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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烁和张进在凤凰网的谈话 王烁很帅吧---而且早就有“神童”称号

1月25日下午16时,财新传媒主编王烁先生、财新传媒常务副主编张进先生作客凤凰网财经高端访谈节目,畅谈财新传媒的使命与理念、国内财经传媒业界的趋势与发展,并就近期国内财经领域的热点话题展开讨论。以下为访谈实录。

主持人:各位凤凰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凤凰网财经高端访谈,今天来到我们访谈间的是两位国内财新传媒界的风云人物,一位是财新传媒的主编王烁,王烁先生同时也是《新世纪》周刊、《中国改革》这两本杂志的主编,他同时还兼任财新传媒旗下的网站财新网的总编辑。另一位嘉宾张进先生是财新传媒的常务副总编,他同时也兼任《新世纪》周刊的常务副主编,以及《中国改革》的副总编辑,请两位跟网友们打个招呼。

王烁:大家好,我是王烁。

张进:大家好,我是张进。

主持人:我们知道财新传媒作为一家公司,它成立的时间并不长,它在这么短的时间推出了这两本杂志,而且还推出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网站。大家都很好奇,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王烁:其实我们杂志刚刚开始,财新传媒从开始工作到现在,可能也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我们谈到你刚才提到两本杂志和网站,恐怕还没有什么成绩可以拿来跟大家汇报,最主要还要讲讲我们的愿景,将来我们还想做什么。财新传媒,我们想做成一个全媒体的平台,财新传媒现在大概有200位左右的同事,我们大多数都曾经在《财经》杂志工作过。我本人在《财经》杂志工作过11年,参与《财经》杂志的创建。张进也在这里,他曾经是财经杂志的副主编,也是在财经杂志期间作出重大贡献的新闻工作者。其他的同事,今天大多数都没有来,也有类似的工作经历。

我们过去和现在想做的都是一样的事情,就是用新闻专业主义的操作方法,提供有深度、有质量的、可靠的新闻内容。然后通过现在的互联网和传统的媒体技术和管道,尽可能充分的传达给读者。它包括纸面、互联网,可能也包括移动互联网的,可以包括音频、视频和其他可能出现的方式。我们对所有出现的新的媒介形式,比如说苹果,可能1月27号要推出新的平板,据说会是革命性的改变,我们也很关心。我们对所有这些新的通达读者的方式都很感兴趣。但是还要强调,我们是准备在这些所有的可能管道上传达给读者,是可靠的、准确的、有一定深度的新闻。

主持人:我们最关心的还是你们刚刚出版的《新世纪》周刊,从1月4号出了试刊之后,连续推出了4期。封面文章我们都很关注,就是想请两位谈谈《新世纪》周刊和在你们接手前的《新世纪》有什么区别,它未来会向什么方向发展,会不会又做成又一本《财经》杂志?

王烁:《新世纪》周刊是财新传媒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合作经营的一本杂志,应该说最大的区别是过去我们合作之前《新世纪》周刊是一本旬刊,也就是一个月出版三本,每10天出版一次。现在它是每周出版一次,是一本真正的周刊,我想这是最大的区别。它在内容的取向上跟过去没有太大的区别,它过去是一本综合性的新闻杂志,今天也仍然是,只不过现在是由财新传媒的采编团队来负责它的内容。我们会不会把它变成一本财经杂志?我想这是大家很关心的内容,我想不会。《财经》杂志是一本有一定专业色彩的财经专业媒体,它在内容的选取上,至少我过去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我只能谈过去的时候,它必须专注于财经、金融、经济,它对这几个领域之外其他领域的报道,应该说是自我克制的,因为这不是它主要的报道内容。

所以我想《新世纪》周刊作为一本综合性的新闻杂志,它必然不可能变成另外一本《财经》。但是我还要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它的内容质量。我们过去在《财经》杂志的时候,对我们内容质量的要求和我们今天在《新世纪》周刊,对《新世纪》周刊内容质量的要求是一样的,我们过去对我们的自我期许和现在对我们的自我期许是一样的,这是不会变的。

