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友读了萨老这许多观点，应能明白，他最关注的不是市场经济的效率，而是市场经济逐渐积累的不平等。巴克豪斯（Roger Backhouse）2017年出版的《萨缪尔森传》（Founder of Modern Economics --- Paul A Samuelson Volume 1 Becoming Samuelson 1915-1948，标题直译：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保罗•萨缪尔森，第1卷，成为萨缪尔森，1915-1948），应当是关于萨老的最新传记，很遗憾只有第1卷，是萨缪尔森三十岁之前的传记资料。巴克豪斯是经济思想史的名家，他的《经济思想史》企鹅版早已有中译本。显然，巴克豪斯认为，萨缪尔森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读本科时期深受老师奈特的影响。中译本更夸张，说奈特是萨缪尔森的“偶像”。其实，师生二人的思想关系十分复杂，参阅我贴在朋友圈的读书笔记。不论如何，萨缪尔森对市场经济的批评，确实传承自奈特。

这是心理事实，也是常识：情感方式很难迅速改变，不论生活方式多么现代化。人类是“社会性哺乳动物”，我在《行为经济学讲义》里提供了详细解释。那本讲义是2011年出版的，从那时到现在，十年时间，讲义的主要内容仍不必修订，尽管脑科学研究日新月异。晚近十年的研究进展，在我浏览范围内，确实有值得引述的文献，当然，继续支持我自己的论点。例如，心理学家巴莱特（Lisa Barrett）的最新文章和著作。她也许是现在名声最高的女性心理学家，连续主编了几部诸如《情绪手册》这样的工具书。在疫情期间的访谈节目里，她这样概述她的“情绪理论”（因为这一理论引发了她与一位脑科学权威人物的论争）：人类固然有五种原初情感——喜怒哀恐厌，但还有更多更细致的情绪，其实是由文化传统塑造的。我这里有一篇由她牵头发表于2017年的论文，标题是：how emotions are made — the new science of the mind and brain，直译：情绪是如何被制造的——关于心与脑的新科学。还有一篇由她牵头发表于2020年的论文，标题是：learning situated emotions，或可译为：学习嵌入于情境内的情绪。

钱穆多年前区分过“文化”与“文明”这两个语词，他认为，“文明”更偏重于物质生活，“文化”更偏重于精神生活。

上列两篇巴莱特的论文，第一篇雄心勃勃，要建立关于心与脑的新科学——文化与情绪的共生演化，第二篇脚踏实地，在日常生活中，她考察个体如何学习嵌入于各种场景的情绪。例如，你很难在婚礼上嚎啕大哭。休谟所谓“同情共感”的能力，使人们不会对刚刚丧偶的朋友表达欢喜之情。同时，休谟和斯密都注意到，习俗与伦常有显著的民族差异——在波斯符合伦理的行为在印度也许天理不容。

巴莱特的学说，适用于钱穆视角下“文化”和“文明”这两大观念的交集——人们在各种生活场景里的行为。人们在这些行为里表达的情感，例如婚丧嫁娶，并不随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而改变。应当表达悲哀的场景，不论多么现代化，也仍要表达悲哀而不是欢喜。

以上所述，是所谓“情感方式”的不变性或缓变性。借用数学模型的语言，生活方式是“变量”而情感方式是“参量”。数学模型很难描述的是，变量不仅依赖于参量，而且还与参量发生冲突。借用经济学的“比较静态分析”语言，如果变量连续依赖于参量，那么当参量只有微小变动时，可观测的变量不应表现出激烈甚至断裂的行为以致于在旁观者看来这些行为似乎依赖于完全不同的另一套参量。

韦伯最早意识到现代生活方式的理性化悖论。根据他的描述，工具理性逐渐将生活割裂为许多碎片，在每一碎片上运用理性原则，于是仅就这一碎片而言，生活是最优的。假如你是金融市场的雇员，那么，你每天离开家应直接去办公室而不是绕道去教堂祈祷之后才去办公室。假如你因工作压力而患了抑郁症，那么，你应找到一名临床心理医师而不是去找一名神父听你忏悔。假如你是学生，每天要完成家庭作业，那么你的效率原则驱使你仅仅完成作业而不是追根溯源搞清楚老师为何要布置这些作业，而且你认为“老师”只不过是如“手机”这样的工具。同理，森讽刺经济学家，说他们见到罪犯杀人却只能建议他换一件效率更高的凶器。这是因为，经济学家也生活在自己的碎片里。同理，医生与患者最理性的关系莫过于治病而不是谈论人生。韦伯将工具理性主导的现代生活譬喻为“铁笼”（iron cage），在这里，人们不再追问生活的整体意义。

