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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三谈竞争与合作

这是我最新讲义的节选,接着我的文章“再谈竞争与合作”,这次是“三谈”。

 

     这些图都涉及第四讲的主题,究竟什么样的人是团队的领导者,或者,什么样的人应当成为领导者。第四讲的一项核心内容是印刷版心智地图右侧列出的罗豪凎2020年论文,我写了一段概述:物种内部的竞争出现在两个层级:群体内部的个体之间,和群体之间。在群体内部的竞争中,个体的竞争优势三要素:(1)身份地位,(2)社会技能,(3)名声。其中,社会技能的运用使个体获得更好的名声从而改善身份地位或至少名实相符。在群体之间的竞争中,领导力而不是社会技能,成为关键因素。领导力的核心是人格气质。

     今天剩下的时间不多,我希望讨论一个连接前三讲与最后的第四讲的主题。诸友可回顾第一讲的图1,在“导论”的周边,有四张贴图,即我所谓“承前启后”的主题。这四张图,有助于反思前面的三讲内容并为第四讲提供思想资源,故而是承前启后的四张图。

     我在前面三讲探讨了生物演化的基本原则,不仅有竞争的原则,而且有合作的原则。只是在写了博客文章“再谈竞争与合作”之后,我才说服了我自己,澄清了竞争原则与合作原则的关系。达尔文学说过于强调竞争,必须补充以克鲁泡特金的合作学说。事实上,我在前面三讲用大部分篇幅介绍生物界的合作关系及其伦理的演化,所谓“矫枉过正”。现在,我需要返回达尔文的竞争原则。

图74 截图取自“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伦理学原理”2021年课堂用的心智地图。

 

     竞争非常重要,它迫使有机体“优化”自己的行为。如果完全没有竞争,也就不需要优化。注意,完全没有竞争意味着完全不存在资源的稀缺性。在现实世界里,我能够想到的几乎完全没有竞争的领域,也许,是一个人的梦境。至少,如果每一个人每天都有八小时睡眠时间,在这一给定条件下,至于每一个人如何入睡如何做梦如何度过每天夜间,完全不必与其他人的类似活动有竞争关系。我也想象了一种竞争关系,例如,集体宿舍里,先入睡的同学鼾声如雷可能使晚入睡的同学无法入睡,于是有某种竞争关系。总之,一个人的梦境是无所谓优化的,也无法被优化。将来可能出现优化梦境的技术,我认为很可能。梦境无所谓优化,故而,梦境也无理性可言。

     记住这一命题:无优化,无理性。反之亦然。无理性,无优化。当然,这里的“理性”是经济学理性,于是可表达为优化模型。诸友翻开任何一本经济学教科书,立即可知。

     有机体之间的生存竞争,只要足够激烈,就有优化或理性化过程。不妨认为,这是上一命题的等价命题。

     但是,竞争导致的优化过程,不是智慧。我在第四讲将介绍施腾伯格给出的“智力-创造性-智慧”三元定义。现在看看图74,横轴是任务的难度,由左至右,最低的难度是“描述现状”,发生了什么?其次是“因果分析”,为何发生?然后是“预测”,将要发生什么?最后是“控制”,我们怎样使它发生?纵轴是任务的价值。不论何种任务,流程都是从“信息”到“优化”。这张图出自科赫的著作,即克里克晚年的合作伙伴。他俩共同研究“屏状核”意识问题,直到克里克辞世。这些故事,我已写了第三讲附录五,此处不赘。

     科赫从物理学和电子工程学转入生命科学,他画的图74,适用于“硅基生命”,也适用于“碳基生命”。我在课堂用的心智地图里关于这张图写了这样一段文字:生命演化或“物竞天择”塑造了有机体的基本性质:(1)稳定性,(2)灵活性。DNA太稳定,RNA太灵活。从这种最低级的智力,涌现了更高级的智力。在爬行动物或更高级动物的神经网络里形成了所谓“BIS-BAS”系统,前者提供稳定性,后者提供灵活性。在更高级的动物中,基于BIS-BAS系统,涌现了“人格特征”。类似的原理也出现于群体生活,在竞争中胜出的,通常是BIS(保守)与BAS(创新)保持合适比例的群体。