 
张进:《中国改革》定位于思想性和评论性是财新传媒的思想平台

凤凰网:我这边有一个问题问一下张主编,你们在接手《新世纪》周刊之后,大家都觉得你们这个团队从《财经》杂志出来之后,应该是有了一个新的平台。但是很令人吃惊的是,你们很快又参与经营了《中国改革》这本杂志,你们当时是怎么想的?包括我们网友有提问说,你们会如何解决这两本杂志相互竞争的局面,你让我们读者怎么去选择?因为显然要定你们两本杂志的话,又会多开支一部分费用,这个你们当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接这本杂志。

张进:《新世纪》周刊和《中国改革》月刊它们的定位是不一样的,《中国改革》是财新传媒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合作的一本月刊,它是由邓小平题写刊名的,它的宗旨顾名思义就是倡导改革、推动改革、研究改革、记录改革的进程。这两本刊物除了一个是月刊,一个是周刊以外,除此之外主要是定位的不同。因为中国改革的定位就是思想性、评论性,它是我们一个思想平台,我想它跟《新世纪》周刊是不存在竞争的关系,因为我们是同一波人在办,它们一定是互补性的,因此我想如果大家订阅上,不存在任何的冲突,希望大家杂志同时订阅,它会给大家带来不同的惊喜。

凤凰网:如果没有理解错,应该是《中国改革》会偏于理论、评论的方向,是不是这样的?

张进:可能这么说,偏重于思想性和评论性。

凤凰网:现在业界有一种评价,就是说你们想把《中国改革》办成一本中国的《economist》,你们内部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或者说愿景?

王烁:我想《economist》那么成功,那么有影响,当然希望能够获得那种成功。但是从内容上来讲,这差别太远,《中国改革》杂志我们希望它能够引领中国的改革思潮,通过它的思想性、评论性的这些内容,引领改革的思潮,帮助设定改革的议程,我们希望它能够起到这样的效果,但是它不是一本新闻杂志,所以它跟《economist》相距很远,也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和《新世纪》周刊没有竞争关系,因为《新世纪》周刊是一本新闻周刊,专注于新闻。

张进:你刚才问到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同时接手两本刊物,我想让我自己来回答,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人,我们这么多的同事,他们有更多的热情需要发挥。这样的话,有了两个平台,大家就可以更加努力来工作,来为我们的读者提供更好思想性的产品。

王烁:我们对未来平台能够提供其他新的机会也是抱着开放的态度。

我当年知道的另一位早慧儿童,就是张进。

王烁:财新网比较注重与读者互动产生的内容

凤凰网: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是问王主编,你同时也是财经网的总编辑,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你们是如何做到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互相融合的,因为我知道你之前在《财经》杂志的时候一直在大力倡导办财经网,并且在上面投入了很大的人力和物力,这块你到财新传媒之后又开始接手,重新开始做这样的网站,你是怎么想的?

王烁:财新网, caing.com,很多朋友都告诉我都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的解释就是caing.com意味着财经新闻进行时,我们把它变成财经网的一句口号,登陆财新网就能够看见这个口号。

一个网站,现在以我的知识范围来看,一个网站内容分三个部分,一个是由专业的新闻工作者,我们这个团队生产的内容,一块是由读者创造的内容,不一定只是读者,或者是一些用户创造的内容,一块是双方互动创造的内容。先说我们自己创造的内容,这是过去几年间,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工作队伍,非常艰苦但是非常坚定的完成了一个转型,就是我们这样一个采编工作队伍,内容生产的一个队伍,它做到了,在生产流程到内容生产的一体化,也就是说同样一位记者,一位编辑,他同时在生产不同出口的内容,这个内容可以出口到杂志,可以出口到网站,也可以出口到移动互联网。

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哪怕在今天我们跟外国同行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发现这仍然是困扰他们最大问题之一,也是传统媒体向全媒体转换的时候最主要的挑战。

在读者创造的内容这一块,我们可能比较多叫做web2.0内容,这块内容我们现在相对来说比较谨慎,因为我们比较注重财新网平台上内容的可靠和准确。读者创造的内容,很难普遍性的达到基本的标准,这块我们现在比较谨慎。

我们未来可能比较多着力在我们与读者互动产生的内容这一块,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将会推出一个叫做辩论的板块,我们设定一些大家关心的议题,然后我们推出正反两方面主要的辩论手,当然都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或者说是能够影响舆论的这样一些意见领袖。他们展开辩论,同时邀请读者参加,读者参加的方式,可以是自己发表意见,也可以对发表意见的这些辩者,对他们的辩论,对他们的意见发表意见。这就构成了一个双方互动产生内容的很好的例子,未来我们在这方面还会有很多的尝试。

凤凰网:你们在网上产生的这些新的内容,有没有可能会反向输出到杂志上面?

