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标题，直译自200多年前的苏格兰启蒙思想，“the civilizing influence of the economy”。今天谷歌检索，只见到一篇2002年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标题改为“the civilizing effect of market economics”，远不如我的标题深刻。

      仍采取我的“社会思想”三维理解框架，“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直观而言，经济是在“物质生活-社会生活”这一平面内的活动。文明化，是在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这一平面内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德意志意识形态”，关注物质生活对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影响。韦伯写“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关注精神生活对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影响。吉登斯写“结构化理论大纲”（社会宪章），关注社会生活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影响。吉登斯之后的社会理论，主流已是综合的三维理解，也许我列出的三个维度在不同作者叙述中有不同名称。

      文明化，古典涵义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精致程度越来越高。这一涵义与马林诺夫斯基或吉尔茨的人类学“文明”定义互相补充，在全球化时代尤其重要。新冠疫情全面冲击世界，虽然政治体制不同，公众对病毒的态度却十分一致地遵循着“恐惧-歧视-适应”三阶段演化原理。目前的情形，似乎已进入从相互歧视到长期适应的过渡阶段。

      长期而言，现在已很少有人相信新冠病毒短期消失的假设了，长期而言，我们只能采取适应的态度。最擅长适应环境的，是中国人。多年前，李泽厚很通俗地将中国文明的核心概括为“吃饭哲学”（《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以前我引述过李零的考证，先秦百家皆源于“兵家”。继续引述李零，兵家的基本态度是“任势不任人”。每述及此，我还要引述金岳霖的名言：理有固然，势无必至。由于“势”的悠久历史，这一字就更难翻译，例如，勉强用英文的两个单词，“situation”+“force”，也还是不妥。美国思想传统，皮尔士-詹姆士-杜威，这一脉，勉强译为“实用主义哲学”，其实很接近“理有固然而势无必至”的思想，至少不坚守柏拉图的理，而是接近了“情理”，接近了“道始于情”的情理。苏格兰启蒙思想，到了里德（Thomas Reid）崛起时，形成了“常识理性”或“情感学派”。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必须有“因势利导”的态度。王小波认为中国人早熟于先秦时代，到了现代就显得十分圆滑。用北京话调侃，就是“甭认死理儿”。

      权衡利弊，中西皆然。摸着石头过河，这是不认死理儿的态度。经济的文明化影响，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影响，物质生活对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影响。任势不任人，被“势”逼到死角，眼瞅着就要饿死，世界上总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采取实用理性的态度应付眼前的危机，顺势就可改善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