩制”,就是贾谊最初“众建诸侯少其力”的思路,故刘氏每一支的领地规模迅速下降,常有“乡、亭”这样小的规模。刘秀寿命不过62岁,在几十年战乱中渡过了大部分生命。虽然,他有吸引人才的天赋,但他周围最优秀的人,至少三分之一在战争时期死去,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位居百官之右的来歙,在“得陇望蜀”之攻打公孙述的战争中,居然被蜀地派出的刺客杀死。随后领导那次战争的大将,也被蜀地派出刺客杀死。核心将帅的卫士们如此无能,匪夷所思。百度引述的毛泽东评价,来自“党史博采”2018年韩纪民的文章,“毛泽东评点汉名君”,最后一段文字,抄录如下:众所周知,毛泽东对仅有书本知识又爱夸夸其谈的知识分子是很看不上眼的。有一次他和工作人员聊到《资治通鉴》一书,说道:“古人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说少了,光靠秀才,30年,300年也不行哟。”“因为这些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焚书坑儒,以为就可以天下太平了……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毛泽东还有个观点:老粗出人物,“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但对刘秀,他在早年的读书笔记中却给了三个“最”的评价:最有学问、最会打仗、最会用人的皇帝。还说:人常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刘秀是个例外,十年不鸣,一鸣惊人。他在家读书,安分守己,一旦造反,倒海翻江。轰轰烈烈,白手起家,创建了一个新的王朝。毛泽东称赞大知识分子刘秀文武全才,读书时认真做学问,一旦造反就一反到底,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事业,而这其中是否也有毛泽东自身的影子呢?这位韩纪民,是解放军后勤杂志社的主编,退休之后,从事写作。

2022年5月31日:

司马光的叙述,再次被荷兰人许理和在这本1959年初版1972年再版(周一良阅稿)的著作里否定。许理和倾向于赞成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国,这也符合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关于各种宗教传播路线的推测。许倬云2006年著作《万古江河》提供的佛教传播路线,与我在《情理与正义: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伦理学讲义》里介绍的主流著作一致,但未能写明各路线主导的传播时期,可参阅我的《情理与正义》。佛教入中土,与中国人普遍的心理状况密切相关,故而成为中国佛教接受史的研究主题。许理和的著作于是长期以来成为这一主题的经典:许理和著,1959,1972,李四龙译,2005,《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

读史不可囿于史家偏见,故要求足够充分的批判性思考。司马光描述公元70年楚王刘英“谋反”案牵连数千家,是当时的重大事件。不难推测汉明帝熟读儒家典籍,却很少遗传他父亲汉光武帝刘秀那样的重要性感受,算不上“明君”。虽然,史家有“明章之治”的美誉。这是制度经济学原理,越是缺乏重要性感受的人,越要倚重于制度(律法之类),而制度也因此迅速官僚化。所谓“官僚化”,就是缺乏灵活应对的能力。呵呵,这是缺乏重要性感受的同义语。汉明帝的品德,无疑,远高于汉成帝与汉哀帝。

汉明帝享寿不多(四十八岁),他主政时期,天下事情也少,我推测,主要原因是那时气候转暖,有利于农业。值得注意的是,马皇后,史称“明德皇后”,她是先帝的老将马援之女。公元77年,汉章帝特别想为舅舅们封侯,皇太后向他申明大义,堪称历代外戚的理性典范。宗法社会的王权必须平衡三大威胁:诸侯、外戚、宦官。西汉的教训,外戚是主要威胁(吕氏、王氏)。况且,贾谊的策略“众建诸侯少其力”已取得成效,罕见有竞争大位的诸侯。汉代内廷非常朴素,宦官权力常可忽略。浏览太虚大师全集,在佛教的初期,阿难,记忆力超凡,对口语佛教转入经论佛教有承前启后之力。(未完待续)



推荐 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