王烁:其实是一个好的想法,我们以前没有这么做,我们未来也许可以认真思考一下。

张进:我补充一点,我觉得咱们以前也是有过类似的尝试,比如说我们内部的提法叫做网刊互动,因为像网和刊虽然是两个平台,但是都是同一波人在做,有的时候会有这么一种交融,2008年的时候,汶川地震的时候,当时我们还不在财新,我们还在过去的老《财经》,当时地震的报导就是网刊互动的范本,我记得当时做完了以后,我们整个汶川地震的报道,还在北京的一次评奖中获得了大约叫全媒体奖这么一种非常独特的奖项。

王烁:张进说的很对,我刚才可能理解错了。如果是这种在一体化的采编队伍和一体化的采编流程中生产出来的内容,它最后放在杂志上的时候,很可能它的需要组成部分已经在网络上表达过了,这是完全可能的,通过文字、视频,这个我们做过大量的,不叫尝试,我们就是这么干的,过去这几年。我刚才以为你说的就是这种互动产生的内容,这个内容要放在杂志上,不是不可能。但是我们以前没有做过,我们将来如果要做,会非常小心。

那位采访他们两人的是谁?

王烁:不通过网络 传统媒体已经无法保持影响力

凤凰网:其实国内像报纸上网,或者杂志上网,甚至像我们本身原来也是做电视上网的这样一个工作。这样其实很多人都做了,但是像你们投入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去做这样一个网站,还是很少见的。这个你们是出于什么想法,像做杂志一样,从编辑理念这方面,是从职业的角度去考虑呢?还是这块确实是有商业的价值存在?

王烁:毫无疑问有商业的价值,我想无法毋庸过多论证,没有商业价值的话,那些以新闻内容为主的门户网站,它的生存空间在哪里?既然它们生存一定有商业价值。但是我从自己的角度来说,我想最主要的就是今天要保持影响力,甚至扩大影响力,我们必须要通过网络传播这个途径,仅仅依赖纸面的媒体,已经无法保持影响力,这是最主要的影响力。你要保持影响力,你不仅要快,你还要对每天发生的,你所覆盖的领域内重要事件,你都要有一个反应,很多时候还需要有意见。你只有持续不断的对重要问题有覆盖和意见,你才能保持影响力,这个不通过网络,现在已经几乎无法完成了。

凤凰网:但是传统媒体办网站,和门户网站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信息量是有限的,它不像门户网站是整合所有媒体的信息,甚至它有大量用户产生的信息在这个平台上。我这有一个疑问,你们作为传统媒体办的网站,如何把互联网大众化和你们专业性结合在一起,你们如何做到用户量的稳定增长?因为商业价值只有在一定的用户量之后才会产生。

王烁:这块我估计不是回答问题的最好人选,我只能截取你一部分问题来回答,十一年前,我们创办《财经》杂志的时候,那时候跟我们说,你们花这么高成本,去做一个你认为高质量的内容,你不会成功的。因为别人都不是这么做的,你这么做有什么理由证明你成功,我们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想只是我们喜欢做这种东西,我们喜欢,而且我们认为用专业主义的方式来做可靠的新闻内容,它应该有足够的需求。

这世界上成功的路有很多种,别人有别人的成功,我们希望我们选的方向也能成功,最主要的是,有些人想,就是说他的成功之路是揣测,他把他主要精力用在揣测潜在的用户和潜在的读者的需求是什么,然后他想我能最好满足这些需求。这些需求是什么?他不是那么关心,他只关心这些需求确实是他的客户有需求,所以他就满足,这是一种可能成功的路线,我们大概不会这样。我们在做这个路线,跟过去十一年一样,就是做可靠的内容,我们相信中国人对可靠内容、信息的需求是很大的,如果我们能够提供足够的,达到这种质量的内容,我们应

该能成功,这就是我们朴素的信念。过去十一年我们这么做获得了成功,我们相信通过互联网平台,提供的各种新的媒介和通达读者形式的丰富化之后,依然能够成功,因为这跟内容无关,这只跟形式有关。

凤凰网:就是你认为现在的财新网和十一年前的《财经》杂志,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相似形的?

