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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遗传学探讨,在这篇短文里,“族群”定义为共享着一些可观测特征的有机体集合。又根据“基因与文化共生演化”(gene-culture coevolution)的学说,族群不仅表达着基因类型(genotypes)而且表达着文化类型(cultural types)。避免关于“文化基因”的探讨,我更喜欢我自己使用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三维理解框架。我在二十年前论证过(《制度分析基础:一个面向宽带时代的讲义》),任一现象或观念,最好是建立这样的三维理解,参阅“图1”。两维或一维,不够充分。四维或更高维,很难直观。所以,康德、韦伯、迈克尔-曼、以及其他重要作者的重要著作,或隐或显,总是在三维理解框架内叙述他们的主题。
 
例如,“文化”,在物质生活这一维度表现为“器物”(或广义的技术),在社会生活这一维度表现为“制度”(或与制度共生的行为模式),在精神生活这一维度表现为“宗教”(或信仰及共享的意义)。又例如,“知识”,哲学传统的定义是“有根据的真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避免陷入这样的内涵式探讨,一种外延式的描述是,知识,在物质生活维度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集合,在社会生活维度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集合,在精神生活维度表现为“人与更高存在”之间关系的集合。
 
我需要提醒读者,首先,这些定义都是外延式的,因为我根本怀疑任何内涵式定义在演化视角下是否可能。其次,凡外延式的概念定义,基于可观测的性质,必依赖于视角。参阅我的另一篇博客文章(“发现价格”),观察现象,有“局外人”的视角,有“局内人”的视角。外国人观察中国的文化或知识,是局外人的视角,与中国人自己的局内人视角,二者互补。最后,可感受的未必可表达,而可观测的集合只是可表达的集合的子集。例如,图1所示,社会生活维度的“深层情感交流”,虽常可表达,却很难观测。
 
由文化的外延式定义可知,“制度”局限于社会生活维度。表现为“模式”的制度 = 博弈均衡+共享意义。肖特尔(Andrew Schotter)1980年代提供了一个狭义好用的定义:表现为“规则”的制度 = 博弈均衡。但是,我在《制度经济学三人谈》里强调过宾默尔(Ken Binmore)的一个洞见,博弈均衡可因漂移而失稳。有鉴于此,我赞成加州伯克利大学社会学家佛利格斯坦(Neil Fligstein)的建议,均衡行为必须伴随与它相适应的共享意义(shared meanings)才具有稳定性,表现为“模式”。博弈参与者们可能不再共享意义,“漂移”(drifting)使行为不再是“模式”(pattern)。在怀特海的“过程哲学”视角下,任何“模式”都只有相对稳定性。也因此,青木昌彦教授在自己的制度经济学著作里接受“半参量”这一无可奈何的概念。
 
现在我试图扩展的,是一个知识社会学命题,源于费孝通和吴晗1948年出版的著作《皇权与绅权》由费孝通撰写的前三章,在多年教学中,我习惯称之为“费孝通命题”,简单表述:“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就积累什么样的知识。”理学家倭仁坚决反对在同文馆开设“天文算学馆”,因为,“天不变道亦不变”,西方的算学和天学可能颠覆中国传统的世界观,意义漂移导致行为模式瓦解。在演化论视角下,“社会结构”只有相对稳定性,故而是表现为模式的社会制度。根据我尚未发表的著作《收益递增经济学》,在全部逻辑可能的行为规则当中存在一些互补性足够强烈的规则,称为“模式”——如果构成这一模式的规则集合,不宜增加也不宜减少任何规则。所谓“不宜”或“宜”,基于判断,而判断所据,阿罗称为“社会偏好”,源于奈特的“社会过程”学说(详见我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或《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简单而言,就是被社会认为重要的社会成员(所谓“精英群体”)关于他们感受到的各重要议题之备选方案优先度的共识判断。常见的情形是,也许因为既得利益群体的阻碍,也许因为价值体系不相容,也许因为相关的知识不足,求解真正重要议题的备选方案不能获得显著优先的排序,致使社会陷入危机甚至瓦解。凡此情形,都可称为“精英失灵”。简单社会和复杂社会,都很难避免因精英失灵而来的崩溃。不过,简单社会的重组代价远低于复杂社会的重组代价。迄今为止的社会演化史,尚未找到长期有效的纵向流动性选择机制,也许不可能有这样的机制。所谓纵向流动性选择机制,其实就是我常说的民营企业家的“接班人”问题,或者,精英群体的“吐故纳新”问题。
 
族群的发展,在局外人视角下,纯然依赖于族群掌握的知识。不难想象某一外星智慧已有数百亿倍于地球族群的知识从而足以影响地球族群的演化路径。在局内人视角下,知识如何增长,密切依赖于族群采取何种制度。例如,我常引述一位杰出的智利裔经济学家,齐齐尔尼斯基(Graciela Chichilnisky)的命题:文明能够达到的高度,取决于文明在它内部能够允许的不致瓦解文明自身的最大自由。如果自由太少,文明很可能被其它文明征服。如果自由太多,文明很可能自我毁灭。
 
图1. 这是若干年前我为EMBA授课时手绘的“生活世界”示意图,我将“市场”标识在“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平面之内,类似地,“家”、“企业”、“政府”,大致也在这一平面内。我将“教育”标识在“社会生活-精神生活”这一平面内,类似地,“正义”也在这一平面内。从原点出发,我画了一条绿色曲线,按照红色箭头标识的方向演化,是普通人可能的生活路径,它是三维空间里的一条曲线,新生儿的发育阶段主要沿“物质生活”方向但也有亲子交流这样的社会生活,随后的阶段,更多是沿着“社会生活”维度发展,同时也有精神生活,但往往必须遭遇“意义危机”,生活路径才更多地转入“精神生活”维度。注意,由三条蓝色线段构成的曲面界定了一个狭小空间,是韦伯定义的“传统社会”里普通人的生活世界。
 
 
2020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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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汪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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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学士(1981年),数学硕士(1984年),经济学博士(1990年)。但学位都是无用之物,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读完即可销毁。最近的工作: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长期坚持的工作:财新传媒学术顾问。教学及阅读领域:经济学思想史、制度分析基础、行为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与社会选择理论、演化社会理论——演化认识论与演化道德哲学。在公共领域内所持的矛盾态度:批判主流,关注思想,拒绝媒体。对任何学说及其说服者持温和的怀疑主义态度,这种态度不合逻辑,但真实,如Charlie Brown 一般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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