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量是慢变的现象，流量是快变的现象。这里出现的“量”这一字，对应于黑格尔逻辑学开篇“质、量、度”三元体表达的“量”这一观念。我在上一篇文章里写了，科学探索的一项基本假设是：慢变的现象，与快变的现象相比，通常由更基本（更宏观）的过程决定，是模型的“参量”。例如，在经济学家的宏观想象中，经济体内全部流量的一般均衡状态，仅当存量改变时才可能改变。经济学成为科学而不仅仅是学说，始于阿罗和德布鲁引入的角谷不动点定理。这一拓扑学定理运用于经济学，最关键的条件是：变量的均衡状态仅当参量改变时才可改变（参阅：Gerard Debreu《Theory of Value — An Axiomatic Analysis of Economic Equilbrium》第1章1.8.k）。

 

　　马歇尔的均衡观念，源自牛顿力学。不过，马歇尔之前，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均衡观念，我在以前的文章里说过，源自法国宫廷医师魁奈的“血液循环”譬喻。魁奈的体内循环模型也可运用于存量：仅当经济体内每一存量的入流与出流相等时，有存量均衡。晚近几十年兴起的社会网络研究（又称为“网络社会科学”），将社会视为“节点”与“纽带”的集合（节点集合与纽带集合的笛卡尔乘积）。魁奈想象的经济循环，嵌入于这样的社会网络，流入任一节点的量与流出这一节点的量，二者之差是这一节点的净流量。仅当净流量等于零，这一节点的存量达到均衡。仅当社会网络的全部节点的存量达到均衡，有社会网络的一般均衡。这一原理，在电工学教科书里称为“克希霍夫定律”：给定电路的任一节点，所有流入这一节点的电流的总量，等于所有流出这一节点的电流的总量。这是因为，节点不能储存电流。后来，朱镕基主持经济工作时期，最关注的指标就是“发电总量”。所据的基本假设仍是：电量不能储存，因此，发电量与用电量在中国经济宏观水平上必定相等。总产出的实物量与用电总量之间的比例是由固化在资本品里的技术决定的，相对于GDP流量而言，可视为“慢变”，即参量。例如，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神华集团报告的发电量，同期相比下跌四成以上。这一指标，预示中国经济GDP（流量）增长率将大幅下跌。类似但略为复杂的情形，2020年第2季度，美国经济的流量总值下跌三成，由此不难判断新冠疫情冲击下各行业萎缩的程度。

 

　　希克斯（John R. Hicks），197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他于1930年代在工资和资本的研究中引入了一般均衡分析。他的名著，标题是《价值与资本》。他的分析方法，以流量的“时间单位”为经济体内循环的微观时段，年、月、日、……。资本是存量，因折旧而慢变。根据费雪的资本定价公式，资本存量的价值等于它在生命周期里产生的净收入流量的贴现总值。如果流量变化的周期是“日”（当天消耗殆尽），那么，存量变化的周期可能是“年”（当年折旧殆尽），也可能是“月”或“星期”（商品库存盘点可能每月一次或每周一次）。不可再生资源（矿产、石油、文化遗产）的耗竭（折旧）过程可能数以百年计，取决于采掘（出流）的速率。可再生资源（森林、水产、土地肥力、新鲜空气）也许因“过度采掘”（出流速率长期大于入流速率）而成为不可再生的。

 

　　贝克尔晚期作品当中，我最喜欢的是他和墨菲等人的一篇争议颇多的工作文稿。因为争议，它有不同的版本，2000年收入他们两人的联名著作《社会经济学》，标题是“status and inequality”（社会身份与不平等），2005年发表于《政治经济杂志》，标题是“the equilibrium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the market for status”（收入的均衡分配与社会身份市场）。开篇概述帕累托以来社会科学研究的结论：任何社会，不论是原始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或任何其它类型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异取决于四项要素：1）random shocks（机遇）；2）inheritable social connections（可继承的社会关系）；3）ability（能力）；4）accessible capital（可利用的资本）。

 

　　上列四项要素都是“参量”，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的理性行为是“变量”。当社会的纵向流动性足够高时，底层的个体，如果能力很强，不难获得资本并被纳入上层社会关系网络。纵向流动性极低的社会结构里，这类现象极少发生，穷人愈穷，富人愈富，贫富分化愈烈，社会瓦解愈速。

 

　　社会科学家对社会负责，他们应当研究的，不仅是流量均衡，更重要的，是存量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