王烁:你说现在为时过早,因为我在这里讲的,既是讲过去,也是讲愿景。唯独不是讲现在,因为今天的财新网还很稚嫩,还需要我们这个队伍生产潜力充分的发挥出来,财新网才能够达到我们对它一些基本的期许。

张进:但是我相信期许至始是相同的。

凤凰网:刚才你也提到了,现在财新传媒的人员组成基本上都是从财经类,或者说老《财经》过来的一批采编队伍。因为《新世纪》周刊实际是一个综合性的刊物,业界也有这样的疑问,就是说你们做财经报导当然专业性毋庸置疑,但是你们这样一波人如何做这样一本综合性的刊物?

张进:当年我们这波人都是从老《财经》过来的,毫无疑问,我们也不能太夸口,我们拥有相对来说在中国比较优秀的财经记者。但是在过去的一些年里面,我们也在不断的发展,除了我们继续拥有和保持我们拥有的财经记者之外,我们在法制、在环境科技、公共政策方面,我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人才,这些在我们过去很多封面报导,在我们过去老《财经》杂志的时候,它的封面报导里面都有体现。现在我们这方面的力量,不但得以保持,还在继续发展。我相信凭着我们的专业力量,凭着我们自己一以贯之的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在这两个方面,我觉得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仍然可以取得很过去一样的成就。

王烁:我想过去给读者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除了一些经济类的报道,还有一些非经济类的报道,比如说一些关于SARS的报道,不仅给我们带来很多荣誉,包括国际国内的各种荣誉,也包括一系列的法制类的报导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在财新传媒的平台上,我们采编结构的组成,现在也充分反映了,它是一本综合性新闻杂志的一个需求。我们包括法制、环境、科技、社会、民生、文化,这都是现在在新的《新世纪》周刊能够看到的一个结构。每一个板块,都有富有经验,水平非常高的同事在主持。

王烁:中国在2010年退出经济刺激计划不存在悬念

凤凰网:我们看到这几期的《新世纪》周刊,一直在关注像第一期试刊就是通胀,然后最新一期是信贷,这个实际上当下我们所有人都很关心的问题,因为通货膨胀是跟普通人息息相关的,信贷问题跟通胀又是密切相关的,我想请问两位,你们对通胀和信贷问题是怎么看的?或者你们在采访中有没有什么内幕可以给我们透露一下?

王烁:其实在2010年最大的悬念,政策面上最大的悬念,就是说从2008年底,2009年初启动的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问题。这既是全世界的问题,也是一个中国问题,那么应该说没有悬念,2010年的主题就是退出,问题只是如何退的问题,以什么节奏、什么时间表、什么力度来退的问题。应该说2010年初,大家非常意外,2010年前两个礼拜信贷规模就超出1万个亿,这个水平不比去年差,大家非常意外。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意外,决策层放出了好几个政策,可是效果还不是太好,从前两个礼拜超过1万亿,到前20天的时候接近1.5万亿,还是放贷的速度规模好像没有如何降下来。大家对两个问题就非常担心,第一个问题是资产泡沫问题,也就是说房地产和股市,它们存在不存在泡沫,如果存在泡沫,在这样澎湃、磅礴的信贷投放潜在支持下,资产泡沫是不是有失控的可能?第二个问题是通胀,这两个问题也许有一定相关性,但不完全一样。第二个问题是通胀,CPI已经由负转正了,那么虽然现在是百分之一点几这样一个水平,仿佛不值得担心。但是大家在担心一旦形成明确的通胀预期,通胀率的攀升可能是一个迅速的过程。一旦通胀率向上急剧攀升接近2位数,对政策层面可能倒逼又是比较猛烈的过程。

今年大家可能最主要关心的就是这种澎湃、磅礴的信贷投放与政策面之间的这样一个博弈,它博弈稍微失控,不管是哪方面的力度超出预期,都会给市场带来比较大的波动。今年我估计是这么一个形势。

凤凰网:我这边有一个北京市网友的提问,就是说在当前中国的所有经济问题中间,包括我们之前金融危机的情况,现在我们面临所有的问题,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不是通胀?有没有比通胀更严重,更急需我们解决的这样一个问题?