     我们知道“大五人格”,从海量数据降维到五项人格特征。如果继续降维处理,就有所谓“大二人格”——心智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已能看出人格与心智的关系了。如果继续降维至大一人格,那就是所谓“通用智能”(the general factor of intelligence)通常记为小写的“g-factor”,区分于大写的“G-factor”。与大写的“G”相比,小写的“g”的可遗传性非常高。这一主题涉及“政治正确性”,故而争议很大。参阅维基百科词条“g factor”。

     回顾历史:地球演化了46亿年,最早的单细胞出现于38亿年前。最初,大多数单细胞很可能是RNA碎片,因为DNA太稳定,很难在火山喷发和“晚期轰炸”中生存。可是RNA太灵活,“龛位”很容易消失。又经过20亿年的演化,才出现了真核细胞,有了细胞核和DNA,还有其它的细胞器,是更高级的合作秩序。然后,又经过15亿年的演化,有了诸如三叶虫这样的多细胞生命以及寒武纪多细胞生物的大爆发。也就是说,只在5亿年前,经过了33亿年的漫长演化,有机体形成了自己基本的性格——稳定性与灵活性的合适组合。仿真研究,上世纪末叶,我写文章介绍过,仿真研究表明,代际繁衍最久的有机体性格,大约需要三分之二的稳定性与三分之一的灵活性。

     例如,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家的邻居,两个男孩儿,往返于北京和深圳,倒卖录音机,赚了不少钱,很快成为院子里最富有的邻居。可是惹来很多邻居的非议,似乎成为“不老实”做人的案例。人群的三分之一非常灵活,另外三分之二相当保守。改革开放继续,十年后,人们的心态不同了,也许三分之一相当保守,另外三分之二非常灵活。那时,“价格双轨制”时期,朋友们见面就问“你手里有多少吨钢材”或“什么型号的钢材”诸如此类的问题,有些朋友家里安装了传真机,收发的信息主要是钢材型号和售价。先秦社会的齐国“士农工商,四民杂处”,在经商大潮的时期,士农工商都要经商。社会失稳,因为三分之二的人不再保守自己的传统。失稳的社会当然很难长期繁衍,相当于38亿年前的RNA碎片。

     说实话,现在中国社会里已有越来越多不愿从众的独立思考者。社会也逐渐适应了这批独立思考者,允许他们发表反潮流的见解。可见,中国社会正在找到稳定性与灵活性的更合适组合。

图75 截图取自“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伦理学原理”2021年课堂用的心智地图。

 

     图75,可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关于西蒙“E算法”的章节,有机体的优化不同于数学的优化,西蒙称有机体的优化过程为“演化理性”——以局部寻优为特征,西蒙称数学的优化为“建构理性”——以全局寻优为特征。例如,人体器官或人体各部分的连接,有许多不优化之处。我们的大脑皮质,演化先形成了某一结构,那么后来形成的结构在颅腔里没有空间,就只能折叠然后继续扩展。

图76. 截图取自“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伦理学原理”2021年课堂用的心智地图。

 

     图76是“基因型地貌”的最简形态,只有一个维度——“特定物种承载的基因组”及其“适存度”(纵轴)。点B是一个适存度的最小值,意味着物种将消亡,故而这一物种为求生存而寻优,从点B爬坡至点C,还可能爬坡至点A,全局最优。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关于“演化基本方程”和“适存度”的章节。

     西蒙指出,由于是局部寻优,生命的演化有可能锁入死胡同。例如图75的右图,只有一个全局最小值,但是有两个局部最小值。演化寻优的初值如果偶然就在某一局部最小值的附近,那么,陷入这一局部最小值的可能性非常大。将来如果有某一竞争族群,也是偶然,寻优的初值在全局最小值附近,那么,很可能,这一族群的竞争将使那些锁入局部最小值的族群消亡。有鉴于此,人类永远希望借助全局理性来避免自己的演化路径锁入死胡同。此处不可忘记哈耶克晚年最后一部著作的核心命题:人类理性的“致命自负”,其实是对人类的永恒威胁。

     上述的两难困境,也是我多年思考的主题。我的态度,我称为“复杂性”思路。首先区分历史的局外人视角和局内人视角,其次,企业家——政治的和经济的,永远是历史的局内人,这是他们的本性。第三,哈耶克这样的学者,当他在历史的局外人视角下审视人类历史时,警告历史的局内人注意理性的“致命自负”。第四,布坎南这样的学者,生活在美国宪政危机的时代,当他挺身而出呼吁“宪政革命”时,他是历史的局内人。第五,所以,人类同时需要有局外人的视角和局内人的视角。虽然,历史的局外人永远只能扮演“密涅瓦的猫头鹰”——黄昏以后才起飞。