韦伯访问美国之后感慨德国与美国的教育差异时，有如下的描述：德国的大学生对教授说：请你带我上升到你的世界里，我想改变自己的人生。可是美国的大学生对教授说：请将你的知识教给我，与我父亲付你的学费相称。韦伯补充评论：于是，美国的大学生很少崇拜权威。另一方面，德国大学生比美国大学生学得更多。反观中国的大学教育，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下甚至比美国走得更远。因为中国教师行为更受工具理性的主导，成为学生的楷模。

西方学术界关于韦伯的“铁笼”寓言已发表了不少专著，甚至，维基百科有“铁笼社会学”词条。这里，我只抄录维基百科“铁笼”词条的开篇：In sociology, the iron cage is a concept introduced by Max Weber to describe the increased rationalization inherent in social life, particularly in Western capitalist societies. The "iron cage" thus traps individuals in systems based purely on teleological efficiency, rational calculation and control. 这段文字的直译：在社会学里，铁笼是韦伯引入的一个概念，用来描述内在于社会生活的不断增长的理性化过程，尤其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于是“铁笼”将个人陷入于纯粹基于技术效率的系统之中，理性计算与理性控制。

据我观察，都市地区的中国人已在理性化的铁笼里生活了至少二十年。我知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学员的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这就意味着诸友在20岁的时候就开始适应铁笼生活，开始适应碎片化的生活。现在你们40岁，应当完全适应了这种生活。

碎片化的人生，如韦伯所述，使人生意义也成为一堆碎片。但是情感生活，尤其是海勒（Agnes Heller，1929-2019）所说的“深层情感交流”，就很难在碎片化生活中维持。以前的人们很难想象，情侣们在幽会中如此频繁地看手机。据我观察，那些在家族聚会或朋友聚会时主要在看手机的人，他们很可能习惯于将自己在这类场景里的行为视为“工具”——完成自己的功能而已，自我感觉没有整体意义的人，在不同场景承担不同功能。

我们可以沿着韦伯的思路，追究“铁笼”的制度根源。卓别林在“摩登时代”里扮演了一名工人，每天的工作就是拿着一只巨大的扳手拧紧机器上的螺钉，以致在家里他仍习惯于用扳手在人身上拧来拧去。奈特在讨论劳动分工的好处时，不忘记指出它的坏处——它使劳动者异化，使人降格为机器。人们不再读自己专业之外的书，人们对越来越少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多（knowing 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极而言之，像蚂蚁那样服从分工。或者不那样极端，至少，人们像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描述的那样，成为在单一维度之内生活的人（one-dimensional man）。关于马尔库塞1964年出版的这本书（中译本《单向度的人》），我抄录英文版推荐语里这样一段：the central problem of our civilization how to reconcile orginality and spontaneity and all the creative aspects of our human nature with a prevailing drive to rationality that tends to reduce all varieties of temperament and desire to one universal system of thought and behavior. 我的翻译：我们这个文明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缓解原创性与应时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持续驱使我们人性的全部创造性品质向着理性化从而趋于将全部品格差异和欲望差异简约为同一普适的思想与行为体系。

这样的生活方式显然不是中国的，因为它太偏激，完全不符合“允执厥中”或“执两守中”这样的中国智慧。写到这里，我想起我早期出版的一本文集《回家的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在北京大学南门外的风入松书店首发时，海报上写着：我们原本无家可归。这张海报，以及这本书“序言”的最后一段文字——我把这本书献给比我年轻的人们，献给那些生活在未来时代，目前活得并不幸福，甚至感到非常苦恼的人们，献给那些渴望回家的人们——在1998年的中国社会，这些文字引发了包括许知远在内的许多北大学生的共鸣。那时我也深感迷茫，我写的序言，开篇是这样的：远处一只白色风帆刚好驶入金红色的半轮落日里，被暗蓝色的波浪吞吐着，头顶上是火一般燃烧的云朵。沙滩上撒满多少年前死去的灰白色珊瑚骨质，白骨之下露出凝固了的铁色的火山岩浆。我在海滩上徒劳地寻找着，寻找我想要找的东西。其实我并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我只知道我不想要什么。我不断地想要卸去肩头那份沉重感，我不想放弃“滚石”酒吧和“感谢上帝又是星期五”餐厅里一杯啤酒的逍遥，我不想放弃任何尚未体验过的生活，我不想对自己说“我活过了”。因此，我不断地想要中止我的漂泊，我想回家，我想沉入宁静的睡乡，我想再看一眼遥远的童年。