王烁:通胀这个概念,不是每一个人用通胀的概念都很清楚它在说什么。这要看通胀率等于零的时候,这是大家希望的结果吗?我估计不是。2%或者3%的时候是不是比较理想的情况,可能很多经济学家觉得2%和3%还可以,5%呢?怎么样?通胀率为5%的时候,很可能也是一个高速发展增长的经济体能够承受的一个数字。通胀率如果上升到2位数,又是一个什么结果?你说到通胀是一个严重问题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你问的到底是什么水平的通胀率?现在通胀率由负转正,大家比较大的担心是它迅速的窜升也许2位数,比如说谢国忠他认为,从他的文章来看,他认为可能到2位数,那么到2位数会引发比较剧烈的政策反弹。如果不到2位数,如果是5%上下,它会引发比较剧烈的政策反弹吗?不见得,我不清楚,我觉得不一定。5%左右的通胀会成为中国最大的问题吗?我相信不会,肯定不会,所以我分阶段回答你的问题,如果到10%,就是,那就是中国最大的问题,经济层面最大的问题,如果是5%,不是。那么你如何经济政策的主管部门,它如何协调它的政策与市场有一个良性的互动和博弈,使得通胀控制在一个温和的水平上,这样就一切都好。如果失控就如你所说最大的问题。

凤凰网:我理解网友提这个问题的意思是这样,就是他认为现在之所以产生通胀可能出现的一个呼声,是因为去年我们有了4万亿,有了信贷宽松的政策。他想问我们现在应不应该去着手控制信贷,控制通胀,还是说我们要继续刺激经济,我们是不是现在已经走出了金融危机?

王烁:国家统计局的发言人有一个正式的回答,就是我们走出了一个标准的V。标准的V我们当然已经走出了经济危机,而且以前有人担心会不会有一个W,就是有一个所谓二次探底,这个问题,大家现在也不太担心。而且据说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二次探底,从历史上来看,从来没有一个W型的走势。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但是我看到过这样的说法。假如说W的这种可能性并不太严重,我们现在肯定走出危机了。无非说未来这种经济增长的方式可不可持续的问题,又回到我们过去五年来大家一直在谈论的问题,中国政府高度依赖投资,高度消耗资源的发展模式,高度依赖出口的发展模式,它的可持续性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问题,不是一个短期问题。

张进:既赞成市场化的改革又批判市场化的弊端是我们秉持的原则

凤凰网: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是安徽的网友提的,想问一下张主编,我们如何在媒体报导这一块,坚持我们团队原先在《财经》杂志所坚持的这样一个报导事件的公正性,如何防止媒体被利益所牵引,失去它的中立和公正,失去过去你们所倡导的“独立、独到、独家”这样“三独”的方针?

张进:我想起2008年当时我们都还在财经的时候,那正好是十周年,那期的杂志上,当时我们的学术顾问汪丁丁给我们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叫做《与民间社会一同成长》,或者叫《与民间社会共同成长》,大约是这个标题。这篇文章里面对我们过去十年所走过的路做过一次总结,其实概括了我们的立场、判断,内容写的很好,也是比较精辟。我印象当中大概记得他的大意就是说,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既坚持效率的原则,同时又坚持正义和公平的原则,既赞同市场化的改革,又批判市场化的弊端,既引领潮流,又批判社会,大概是这个意思。有可能不是原话,但是是我们一以贯之的秉承的原则。在我们的内心是希望能够摆脱两重制约,一个是来自新闻的一些限制,一个是商业利益的牵引。但是到做到这两点,确实是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个是我们自己内心坚定不移的愿望,这么一个勇气。

另外我们也会从一些技术上来进行各种各样的,就是想各种各样技术的办法来使我们做到这一点,比如说像未来有可能建立一个叫公信力委员会,这是什么含义?我们会聘请社会上一些具有名望的独立人士,让他们和我们一起通过各种方式,最大限度使我们的报导避免你刚才提到的两个制约,我相信过去从老《财经》1998年创刊以来走到现在,我们坚持下来,我们的将来只会做得更好。