图77. 截图取自:Miquel Marin-Riera and Isaac Salazar-Ciudad,“Computational Modeling at the Cell and Tissue Level in Evo-Devo”(演化-发育中的细胞和组织层次上的计算机建模),Gerd B. Muller et. al. eds,2021,《Evolutionary Developmental Biology --- A Reference Guide》(演化发育生物学指南)。

 

     图77远比图76复杂,在基因空间(底层)与适存度的地貌(顶层)之间增加了两个映射——由基因型到表型的映射(请回顾第二讲图22)和由表型到适存度的映射。注意,这部2021年出版的大型工具书的第二主编,就是我在“导论纲要”第(3)项里列出的第一位核心人物“缪勒”。

     与第二讲图22我的手绘示意图相比,图77增加了一个映射——从表型到适存度地貌的映射。也许,这是“演化-发育”生物学视角下必须有的一个映射。因为每一表型都在生存竞争的环境里,与其它表型和其它物种竞争,很难预测它自己的命运。在“演化-发育”视角下,这种竞争过程可表达为一个映射。也因此,在适存度地貌里发生的是动态过程,那些初值偶然处于适存度低谷的表型为求生存而爬坡,它们可能攀登至右侧的两座山峰,也可能攀登至中央的一座小山峰。在左侧,另一些偶然处于适存度低谷的表型可能爬坡至全局最高的两座山峰。

     现在,我的第三命题:竞争不是智慧,合作秩序是智慧相依的。任何一个族群若要避免自己的演化锁入死胡同,就需要智慧,需要荣格描述的“集体无意识老人”的智慧,所以土著部落里具有智慧的是老人,他们被认为有最高的判断力——在完全没有相关信息的情况下做出重要决策的能力。所谓“高瞻远瞩”,不满足于局部最优。汤因比《历史研究》描写了不少消失的文明,都是自己锁入演化死胡同的结果,所谓“文明陷阱”——因为满足于自己辉煌的文明而拒绝离开局部最优,事实上,这些文明的主导者拒绝承认自己处于“局部最优”。我每次讲这一原理时,都想起王小波在《读书》发表的文章“花拉子模信使问题”。你们不妨找来一读,也好重温王小波的提醒。

图78. 截图取自“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伦理学原理”2021年课堂用的心智地图。

 

     图78左下方显示的是“智慧的维度”,这是我根据图78右边显示的2019年《剑桥创造性手册》第二主编施腾伯格在这部手册里的文章绘制的,其实是我的读书笔记,所以这张图很大,我称之为:“智力-创造性-智慧”三元定义图示。今天的课时快要用完了,智力-创造性-智慧,是第四讲的主题。

     再叨叨几句,关于图78,施腾伯格讨论的“创造性”,有四个维度;他讨论的“智力”,有五个维度;他讨论的“智慧”,有六个维度。我能感觉到,他在讨论智慧时,局限于西方思想传统,故而他可能继续增加维度却终于不能穷尽“智慧”一词的涵义。我还注意到,他不引述荣格。事实上,荣格在西方思想传统里始终是“边缘人物”。可是只有诉诸荣格,西方思想才可能接近智慧。我最近在谷歌检索关键词“Martin Heidegger and C. G. Jung”,只获得一篇旧文,1993年发表的,2013年再次发表:Richard M. Capobianco,2013,1993,“Heidegger and Jung —— Dwelling Near the Source”(海德格尔与荣格——在源头附近栖居)。这篇文章作者的姓名,让我想到意大利人。检索得知,他是美国一所天主教学院的哲学教授,以研究海德格尔闻名。维基百科只有很简单的词条“Richard M. Capobianco”,未披露他的出生年份。

图79. 截图取自“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伦理学原理”2021年课堂用的心智地图。横轴正向表示不确定性增加的方向,纵轴正向表示群体决策达成共识的难度增加方向。

     我即将结束这一讲之前,应当解释图79,即第一讲“导论”图1的左下图。注意,我贴在课堂用的心智地图里的超过两百张图,几乎每一张,我都写明原图索引,例如图79右下角,原图引自:Neil E. Harrison and Robert Geyer, 2022,《Governing Complexity in the 21st Century》(在21世纪管理复杂性)。这本书,2022年出版,其实是文集。