从那时到现在，二十年的时间里，我在两所大学创办了“跨学科中心”，我创办并主编了一份刊物（《新政治经济学评论》），我用十年时间主持一所大学的实验教育。我的这些实践，似乎都在批判“单向度的生活方式”。假如我是决策者，我当然不愿意将中国社会引入上述的“铁笼”。

中国政治体制转型之所以复杂，因为摸着石头过河才走到河的中间，水流愈急，石头愈少，智慧愈高。

这就是中国人面临的基本问题，我称为“中国社会基本问题”。我说过，“基本问题”有三大特征：1）挥之而不去，2）求解而不得，3）百姓日用不知。

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情感方式之间的冲突，挥之不去，求解不得。我们普通人感觉很无奈，政治领袖责无旁贷必须求解。百姓日用不知，意思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难以摆脱基本问题的困扰却不知道这些困扰来自基本问题。你如果思考足够深切，当然就明白这是基本问题。虽然，你也许与我一样无奈，离不开现代生活方式，又不能脱胎换骨使情感方式适应生活方式。据我观察，在美国生活的中国孩子，如果三岁之前就在美国生活，以英语为母语，他们的情感方式似乎不再是中国人的，但也仍不是西方人的。他们也很苦恼，不中不西，生活在美国社会却始终有陌生之感，又无法生活在中国社会里，真是无家可归的一小群人。

所谓“深层情感交流”，海勒用的英文是“emotional involvement”。我用谷歌检索这一短语，发现那里的解释太肤浅，完全没有海勒1980年《伦理学》两卷本赋予这一短语的涵义。我琢磨了不少时间，决定将这一短语翻译为“深层情感交流”。在海勒的伦理学框架里，社会生活的核心内容就是深层情感交流。与此相对的短语，当然就是“表层情感交流”。如果，在人际交往中，我们只能感受到表层的情感交流，那么，我们是否应从这样的人际关系中退出？据我观察，许多人都想要退出，但似乎又维持着。于是，我们全体就都维持着这样的表层情感交流。我们以为这是社会生活，其实我们的社会生活已死。

附录：《萨缪尔逊教授与汪丁丁的谈话》及“谈话精选”

萨谬尔逊：让我告诉你，中国面临的大问题是什么吧。

假如你日益依赖于市场经济，那么将以各种的概率，倾向于日益增加的不平等。这是市场经济的实质。一些人努力工作，一些人走运，而另一些人则不那么走运，还有一些人比其他人受到更高的教育，等等。库兹涅兹曾经总结过，当经济发展的时候，收入不平等程度［例如以洛仑兹曲线或基尼系数描述的］会增加，然后，当经济发达起来以后，不平等开始降低。但是，大多数不平等程度缩小的情况是与“福利国家”联系起来的。而现在西方正在转向＂自私自利＂的社会...

日本为中国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中国从一个传统集权国家向着民主多元发展的时候，如何控制它的政府的庞大官僚阶层的权力？如何建立一套协调机制来结合政治家们的广泛而有远见的头脑与技术官僚的精巧管理方式？这个问题，就我所知，在日本，能够影响政治家决策的经济学家太少了。

汪：教授，现在正好谈到了一开始的话题，就是经济学家所抱持的伦理学立场。这也是你感到有兴趣的话题。

萨谬尔逊：在一个民主社会里，这是必要的态度。

汪：我和我的一些同事们始终认为，一个健康的市场社会必须要有相应的道德基础来支持。否则的话，你甚至无法谈论纯粹意义上的经济学。

萨谬尔逊：单有伯累托最优是不够的。那仅仅是必要条件，它假定一个社会已经是公正的社会了。可是如果社会还没有变成公正的，你就需要一些其它措施来纠正它，从而为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创造条件。瑞士人民比较幸运，那个民族比较单一，所以冲突较少，日本人也是这样。在冲突少的地方，比较容易实现社会公正，例如大家平等地接受高等教育。不像在美国这样的自由移民国家，不同种族之间的冲突使得＂自由市场＂难以自动变成公正的。所以，我自愿支付一些费用[给政府]，以便可以减少一些不平等。这些就是我给你的一些有关市场经济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