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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关于人类社会不平等现象的长期考察

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题目,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之后似未见过,直到,也许这本2017年出版的著作:Walter Scheidel《The Great Leveler ---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标题直译:伟大的平等机制——暴力与不平等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的历史)。中信出版社2019年的中译本《不平等社会: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人类如何应对不平等》以及封面,涉嫌“炒作”,刻意凸显原著作者并未表达的倾向性。
谢德尔(中信出版社的中译本将他的名字译为“沙伊德尔”)是奥地利历史学家,1984-1993,几乎十年期间,他在维也纳大学研究古代货币史并获得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古代社会经济史,长于“跨学科”世界史研究,在法国和英美的几所大学授课之后,2004年,他成为斯坦福大学“迪卡松”人文讲座教授。我在北京大学的学术服务器检索他的学术论文,所获甚少,只有一篇1996年的文章引我注意:Walter Scheidel,1996,“brother-sister and parent-child marriage outside royal families in ancient egypt and iran --- a challenge to the sociobiological view of incest avoidance”(标题直译:古代埃及与古代伊朗皇室之外的兄弟与姐妹或父母与子女通婚——对社会生物学视角下的乱伦规避之挑战)。这篇论文的思路——那时他在剑桥的达尔文学院访问研究,充分表现谢德尔历史研究的跨学科倾向。
如果由我来设计这本书中译本的封面,我要从这本书的第3章选择上面这张图做封面标题的背景。因为,这张图是这本书最引人注意也最重要的插图,从公元前7000年到21世纪,西方社会的不平等曲线,经历了三次激烈平等时期:1)罗马帝国崩溃以及大规模瘟疫,2)黑死病泛滥,3)1930年代的大萧条。
 
至少,如上图标题所示,在欧洲长期历史的视角下,导致激烈平等的四大要素,谢尔德称之为“末日四骑士”,这是英文版封面的背景——丢勒的同名木刻作品(详见下面的插图及我的注释)。导致激烈平等的“世界末日”四大要素是:1)全面战争,2)大规模的致死疫病,3)国家瓦解,4)社会革命。
 
西方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致死瘟疫(鼠疫),发生于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史称“查士丁尼瘟疫”。人口减半,社会整体萎缩至“生存水平”,土地无人耕种,地主的财富随之消失,这就是上图所示的第一次激烈平等时期。导致第二次激烈平等时期的,如上图所示,是中世纪后期的“黑死病”。然后是第三次,大萧条。历史资料不仅随时间而减少并且可靠性也会下降,不论如何,如上图所示,长期史视角下,三次激烈平等时期,摧毁财富的速度越来越快。
 
上面的插图也许需要补充关于纵轴的说明文字,在这本书的其余插图里,纵轴刻度通常是根据有限资料估测的基尼系数。虽然,基尼系数在当代经济学界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指标,但在数据显著不足时,学界通常以这一指标为财富或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近似度量。谢德尔在上面这张插图的纵轴不标明基尼系数,显然的理由是,九千年前,这一指标不可估测。
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的木刻:“世界末日四骑士”。作品年代:1497年至1498年。作品尺寸:38.7厘米高,27.9厘米宽。
 
其次,引发社会革命的一项要素,古今通例是财富或收入的极端不平等分布。不过,社会成员普遍可忍受的不平等程度,依赖于文化传统、治理艺术、武器效率、以及社会组织结构。
 
根据社会动乱与基尼系数的相关研究,基尼系数“红色警戒线”通常估测为0.45。例如,根据 Charles Tilly(1929-2008)的著作《集体暴力的政治学》,英国推行“普选制”前夕,1830年的基尼系数是0.44,当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激增数十倍。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他们的著作里指出,如果统治者为镇压反抗而支付的代价超过政治妥协的代价,例如在1830年的英国,则政治妥协是理性选择(详见我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第六讲)。
 
一般而言,谢德尔借鉴了“不平等可能性边界”(IPF),如下图所示,引自三位学者(Branko Milanovic, Peter Lindert, and Jeffrey Williamson)2011年联名发表于英国《经济学杂志》的论文,“Pre‐Industrial Inequality”《the Economic Journal》vol. 121,issue 551,pp. 255-272(标题直译:前工业时代的不平等)。
在这张示意图里,横轴刻度是社会成员的平均收入与最低生存收入之比,纵轴刻度是最大可达的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这张图所据的真实数据,三位作者使用了各国1990年购买力平价指数(PPP)和各国估测的基尼系数,如下图所示。
 
Branko Milanovic, Peter Lindert, and Jeffrey Williamson,2011,“Pre‐Industrial Inequality”《the Economic Journal》vol. 121,issue 551,pp. 255-272.
由上图可见,例如,英国1801年基尼系数是0.5,人均收入接近2100美元(PPP),并未发生大规模社会动乱。基尼系数低于0.5,印度1947年、肯尼亚1914年和1927年、拜占庭帝国公元1000年,都在IPF划定的边界上,由于人均收入太低以致社会很难忍受哪怕不很高的贫富差距。写了《西方为何统治世界,至今》的斯坦福大学古典学教授 Ian Morris 2013年著作《The Measure of Civilization --- How Social Development Decides the Fate of Nations》(标题直译:文明之测度——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各国命运)和2015年著作《Foragers, Farmers, and Fossil Fuels --- How Human Values Evolve》(标题直译:采猎者,农夫,化石燃料——人类价值是怎样演化的),特别指出,农业文明可容忍的不平等程度远高于根块采集与狩猎的社会,也高于工业社会。结合IPF曲线提供的解释,农业社会之所以可忍受最高程度的不平等,因为财富集聚以普遍温饱为前提。
 
回到谢德尔长期史视角下的不平等曲线,符合常识,集聚财富所需的时间远长于摧毁财富所需的时间。每一次激烈平等化的时期之后,是一个漫长的社会经济复苏时期。也因“平等”所需的时间太短,我才使用“激烈”这一修饰语。华尔街的常识是,漫长攀升所需的时间大约是贬值至33%水平所需时间的10倍。灾后社会财富的积累大致基于类似的理由:信任,必须重建普遍的信任关系。
 
同时,社会制度(良治)必须满足阿西莫格鲁论证过的三项条件:1)产权保护延展至足够普遍的社会群体,2)精英群体足够自律(节制强权),3)社会纵向流动性足够高从而社会的底层成员有希望进入上层。
 
2021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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