王烁:我补充一下,财新传媒建立的新闻公信力委员会,是由吴敬琏老师来领衔的,它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新闻为公的这么一个基本原则,不至于受到权力和商业利益的侵袭。而且我们过去在《财经》杂志的时候,和现在在财新传媒主要就是我们同样这些人。

“独立、独家、独到”这句口号是由杨大明提出的,他现在也是财新传媒的副总编辑,所以我看不出我们有什么变化的理由,而且我们跟过去一样,也有一个我们每一位同事都有的一个《职业守则》,我不知道国内其他媒体有没有,这个《职业守则》就规范了什么不能做,不能做的事情,比如说不能够收红包,不能够因为商业利益的干扰来影响你的新闻判断,这样一些有很详细的一套东西。

凤凰网:这边还有一个北京网友的提问,就是财新传媒现在有杂志,杂志里有周刊、有月刊,还有网站,听说还有进一步的在其他多媒体的发展方向。它是不是打算做成一个全媒体的集团,目前来看是只有杂志和网站,未来进一步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打算,比如说其他的媒介形式?

王烁:其实刚才我已经说到了相当一部分,同样我说的主要是愿景,因为一切都刚刚开始。我们希望,比如说你看《纽约时报》。《纽约时报》现在是全球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化的一个领头的探索者。它的特点就是它一以贯之提供高质量的新闻内容,同时,它不放过任何一个新出现的通达到读者的渠道,它什么都在跟进,它跟进它自己的网站。

我曾经写过一个博客,上面写的标题叫做“读《纽约时报》至少有6、7种方法”我忘了,但是从那以后,我发现它可能又发展出6、7种新的方法。因为一旦有一种新的媒介形式出现,它就跟进。它最新的一个消息是它跟苹果公司谈好,在苹果要推出新的平板电脑上销售它的新闻内容。《纽约时报》是我们学习的方向,我们也会做同样一个逻辑的事情,提供高质量的内容,通过我们能看到的任何一个平台,只是我们现在刚刚起步而已。

凤凰网:就我个人看到您对于微博,对于twitter这样一种形式实际上是很热衷的。作为财新网有没有可能发展这样一种,通过这样的一种技术手段来实现内容的传播呢?

王烁:我今天在twitter上大概有8700多个关注者,在中文twitter用户中是比较多的,当然跟微博上的无法相比,但是,我之所以用twitter,我是传统媒体,我去用这些所谓新媒体的工具,我主要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不了解所谓新媒体传播的性质是什么,我怎么才能够跟它共存。

我用了这些之后,我的体会是过去一段时间,大家比较担心的,像twitter或者微博这一类媒体,大家说的比较多的是它对传统媒体构成的挑战,我自己通过比较大频率的使用,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一种互补。

我觉得专业媒体的可靠内容和微博、和twitter这种传播方式的结合,几乎是天作之合,是再完美不过的。所以如果有可能,传统媒体与twitter,或者微博这类结合是我们考虑的方向。但是有一个问题,就在于这种传播方式是你无法控制的,而你在国内的现实环境中,完全无法控制的这种传播方式,它的风险也比较大。这种风险说不定会对你的传统媒体和专业媒体本身带来负面的影响,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去构思,但是要操作我觉得每一个传统媒体都要三思而后行。

王烁:财新传媒要超越《财经》过去的成就必须超越自我

凤凰网:从2009年开始,我们看到国内的财经媒体出现了洗牌的格局,包括老《财经》的人事变动、《经观》的团队出走,包括像新华社这样的国家队,也进军财经媒体市场,二位是怎么看国内这样一个财经媒体的新格局呢?

张进:这是好事,我觉得进程可以让大家共同努力,做出更好的杂志来,这样对于广大读者都是好事,所以将来的格局,说实话我们现在也无法预测,我们会关注其他的兄弟媒体,但是我们很少对他们做出评价,我们只是希望通过大家,通过所有媒体的共同竞争,能各自做的更好,这对读者来说也是好事。