     我喜欢图79,因为我找不到比它更合适的图示来表达“判断力”的应用领域,即标识4和标识5的区域,也就是在群体决策过程中,最难以达成共识并且具有最高不确定性的那些议题,应当交由被群体认为智慧程度最高的那个人做出判断。

     在图79最靠近原点的区域(标识是1),英文名称是:技术理性的决策范围。这里只有最低程度的不确定性和最低的共识难度,故而这些问题可由技术官僚或人工智能去解决。

     其次,在图79标识2和标识3的两大区域,这里的议题不应交给技术官僚或人工智能。在标识2的区域里,议题有较大的共识难度但不确定性尚且不很高,这时就需要政治人物在各方面之间斡旋权衡。在标识3的区域里,议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但共识难度尚且不很高,这时需要专业化的“判断力决策”——典型如法官和医生的决策过程,这些典型,也是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一个脚注里讨论的案例。

     在标识5的区域里,议题具有最高的不确定性和最高的共识难度。这时唯一可依赖的,就是“直觉判断”,图79这一区域里的英文名称,我建议译为“无序状态下的直觉”。依照荣格的思路,我称这一区域为“集体无意识”与“意识”的融合领域。这样的直觉,才符合咱们东方思想传统。也因此,根据荣格的评论,这一领域可以产生伟大的艺术作品。当然,这本书没有讨论艺术作品。

     标识4的区域,是这张图的作者们认为需要“复杂性思维”的决策领域。我也同意这一名称,因为复杂性思维也需要智慧。

     回到第一讲图4的右图,网状因果。与西方科学假设的线性因果截然不同,我现在提出的这一命题,我认为最初是韦伯意识到的:面对网状因果,我们不可能有全局理性。

     我在第一讲解释过,网状因果与线性因果的本质差异在于有多重“因果循环”,以致任何一个结果都还是一个原因。所以,网状因果在数学视角下是无解的。西方思想传统拒绝分析网状因果,因为,这一传统的基本假设是宇宙有一个终极原因。在有神的时代,终极原因是神。在无神的时代,终极原因是科学探索的终极目标。东方思想传统对宇宙的基本假设,可以说就是网状因果。只不过,印度思想倾向于融入无始无终不生不灭的无意识感,而中国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则倾向于在现实的因果之网的任何一个局部寻求合理的生活。

     可见,图79在东西方思想传统里,是很不错的一个表达。至于究竟何为“复杂性思维”,是另外一门课的主题,况且今天也还没有定论。东西方思想传统,都有“企业家”的位置。企业家,就是要在网状因果当中凭直觉判断哪一条链状因果是收益递增的。这种判断当然要承担风险,只抓住一条因果链,如果抓错了,企业就失败。

图80. 我为第一讲写的“导论纲要”第(9):思维方式。

 

     这样,我基本上讲完了“导论纲要”的第(7)项。现在看看图80,我的“导论纲要”第(9)项。什么是中西传统定义的“聪明”?我调和中西,定义为“敏捷干练”。虽然,“聪”字和“明”字在中国古代有远为深厚的涵义。什么是中西传统定义的“智慧”?我调和中西,姑且定义为“远见卓识”。

     更困难的,也许是解释关于“创新”的伦理学,因为中国传统与西方传统关于创新的态度有本质差异,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关于创新的伦理学面对的主要困难。例如,英文“innovation”(创新),与企业家活动密切相关。在中国传统里,没有“创新”这一语词,但是有“标新立异”、“奇技淫巧”、“雕虫小技”、以及诸如此类的贬义词。

     中国士人以智慧而超然物外,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开篇已有铺叙。遇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士人的态度是“知常通变”。以“常道”之不变,应形势之万变。当然,在中国传统里也有“变法”的思想资源。只不过,变法不是主流,相当于前述的“三分之一”的灵活性。主流,相当于前述的“三分之二”的稳定性。

     我写的“导论纲要”九项,图80是最后一项。已讲完的内容,诸友在复习时,可借助“导论纲要”的下列两项:图81和82。

图81. 我为第一讲写的“导论纲要”第(4)项概要。

图82. 我为第一讲写的“导论纲要”第(6)和第(7)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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