凤凰网:以现在的财新传媒这样的一个团队,你们打算如何去超越过去?因为我们知道老《财经》在商业上实际是很成功的一本杂志,一个双周刊做出了上亿的产值。

张进:这应该是我们负责经营的团队来回答,好像比较合适一点。

王烁:还是跟你说一些原则性的意见。你这个问题,我会分两个层次来回答,第一个首先是我们超越自我。过去我们在杂志现在取得的成功是昨日之我,现在今日之我如何超越昨日之我,要靠自我的一个提升。首先是我们这些人本身同一波人要超越自我,要提高水平,开拓视野,这是自我超越的过程。其次,我们的平台是不一样的,过去杂志的平台和今天我们在财新传媒上的平台是完全不同的。

今天财新传媒杂志的平台,我刚才已经告诉你,是一个全媒体的平台。我们有充足的资金支持,能够支持我们去做刚才说过很多次的,在一个我们想像到所有的接入读者的媒介上,传播我们高质量的内容,这个商业模式。我们今天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做这件事情,过去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在杂志期间没有能够实现,现在可以。

张进:应该说我们的平台,我们的条件比过去更好,唯一要做的就是我们努力超越自己,努力取得更大的进步。

凤凰网:我们很多网友对你们的封面文章都很感兴趣,包括你们的封面和重头报道。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你们这边现在正在关心哪些新闻事件或者话题,有哪些有可能成为我们《新世纪》周刊下一期的封面?

王烁:封面是不能说的,但是道理是可以给你讲。2008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财经》杂志,我们在香河开了一个全体大会,成立十周年,大会上我有一个发言,当时对于未来杂志的报道,应该往哪些方向走,我有一些表述,这些表述今天也仍然能够成立,这个表述是什么呢?

在金融、经济领域里面的报道,这些报道中国已经全面跟世界接轨。举一个简单的数字,全世界市值前10强的公司有好多家中国公司,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中国经济的规模,中国经济这些操作者们的视野和能力已经跟国际接轨。国际接轨也就是说,在这些领域里面的新闻有多大都有可能,取决于这些操作者他们的想像力,同时,再大的新闻也都常态化。常态化就是说,不会说一年出一个,一年出好多个,也许每个礼拜出一个,我们一向擅长做这些东西,我们要巩固住,跟进,接着做,但是我们要意识到它已经常态化了。

另外一类新闻,是在社会领域和公共领域。这里面我们都已经看到,从过几年以来,在这些领域越来越多的有重大新闻报道的导火线,越来越多。这考验一个新闻媒体的新闻判断力和操作能力。如何能够审时度势的覆盖这些热点,同时有持续性的覆盖这些热点,这是考验一个媒体的基本能力。我们希望在这些领域里面能够有所作为。

张进:王烁提起类似的会议,我也记得那次王烁说的一个分析,最后一句我记得很清楚。王烁可能也许还记得,大约就是说,“认识并理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并总是寻求超越”。这其实也是我们一以贯之要做到的事情,将来在这一块仍然会产生大量的封面选题和重大报道的选题。

凤凰网:我们今天看到中国改革出了一个英文版,这个问题想问一下张主编,出这个英文版是不是说明财新传媒有进军海外市场的想法?

张进:这个还是由王烁来回答。

凤凰网:现在除了外宣类的刊物,很少有看到杂志出英文版的。

王烁:这一本英文版,应该说是基于一个传统。就是我们在《财经》杂志的时候是出年刊,每年底出一个年刊。过去2年出了2次英文年刊,就是年刊有英文版本。这次我们出了这一本《中国2010》杂志,我们觉得它的厚重跟过去的年刊可以比较,我们想是不是仍然出一个英文版,于是我们就出了。

当然我们之所以出英文版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国际上关心中国的读者和潜在的读者对于来自中国,由中国人生产的,但同时英语的水平和这种看问题的方式和写作的方式,能够接近于他们习惯的那套做法,比较接近,这样一种内容对于海外读者来说是非常稀缺的。

他们并不少看见来自《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对中国的报道,但这类报道的区别,它们是由美国人或者外国人写的,我们是由中国人写的,但是语言、逻辑、世界观是他们能看得懂的,这就跟国内过去比较多看见的那一类,与外宣的那一类英文材料差别有很大。所以我们想在《纽约时报》和外宣之间有很大一块空间是可以由高质量的,由中国人生产,但是用英文内容来填补的。我们也在认真的思考这种可能性,也是财新传媒可能考虑的一个方向。

凤凰网:经感谢王烁和张进参与,也感谢各位凤凰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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